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重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软实力

——王岳川、李优良书法文化“活化经典”对话

 

李优良：一年好景随春到，四时风光与日新，非常高兴在辞旧迎新之际，能荣幸地邀请到著名国学家，书法教育家，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岳川先生，进行新一期新春书法文化的对话。首先，祝各位书法界的同道，新闻界的同仁及各界朋友们，大家新年快乐，全家幸福。

王老师好，2018年在您的带领下，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北大书法研究所成立15周年以及北大书法研究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书法活动，包括书法的学术讲座、北大书法系列展览等等，在社会上取得了很好的影响。记去年新春我们做过一场关于书法文化的对话，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有很多书法界的朋友们都在翘首以盼我们今年对话，有关今年的对话主题我也思考了很久。我想，2018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今年2019年我们将迎来共和国成立70周年，澳门回归十五周年，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时间段，我们如何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让书法艺术传统文化发挥最大的作用，践行文化自信。我想请王老师谈一下您的一些思路。

 

王岳川：春节将临，祝各位在新的一年登高行远，更上层楼！

书法是国学重要组成部分，绝非小道。我认为：书法是汉字文化圈的文化核心，是国人审美教育和精神陶冶的重要方式！正是在这个高度上，在百年前的1918年，蔡元培校长在北大成立了三个会，是整个中华民族现代教育中第一次提出把这几门艺术带进大学校园，它们分别是：北大书法研究会——沈尹默任会长，北大画法研究会——徐悲鸿、陈师曾等负责，北大音乐传习所——刘天华担任教授。我们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蔡元培校长要成立三个看起来好像和学术没深层关系的艺术研究会呢？

蔡元培校长在提出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后，很快就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新理念。作为校长，他认为书法不是为了卖字赚钱，画法不是为了囤积卖钱，音乐不是为了生计的艺术技能。他将中国的音乐和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相联结：一个人要读《诗经》才能找到自己勃发的情感；在《礼记》《仪礼》《周礼》中找到自己进退取舍的秩序和规范；最后在音乐中完成人格的完成与升华！

北大书法研究所要续写百年前蔡元培校长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今天随着教育部门对书法的重视，书法一步步脱离了“雕虫小技、夕阳红、老头儿乐、儿童的启蒙”这样的形象，书法它有这样的功能，但不全是。比这些更高的思想是一个民族要成为世界的领先者、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恰好有一门文化形态，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它的英文名字是calligraphy，中文名字是“书法”。英文翻译过来是优美的字母书写，和我们所说的书法不太一样。中国的书法可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书法的浩然正气，走一条康庄大道，而不能去走一些歪门邪道，我们要走的这条大道叫做“守正创新”。那些崇洋媚外、唯洋人是尊、跪在洋人面前捧红后现代的艺术，是一条歧路。在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成立的15周年，也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以及书法研究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坚持书法所成立时的口号：“守正创新”，这就是我们要走的正路。

 

李优良：在今年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在北大校园里看到北大所有的标语用的都是王教授的这句“守正创新”。今年总书记有一个讲话叫“历史不可以选择，当下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创造”，这个创造也包括了创新，这个创新从哪里来，我们所说的守正创新，守正在我的理解就是把中华民族优秀的、正统的文化继承下来，并将它活化，把这些变成我们今天社会发展可用的力量，可用的元素，让我们的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作用，也是我们文化的力量。

那么中国的书法作为文化的一种传承，汉字作为表现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方式，他中间蕴含的而不仅仅是艺术，对我来说艺术仅仅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最高的内涵是要表现我们的文化思想，哲学思考文心字面，这点很重要。也就是说要活化我们的经典，让这些经典在今天指导我们的创作，或是成为我们创作的规范和标准。让我们把他传承下来，也就是我们书法所提出的16个字方针中的“回归经典”。那么请您谈一谈如何通过文化书法教学使人们可以熟知经典，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发挥它的作用。

 

王岳川：我作为在北大做了西学20年，做国学20年的老师，认为首要的应正本清源。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应知先后，如果不知道先后，就不知道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央领导提出了守正创新，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在2003年成立时，我就在思考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提出书法问题一定要和普通美术学院、师范院校要有所区别。因为北京大学大师林立，国学泰斗比比皆是，于是我提出了“文化书法”。这跟欧阳中石先生还有关系，欧阳先生一直立足于“书法文化”的研究，北大的文化书法不仅传承了书法文化，还把文化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叫做“文化书法”。有了“文化书法”的理念，还必须有具体的步骤，光是有了战略不行，还得要有具体的战术。

