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轶玮

   前文从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它在新时代要素的变化两个角度说明了书法在当下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近三十年的书法艺术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反文化、非文化的冲击之后，应该重新回到传统的思路上来，这并非倒行逆施，而是“否定之否定”后达到的新高度。林林总总的“现代书法”走到了21世纪，已成为过眼云烟，时代召唤新的书法理论流派的出现，它必须足够高瞻远瞩、坚实博大，能够承受住各方面的冲击而屹立不倒。这便是“文化书法”产生的时代背景。


3.1“文化书法”的概念

王岳川教授在其专著《书法文化精神》中，系统地提出了“文化书法”的概念和内涵，这是他在长期的思考和与前辈友人的交流中得出的宝贵成果。他认为：

“文化书法”是种理论的诉求，它要求书写者具有相当的文化积淀，在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及韵律格律平仄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同时，书写的内容以经史子集为主，或以自创的合乎格律的诗词为主，具有当代性视觉感受力。在书写字体中既有传统功夫，又有恰切的现代的视觉冲击力。

“文化书法”，意在突显中国书法的文化根基和内涵，强调文化是书法的本体依据，使书法成为文化的审美呈现，文化与书法具有非此不可的关系。书法是“无法至法”的艺术形式，是超越技法之上直指心性的文化审美形式。

在具体的教育方法上，北大书法研究所提出十六字方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守正创新”意味着只能取法乎上，转益多师，要求北大书法发展方向正，走一条中国书法未来发展的主流道路；“正大气象”则要求具有一种正大书风，对书法研究生和书法家提出更高的审美文化要求，因为当代中国崛起在世界文化语境中须有大气象大境界。

上述表述是“文化书法”的核心概念和内涵，“文化书法”名副其实：一面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内涵的高度尊重，一面是对包括技法在内的书法本体要素的强调。因为“文化书法”理论诉求深深植根于传统，因而才能够不惧创新。我们相信，本文对“文化书法”的论述只是为这个理论体系“抛砖”，想必后来人还能够利用这个基础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

“文化书法”的提出可谓振聋发聩，当代书法理论的面貌焕然一新。其理论诉求直接针对的是“现代”书法的乖戾丑陋书风，对书法的持续健康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书法史上历代先哲对文化与书法之间的关系多有思考，“书品即人品”、“我手写我心”之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像秦桧般“因人废书”之事亦不少见。但是将文化上升到书法的本体地位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文化书法”开了先河，它适时地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逻辑。

纵观20世纪中国艺术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书法大概是在经历了种种反文化冲击后，唯一可以以传统面貌一直延续的艺术门类。无论是绘画、音乐、戏剧，都受到了“打倒孔家店”和“打倒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这两个口号的严重冲击，不得不时时声明自己已与传统和西方划清界限。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艺术走向了全面的没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书法却俨然保留了传统中最美好的部分，甚至得到了上至领导阶层、下至平民百姓的广泛热爱。

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我们本来可以接续的潘天寿、林散之、沙孟海、陆维钊等大师的精神，被西方一股脑涌来的东西硬生生地切断。在关闭多年的国门瞬间大开之后，中国人立即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近百年来的思想文化成果——这些成果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而长期自卑自轻的受迫害心态又使得很多人不敢谈文化自信，当然百废待兴之时也没有资格谈文化自信。于是乎“西方的月亮比东方圆”的思考逻辑和思维惯性被深深写进一代人的潜意识中，直到最近以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象征的“中国崛起”论才对这种心态有所修正。“现代书法”的代表人物陈振濂、王冬龄、邱振中、谷文达、蒋进等人无不是在八十年代初即积极投身于“现代书法”运动的，他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那个时代整体的文化氛围的影响。

八九十年代，在书法受到冲击的同时，别的艺术门类也受到了类似的文化心态的“洗礼”。然而，因为后者已经在文革时期与传统分离，养成了新的艺术面貌了，所以在新一波的冲击下它们形态的变更并没有引起像书法那样“天崩地坼”一般的哗然。以1985年北京举办的“现代书法首展”为开端，现代派们一次又一次地挑战大众对书法艺术的理解能力和承受底线。例如，八十年代后期昙花一现的“现代派”书家王南溟创作了《字球组合》，这姑且可以视作用装置艺术改变纸面的呈现状态，即便不能完全理解也谈不上有太多的美丑好恶之言。而用粪便创作《书谱》就简直是作践经典、作践书法了，这般庸俗不堪，甚至不可言说的东西，根本不能跟艺术沾边。

在厘清了“文化书法”之前的种种乱象之后，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在一片“创新”的呼声中“守正”的难能可贵。需要指明的是，不能“守正”的“创新”也只不过是“伪创新”而已。在今天“西风压倒东风”的整体文化氛围下，“文化书法”的理论诉求看似退步保守实则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它不仅仅是书法界的振臂一呼，更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全面复兴的领头羊。

