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界可倡导书写简化字

何满宗

书法，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标准汉字的艺术。中国是一个崇尚文明的历史古国。书法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标志，也是全世界宝贵的文化财富之一。书法，是代替中国文化的存在；书法，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中国形象；书法，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骄傲。

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中国汉字的书写历史。它伴随着汉字的变革而变革，发展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是中国书法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中国书法走到了今天，迎来了辉煌灿烂的复兴时代。中国书法浪漫豪放的艺术之梦，也就是伟大中国复兴之梦的组成部分。为使中国书法发展得更完善，郑重而大声疾呼：

在书法界倡导书写简化字！

一，为什么倡导书写简化字。

提出倡导书写简化字，这要从文字改革说起。

大家知道，我国在解放后进行过二次大的文字改革。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是1977年。小范围的文字改革较多，如1964年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1988年3月25日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等。

第一次文字改革，最先是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旨意，提议设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四声。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同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化字在《人民日报》予以公布，正式在全国推行。

第二次文字改革，是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公布，共收入简体字848个。最终因一些专家的强烈反对而流产。

今天，随着计算机及新一代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现有的汉字中的一些繁锁的写法明显制约着人们的快速书写。任何改革都要由繁至简，以老百姓方便为目的。

回顾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建设，从1919年算起，刚好经历了三个30年：这三个30年，汉字问题都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第一个30年，l919至1949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这一时期，汉字面临着命运的抉择。当时的汉字改革还只是一种理想。为了教育的普及和大众文化的振兴，许多提倡新文化激进的知识分子，为汉字走出复古和垄断的歧途而呼吁，而奋斗；但是，他们尚处在摸索中，对汉字改革的可行性还不明了，行动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第二个30年，l949至1979年，从建国到改革开放。汉字改革综合了前30年的经验，汇聚了多方面的队伍，落实了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行简化汉字的三大政策。这30年，汉字整理与规范成为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对新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个是30多年了，l979至现在，改革开放到今天。从l979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世界同时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在全球展开的信息和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了信息社会在全球的实现。在这个全球性的大变革中，汉字进入了计算机，成为传播汉语信息的最有效的载体，汉字的命运由历史、文化和科技联合做出了结论——它在信息社会的存在已毋庸置疑。

汉字作为信息的载体，如果没有规范，各自为政，对整个社会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应当说，信息时代是汉字规范的必要性更加突显的时代。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政府的政策仍然是，以拼音辅助汉字，不是代替汉字。拼音与汉字并存发展，将会有相当一段时间。

我们的汉字原来是从上而下直行书写的，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改为从左到右横行书写，但是只在少数科技书刊应用。1956年推广横行书写，用于一切报章，杂志和书籍，只有翻印古书等特殊场合仍用直行书写。推广共同语，改用白话文 　汉字和汉语拼音字母，都是书写汉语的符号，推广共用语是文字改革的中心工作。在方言复杂的汉民族中间，需要一种大家通用的民族共同语。明清时代，最需要共同语的主要是官吏，因此共同语称为“官话”。老百姓大都在本乡本土，不感觉共同语的需要。到了清末，国家意识抬头了。在日本的影响下，把“官话”改称“国语”，是国家规范统一的共同语。

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把“国语”改称“普通话”，给它下了定义：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后来又加：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时候强调各民族语言应当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不用“国语”的说法，避免以汉语强加于少数民族的误会。经过20多年，各民族间的往来频繁了，大家感觉需要一种全国通用的共同语。1982年新宪法规定：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汉族人口占全国的极大多数。以主体民族共同语作为全国通用的共同语，是国际惯例。推广普通话不是废除方言，也不是强制少数民族学习共同语，而是在母亲语以外自愿学习一种应用更广的共同语。

1958年归纳文字改革为 3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任务，有的已经部分完成，有的是长期工作。