于是，我提出了十六个字：“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回归经典，有人说经典很多，从秦代李斯到晚清康有为，甚至到当代，一直都有很多经典作品出现。再说魏晋，我们认为一直追溯到王羲之、王献之时代，才是中国书法自觉的时代，是中国美学觉醒的时代，是中国人觉醒的时代。王羲之之前所有书法家写的字都没有署名——李斯的小篆、蔡邕的三体书、钟繇的小楷等等。唯独王羲之的作品相当一部分都落了羲之、羲之顿首。“守正创新”，伟大的人物很少提出“创”这个字，毛主席说“推陈出新”，他为什么不说“推陈创新”，因为我们的“新”要建立在我们民族的“根”上，要从民族的生命中把那些陈旧的、过时的、不好的东西剥除减弱；要把好的东西弘扬光大，老树长出新芽，铁树重新开花，这样我们的书法才会长出新枝。

相反，我们看看今天有些人把西方的印象派、裸体派、“驴打滚”派、现代派、后现代派等等搬过来，让书法成了裸体书法，成了人民群众看不懂的怪书，还骂人民群众都是文盲看不懂。他们好像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我不认为这样。真正的英雄是人民，人民塑造了我们的历史，人民创造了文字，人民创造了书法，同样也该由人民来评价书法。一种艺术心里丢掉了人民，所谓艺术家就成了无根的艺术家。

 

李优良：习总书记有一次讲话说到：“一个艺术家要为人民书写，为人民述怀，为人民抒情。”就是说不管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一旦脱离了人民，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我记得你在一次课上说，经典是妇孺皆知的，大师的经典大家都能读懂，比如尼采、苏格拉底等等。有些人说：“我是专家，你们是业余的，所以你们才看不懂”，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

 

王岳川：是的。李白、白居易，托尔斯泰、歌德，他们是大师，谁都读得懂；达·芬奇也是，没有谁会说读不懂他的《蒙娜丽莎》、《丽达与天鹅》；贝多芬《命运》、《英雄》，柴可夫斯基《交响曲》、《如歌的行板》，全世界70亿的人民群众都喜闻乐见。而只有那些自封为大师的人，脱离人民的人，甚至是井底之蛙，还自封为巍巍高山的人，人民才会不懂他们写的字。因为他们的脚跟已经自“独”于人民之外了。

“守正创新，正大气象。”“正”这个字刚刚解释过了，就是正统的、正脉的、根源的。我们不能彻底的西化，但也不能完全地排斥西方文化；好的东西我们照样要学习，不好的东西我们坚决抛弃。“正大气象”的意味着我们重视根本，这个根本在书法上就是文字，“书”这个字有两层含义，一指文字，二指书写。文字是祖先创造后遗留下的宝贵财富，最早的仓颉造字，后有汉代《说文解字》、清代《六书通》、《康熙字典》，20世纪的《中华大字典》，可见中华民族创造文字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如果写错字、写烂字，我认为那就不是书法了。有一种非汉字书法，更是与书法离题万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意思就是：走我们自己的路，同时吸收别人的营养，最后长成自己的审美风貌。

北京大学作为国家的教学单位，我们坚持书法正脉：一，要坚定不移地维系书法正脉——文字。因为我们叫“汉字文化圈”，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侮辱、调侃汉字，不尊重汉字，甚至废除汉字，“汉字文化圈”就很危险了。二，书写，要优雅地书写、典雅地书写、书卷气地书写、精神气地书写，而不能匪气地书写、大字报式地书写、恶狠狠地书写。

有人说百花齐放才是春，但那必须是“花”，百家争鸣也必须是“家”。我们都知道做学问的人很少叫做学问家，他们一般自称为“学者”。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位舞蹈家，人们都称她为舞蹈家，但她却自称为“舞者”。记者也从不叫“记家”，而只叫“记者”。唯独书法，人人都敢称“家”，还有人叫著名大家、大师，羞矣！我认为人人都该知道羞耻二字，“八荣八耻”中的“八耻”应该牢牢记在每一个写字的人心里。

 

