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文化贫血之症候

 

——王岳川与姜寿田书法文化本体论的对话

 

王岳川  姜寿田

 

 

 

　　相对于西方外来画种来说，中国画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以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体系为旨归的。尽管中国画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对画家的绘画才能、笔墨技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是其精神内核和美学标准却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相通。　　但可惜的是，以往中国画赖以“生存”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现在在中国画创作领域受到很大的漠视。远的不说，就以现在的美术教育而言，许多艺术院校的中国画专业名存实亡，而代之以所谓的水墨画。似乎有了造型能力就什么都能画，中西画种的区别只在工具材料的转换。

　　于是，部分院校的中国画专业被取消，笼统地改作绘画专业。不少美术院校的学生名义上学的是中国画，但是主要接受的是西式的美术造型训练，而中国画画家所必备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却缺失多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当然，西式的艺术造型训练对掌握美术的基本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中国画的学习和研究，更应该建立在完整的中国文化架构基础上。中国画不仅仅是一门技艺，而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有机的一环。由于缺少中国文化的底气，现在不少中国画画家的所谓创新，往往行之不远，热闹一时后复归沉寂。

　　对一个优秀称职的中国画画家来说，中国文化素养不是一种表面文章，而应完全融化到其日常的创作中去。过去画中国画的人，要“诗书画印”皆擅。但是，不说其他，时下有多少中国画画家能为自己的画题诗？君不见，现在书市上出版的专门为书画家题词用的形形色色的工具书如《画家画题顾问》、《书画题跋必备》等达数十种之多，有些画家离开了这些工具书就寸步难行。更有甚者，有的画家连古人的题跋也抄不通，所抄的题跋与画面或无关或牵强。　　现在社会上还有部分中国画画家借中国画的程式笔墨为傍身之技，笔墨在他们手上已经成为形式的躯壳。不管是科班出身还是江湖画手，如果在中国文化素养方面有所缺失，都是会失去中国画的灵魂的。没有了中国文化脊梁的支撑，真可谓有笔墨为零，没有笔墨也等于零。

 

题记：2006年夏日，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的研究生们迎来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同时，北大书法所为研究生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毕业典礼，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深切的关怀。在毕业晚宴过后，《书法导报》副总编

姜寿田先生，还有一些追随而至的同学，在未名湖畔书法所临时办公室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现在将其中的谈话内容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以飧读者。

 

一  东方身份与中国文化的危机意识

 

姜：您这两年提出了“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的理论。我认为这个理论不但针对我们书法界，也是针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的境遇提出来的。也就是说面对西方在文化上存在一种不对等，我们要了解西方，而西方不需要了解我们。我们在思想文化层面处于劣势。而您提出的“东方输出”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战略。我想问您，中国文化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存在危机？

 

王：中国文化在中国处于危机，因为中国文化现在已经西化了。中国文化在西方处于危机，因为西方不知道中国文化现代型态是什么，他的指纹是什么，所以他们不能把握中国。要说博客文化是美国的，说卡拉OK文化是日本的，说中国文化的指纹已经很模糊了。整个中国经历了百年的现代化，使中国人的文化和指纹完全模糊了。西方人面对现代中国的时候，感觉到跟西方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力求弘扬中国的诗学精神，书法理论的时候，让西方人感觉很奇怪，认为这是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但正是因为这个遗世独立的不和谐声音，使中国人能够在面对西方时有一种不能完全容纳进西方“六艺”框架的“第七种”艺术形式。在我看来，也许让中国唯一不同西方的是“书法”这一东方文化身份标志。如果连这一条都完全同化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势必完全消失。所以您如果不乐观，我是更不乐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重视书法，是因为她是中国文化身份的指纹标志，代表了中国的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差异性而不是相同性。这也是我在做文化输出的时候反复强调的和西方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姜：您是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最后的方舟？是一个承载的符号？

