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学术与书法双重境界

 

范迪安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在当今学术界有一位富有独特造诣的学者，在文艺本体论与文艺美学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国学研究与西方思潮研究，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等方面，深入致思，独成己见。他的许多著述思维跨度很大，兼有充分的思想深度，我每次读来，都感到为之一新。他提出的许多学术问题，例如文艺研究中的本体论意义，现代性与当代文化价值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对话，发现东方与书法文化输出，21世纪中国文化创新与中国形象重建等，都是当代学术的前沿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他阐发的见解，在当代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位学者就是北大著名教授王岳川先生。

 

王岳川教授部分著作书影

 

在进行学术思考和研究对话中，王岳川教授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领域也倾注了大量精力，并为当代中国文化书法的倡导者和书法文化发展的推进者。著有《书法艺术美学》、《中国书法文化精神》，主编了洋洋二百万言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大书法讲演录》，最近又将推出新著《文化书法》、《王岳川书法对话录》等。他在文化与书法的研究中的文化推进和意义创新，值得申说。

 

       

 

                     

王岳川著作书影

 

王岳川教授多年前提出了“文化书法”这样新思想，认为“文化书法的当代意义在于：尽可能正确处理书法与文化的关系，在充分继承书法文化传统的同时有所创新，强调创新不是所谓的标新立异追新逐“后”，而是对文化的担当和传承。尽可能在书写中融入个体对文化的理解，在书写中表征出强烈的个体人格精神，书法成为人性修为的一种文化蕴涵，达到传统文化修养、个性人格精神和艺术形式的中和统一。” 之所以提出“文化书法”，因为书法在中国文化重新崛起的新世纪，已经超越了技法层面的有限意义，而具有了中国文化形象的象征意义。近些年来，书法高等教育的蓬勃兴起，书法本科、书法硕士、书法博士和博士后教育的展开，以及国家教育部成立的中国书法教育指导委员会，都表明中国作为书法原创国重兴国粹、再创辉煌的文化自信力和体制性保证。因此，当代书家不应只满足于技术性的创新或拓展，而应该使自己“学者化”。书法不仅仅是技术，它更是一种“道”，最高的书法境界是哲学。只有具备了超越天地人之间的思想境界，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学术文化精神的书法家。

 

    

王岳川文化书法书影

 

提升书法的文化品位，张扬书法艺术的文化意识，成为王岳川教授的积极主张。他认为，不要把传统变成文本，而要变成一种精神，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流过去。他坚持书法是一种学术文化，应有哲学思想贯穿其中，才能达到艺术创新。真正有学术建树和知识推进的书法家在注重笔墨功夫和韵味（书法性）的同时，应加强学术文化层面（学术性）的研修提升。书法作为中国思想中最精微的部分，能够承载21世纪的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文化是书法的本体依据，书法是文化的审美呈现。书法是“无法至法”的艺术形式，分内法和外法，内法包括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等，外法包括生命之法、境界之法和精神之法。书法超越技法而成为直指心性的文化审美形式，从中展现出生命的境界和哲学的意蕴。书法要达到炉火纯青绝不能满足于技法，真正的书法家都是在“技进乎道”的历练中去追求宇宙大化的心性价值的，那些止于技滞于巧的书法是不足观的。

 

王岳川书王羲之《兰亭序》

 

在当代书法的文化定位这个书法发展的基本问题上，王岳川教授强调书法的原创性和寻找国际审美共识，坚持认为中国书法需要具备一种大师气象和国际眼光。在他看来，21世纪中国书法艺术的价值取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真正的原创型书法家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书法大师。当代中国书法最大的课题在于寻找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把结构张力、笔墨情趣以及幅式变化这些语言从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散到更大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去，形成一种国际性书法审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现代艺术的形式通约，融入我们的本土文化内容，使之充实而具备现代形式美感。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将更多变成意境，形式将更多变成语言，最终达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完善结合，变成国际性的、具有审美共识性的书法美。王岳川指出，从本土主义出发后，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书法。就是说书法不仅仅是东方化的审美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的审美需要。

