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谈中国文化的输出

文/李峥

【导语】随着中国大国形象的逐步确立，中国文化渐渐引起世人关注。到底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到底应该如何输出？中国文化要以怎样的形象走出国门，新华网文化频道李峥特约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导师王岳川教授一同探讨“中国文化如何输出”。

新华文化：文化是支撑民族发展的根基，让文化走出去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请问，您认为中国文化到底如何“走出去”？我们如何输出中国文化呢？

王岳川：关于中国文化输出，我可能还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我在2003年就出版过一本书——《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后来又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著作《文化输出》。

谈中国文化，必不可少地要回顾历史。十六世纪之前的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中国十六世纪以前领先的科技主要有天文历法，农业，医疗等方面的科技。那是的中国是西方的一个梦幻，他们仰视东方，仰视中国的瓷器、丝绸、烹饪技术、还有东方的奇观。这一点，在赛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中不难找到佐证。进入十七欧洲摆脱了天主教文化的束缚，正进入文化启蒙阶段，急于寻求可以支撑世俗社会的人伦教义，因而儒家“仁者爱人”的经典表述自然会成为欧洲文化界热门话题，西方人从孔子那里得到智慧，从神本中心走出来，找到了人本中心，并逐渐形成人文主义思潮。

但是，十八世纪开始，西方科技大部分提升。十九世纪初叶，随着电、蒸汽机、灯泡、发动机等等络绎不绝地出现，西方技术突飞猛进、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变化。而就在西方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却停滞了。所以，在那个时代，中国形象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以来被西方妖魔化了。中国人被妖魔化为“脏兮兮”、“好吃懒做”的民族。西方开始否定过去崇尚的、仰视的东方，比如，早在乾隆年间，清政府就收到从西方运来的古钢琴（又称：羽管键琴clavichord），然而这台古钢琴一直无人问津。彼时的中国人，采用封闭的、夜郎自大的心态来面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可以说，由于强大的“中心主义”的心态作祟，中华民族对最先进的科技缺乏敏感性。中国，这个古代各国来朝拜的思想圣地，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竟从世界的中心变成了世界的边缘、从以前人人向往的天堂变成了人人鄙夷的地方。于是，国人长达一两个世纪就变成了被西方鄙夷的、嘲笑的、甚至是漠视的民族。

中国古代先贤“人本位”的思想滋养了西方几个世纪，使得西方世界迅速发展。而今天，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变成了重要课题。然而，在文化“走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今天中国有什么东西在制度方面、学科方面（美学、文艺学、哲学等）、科技方面强于西方呢？因为你要输出，必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强、一个是差异。我们在制度、科技、学科等方面可能暂时还并没有其他民族强，但是我们在文化方面有差异。我们要看到的如今输出中国文化应该是“文化比差异”而不是“文化比高低”。这样才能够吸引到西方来关注和喜爱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这个“走”字，我建议要改为“输出”！因为“走出去”是一个随意的、口语化的表述。“走出去”是弹性的要求，有两点缺陷：一，“走出去”没有真正说出走多远、多宽、走到什么程度，表述不够清晰；二，“走出去”会变成一些官员的腐败的借口。有些官员举着文化“走出去”的大旗，带着司机、带着亲戚、带着保姆、甚至带着买单的老板出国逍遥，败坏了中国形象，使得本来就有些不堪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糟糕。

我认为，大国文化输出必须有大国战略，必须是由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大学的资深教授（包括院士与人文学科的资深教授或著名教授）来谨慎地进行。他们应该形成中国文化输出的智囊团，或者直接组成“中国文化输出领导小组”，把文化安全和文化战略搞清楚。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将军打仗连前将军、后将军都调配不清楚的话，一定是打不胜的！一定要找出真正厉害的有哪些专家，真正独挡一面的有哪些教授,只有掌握到了尖端人才，才会有文化输出的可能。所以，我认为第三条就要空前重视文化人才！重视我国的文化将军！这些人才如果流失或者帮倒忙、不作为，将是我们共和国的损失。

要建立中国文化输出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规划，甚至还要做出中国战争时期的文化怎样输出，在打持久战时文化怎样输出的战略。光是每天梦想着黄金满地那是傻瓜，光是惶恐天崩地裂那是悲观。我们要做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要了解西方有哪些阻碍中国文化输出去的谋略、文件、书籍等。这需要外语十分好的双语精英，他们可以精通英文或德法文等各个国家的文字。国家设立中国文化输出办公室，并组织翻译出版中国历代经典书籍。这样的文化战略线条才是清楚的。