李优良：今年习总书记到了北大，他看了一本关于书法的书籍，那上面的书法应该是简帛书。当时总书记说，我们的传统文明，传统的书法文化，一定要很好地继承下去。在这之前习总书记到了海淀区的一个小学，他对学生们说：“你们知道吗这是甲骨文，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还有一次总书记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根植文化本身，一些重要的、看起来比较偏的，比如甲骨文的研究，一定要重视和发扬。总书记曾多次提到对书法、对文字、对文化的重视，归根结底就是文化自信问题。中国书法史中的一些书法作品，不仅仅是字写得很好，他也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正能量，代表了当时的学术思想，是当时的社会主流民族精神。我认为总书记的意思应该是：我们要让这些经典的艺术作品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时代发挥出它们的作用、活化我们的经典。请您谈一谈经典在今天的时代意义和普世价值。

 

王岳川：习总书记到北大，看了汉简书法之后做出了指示。当时我也在学校里，我就在想，日理万机的中央领导人，能够关注到这样一个细致入微的事情，可见文化已经被提到了国家的重要日程上。我们作为书法人——“书者”，更应该认识到书法的重大意义。

我们接着谈“守正创新”。“正”的就是经典。徐悲鸿教绘画，教西画就要去画石膏，画手，画鸡蛋，要去写生；画国画，要调笔墨，也要去写生，比如画花。请问达·芬奇在画蒙娜丽莎的时候，他得画多少的手、耳朵、鼻子、脸蛋？而今天，很多人拿照相机拍张照片就开始放大临摹，所以今人多是匠人，而不是艺术家。

问题来了，书法怎么向生活学习，怎么去写生？大自然有山有水，所以叫山水画，有花有鸟所以叫花鸟画，那么书法有吗？大自然中没有书法，没有楷书、没有篆书、没有隶书、没有行书、更没有草书。书法的写生就是“临写经典”，那些历史上写得极好的书法，就是今天要写生的临品，当然要潜心临习它们。

古代孙过庭、颜真卿、赵孟頫、文徵明、王铎从少年写到死都没乱写过，都在临写经典书法中创出自我经典。而今天一些人一辈子“过宝山而空手而回”，一辈子“没有入门就出门”并最终站在门外。正如坚持“出入说”的王国维所说，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走进学术的大门，却洋洋得意地说自己是学术大师。从这点上来讲，历代的经典就是我们该写生的，历史上诸多人物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经典。尤其是宋以前的书法经典，因为宋以后笔法失传，所以宋以后的草书有更多的“匠气”，而宋以前的书法大多还有二王的魏晋风度，还有魏晋的笔法。守正、传承经典的含义就在这。而很多当代人，可能因为他的书法在市场上卖得还不错，就天天重复自我，写厚德载物可以写一千张，据说有些人写出来的字就像复印机一样，这样还能进步吗？同样的内容他可以写几百张，不断重复自己，又油滑又缺乏创新精神又缺乏新的动力，根本登不上巍巍高山，这就是中国书法界今天存在的弊端。

汉代尚气，魏晋尚韵，隋唐尚法，宋代尚意，明代尚趣，清代尚朴，而当代尚的是“俗”。苏东坡有首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他的弟子黄庭坚接着说：“唯俗不可医”。文化部广电部反低俗的作品，反那些恶俗的东西，可见这个“俗”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真的得到了文化部门的重视。

作为书法工作者，再也不要自称为“家”了，离自成一“家”还有十万八千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活化经典”的含义：第一学习重视经典，第二把经典精神充分变成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敬重、我们的虔诚，而不是糟蹋经典。“文革”干过了破四旧、批斗教授、大字报铺天盖地，那个时代已经被否定了，我不希望今天的时代仍然有“大字报体书法”，黑压压的、恶狠狠的、汹涌澎湃的那种恶，已经成为民族的痛，它应该已经过去了。

我有一句话骨鲠在喉不知当讲不当讲，“文革”已经被否定了，但“文革”式“大字报书法”还在坊间流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而且，一些写怪诞书法的人，从他们的年龄看正好就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正如《法制日报》文章《坏人变老了》：一些凶狠的红卫兵如今已经变老——坏人变老了！那个时代他们凶恶地打倒了沈尹默、打倒了季羡林、打倒了启功……，还有不少人被他们活活害死。如果今天再出现一些反文化、反文学、反典雅的大字报书法，我认为是对民族、对祖宗的不尊敬，后患无穷。