王：起码是最后的将被西方收编而未成的一个文化精灵。至于西方人认为，中国书法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毛笔书写实用功能的消失。也许我们运用博客，运用网络，运用其他卫星视图方式交流，已经不再用毛笔写作了；第二，我们已经完全废弃了用书法写作对人生的意义，而只关注有纸工业和无纸工业。无纸工业就是说，在电脑上敲了很多内容，他只是“伊妹儿”上存在的东西。中文的毛笔书写变得很困难，中文的书写在变成一种奢侈品。就是说，它不具有实用功能，它的艺术功能也模糊了。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怪书，今天的反传统性的书法出现。这种出现的结果，加速了书法的灭亡。因为书法不再是人们审美的对象之一，书法成了人们厌恶或者游戏的对象。

 

二  汇通中西的文化转向的价值诉求

 

姜：您是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开创者。我注意到你最近的一种文化转向，由广义文化诗学研究转向本土书法，转向对东方文化的强调。您是不是在对后现代文化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后现代文化并不能代表人类文化的一个光明前途？

 

王：后现代主义Postmodenism是对现代性的反拨。人类有一个想法，就是传统已经过时了，是过时的晚装。所以通过现代性竞争、斗争、战争使得人类最小地投入，而最大地获取，这是西方现代性的特点。而中国是通过国际的和平，国家的和谐，家庭的和睦实现自己的幸福观。这种“三和文化”同西方的那种竞争、斗争和战争的“三争文化”恰恰相反。所以现代性出现以后，后现代性开始了，对现代性激烈的抨击。在座的朋友都知道，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发生在西方的殖民主义国家。既然现代性号称给人们幸福、美好、和谐的生活，而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差点是把人类给毁灭了。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发生在也是欧洲或者亚洲。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感觉到西方的现代性不是言论的自由。打个比方，在座的朋友都非常的痛苦，这痛苦就是说，你不管做出多大的努力，也都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现代性的结果，那么它竞争指标是最强烈的最好的愿望。而东方的和谐是任何一个个体，任何一个差异性的群体，任何一个弱的群体，都有存在的理由。所以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颠覆了现代性的地基，可惜颠覆的方式不健全，是一种拙劣的，作鬼脸的，比丑的，比矮的方式，他不需要比更加美好，更加温馨，更有神彩的方面。相反，他把丑推到极端。你不是喜欢丑吗？我丑得让你呕心，你不是喜欢那种奇怪吗？我奇怪得让你匪夷所思。所以后现代性出现了以后，它加速了现代性的灭亡，同时加速了艺术性的灭亡。可惜我们东方的很多学者不太明白，把这种呕心的令人呕吐的恶的东西奉为圭臬至宝。所以我总是在相关场合批判这种极端颠覆式的后现代性。

但是后现代还有另一个特别，或说它有一个根本的优点在这里。它质疑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合汉性。打个比方，我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你是后现代者。我得意地告诉你，人类啊要按照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发展，人类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往前发展。后现代主义对此提出质疑，未必，完全不是。人类也可能按照东方来发展，人类可能按照东西方交汇的方式发展，人类可能按照东西方对话的方式发展，人类可能因为东方文化的创新崛起，而使西方的那种单面性、片面性，甚至独断性不可能成立。可以说，后现代其实为西方的中心主义埋下了它的灭亡的根基，同时为东方的边缘话语向女权主义话语，向新历史主义话语，向第三世界话语都立下了根基，使得他们可以发言。如果没有后现代主义反权威、反中心，那么第三世界或者女性中心主义的话语是不可能的。在这意义上来说，第三世界现在缺乏的是对第一世界的批判，而是缺乏了独立思考和发出代表自己的声音。如果第三世界在三十年之内再不发出，世界的单一化同质化将使人们没有声音，一切都将按照西方的路子走，所有的写书法的朋友，都将变成玩意儿，变成一种文化受辱。

 

三  西方艺术精神生态问题与中国书法的意义

 