谈中国文化输出不能都是喊口号，就好像是曾经我们提出过我们要“解放全人类”一样，它必须从一个口号变成一个实践。中华民族早就说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没有这个“行”，前面的学问思辨就是空的。如果行动没做好，中国文化输出只能是“一声叹息”、是沉重的叹息。所以，我们要将文化输出变为中国梦的组成部分。我记得季羡林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孔子学院必须要开设琴棋书画、经史子集，而且尤其要重视汉字书法。”因为，书法是汉字文化圈的承担着，而如今我们的汉字文化圈全线覆没。日本“去汉语运动”让日本大学生只需要认识汉字 900个，而过去需要认识6000个汉字；韩国的首都更名为首尔（SOUL），原名“汉城”两个字废除了；在菲律宾，基本上华人文化地位非常低；在越南，完全废除了汉字、全盘拉丁化、境内看不到一个汉字；再往西走，马来西亚不重视汉字；新加坡视英语为高，汉语为低……我曾去新加坡两次，在那里读到他们总理的一篇文章——《我在新加坡偷偷学汉语》（作者：李光耀），我很震惊。 我们的祖先用上千年做的“汉字文化圈”，如今剩下了什么呢？中国文化的低迷导致汉字文化圈荡然无存！

我认为，书法恰恰是恢复重建汉字文化圈的一个良好渠道。可以通过书法，把优美如画的汉字、诗词曲赋等向海外输送。输送文化的过程中，首先要规避政治锋芒。习近平最近来北京大学讲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他所说，中国人自己要过好，也希望别人能够过好。这就是孔子所言的：“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要老老实实地向其他国家文化输出的坚毅学习。国家必须拿出真金白银来翻译500本书，要甄选要翻译的500本书籍。我们一定要精选出来优秀的思想：从先秦到晚晴、从民国建立到一直到上世纪末、从改革开放到今天的中国文化新气象，梳理中国的书法谱系、诗歌谱系、小说谱系等等。让外国人知道什么是中国，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国有个特点：大陆乱天下的华人受欺负、大陆好天下华人受礼遇。我曾经在国外做学问，出国之后很受气，当时我经常听到在一起聚会的西方人在我面前批评中国，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何才能让他们平视而不是俯视中国？我想，一定要拿事实说话。日本政府花巨资，翻译一百个文学家、一百个经济学家、一百个哲学家，一百个艺术家，一百个音乐家等等，他们把从中国学去的花道、茶道、武术腰身一变，变成了自己的文化宝藏。现如今全世界都认为这些是日本的。日本挡在的中国面前，抢占了文化输出的先机，而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十分之一，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我们应该深刻反省。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硬实力不行，打仗必败；如果软实力不行，不攻自败。我通过翻译让西方认识中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当中“和”、“慢”、“柔”等正好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态哲学。这些哲学是与西方的穷奢极欲截然不同的。其实英国学习中国的“慢”，才有了“慢生活主义”；德国学习了中国的“节俭”，才有了“极简主义”。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的价值就是和、慢、柔。在大文化战略上，中国文化对世界有意义的普世价值有“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和合”等。在具体精神文化上则表征为：

第一，“和”的价值。西方文化是竞争。个人是竞争，集体是斗争，国家是战争，现在仍然如此。中国是“和为贵”。孔子总是坚持“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老子厌恶战争，认为兵者乃“凶器也”，不宜多为；墨家讲“非攻”；连孙子兵法也提出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很多的思想尽管派别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是以和为贵。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是和的文化。这个文化现在被西方边缘化，被西方打败。但它一定会铁树开花，一定会成为让西方人刮目相看的新生态文化。

第二，“慢”的价值。中国文化给人一个慢的印象，京剧慢慢唱，二胡慢慢拉。书法除了狂草，慢慢写。人们现在匆匆忙忙地吃饭，匆匆忙忙地喝水，匆匆忙忙地看通宵电影，匆匆忙忙地结婚，匆匆忙忙地离婚，匆匆忙忙地生，匆匆忙忙地死，匆匆忙忙地开追悼会……。今天是个被现代性拽着的狂乱、焦躁、不安的世界。结果，人类越是加速，世界的报复就越是强烈。空调、汽车越是多，气温越是上升。上升两度，海平面就会增加6米，人类苦心积虑建设的沿海城市就会淹到水下。上升6度，海平面会上升60米，世界地图将重画。见《上海沉没》）人类正在加速破坏自己的生态家园，破坏赖以生存的地球，破坏自己的惟一栖居之所。所以我相信，“慢”生活一定会重新出场。西方人忽悠说“时间就是效率，效率就是金钱，金钱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快乐”，把人绕进去了。而今天，英国人却提出了“慢生活主义”，可谓迷途知返。