“活化经典”的第三个含义——让我们祖先的精神血脉从我们的身体上传承流淌过去，这样这个民族才会有出息，不会变成一个不会继承和反省的民族。曾参“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多次反思自我，我们难道一百年还不能反省自己一次吗？“活化经典”就是学习经典、尊重经典，然后把经典变成我们的精神，然后要让我们的艺术也出现经典。曾经有人对我说，王教授，我是现代人，写的是现代后现代的书法。我笑着问他，再过五百年你是什么人？他眨巴眼睛哑口无言。我告诉他五百年后你叫古人！不要认为自己多么现代，每一个时代都以为自己很现代，当年吴昌硕、蔡元培都认为自己现代，但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正在或已经成为古人。

历史就这样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只要一个人长得跟他的爷爷、祖宗都不像，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来路不明。文化也是这样，当它和我们文化的传统精神DNA不合，尽管它可以喧嚣一时，得逞一时，但终将被我们的谱系脉络所抛弃。

 

李优良：这就是我们文化的脉络。书法二字，书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是文化也是书写的意思；法就是法度，法度就是标准和典范。我读过您的两本书，一本是《发现东方》一本是《文化输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不仅是涉及全球发展的倡议，也是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式。在大框架下我们的文化自信非常重要，我们要了解自己文化的智慧，发现东方，了解东方，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才可以把优秀的文化介绍到世界，让世界来认识中国，认识东方文明的高度。从书法来讲，“汉字文化圈”非常重要，周边国家很多都属于“东方汉字文化圈”，关于如何“重建汉字文化圈”，助力把这项事业的发展谈一下您的看法。

 

王岳川：我在国外任客座教授很多年，去了很多国家，回国的路上这部《发现东方》著作的手稿就在我的箱子里，这本书在十七年前出版后，正在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宗白华先生说：他们那代是开窗吸收外面的文化，但是现在该开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后来，季羡林先生说，该把中国文化“送出去”。因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不感兴趣，我们自己没有尊重自己的文化，所以现在只能白送给人家。

我想，走出去比较自由，送出去又会散漫，因此我写了一本书《文化输出》。一个大国不该逃避自己的大国责任，不该有自己可持续“输出去”的新时代担当，否则就会使文化走出去残缺、滞后。身为知识分子就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幽兰生于谷”，即使没有人关注，也要努力发声。

文艺复兴后，整个西方秒杀东方，东方曾哺育西方，但他们忘了本。五百年前的东方多么宏伟风光，而西方整个中世纪都黑暗沉沉，当时明朝的GDP占全人类的48%，今天美国的GDP才占28%，也就是说当时中华民族的GDP将近占了全世界的一半。

 

李优良：前不久我去到了欧洲的丹麦、挪威、芬兰，到了当地的博物馆，我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陈列的船，他们介绍说这是他们国家的国宝。有个曾在中国留学的人说，不要跟中国人说这些，他们在唐代的时候已是世界闻名，而我们那时还是海盗。

 

王岳川：四大发明及儒家思想哺育了西方，造福了世界。西方很多东西都是受东方的文化启发，而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曾经的光荣。孔子说“以怨报怨，以德报德”。我们已经被霸凌了两个世纪，21世纪我们必须强起来！民族一定要有韧性有刚性，文化的腰杆一定要挺起来，文化强则国家强。

当代东方文化为什么仍被西方看不起？第一，因为文化过于散乱低迷，没有领军带头人，除了芸芸众生外，还该有个别的文化担当者、学术领头人。第二，文化应该有战术和战略。所以我非常高兴李优良主编来北大书法所进行这次对话，这就是文化战略和战术的探讨。知识分子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弘扬本国文化，让西方重新审视东方，看懂东方。同时让我们在西方文化面前可以抬起头来，从过去仰视变成今日平视。对一些垃圾文化和怪诞书法，当代知识分子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重大责任，再然后才是真正的书法文化建设。实话实说，现在的书法界有个弊端，大学书法精神传递不下去，下面群众喜欢的书法状态又反映不上来，我们该对这样的情况深入分析。

 

李优良：现在的书法有两种状态，称之为塔尖和塔底，塔尖是那些自认为专业优秀的书法家，塔底是一些以培训教学为主的学习者，中间大部分是空档区，我们该让文化融入进广阔的人民群众的心中和生活中去，发挥书法正确的功能和作用，让人民真正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王岳川：东方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呢？在我的《发现东方》里已经做了非常清晰地描述，而且有个法国人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写了一本书《世界经济千年史》，书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际经济体，1820年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宋明时代最鼎盛时候曾达到了48%。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1820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中国从1820年落后至今仅200年，中国没有落后西方2000年，所以现在“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让我们觉得很纳闷，孔子时代虽然是在春秋末期，有不好的东西，但当时我们仍然是个东方大国，并且是个思想家群星灿烂的、被称为轴心时代的大国。1820年我们第一次GDP落后于西方，而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2018年我们GDP已经接近于美国的63%，排名全球第二。200年来我们终于把身体翻了过来，把命运转了过来，把自己的头昂了起来，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基于此，今天仍然有人在崇洋媚外、抱着“打倒孔家店”思想，我们应该反省。

