登高行远

——评《发现东方》中的“文化输出”思想

刘娟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正如《发现东方》一书书名所标识的那样，近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衰落，以中国、印度等古老国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较量中败下阵来，逐渐沦为一种边缘性、被遮蔽的存在，丧失了为自身及人类进行思考和言说的权力。人类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了西方世界，而随后又转移到了美国。东方文明的失落，一方面出于被动，但另一方面乃是某种主动放弃的结果。自清末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家整体实力上的衰弱让国人陷入对自身文化深深的怀疑和自卑当中。西方，在其自身的宣扬中，代表着更高层次的文明，从头到脚散发着理性、自由、民主、进步的迷人光辉，而东方则在这光辉中迷失自我，蜷缩在了灰暗的角落。赛义德让我们知道这光辉与灰暗不过是西方的一套把戏，目的就是使东方内化西方中心主义的这套逻辑，认同自身的虚假身份和悲惨处境，以进一步巩固其霸权地位。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反思国人对民族文化的怀疑和自卑更显悲凉，即便当中国已开始渐渐恢复往日大国形象之时，我们仍无法充满自信地面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认祖归宗这一原本天经地义的行为在当下却陷入欲言又止的尴尬与困境之中。《发现东方》正是对这种尴尬和困境的回应。纵观全书，读者可以发现此书并非典型的学者式诘屈聱牙的理论著述，而更带有宣言性色彩，通过向我们指出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发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者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当下现状的深刻担忧，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世界性输出的信心。处理文化这样的“大问题”实在需要勇气，稍有不慎就会流于空疏，成为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作为一位理论家，同时也是书法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作者显示出其思考中的现实依据和指向。因此，我们在《发现东方》看到的并非盲目的乐观，也并非一味地悲叹，其中有着对“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之可能性在学理的论证，更关注着将这种可能性实现的具体举措。当然，作者也有他的矛盾和困惑，更多时候，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而同时，他也热忱地呼唤着国人的自信。在绪言中，他说道：“知识分子都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它们对人类整体走向的预计是悲观中蕴含着乐观。”这既是夫子自道，也是对吾辈学人的殷切期盼。

一、思路的转变——文化输出势在必行

作者在书中一再申明，文化输出是发现东方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发现东方是一种理念，那么文化输出就是对这种理念的践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不乏践行文化输出的志士仁人。然而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输出的步伐慢了下来，甚至长期处于只引进不输出的局面。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无情地轰开中国大门时，侈谈文明与文化似乎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如何使民族摆脱受人奴役的屈辱境地才更迫在眉睫。也因此，从那时起中国就一直进行着一场对自身文化进行改造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民族文化作为国家积贫积弱的深层原因遭到严厉的批判和否定。以汉字为例，作者指出：“汉字发展的命运充满了坎坷和悖论，是一个由‘神’性到‘王’性再到‘罪’性的降解过程……随着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呼声在20世纪中国不断高涨。”将汉字废除而改为拼音文字的提法一直不断，在信息技术兴起之时，汉字还被断言因无法输入电脑而将被历史遗忘。在这种自卑中，传统文化因其“落后”而只能尘封在历史当中，无法参与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文化的自我传承已经很成问题，更毋庸说对外输出。

然而，作者指出，“文化输出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后者并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甚至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赶超中国之前，他们的文化输出就开始了。”这提示我们，不应当对文化输出持一种“无为而治”的态度。很多人认为，眼下中国当务之急是要集中全力提高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只要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了，自然就能吸引其他民族去了解和接受我们的文化。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作者强调，文化输出更应是文化主体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尤其当国家正处于上升期时，文化——这一国家间竞争的软实力更是不容小觑，它不仅可以形成本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且对于塑造一国的国际形象、减少不同民族交往过程中的误解与争端具有重要作用。

在文化输出方面颇有成效的莫过于美国。相较于中国等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美国建国时间较短，虽缺乏深厚的传统积淀，但代表了一种年轻的文明形态。“美国梦”所宣扬的机会均等、努力进取、大胆冒险等精神不仅鼓舞着一代代美国人，促成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还在其强势的文化输出中，被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作者在书中将美国文化概括为“三片文化”，即大片、薯片、芯片，分别代表了文化娱乐产业、食品文化和科技文化。这三片紧紧组合在一起，配合着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其同质化力量让人欲罢不能，大有全世界共一个美国梦之势。

但是这种输出与传播也并非完全奏效。对于美国文化的大举入侵，即便是西方世界也多有抵触，举电影业为例，许多固守艺术原则的欧洲电影人对于好莱坞模式表示出明确的拒绝，而欧洲三大电影节与奥斯卡所形成的对抗之势，也是这种龃龉的表现。青春期注定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于人类文化而言也是如此。美国文化确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对这种文化的大肆鼓吹也滋生出众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与争端。不断爆发的地区性战争、日渐恶化的环境问题、人类精神的虚无主义化、消费主义导致的物欲横流……这一切使人们认识到：人类若想和谐而长久地存在下去，单靠美国式简单、直接甚至粗暴的方式是绝不能行的。人类文化本身就该是各有其长、形态不一，完全同一化绝非健康之态。东方文明的美丽精神作为一种平衡的力量受到世界的关注，人类需要在其中寻找诗意的栖居之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中国的文化输出势在必行。