第三、“柔”的文化。今天的女人不柔了，变成“我的野蛮女友”；今天男人不柔了，家庭暴力触目惊心；今天的政府官员不柔了，强拆强作；今天的媒体不柔了，惟恐天下不乱。我们的世界需要柔的文化。只有柔，才能写出冰心，写出泰戈尔，才能有真正的托尔斯泰式的艺术和关爱。

以往，外国人看到的中国人是毛泽东、姚明、章子怡……似乎在他们心中，这个国家出了政治家、军事家就是文体明星。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季羡林、张岱年、西方知道吗？这些人在中国变成了熊猫国宝而西方对他们知之甚少。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如今，我们一说起来莎士比亚就顶礼膜拜，我们去英国寻找名人的故居。而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能看到什么呢？他们会找到谁的故居呢？

在文化输出中重视书法文化，就在于这是传播和重建“汉字文化圈”最重要的途径。书法之美在于生命动中之“静”，在于从喧嚣的世界中退出来，还我宁静的空间。静才能纳万物，如果都塞得满满的，连一滴水都挤不进去，人的心灵就自满僵化了。回到本心，不要生活在别处！回到书法的文化本源，不要拿任何外在的东西使书法边缘化！

所以，我们要翻译书籍，要让西方认识中国。认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不仅翻译孔孟老庄、欧风美语也要翻译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学派的谱系，整理、出版、翻译出来，让国人、让天下皆知 。我想，把以上这些事情做好了，我才敢回答“中国文化输出和中国文化走出去” 的问题。

新华文化：您刚才在讲述当中，说现代性往往把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把中国与外国对立起来吗，请问这样的二元对立、东西二元的思维是否存在问题？

王岳川：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经过了三个阶段，从一元社会到二元社会，再到如今的多元时代。一元社会，只听一人讲；二元社会，双方对立、争锋相对；而在多元时代，谁都可以发出声音，但多元社会容易出现问题，就是人人发言、人人说话，众声喧哗到底谁说了什么是听不清楚的。

西方人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来对应一元时代、二元时代和多元时代。那么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西方社会非常注重时间。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以前的是不好的，未来的才是好的。而在中国人的心中恰恰相反，中国人往往觉得以前的都是好的、而现在不好、未来未知。中国人更注重空间概念，中国人注重的是下、中、高的空间概念。所以，综合中西方的时空观念，应该有这样的四维思考方式来探讨问题。现代性的逻辑起点就是二元对立、你低我高、你听我说。而后现代是多元论、众声喧哗。然而，价值多元就是价值失元，一元不好、二元不好、多元也不好，怎样才好？所以如今常采用“圆桌会议”，要先听一个人说完、再进行多元化讨论。西方人列出了三段论：前现代 ——现代——后现代，这样对中国很不利。因为它是按照线性的思路。西方人认为人类是有原罪的，越早的越有罪，人类最终可以认识到上帝的大爱从而达到新的辉煌。按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逻辑思维来看，未来是很美好的、而过去是很糟糕的。

中国人的逻辑体系与西方人是相反的。我们形容现在就会说江河日下、民风败坏、人心不古。我们的评价体系是底层——中层——高层。底层——就是衣食住行、就是吃饭问题；中层——诗意的栖居、琴棋书画；高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是王阳明心学探讨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四维时空”是解决中西方互相看不起的唯一的方式。

新华文化：如今西方世界开始纷纷掀起“汉语热”，您怎样看待这股浪潮？

王岳川：这是好事情，学习汉语的西方人越多，了解中国的人就越多，说“黄祸论、威胁论，崩溃论”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新华文化：如今文化产业如何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了热潮。您认为传统的中国文化（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怎样走出一条产业化道路？

王岳川：最近中央电视台百集纪录片频道的《手艺》的研讨会邀请我去讲话。我看了一下与会名单，我是唯一的文化学者。我认为“手艺”是可以产业化的，并且还要有更高的标准——止于至善。为什么今天中国人的手艺、做的东西不行呢？我在日本看到他们做的糕点，其精美程度让人不忍下口。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糕点从五楼扔下去可以完好无损。做得如此不负责任，怎么行呢？我们古人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而今人三天就要磨一剑。产业化的道路必须有三个基本点：第一文化不是定语、文化是本体。所以文化要抓高精尖的文化、是雅俗共赏的文化。只有雅俗共赏，才有生命力。那些先锋、前卫的艺术虽然很轰动可是只有几个人欣赏，很快就死了。而低俗、凡俗、媚俗的东西绝对不可以产业化。文化产业要判断哪些是真正有中国文化魅力、要有判断、要能甄别。所以第一个基本点是有“眼光”。第二个基本点是一定要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向，要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所以要有视野。第三个基本点是要找准产业化的模式和产业套路。抓住这三个基本点，才可以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文/李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