我要说一件已经被揭秘的事情，西方的现代派后现代派视觉暴力派，根据最新解密档案发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化战略部署，他们通过所谓的现代后现代派——画的很脏很乱很怪的东西，来引导第三世界文化价值走偏，把第三世界的审美价值颠倒，把他们的文化制度颠倒，把他们美丑的判断力去除，把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剥掉。西方投资集团和所谓的基金会都有政治色彩，他们天价资金支持一批人做与第三世界民族艺术完全违背的事，而让这拨西化的人成为第三世界的审判官或评价中心。基金会给不给钱，给谁钱，或给谁奖，成为整个世界的风向标。我们知道，在一个学校中把一个最差的学生评为全校第一，那么这个学校的校风一定大有问题。民风、国风、审美之风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评判事物的标准。没有文化的凝聚力，文化身份认同就将出现问题。科学无国界，艺术也无国界，但从事艺术和从事科学的人有国界。就是因为这些关键认识没有真正化为自己的文化思维，才出现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身份认同的危机。

 

李优良：孔子曾经提出过“天下大同”，如今的习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哲学思想高度，是中国民族精神的高度，也是当代中国的气度和胸襟。

 

王岳川：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国学家书法工作者应该坚定不移地提出新的民族气派、民族风格、民族精神高地。中国艺术再也不要跪在别人面前，站起来吧！毛主席让中华民族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华民族富起来了，如今的中国一定要强起来！光是让经济和军事强起来还不够，一定要让文化也强起来。国家打仗，将帅多多益善。要想让文化强起来，一定要找到本土好的学术带头人，找到思想方法正、艺术修为高的重要代表人物。可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李优良：也就是我们高校的学生、高校的教育者们责任重大。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内一定要发挥巨大的作用，并且是主流的作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想文化和书法的教育会有很长远的规划和很艰巨的工作需要去做。

 

王岳川：曾经有很多大师，包括陈师曾、徐悲鸿、张大千，去西方向抽象派大师毕加索请教时，毕加索很诧异地说：“你还用向我们请教？你们东方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在照相机出现前，西方的绘画像真人一样写实立体焦点透视构图，而中国是没有焦点透视的散点透视移步换形。而现在散点透视移步换形都被遗弃了，学习西方人这种类似于照相的绘画技术。再看看西方的大家凡·高等，都是特立独行自成一派的风格，坚决要有自己的风格，不要和照片成为一体。因为如今照相技术越来越发达，像素越来越高，画家再怎么画都难以超越。而国画难道不也是抽象派吗？书法不也是吗？所以我们要有民族自信，我们的国学依然是令人自豪的，西化人有什么理由继续跪在西方面前？！一个民族必须以自己的文化为本，以别人的文化为辅。我们要有尊严，好东西可以共享，但是不可以没有自尊地取得。

有一次我带团队去日本，有一位日本书家穿着一袭和服，对面坐着四个日本白衣大学生给他牵着纸，他派头做足了就要动笔，我感受到他要发狂了，于是赶紧往旁边一闪。果然，他蘸足墨水“哗——”地一声横扫宣纸写下了一个字，然后把笔一扔说写完了！好家伙，他写了个“一”字，那个“一”字俗不可耐丑陋不堪，而对面四个女孩全身都是墨。到了题跋阶段，一个日本书家拿出一幅大约是明朝的真迹，请各位书法家题跋。全部原形毕露！题跋有几项基本要求：第一，要写古文；第二，本幅作品来于何处、收藏是否有序、图章是否真实、是否是真迹，以及鉴赏过后的感觉，都得瞬间转换成文言文；第三，略作思考直抒胸臆，并且写出来的书法要足够优秀要和真迹相呼应，因为它会被传承下去。很多书法家见状都胆怯地说自己写不了，我短暂思考后写下了一米多长的跋。这件事告诉我们，写书法，学问很重要，没有学问的书法家就是画字，这样的书法家担当不起大任，承担不了文化输出的任务。