姜：最近我一直在关注西方现代艺术发展脉络问题，我发现它从后印象派以后就开始不断的加快形式变革的速度，如果说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甚至说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几乎都还具有某种艺术革命的先锋性质的话，那么从毕加索之后，所谓形式变革基本上就成为一种策略或者一种概念的游戏，最后不断的走向形式化。当形式翻新不断走向空洞化时，它就走向日常化、肉身化，降解架上艺术乃至颠覆艺术本体，最后当人的欲望和生命潜能已经被挖掘殆尽了以后，它就宣布人的不在场­——人死了，历史也趋于终结，由此我们现在看到，西方当代艺术，实际上都是概念和成品艺术，甚至些垃圾、半成品堆在那个地方，就像您说的，它提供给我们的正是美的反面。在这种状态下，当代西方艺术要么从悬崖上纵身一跳，要么就是反身而退。就西方当代艺术来看，我们还看不到它表现出自律和自我调整的趋向。您预测西方现代艺术会不会有一种转向？

 

王：西方艺术在辉煌之后迎来了它的末路。就是西方的艺术在形式化道路上推进得很强。从结构主义、新批评，一直到后结构主义，就是从形式方面开始推进。这种推进它消失了灵魂，消失了真正的精、神、气，这种推进它的形式创新方面确实有令人启发的地方，但是我这要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美丽的额头后面没有思想，这个额头有什么意义？一个美丽的坯子，但是它没有灵魂或者没有仁爱，那只是一个遗憾。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艺术由于它遭遇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二战以后，它感觉到“奥斯维新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因为，当有二千万犹太人要被送进集中营的时候，他们集体呐喊“上帝啊，拯救我！”但奇怪的是上帝最终却没有出现。结论只有两个，一是从根本上怀疑——上帝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就是恶魔的世界。二是在绝望中认为上帝默许了这一切——有将近两千万人死亡。多么惨痛的答案：上帝没有，或者是助纣为虐。

所以，二战以后欧洲人特别的虚无，这种虚无主义在尼采那里表达得相当深刻，就是没有一个是真正是有诚心拯救我们的神，没有一个真正是对恶魔加以遏制的上帝，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所以今天世俗到极点人们就消费事物、游戏、放荡，甚至是极其恶劣的把身体不当一回事，以此来嘲弄上帝对我的不公，嘲弄这个世界的非理性。因此，虚无主义在现在性辉煌的时候出现。实际上美国的推波助澜，消费主义加入了这种虚无主义，使得每个人都知道，我消费故我在，我在吃，我在喝，我在赌，我在干什么的时候，我才存在。所以男人赚到钱以后就变坏了，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留恋，他也不相信佛教，也不相信道教，也不相信儒教，更不相信自己。这其实给我们东方提了一个醒，意味着单一化西方不可能拯救世界，同质化的西方也没有能力能够把自己再重新规范，所以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作为差异性的存在可以有一种互动性。东方不能救西方，正如西方也救不了东方一样，但是它可以告诉西方，人是需要有精神的，人是需要退一步天地宽阔。人不是需要歼灭对象，强调把对象的完全的灭亡。相反，人可能是需要温爱理解与和谐，这个世界才是值得一过的世界。

联合国教科文公布了全人类遭遇到3个1%。第一个是自杀1%，今天大学的自杀率很高；第二是艾滋病1%，全世界联合国教科文提出，2012年人类将有6千万艾滋病携带者，面对60亿个1%；第三是精神分裂1%，目前为止，北京的大学生有20万人精神疾病。这一点其实已经谈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性或者西方的现代性，并不使人们的自由，一味地全盘西化并非福音。东方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形式，也应当成为人类的精神一部分。我们在写书法的时候，能感觉凡尘悉去，功利尽消。在茫茫苍苍的墨色中，黑白二色任我书写，那种由衷的快感难以言表。如果没有精神的提升，下笔就仅仅想着要卖几千块一平方尺，卖个8尺或者丈二的。真是凡夫俗子，面目可憎！