 

王岳川临集王羲之《圣教序》局部

 

在当代书法文化批评方面，王岳川近年来发表了多篇讲话和学术访谈，其触及问题的深度，发人深思。他认为，衡量一位艺术家最好的尺度，就是看他在当下日盛的流行文化或者泡沫文化前的反思性深度，以及对历史的深切了解所达到的文化哲学的悟性。只有庸俗的评论家，才会不负责任地对一切新潮的东西加以低能地叫好，才会无原则地从事短期行为的平面性文化泡沫活动。在现代性的境遇中，艺术家的“真”与“伪”之别在于其是怂恿价值平面化，还是追问思想的深度。

 

王岳川临王铎《豹奴帖》

 

王岳川临王铎《枯兰复花图卷》局部

 

王岳川关于当代书法的见识，基于他在“文化研究”领域所作的思考。近年来他提出了“文化输出”的见解，可谓相当精辟。他认为，近代以来东方权力中心逐渐消退，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之国，而是成为一种“东方主义”式的边缘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文化输入”成了主潮，这不能不是一种文化险情。如果中国全盘西化，甚至连汉字都要拉丁化的话，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将成为一种空话。如今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保存我们经典文化，为西方提供一种“另类文化”或“他者文化”，而应该扬弃传统，力求创新，强壮主体，在新的国际文化格局中提供一种差异性的文化认同。当今世界一流学者在东西方文化问题上，基本上是求差异而不是求相同。从中国文化的本源出发，将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映衬参照，以新的文化创造形成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课题。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保持自己文化的个性，当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经过“拿来主义”之后整合的中国新文化，就有可能逐渐实现自己的文化“输出主义”！这种文化上的国际视野和书法发展上的全球化视野，对于弘扬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抵制文化误解，对抗有意误读，是具有战略性的文化见识。

 

王岳川《书法正道》

 

  提升书法的文化品位，张扬书法艺术的文化意识，成为王岳川教授的积极主张。他认为，不要把传统变成文本，而要变成一种精神，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流过去。他坚持书法是一种学术文化，应有哲学思想贯穿其中，才能达到艺术创新。真正有学术建树和知识推进的书法家在注重笔墨功夫和韵味（书法性）的同时，应加强学术文化层面（学术性）的研修提升。书法作为中国思想中最精微的部分，能够承载21世纪的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对于学界经常提及的书法反思，他认为有四个重要方面：总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更新观念，对当代实验性书法的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顶尖级人物的书法理论与艺术实践；将这些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并策划组织英文水平好的专家，将中国书法界的代表著述译成外文在西方出版发行，输出中国现代形态书法实践的思想，使世界真正了解当代中国书法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王岳川临王羲之《兰亭序》

 

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文化会不会被同质化、一体化？面对这个尖锐问题，王岳川回答道，全球化不是同质化、也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差异化、对话化、多元化。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化不等于美国化，美国化不等于基督教化。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会在原本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文化结构中提出某些修正，形成一种调整，促成互动与对话。在当代文化的多元对话中，中国书法提出的一些新的艺术范式、新的智性范畴，可以作为整个国际文化新的资源和艺术创造新的动力，这也是真正意义的续接中国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理论播撒、理论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被动的纳受者。中国同样应该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理论播撒和输出新理论，形成理论旅行，一种对等的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主义。在艺术对象、艺术接受方式、艺术传播机制、艺术价值功能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艺术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新世纪中国艺术实践和理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王岳川书老子《道德经》句

 

就视觉文化的范畴而言，中国书法的非意识形态性和抽象性，使得西方有可能最多地、最大面积地接受。在中国书法普及了二十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书法大师，只有中国书法的国际地位提高了，才可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形成更多的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书法文化的输出。在新世纪，书法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

 

王岳川书孔子《论语》选录

 