在海外有五百多所孔子学院，他们辛苦工作了20多年，全世界大概有1亿的外国人在学习汉字。季羡林先生曾说过，孔子学院该有专门书法教师，这是跨文化的传播。目前，全国中小学生缺56万书法老师，因为某些高校里的人写的书法比较“怪”，而中小学生的书法要求合乎规范，所以某些高校里培养出来的一些写怪诞书法的学生不适于中小学的书法教育。

 

李优良：这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应该说这一时期所谓的书法家数量是历史上最多的，但是平民的平均书写水平是最差的。我们的书法教材和师资力量尚有巨大的不足和差距，很多学校的书法老师都由中文老师代替，缺少专业的教学者，虽然呼吁了很久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工作一直都推进地非常缓慢。我想请问王老师你怎么思考对于目前存在非常大问题的书法教育的现状以及将来的发展这个问题？

 

王岳川：北大书法研究所正在努力编撰教材，我们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法教材。2019年又即将出台4部史论教材《中国书法简史》、《中国书法理论简史》、《文化书法》、《书法与文化》，还有十几本书法技法教材。除了出版教材外，我们准备2019年开始招生，主要招收中小学的老师，让他们来北大学习，教他们守正创新的书法。另外，我也接受了《人民日报》海外网的专栏邀约，会针对当今书法教育的问题开展诸多的宣传教育活动。

 

李优良：不久前看了个新闻，俄罗斯把中文选为考试必考项目，体现出西方对我们文化的认可，作为东方文化，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请您讲一讲东方文化未来将会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和引领作用。

 

王岳川：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现在全世界共有58个国家将中文列入高考内容，全世界有1亿多人在学习中文，其中精英占多数。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未来不可限量，各行各业都需要与中国接触交流，学好中文是非常必要的。这体现了两点，第一，汉字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上世纪30年代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而如今汉字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并被其他国家并入考试内容，可见是废除汉字可谓短视至极。我们的汉字文化圈，唐朝时期的中国非常开放，甚至有18%的官员是外国人，那时候外国人是真的非常崇拜唐朝时期的强大中国。

 

李优良：在洛阳、西安的博物馆里藏有很多唐代的三彩俑，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面孔，足以说明了我国唐代时期的文化繁荣以及通达海内外的贸易往来。

 

王岳川：今天，我们可以看出汉字终于起死回生，铁树开花了。我们还得感谢一个人，他是北京大学的计算机系教授，他和钱玄同路径相反，他的名字叫做王选。王选用坚定不移的态度把最古老的文字——汉字植入了电脑。如今在电脑里输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不需要输入完整的拼音而只需要输入七个拼音首字母就可以打出来了。而英文，如今在电脑上输入英文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少一个字母都会标识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中国是比西方先进的。汉字是无法被废除的，王选功不可没！

“汉字文化圈”分别是哪些国家呢？分别是日本——曾经日本要求学生要认识六千个汉字，如今只要求认识800个汉字，废除了80%；韩国——众所周知他们废除汉字最彻底，就连首都汉城都改名为首尔；越南——全部废除汉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新加坡等等，他们纷纷都退出了“汉字文化圈”，转身投入“美国文化圈”。可以看到，从唐朝以来就有的“汉字文化圈”正在逐渐缩小，如果书法再不书写文字，一些人再用怪诞书法自己糟蹋文字——写烂字，那么“汉字文化圈”将会继续缩小甚至消失。

 

李优良：那在世界上我们的话语权也将会被逐渐削弱。因为文化薄弱就会使这个国家的声音被人忽视，一个经济大国必须是文化强国。

 

王岳川：中国文化有个特点“文治武功”。北京市有两个区，宣武和崇文，就是文治武功的含义：对霸权者先崇文讲道理，道理讲不通再宣武“虽远必诛”。如果能让这些曾在“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像俄罗斯等国家一样重新开始重视汉字、学习汉字、恢复汉字的尊严，把汉字文化重新变成必学必考的内容，我们的“汉字文化圈”才会重建并获得中国文化更多的认同、喜爱和追随的国家。

毛主席曾和一位外国元首对话，毛主席问：什么叫政治？那位外国元首从卢梭上溯讲到亚里士多德，侃侃而谈。毛主席说，没有那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就是政治。毛主席又问，什么叫军事？那位元首又搬出古希腊到当代许多军事著作一一举例，毛主席又说，没那么复杂，军事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保存实力，能进能退。后来这位元首回国后感慨道：西方叫做战术，东方叫做战略；西方叫做聪明，东方叫做智慧。