姜：实际上西方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显示出它的不合法性，也就是说很多灾难甚或罪恶正是由现代性所造成的，或者说由科技崇拜的工具理性造成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核威胁、工业污染等等。人类在进入后现代之后，对现代性的反思已构成一个世纪性课题。我们不能盲目反现代性，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要求必须对现代性所造成的危机加以反思和应对，无限的现代性即人类在功利享乐意识支配下的无休止的现代性榨取，最终只能导致人类的困境­——生物学意义上的灭亡。难道不是吗？当人类所积囤的核武器数量足可重复消灭人类数次以上时，当工业污染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已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安全时，难道以科技崇拜为中心的现代性还不足以让人类警醒止步吗？我认为人类需要现代性，但需要的是有限制的现代性，现代性不是万能的，指望通过对现代性的无限追逐以达成人类的福祉，可能结果恰恰走向反面。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境遇下，20世纪九十年代，西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在一个集体宣言中认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要回首孔子，从他那里汲取智慧。西方的思想家也对西方现代性展开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对单面人­——人的异化的揭橥，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哈贝马斯对“交往理论”的阐释和倡导都表明了一种现代性反思。由此，在这个背景下回视东方便构成人类意义追问和文化追寻的一大转向，它的伟大意义将会在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

王：今天的西方出现新的转化，表征为三种文化思潮。一种叫做是极简单主义，就说西方的生活很复杂，像有空调，有日光灯，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冰箱。设想一下，突然断电，我们能做什么？所以西方的这种极简单生活，就是说，如果断电，我们还可能像一个人一样生活得很滋润吗？第二，是一个叫极慢生活主义，因为现代就是不断强调人快、快、快！我的很多朋友就告诉我，快！快！快！快！结果慢的是否定现代性的，慢是一个不时尚的一个表现，英国人提倡一种极慢生活主义，就是回到“人是目的”上来。说：春天感觉生命，夏天我们开始干活，秋天郊游，冬天过圣诞。就是说，一年四季360天不是全用来干活，只有一季来从事这种生产，其它的都是休养、生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很像咱们东方中国的思想。

人类最终有一个什么弊端呢？我们生产的那些物质资料，已经远远超过人们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一屋人，创造了远远超过了我们吃的东西，而且还要继续为了物质而耗费生命，人就变成手段。现在回到人是目的，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季度三个月来生产东西，其它的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在我的意向当中，西方中心主义者走到穷途末路，他们已经提不出人类的清教徒主义，也提不出人类的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他提不出答案。所以东方思想家这时如果不提出自己的思想，不拿出自己的独特的生活答案，就是很大的失误或失职。

我去韩国汉城，那天晚上，他们拉我去韩国的一个书法研习所，也就像我们研究班，让我非常吃惊，那么多的老板、金领和白领，跪在地下，一丝不苟地写书法。我问他，你为什么写？他说我的工作很累，我只有跪在汉代张迁碑书法面前虔诚地写汉碑的时候，我心才爽快，感觉到和古人相通。也许书法恰好是像那种治疗心态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我认为中国书法的未来，还远远超越于技法之上的含义。

今天来说，由于整个世界的去中国化，不写中国汉字，不写中国书法，所以中国文化处边缘状态。但是随中国的国力增加，明天会重新阐释中国。就像西方世界在2000年，学习汉语的不超过一千万。2006年已经是四千五百万人，增加了将近5倍，所以我认为未来的中国的汉字书法可有很大发展的可能性。

 

四  追溯中国文化源头并继承创新

 

姜：就中国文化本身而言，在中国文化内部，我认为是产生不出现代性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进行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导致近现代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彻底批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旨在针对中国传统文化腐朽的一面。鲁迅作为文化激进主义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甚至借狂人之口，说中国传统礼教的性质是“吃人”。这种激进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五四”启蒙与救亡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具有历史的现实性，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策略。用鲁迅的话说，要让文化保全，首先这种文化要保全我们。当一种文化不能保全与推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难道这种文化不存在病态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重提“五四”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评价不能脱离“五四”启蒙与救亡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也不能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更新的积极意义。至于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清理批判与文革的摧残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则更是非理性的荒谬之论。我认为肯定中国传统的价值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本身不存在可供批判的弊端，也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不存在对立矛盾之处，事实恰恰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上价值只有在吸取融会西方现代文化，完成现代性建构的前提下，才会全面显现出来，所谓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其精义在此。这也证明新儒学内圣外王是一条不能通过自我坎陷而加以实现的虚幻之途。我们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形上价值的复兴，是对人类灵魂的安顿和终极关怀，拒斥和否认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就不能实现中西文化会通，就会重新回到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二元价值对立的老路。

 