在王岳川看来，当代书法创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为谁写”，“怎样写”和“写什么”。他认为书法不能“赶潮”，那会造成一个时代的书法群体在羊肠小道上的拥挤和类型化。当代书法需要学术精神资源，只有当学术进入到当代书法的思想和神经之中，民间立场与经典力度，个人色彩与精神境界，市场实现与价值提升，才有一个新的基础或平台。在这个新的基础或平台上所形成的不同书法精神文化进路，是书家个体自己的选择并对选择负责，在多元时代不仅需要，实属正常。

 

王岳川书管仲《管子》语

 

王岳川在学理层面的书法之识，显示了他宽阔的眼界和厚实的学养。他提出重视有价值的书法跨国化的文化交流，使书法和书法研究不再沉醉在本土昔日的辉煌中，而是参与到今日国际性的新话语权力运作关系网络中，进行全新的自我度量和自我定位，这对我们在思维上超越原有的书法价值估量，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的学术思考基于文化的总体发展性和变革性，使得他能够站在超越书法技法的高度，看到书法调适文化差异、弥合文化对抗的文化力量，从而获得了中国书法文化输出的超迈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岳川具有一种学术前沿意识，一种文化多元开放意识以及人文科学与书法的多学科整合的务实进取精神。

 

王岳川书陈继儒《小窗幽记》句

 

除了书法理论批评以外，王岳川从小习字不辍，遍临名帖。上大学期间曾经获得四川省大学生书法一等奖，全国大学生书法优秀奖，国家教委书法比赛一等奖等。在执教北京大学期间，长期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教学工作，以思集识，以识带笔，形成了他学者型的书风。

 

王岳川书孔子《论语》句

 

王岳川教授早年专攻颜楷，用笔取势筋骨厚重，追求恢宏磅礴的大美。其后转向二王行草，用笔行中带草，方圆并施，又补之以学术浑厚之气，不激不厉，颇富文人韵意。再后取苏之酣畅意态和米之风樯阵马，结体稳中富险而兴随笔划，章法错落起伏而又真率自然。自九十年代，他全力攻草，潜心怀素王铎，融入自家性格，使得书法既有文人情怀的温润，又有专家炼达的风骨。其草书善以线条切割空间，形成奇险结构。运笔时锋酣墨饱，一气呵成。清劲飞扬的用笔，使字体间架上下呼应，左右顾盼，笔断意连处更显出活泼飞舞的动势，整体上具有淡泊萧闲、冲气为和的境界，将古典草书的逸趣转为一种今日文人的逸情；其楷书则具颜真卿的凛然正气和率真神韵，显示出旷达的胸臆和从容的心性。

 

王岳川书法孟子《孟子》句

 

王岳川的书法美学追求是线条运行所造之境。依我浅识，书法以线条为生命，气韵生动的线条是最富于美学意味的语言。在王岳川的作品中，那些经过思想和感觉过滤的线条，以其纯净的运行轨迹不仅述诸视觉，也述诸精神。那变化丰富、莫测端倪的线条集合，其势、其意、其味、其情难以穷尽。在线条的舒展中，可见书家心手合一的纯度已化为一片天机的律动，让人通过这种指腕使转所留下的轨迹，反观书家的心路历程，体验书家的心灵世界。按王岳川的理想，中国书法在新世纪当做跨文化的前锋使者。这个使者的本真性质，应该就是披染了文化情怀和具备视觉感性的线条。书法艺术那忘怀骋情的线之脉动，实在是心之脉动，是书家自在自为的“我之境”。这种最直观而又最内在的视觉艺术形式，当成为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对话的桥梁。

 

王岳川《天地五行》

 

王岳川书陶渊明《桃花源记》

 

正是从生态文化发展的意义上，王岳川教授在传统“文人书法”式微之后提出新世纪“文化书法”的理念，坚持“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十六字教学方针，并强调书法的中和品格、创新意识、生命体验、高妙境界等的紧密关联，对中国书法的国际形象和精神生态平衡价值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这种将书法纳入国际文化发展大语境中加以思考的思路，值得书法界认真思考，从而使中国书法在不断创新的精神意识中，成为人类审美的重要文化方式。

 

王岳川书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