我国的台湾省不谈文字改革，但是由于实际需要，也做了不少工作。首先是推行“国语”（台湾不叫普通话），已经基本成功。学校都用“国语”为教学语言。我们的邻国如越南、朝鲜和日本原来都是用汉字，因此有跟汉族相似的文字改革问题。

越南在公元之前，汉字就传入越南。14世纪仿照汉字创造越南形声字（也有会意、假借），称为“字喃”。用越南语书写文学作品。字喃跟汉字长期并用，始终未能排除汉字的统治地位。后来逐渐经过修改成为今天的越南新文字。

朝鲜使用汉字约有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起初用汉字文言。八世纪时,用汉字的音写朝鲜语，称为“乡歌”或“乡札”。又用汉字写成朝汉混合文字。日本学习汉字汉文大约开始于三世纪。后来，把汉字当成记音字母，记录日本语，写成诗歌；或者跟表意的汉字混用,记载历史。日本“国语审议会”拟定的“当用汉字表”有1850个汉字，1946年由内阁公布。后来在1981年改为"常用汉字表"，共有1945个汉字。今天日本的正式文字是汉字假名的混合体。

汉字是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代表，毛主席非常重视祖国的传统文化。在建国初期，1949年1月，那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全国还有不少省市尚未解放，党中央毛主席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竟然在军事、经济各方面任务最艰巨的形势下，关注到革命文化工作，首先从戏剧开始，1949年6月26日，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授意，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了各解放区旧剧改革的党员领导干部座谈会，周扬和田汉同志在座。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他谈了中国戏曲的美学价值和它在广大群众中的重大影响，也谈到了旧社会戏曲艺术的衰落情况，应该大力挽救。29日深夜，周恩来同志约了周扬、田汉同志，一起到香山双清别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汇报，当时毛主席边听边点头，表示非常满意。在7月18日，又宣布了中央关于成立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以欧阳予倩为主任、马少波为秘书长的决定。当时，国家文联主席郭沫若，副主席沈雁冰、周扬都以发起人的名义参加了戏曲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于1949年10月2日，开国大典的第二天，正式成立，设立了曲艺处，王尊三任处长，赵树理任副处长。

毛主席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贡献很大，毛主席自己非常喜欢读书，他一生以书为伴，这里有个小故事，1976年9月，即毛主席去世的前一天，那天主席躺在病床上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时周福明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周福明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周福明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凭着17年的默契，周福明立刻反应到，主席说得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周福明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三木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在场的工作人员急忙从《参考消息》、《参考资料》等报刊杂志上寻找有关三木的报道，一读题目，主席的脸上就露出轻松的表情。读完这一篇，又读另一篇有关美国当时竞选总统的报道，主席也静静地听着。过一会，他就安详地睡着了。时隔几个小时之后，毛主席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可以说这是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后的一次阅读。

二，艺术家怎样在书法创作中带头书写简化字。

带头书写简化字是我们每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曾有人问我，初学书法者，是不是必须从楷书入门，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练习书法可以从行书开始，对于初学者而言先学习今人的书法，就是当代人的书法，当然直接学习古人的更好，毕竟最后都要回归到古人的书法中去！这是必须的，因为今人的书法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超过古人的。我有句口头禅，先照着写，再接着写，这就是传承。无论是哪一种书体都有着它自己的法则，这是一定要掌握的，没有了法则就不能说是书法了。学行书，可直接临摹《兰亭序》。因为是行书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我还建议把新古典主义，即主张繁体字书写和新时代主义，即主张简体字书写结合起来。所谓新古典主义，就是我们要主动地去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硕果累累，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学习、去再创作、去发扬光大；在这个再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就要体现新时代主义，你看古代的书法艺术，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书法风格，先秦的篆书、汉隶，魏晋以后的楷书、行书、草书等，都自成一代书风，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当历史进入更开明、更开放的现代社会，我们的书法家也更有空间去发挥、去表达自我，把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痕迹和特质融入到书法中去。