王：东方文化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经过了宋明儒学以后的——新儒学以后，它有一个根本的命题叫做：内圣开出新外王。内圣，所谓的内圣就是通过道德教养以后使其道德提升，外王是通过制度改革。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内圣是开不出新外王的。

姜：它是把人本体的无限放大，把道德本体强调到一种类似宗教化的地步，并进而认为人无所不能。在这个背景下，儒学已然宗教化。现代新儒学要接着宋代理学讲，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理学融合佛、道、儒，建构起一套精致严密的道德本体论和心性论哲学体系，但却恰恰远离了原始儒学的实践理性­——利用厚生、经世致用。新儒学所恪守的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本体论以人与自然的虚假合一阻塞了开向外王所必须的知识论、认识论之途。唐君毅认为，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步履维艰，实在是因为文化问题没有解决好。就是说在中西两大文明相冲突的情势下，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对西方文化也缺乏真正深入地了解，对西方文化与民主思想的借鉴，一定要直下返至中国文化精神本原上，立定脚跟。

王：对。就是把人变得高尚以后，相信制度也会变得完美。相反，像克林顿政府，他认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放在这个位置上都会这么做，也就是制度的完满性，这个人哪怕是恶魔或天使，都只能按照这个制度走。如果在大学书法所，有可能是让那个清官变得更清，让那个贪官变得危害更大。但是在美国制度上，不管是清官或贪官，放在这个制度里面，都只能按照这个方式走。

姜；它只相信人的最低的道德标准，在历史上绝对的理想主义曾经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法国大革命时有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罪恶。”所以，在文革惨痛中，顾准才有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事实证明，不受法律约束的纯粹说教是靠不住的。

王：所以新儒家是不能够完全和现代性接轨，这也是我一直对新儒家不看好的一个原因。相反，我认为原始儒家，就是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就是原始的孔孟，包括是《大学》、《中庸》，有很多刚健清新的，没有被两汉、宋明形式所异化的东西。需要发现它的里面有很多吸引人的东西。

就是说人类总是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技术至上主义的思路，就是往未来发展而越新越好；一种是人文科学，不断回归母体，回到原始的原初状态。如有人很伤心的在这个世界上待不下去了，就会回归故里，回到那种原始的状态，回到精神家园疗养创伤。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认为今天的新儒家，它在想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犯难了。相反，原始儒家有可能会重新阐释，但这个重新阐释，需要我们去细读文本，如果不细读文本，也是不可能的。

它其实敞开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于，西方思想家明白，整个西方的现代性跟古希腊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但是西方人必须发现古希腊，然后把传统通过中世纪和古希腊联接起来。今天中国没有人做这个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中国今天的传统和先秦思想联接起来，变成一个刚健清新的文化体，是中国文化在“新轴心”文化创新的关键。如果是刻印，只需要去治汉印，如果是写书法，除了王羲之，二王以外，还应该是接上古的遗脉。所以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上当了，这个上当，就在于蒙和满。蒙、满之后，中国文化，今天的电视，大量大量的播清代的连续剧，是个极大的一个问题。还有整个西方认为中国是个侵略的国家，尤其是蒙古族踏遍了半个欧洲，而且杀人如麻，剁成肉泥。所以对中国整个形象是有深刻的文化误读。我们需要精神归家，重新回到远古时代，先秦，唐宋。需要重新回到先秦，重新回到唐宋，那才是真正中国的问题。

 

五  书法文体输出和中国新世纪形象

 

姜：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中国、印度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都对人类根本的关切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所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雅斯贝尔斯）这就提示我们，中国文化是有着普世价值的，它曾经为人类文化贡献出自己的智慧。虽然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一文化的核心价值仍然存在，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仍需回顾这一文化，以吸取伟大的创造力。试图抛开和走出这一文化，是不可想像的。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正面临着世纪性挑战和机遇，正如您所说，如果三十年内，中国文化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那么中国文化将失去民族身份。

 