所以说，真正的智慧就是大道至简。书法是所有艺术中最能体现出大道至简的一门艺术。

 

李优良：欧阳中石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汉字是中国人对全人类的贡献。他当年说 汉字是我们对汉文化理解认知的最简单方式，他是我们汉文化信息的集结体，比如说我们凡是带木字旁的字，都与树木有关，或是树木的派生；带贝字旁的字都与钱财有关。汉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所以说汉字是集聚智慧和艺术的表现，同时也代表着我们科技文化的发展。

医学的医字最早时期底下是巫术的巫字，因为早期我们科技并不发达，许多人驱鬼治病，当我们文明科技进步了，我们知道有中草药可以治病，所以医字下面被改成了酉；再后来我们吸取了西方医术经验，简化成了现在的医字。这就是我们汉字几千年长盛不衰的原因，因为它一直在随着我们生活和科技的进步而进步。他是文化重要的脉络，是文化书法最重要的内容和内涵。

 

王岳川：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印度中，现在只剩下中国的文字和文化还在延续着。一些甲骨文字因象形而通俗易懂，连六岁的孩子都认得出。再看其他古国，他们的文字很少有人看得懂，所以很难传承延续下去。所以我们该爱惜我们书写文字的书法，把它好好地弘扬延续下去。

 

李优良：您能够跟随季羡林先生做了先生八年的学术助手，是非常幸运的。

 

王岳川：是的，很有福气。我到北大后跟随了宗白华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所以我自从做了北大书法研究所所长后，感到自己任重而道远，希望没有辜负老师们以及前辈们的期望。

 

李优良：我在想，你作为一位中文系教授，又担任书法所的所长，书法是一种通过书写的方式表达文化、赋予文化更加精彩的视觉审美，这才是书法最终的目的。你作为中文系的教授，引领书法学科，做到“文心字面”，字是表达我们内心和思想的，你是如何看待书法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

 

王岳川：这个问题很好。我记得“文心字面”是欧阳先生提出的，他深懂中国文化。书法高妙技法加上深邃国学文化才能玉成人为大家。欧阳中石曾经是中文系教授，沈尹默也是中文系《诗经》教授，启功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汉代大书法家蔡邕《熹平石经》、《三体石经》的“三体书”闻名遐迩，同时他也是经学大家，他把五经中的错误改正，“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变成国家考试的标准。他的女儿蔡文姬写的诗《胡笳十八拍》等，让曹操都佩服备至，而蔡文姬同时也是一位女书法家。

王羲之微醺写出了《兰亭序》，序中短短几句便抓住了人生哲学，从空间到时间，发出了“悲乎”的无尽叹息。他既是一位书法家，更是一位国学家——《兰亭序》在清代收入《古文观止》，在当代入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英汉对照》一书。而中国书法史上只有三四个职业书法家——冯承素、赵模、诸葛贞等，他们都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随着时代而消失在中国书法史中。

 

李优良：我认为，书法家都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书法是中国视觉艺术最基本的构成和表现元素之一，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王岳川：很多国学家都写字，文是心，字是面——文心雕龙。我们一定要有文心。今天书法存在的问题，就是字很怪诞，文心没有，剩下了浮躁。书法和画的关系我要梳理一下：古代画家一般是匠人，达·芬奇是匠人，范宽也是匠人，画得好是巨匠。范宽名作《溪山行旅途》中没有落款，真伪难辨，工作人员拿放大镜逐寸地找了很多年，终于在一棵树节疤上找到了“范宽”二字。为什么范宽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呢，因为他不是文人，写不好字，他要藏拙。

近代以来，西方有的东西，中国全都搬过来，唯独“书法”只有中国才有，于是崇洋媚外的人认为既然西方没有书法，书法就没必要存在，大肆贬低书法，摈弃书法，将书法退出教学课程。长此以往，匠人绘画便高于文人书法，导致画匠纷纷成为大师，文人书法已然低于绘画。我们不该继续在西方面前贬低书法，从五四开始，北大便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成立了“书法研究会”，今天的北大书法所应开始做更多的工作，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

 

李优良：北京大学书法这15年来教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去年教育部又批准了北京大学本科招生，也就是说自今年开始北京大学要招收书法专业的本科生了，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书法成为系统，成为北大一个更高的更好的教学体系。看来书法所将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请问在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工作精神和成绩向共和国致敬献礼？