所谓的“时代的特质”，其中就包括历经数次改革后的汉字书写标准。书法一定不能脱离汉字，书法的改革必须要与文字的改革步调一致。书法家在创作过程中，也一定要写对字，要让后世认识并承认你的艺术作品。书法家书写规范化的标准汉字，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我们的简化字，又称简体字。一般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中文的法定标准写法，是与繁体字（台湾当局认为繁体字的称谓有所谓矮化及贬低含义，加上自视正统的政治因素，岛内部分人士称为正体字）相对而言的。是以国务院历次公布的简化字表为范本的国家标准。

随着智能化应用在生活中的普及，文字作为沟通载体的功能性渐渐弱化，反而是它在艺术范畴内的欣赏价值越来越受到大众重视。书法的艺术性已经排在了第一，实用性放在第二了。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分工也越来越细，在一个单位内部也越来越强调专业化，大部分工作都需要多个部门和员工共同合作才能完成。规范汉字，倡导书写简化字，也是个系统工程，也需要各个部门的共同配合。

现在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随便写错别字，使用不规范的异体字等等，用字比较混乱的现象太普遍了，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说的规范汉字，是指经过整理简化并由国家以字表形式正式公布的简化字和未被整理简化的传承字。而“不规范汉字”则包括已被简化的繁体字、已经被废除的异体字、已经被废弃的二简字，和乱造的不规范的简体字和错别字。

2000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同时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用的汉语文教材，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等等。这是我们文字工作者应该遵循的法则。社会上不规范用字的例子太多了，我见过有一个餐馆标示为“陳記粤菜”，这是不合规范的，因为凡是在《简化字总表》中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应该用简化字而不用繁体字，“陳”应改为“陈”，“記”应改为“记”，所以其招牌应该改为“陈记粤菜”。在这个餐馆的饭菜样式介绍中，有一种样式标示为“咖厘饭”，使用了错别字，“厘”应为“喱”，所以应为“咖喱饭”。

现在由于网络的兴起，各种形态各异的新兴热词也大规模流行，冲击着传统语言的规范。现在网上很多话都让人看不懂了，如“有没有”说成“有木有”，等等。这给小孩子在学习和使用汉语的时候造成困扰，也是对我们的母语汉语的严重打击。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有明确规定，不管在什么地方使用，母语必须要大于其他语种。我们国家暂时还没有类似的明文规定。用好祖国规范的语言文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2013年1月18日，国家教育部专门印发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文件，该文件着重强调了中小学生书法课和书法用字规范等问题。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他看到一幅非常好的书法作品，那纵横起伏、流转跌宕的笔画，那内蕴深沉，笔力厚重，气韵高远的格调，彷佛是从书法家的血管里奔流出来的，体现着书法家对艺术的追求和理解。可惜作品中有许多繁体字我无法认识，不能完美的进入作者创作的意境，给我留下小小的遗憾。有人说，我们的书法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以文房四宝为表现工具；以历代书法经典为表现依据，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们文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什么我们有的书法家写出的作品，广大人民群众看不懂呢？为什么我们有的书法家对现代简化字书法不太认同呢？这算不算达到了我们文艺创作的目的。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书法竞赛的启事，那“评审原则和标准”中有这么一条规定：文意不宜、文法不当、文学知识错误或明显错字的作品不得入选，明显的繁简同篇作品不得入选。这样的规定就是一个导向，难怪当前书法界，真正用简体字创作书法作品的人不多。而且到目前也没有那位入选国展的选手是用简体字作品投稿的，也没有见到一件简化字的书法作品在大展上亮相。这就等于简体书法还没有破土生长，还不能登大雅之堂。虽热没有明文禁止，但也没有积极提倡。