王：对。还有就是面对西方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问题，这是西方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或者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他们的GDP发展已经很低了，中国正在高速发展，换言之，再过十年到十五年，中国GDP将超越日本。变成亚洲……不，变成这个世界第二。这个，这是很危险。打个比方，飞云和他周边的农村，他如果是1：1还没关系，很平，他10：1，100：1的时候，就变成打土豪，跟田猎不一样。所以患不均，患不平，不患不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这种高速发展，使得西方加大军事投资，战争似乎总在阴云中徘徊。如果说我们一味的高速发展，中国威胁论就会层出不穷。反过来说，中国如果是要让自己平和起来，它必须进行文化输出，要用一句比较厉害的话，就叫做“两手都要硬”。今天，不管是西方的“七国论”，还是“台海紧张”，还是东海油田的争端，都已经表明了中国崛起对世界政治或区域格局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书法看似不重要，但它对台海、中韩、中日的关系当中，具有很重要的文化沟通、和平对话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已经经过了五百年的现代性，它的问题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国现在处于和平崛起时期，但是中国思想界没有完全觉醒，不知道该提出怎么样的中国问题和全球理论。这个时候如果寿田兄提出新的书法问题，或者新的文化问题，那么会让西方人接受的话，我想是会成功的。而且我觉得关键要坚持。

 

六  全球化语境与文化书法的未来

 

姜：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领域更需要一批深邃的思想家针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去进行一种理论建构，相对于学问家，我们更缺少的是具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因而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建构而言，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家渐显，思想家淡隐的状况未必是一件幸事，我们需要建立学术规范，但规范不能以丧失思想或对思想的贬斥为前提。反空疏不能将思想也反掉。就学科建构而言，各个学科有不同的价值定向和价值关怀，哲学价值不会等同于史学、文献学的价值定位。就另一个层面而言，学术与思想并不必然走向对立，思想以学术为前提，学术以思想为精魄，没有思想的学术是伪学术，没有学术的思想是伪思想，而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结果，便是在放逐思想的同时，学术也成为侏儒。21世纪的中国文化领域应出现一批思想大师，为中国文化发言，为民族精神立言，使中国文化在全球伦理中获得普世价值。从而与西方文化一道，参与到人类未来共同文化的构建中。

 

王：可惜今天那种丧失中国身份的翻案式的思想走向太快。

姜： 对，确实如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2001年第5期），他在文中提出要建立中日之间新的想象关系。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的现代化落后于日本，因而面对日本，中国存在现代化焦虑，从而产生排日情绪，同时这也影响到对战争问题的认识。这篇文章的主旨意在表明，在中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着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所谓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实质即指感情记忆对事实记录的夸大。而这种夸大的责任是由中方造成的。沟口雄三说：“打个小小的比喻吧，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入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士兵。……这个比喻提示了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对那个少女来说，两米高这一数值并非事实记录，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在邻国一方则以此数值为事实的记录并以两米高的士兵之不存在来证明强奸事实的不存在。……南京大屠钉被害者三十万，这个复杂的政治性数值，已足以显示日中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同时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互不相同，使之成为两国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之象征。”

沟口雄三的话意在表明，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中国存在事实夸大，并以感情记忆之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对中国人来说，三十万这个数值，是对他们眼中‘至今’仍不肯认罪的全体日本人之情感的数值。”如上所述，情感记忆在沟口雄三看来是一个与事实记录完全不符甚至是虚拟的数值。由此，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执著于对南京大屠杀三十万这个数值的确认而导致两国间在战争问题上的隔阂。事实上，否认南京大屠杀三十万这个数值，就等于否定南京大屠杀，而由于南京大屠杀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敏感性，否定了南京大屠杀，在中日战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就变得模糊不清和富有弹性了。沟口雄三论说的逻辑企图正在于以南京大屠杀事件为突破口，以情感记忆之谬为名，将责任推到中国一方，并由此为起点围绕中日战争问题展开他的近代史想像，以混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他将之美其名曰为“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遗憾的是，竟有中国学者迎合这种理论。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史学的吊诡与陷阱》加以驳斥。