 

王岳川：2018年是值得记录的一年。百年前蔡元培校长来到北大，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新校训，在全世界广招贤才，比如徐悲鸿、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刘天华、沈尹默……兼容并包才可以带来新的气象。2018年北大书法研究所先后在深圳、杭州、长沙、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师生书法展。我们向全国的书法同好汇报了我们取得的工作成果。2018年我们取得的教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和学术界人士的高度认可，经过协商后决定，要让书法走进大学课堂，所以要招收本科。过去书法博士被归属于美术学，现在要变成一级学科的书法学博士，这是很大的进步。

我们身处盛世，一定要把文化书法工作做好。今年我将带团到意大利、美国举办书法展。同时在国内的书法大省甘肃、山东等地举办书法展。我们要把北大学术和艺术带去各个地方，接受人们的检验，杜绝孤芳自赏的坏现象。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要放大北大“文化书法”的声音，我们和《人民日报》海外网形成了战略合作，要把我们的一些成果发表在海外网上艺术频道，让世界经常听到“文化书法”的声音。全球海外华人有六千多万，海外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有一亿多人，国内的众多学习书法者也可以看到。所以艺术频道主编高兴地告诉我，每发一篇文章都将有一亿人看见。

我认为一个国家正确声音的放大，相当于这个国家的正义感升华；一个错误声音放大，是一个国家的灾难。我们都知道惩恶扬善，善是需要我们去扬的，不只是自我就会善。人生不长，王羲之说“俯仰一世”，俯仰之间，一生就没有了。毛主席说：一万年太长，只争朝夕！

 

李优良：您是中国书协的理事，还是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您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下，我相信您也可以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中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力和作用。您是如何兼顾协会和社会工作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发挥高校的工作优势、推动协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让高校的教育资源在协会工作中发挥作用的？

 

王岳川：学者可以不写书法，书者必须要懂文化。如今很多文人的字写不好，因为他们不喜欢。但是讲技法的书家不可以不喜欢文化，必须要懂文化。我想对正在看我们这个录像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句，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人们的钱包鼓起来了，文化却还没有鼓起来。我认为恰恰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反而最缺文化，比如北上广深，没有对书法真正的喜欢，没有建立真正的书法市场。大部分的拍卖公司都在拍卖死去的人的作品，很少拍卖活人的作品。一些星级酒店挂假字赝品，甚至挂喷绘作品。而甘肃，就连普通的小面馆烟熏火燎的地方，都挂着名家真迹。甘肃一个县里有一百多家画廊，里面卖的全是真迹。甘肃的老人家嫁女儿如果没有两幅名家写的字，感到脸上无光。这就是文化！

伏羲从甘肃来，敦煌在甘肃，黄河上游在甘肃。甘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发源地，尽管他的GDP大概是全国倒数第一，但他的文化无疑是全国第一的。而北上广深办展览，第一天观者如云，第二天就寥寥无几。大饭店、大公司里很少能看见几幅真作品，到处都是喷绘的假货，甚至还有些地方有专门制作赝品的画家村。我认为一个国家最发达的地区如果无法重视文化，那么让中国的文化立起来就变得非常艰难。2003年我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座《发现东方》，主持人问我一个问题，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被全世界发现了东方？我说，当全世界都翻译王国维、季羡林、张岱年、李泽厚以及年轻优秀学者著作之时，西方就开始“发现东方”了。当今，中国的学生连海德格尔的情人都拿来做博士论文题目，而现在西方没有一个学者在研究季羡林和当今中国名教授的著作，这就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上的低位悲哀。我沉痛地认为，中国花了很多钱做文化，可好钢没用在刀刃上，用到了刀把上。钱不能带来尊严和文化，我们急需文化的战将和统帅，才可以为国家带来中国文化复兴。蔡邕曾在烈火中抢出一块木头，做了一把千古名琴“焦尾琴”，他听木头在灶火里噼啪燃烧的声音就可以分辨出是一块绝好制琴木头——难道今天还没有意识到杰出人才的重要性吗。要明白，伟大的学者，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人品很高，学问很大，书法很好，应该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小平所说的“两手都要硬”并没有过时——经济军事要硬，文化教育也要硬。那些认为古人不行的人，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应向伟大经典历代圣贤鞠躬致敬表示我们的敬意的时代了！同时到了推陈出新，守正创新的大时代！

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

 

                                               （根据对话现场录像的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