有关简体字书法的问题尽管经常在报纸、杂志上时有讨论，但仍然显得很沉寂。我知道启功先生是支持简化字书法的，他在《论书随笔》第三章琐谈五则中明明白白谈到了他对繁简书法的观点，他说：“常听到有人谈论简化汉字的书法问题，所议论甚至是所争论的内容，大约不出两个方面。一是好写不好写。我个人觉得，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所载被认为是“正字”的字，已经是陆续简化或变形的结果，例如“雷”字，在古代金文中，下边是四个“田”字作四角地重叠着，写成一个田字时岂非简掉了四分之三？二是怎么写法。他说，简体字的点划笔法都是现成的，不待新创造，它的偏旁拼配，只要找和它相类的字，研究它们近似部分的安排方法，也就行了。他还说：“我自己给人写字时有个原则，凡作装饰用的书法作品，不但可以写繁体字即使写甲骨、金文，等于画个图案，并不见得便算“有违功令”，若属正式的文件、教材，或广泛的宣传品，不但应该用规范字，也不宜应简的不简。启老身体力行写简化字的实例很多，他题的“中国书画报”即是。

回顾汉字的发展史，可以肯定地说，汉字只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简化，绝不会越来越繁杂，所以把字写简化是历史的要求。新中国颁布的这套简化字发展应用到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也绝不可能再恢复以前的繁体字了。启功老师说的好：“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是人与人交际的工具。简化字是国务院颁布的法令，我来应用它、遵守它而已。”正因为简化字是国务院颁布的法令，每个公民都有遵守和应用的义务，我们当代这些人，从一上学就学用简化字，为什么还非要抱着繁体字写个不停呢？整个社会都在应用简体字，只有我们一些书法家们出手就是繁体字，似乎有些不妥。

毛主席让我们“艺术为人民群众服务”，搞到最后人民群众不知道你服的是什么务，我认为用简体字书写，一定要比用繁体字书写要好识的多。特别是现在电脑时代的年轻人，对汉字的应用多半是键盘，提笔写字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你再让他去看你的繁体书法艺术，他们一定会是敬而远之。懂书法、赏书法的人便会越来越少，书法艺术成了书法家自己的孤芳自赏的艺术。

书法内容的可识、可读，有利于传播思想和艺术。我认为书法家群体的精英化，要和书法艺术的大众化结合起来，才能繁华目前的书法市场。有人认为繁体字书法艺术性，比简体字书法艺术性强，依我看这只是个“审美惯性”，因为我们在习字时，面对的法帖都是古代的繁体字，在临帖的过程中，古人的审美意识自然影响到我们，久而久之就让我们觉得繁体字比简化字看得舒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们反过来，经常使用简化字，让大家看习惯了，也会产生这个“审美惯性”。

以启功为代表一些大书法家，大多都有用简体字书写毛泽东诗词作品的经历。书圣王羲之也有写“简体”的字例。如在他的法帖中“东”、“乐”、“书”等字已经出现。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成的《张迁碑中》就有“命”、“年”“无”“于”的简体写法了。更有说服力的是草书，那些字形符号，比现代的简化字还要“简”的多。现在的日本人、韩国人用日文和韩文写书法，比我国的简化字还简。所以我说，只要我们坚持多写简体字就可能感觉出它的美来。这里可能也有个“入帖”“出帖”的问题。我们要从古帖中走出来，写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点来，

从殷商的甲骨文迄今，汉字已走过三千多年的历程。从文字发展史来看，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特别是随着人们脱繁就简、提高对文字的使用速度和效率的要求的不断增强，汉字的演化越来越趋于“简化”。时代倡导“简化字”，社会通行“简化字”，广大民众需要学习“简化字”。作为书法艺术，应该习惯使用“简化字”。“简化字”是当代需要创新的内容。写好“简化字”本身就是创新。我们书法家有较高的文字方面的知识，有较好的审美能力，有专门的理论修养，有丰富的书写实践经验。“简化字”的书写需要书法家们的参与和推动，简体字取代繁体字已成为事实，我们应该承认这一事实，这是时代发展进步的表现。我们更应该紧跟时代，大力倡导书写简体字。形成新的简体字书写规范和流派风格，书法当随时代前进，使书法界形成新的繁荣局面，为未来书法艺术发展打下基础，做好铺垫，开创书法艺术的新局面，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