王：其实中国学者面对整个世界发展中，飘逝的就是永恒的。因为有一大批的人，在这加速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结果，从表面上来说，它像是使中国好像更加富庶和现代。从反面来说，将使得书法精神逐渐消失，完全博客化，所以我们书法家其实所面临最美好时光的毕竟消失了。如果说是“北大离书法有多远”，就意味着中国离书法有多远。这意味着是什么原因呢？两方面的。第一，所有书法的实用性消失了，现在你们看到用毛笔给对方写一封信札，都是“伊妹儿”、网络、博客等，这是第一；第二，今天我们中国的君臣父子、经史子集，它的言说方式消失了，你给我来一个顿首、顿首，人会认为迂腐。

姜：对。

王：他不会认为是一种对对方非常虔诚的、一种特别客气的……

姜：那种文化基因没有，骨子里头没有。

王：对。所以你写得一手再好的文言的顿首、顿首，他仍然认为是一个腐朽没落毫无意义的东西。相反，致以革命敬礼那也不合适，问好、再拜他也觉得很合适，其实已说明了中国目前为止，书法变成了人际交流当中的附庸，这种附庸关系使得书法很难成为为人心仪的艺术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艺术书法、文化书法，学院派书法以及其它的所有书法，都无可挽回书法的中心化命运。书法在漂流失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减缓这种过程，就是每一个家庭如果都有一百多平米的房子，在墙上应该挂什么？这就意味着书法彻底的从实用当中变了出来，变成从通信、问候、请帖的方式而走向纯艺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王镛他们提出艺术书法，有他的考虑，但是你不觉得吗？一切的人和人之间交际，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都不是文化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的书法主潮将是重视文化的多元书法并存。其它任何前卫的扭捏作态的，或者是用一些形式书法的方式，都是值得斟酌思考的事情。

姜：没有文化支撑的形式是没有意味的形式，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文化积淀的产物，形式与文化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当文化与形式失去张力时，形式就成为一种没有规则的游戏，现代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半成品艺术不是已经显露出这种本相了吗？

王：对，所以在中国面临全球化的时候，如果不思考这句话，他是盲目的，他完全去迎合这句话，那更是盲目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全球化当中思考中国书法的表达方式，中国书法边界是什么？中国书法的合理性是什么？

姜：我们要恢复文化上的自信力，也即文化理性。在半个多世纪前，鲁迅曾经发出“中国人丧失自信力了吗？”的沉重诘问，看来当代中国人仍需要重复发出这一沉重的自问。文化上的缺乏自信表明一个民族整体创造力的萎缩和矮化。“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现实表明，受西方科技理性的支配，中国文化长期存在追随西方盲目否定传统的倾向，而20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文化的意识形态化也无不来自西化思潮。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全面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文化的西化倾向，使中国文化的影像进一步模糊，20世纪九十年代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恰恰表明受西方文化侵孳，本土文化的非主体性和非建构性。历史的看，中国的现代化追寻最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现代性也包括文化的现代性。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不能走“充分西化”之途，那无疑等于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取消，因此，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文化复兴已成为一个紧迫的世纪性问题。

王：对。所以当务之急，是教洋人学好汉语，然后学会汉语的审美书写，然后她对中国也就认可了。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办新西方大学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西方的月亮比东方圆，所以出口转内销，还是特别热闹。这二十年的书法大潮，其实都是被书法界一些有思想的人做起来的，但是来的人多了，门槛低了，质量就每况愈下了。我只听说很多人都说自己是书法家，但是很少听人给我说他是钢琴家，因为钢琴太难，而书法似乎又太易所致，这种泥沙俱下的状态说明书法的含金量在加速减弱。如果中国在面对西方没有新的可能性，新的崛起的样子，书法会打入底谷。所以北大书法今日将是振兴高等书法教育，倡导书法家的文化化和学者的书法家化。高等书法教育体系的完善，将是中国书法后继有人，改变目前这种书法私塾状态。1918年以前，中国的私塾遍地就是，现在什么地方有私塾？几乎没有，是什么取代的？高等教育制度？

我们应该思考书法在亚洲文化圈中的地位和西方世界中的身份，关注明天的北京大学、首都师大和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这样高等学府书法教育的深刻严谨和深远意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措手不及，顾此失彼。中国书法高等教育是中国书法文输出的重要力量，我们应努力做好。

姜：您的文化书法观念无疑为中国书法进入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其价值将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全面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