二、任重道远——“文化输出”应到达思想的高度

在探讨中国文化的输出问题时，《发现东方》试图提出一个整体性的方案和构想。作者将人类交流分成实用、艺术和思想三个层面。实用文化是日常生活文化，包括茶、瓷器、丝织品、工艺品等等器物方面，处于文化交流的最底层；中间层是艺术文化，即文学、书画艺术、曲艺等形式；而最高层也是最深刻的当属思想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输出大部分停留在实用文化的最底层，而内蕴丰富的中国艺术也只是被符号化为对书法、京剧等艺术门类的表面化和片段化认知，其中充满了歪曲和误读，满足着西方观者的猎奇心理。因此，作者指出，“文化输出”决不能停留在实用文化、民俗民情的一般层次，只有思想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文明的内部神经。如果没有对中国哲学与美学的理解，很难想象一个外国人在面对倪瓒、朱耷等画家之作时，可以参透那些简到极致、荒率孤寒、几近怪诞的画面中所传达的深刻哲思，从中看出生生不息的生命感。只有到达思想的高度，整合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要之处，配合实用文化和艺术文化等可接受度高的文化形式，才能提高文化输出的有效性。

思想的输出，具体来说就是翻译中国优秀书籍向海外输出。作者直言这一想法是受玄奘取经、译经、传经之伟业的启发。如果说玄奘是由外向内的引入，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则是由内向外的输出。在传播过程中，对信息和负载信息之符码的拣选十分重要，就文化输出而言，前者涉及书籍内容的选择，后者涉及具体的翻译问题。作者将思想输出的内容量化为300部优秀著作，包含三个层次：其一是思想型输出，主要包括从先秦古籍一直到清代的重要作品，其中蕴含着传统文化与民族智慧的精华，最具民族性和独特性，但同时也是最难进行译介的，其中涉及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以及翻译语言的使用问题；其二是对话型输出，主要收录经过西方现代性冲击以后的学者之作，从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到民国时期的胡适再到今日的张岱年、季羡林等，他们大多拥有东西方的双重学术背景与视野，经历过华夏文明从传统迈入现代的激烈动荡，能够全面反映20世纪中国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思想面貌；其三是20世纪以来的文化生态著述，主要展现当代中国学者对于时代命题与未来处境的思考和应答，是当下中国最新思想与学术发展的写照。这三个层次横跨古今，是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梳理和发掘，不止于传承历史，更着眼于现实和未来，以历史为师、与古人并肩，让传统在现时代复活，形成共时性的互动。

毫无疑问，这项工程是浩大而艰难的。而更为棘手的是，在当今世界，英语依旧是信息传播的主导性载体，作为边缘性语言的汉语如何实现向英语的有效转换，尤其是那些距今时代久远的古籍类著作以及难以言传的诗词歌赋等等。困扰前人的问题同样困扰着我们。作者深知这一点，但也向我们指出了这项工作目前已取得的一些成绩。除了培养、组织更多优秀的研究型翻译人才以外，增加汉语的学习者也是一条重要途径。根据国家汉办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10年10月，各国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这个数据令人鼓舞。不仅走出去的效果卓著，中国还日益成为海外留学生的目的地。但作者同时指出，仅仅进行语言教学而忽视文化的力量会使输出效果大打折扣。他提议建立“新西方”中国文化学校，将教学内容延伸至语言文字以外的传统文化艺术，“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同时更能体悟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学习汉语是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相信随着熟知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中西之间的思想交流将会更加深入，减少误解和偏见，冲破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直面人类生存的困境和不安，在彼此参照和互相激发中探寻安顿灵魂的更多可能性。

三、顺势而为——现代传媒带来的机遇

思想性著述的读者多集中在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中，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电视、电影、音乐、绘画、舞蹈等直观可感的传播形式更具有可接受性。作者呼吁，在“读图时代”，应当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制作能够系统展现具有“文化中国”精神价值的《发现中国》高清电视文化片。在此方面，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播出的一系列优秀纪录片堪称范例。事实上，近几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制作水准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已于2011年1月1日开播，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播出的国家级纪录片频道。该频道采用中英双语，24小时全天候免费播出，并达到了全球覆盖。它以“全球眼光、世界价值、国际表达”为定位，推出了诸如《舌尖上的中国》《大唐西游记》《美丽中国》《故宫100》《新丝绸之路》等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全面反映了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和雄奇壮丽的自然风貌，也向世界呈现出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的当代风采。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将为全球观众所了解。

无疑，现代传媒技术的发达为文化输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而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出现在电影、绘画、音乐当中，中国热持续升温。但同时也该看到，在消费主义大潮之中，许多对中国文化所谓的“发现”、“创新”仅仅停留在表面。急功近利于文化而言是最要不得的。缺乏对历史和前辈智慧的深刻理解，没有对当下中国乃至人类整体境遇的反思，只满足于各种符号的胡乱拼贴和粗制滥造，是对民族文化的无礼和亵渎。笔者以为，邻国日本在此方面颇有可资借鉴之处。举日本动漫产业为例，动漫产业作为日本文化产业的一大支柱，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在日本动漫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传统文化要素的应用，如在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中，视觉要素是多元而丰富的，涵括东西方不同元素，清新自然充满季候感的日式观感与西式建筑器物并行不悖。但在主导影片灵魂的思想层面，宫崎骏则将他对于战争、现代性压抑、人性、环境等等问题的思考融入其中，并试图以一种中和的美学态度调和其中矛盾，从日本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美的热爱、对神灵的敬重以及物哀的美学追求中找到精神支撑，从而构筑起一个属于宫崎骏自身的世界。也正是这种及民族又世界的方式使得宫崎骏电影在世界范围内都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元素，怎样才能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是文化输出者们需要细加掂量的。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方式的多元化、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变得更为便捷，这一切都向我们展示了文化输出的明朗前景。对于这项事业，作者这样写道：“尽管理想遥远，但路总在脚下，重要的是‘登高行远’。”“登高行远”语出自《中庸》“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一句。在这个充满着喧嚣与骚动的浮躁时代中，这不啻是孤独的喟叹，更是对真正的学者与知识分子的一言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