历史已经证明，现代性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两次世界大战、生态破坏、精神萎靡、信仰缺失、自残自虐等等都是伴随高度发达的科技而出现的乱象和惨剧。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已经被西方证明走不通的路，我们不能再走了。因而，“现代派书法”的创作不过是实验，只会又一次证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性。那么我们应该摆脱现代性的局限，用后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传统中国艺术与后现代这两者并不排斥，因为它们是“否定之否定”后达到的一种更高程度。

科技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亦有同步的发展，生态平衡破坏和不可持续式的掠夺性增长正是由于精神文明发展落后于科技进步的步伐。当人类认识到自身局限性之后，科技史的进程便翻到了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一页上了，文化的发展不能不借鉴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自人类的文明产生以来，真善美就是大众的普遍追求，这个历史进程不能也不会因为20世纪短暂的假丑恶泛滥而中断，这是我们对文化艺术发展规律做出的一般性判断。

书法因其独一无二的与文化的紧密联系，便可以承担起文化生态建设和可持续的文化发展模式的排头兵的职责。这里的书法当然是饱含文化内涵和底蕴的“文化书法”，目眩神迷的现代书法因其自身文化素养的匮乏当然担当不起此等重责。无论是练习书法还是欣赏书法，我们都能够放下一切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世界中去。这种面向自我的、具有一定深度的文化体验，是摆脱世俗杂务、逃离文化沙漠的最有效方式。

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还可以打上“中华文化”的标签，成为中国的文化战略的一分子。书法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经典作品，都十分完善而多样，单看其艺术水准，绝不逊色于任何一种别的艺术形式。再加上书法与文化的紧密联系，相信任何一个抱着认真严肃的态度了解、学习书法的人都会被它的高妙之处深深折服——哪怕这个人曾经是个不懂汉字的外国人。

对于中国人来说，理解西方的歌剧艺术很难，甚至在音乐知识之外还需要修习相关的语言知识、文化常识。但是今年中国国内掀起了颇为浩大的庆祝德国作曲家瓦格纳诞辰二百周年的系列活动，让我们对“热情”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和反思。一个空间上相隔万里、时间上相隔两世纪的仅仅留下数部歌剧作品的人，为什么值得中国人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是，他把歌剧写得足够好，好到有些成分可以代表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

反观书法，我们相信，凡是真正“进入”过书法的人，都不会否认诸如二王书法、北魏碑刻可以代表汉文化甚至人类对美的共同追求，为何从来没有德国人庆祝王羲之诞辰的事情发生呢？汉字固然是阻碍外国人理解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个问题会随着国际性的“汉语热”逐步得到解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我们自己推广得不够，人家不了解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送上门去他们还不要；但因为长期的不了解而产生本能的排斥和隔膜，便是很难逆转的局面了。中国怵目惊心的文化逆差如果再任其自由放任下去，总有一天会走到“全盘西化”的不可救药的地步。

“文化书法”可以说是医治国人崇洋媚外之病的一剂良药，如果作为书法原创国的中国都不自信，那么还有哪个国家有资格有胆量自信？书法的问题永远应该是由中国人掌握发言权，由中国人制定和解释规则。在当今满世界的西方游戏规则中杀出一条血路，让西方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这条路走起来必定很艰辛。但是只要我们自己足够自信、做得够好，相信终有一天西方人也会开始纪念王羲之的。

前文的分析都是从最基础的概念出发推导出的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北大书法研究所书法研究生班的成功举办是对理论合理性的最佳证明。而迄今为止文化书法的理论建设还并远没有结束，在具体指导实践的时候，它应该随着社会文化大环境的改变而进行一些修正、补充和完善。下文将分析“文化书法”继续发展的一些可能。

2003年，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正式提出了“文化书法”这一理论构想，并主要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近十年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3年11月8日，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属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下设的校级科研机构。标志着北大第一次确定了书法艺术学科，把书法艺术引入其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当中。2004年夏季招收第一届研究生班，共64人，攻读两年书法专业；2006年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了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毕业作品展，获得了巨大成功，并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结集出版《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毕业展作品集》。到2012年秋季为止，研究生班已经招收了三届学生，共计18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界同仁在北京大学接受了高水平的书法教育。

北京大学不招收书法专业本科生，本科方面的教学工作由美术学院和师范院校承担，主要解决技术问题。而北大应当以综合性大学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给学生提供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目前有三个层次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第一个层次是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开设的研究生班，不拿硕士学位，但拥有硕士学历，主要面向广大的书法家，给予他们系统的文化补充，完善其知识体系，包括哲学、文字学、考古学、文艺学、美学等人文艺术学科的教养。同时艺术学院也设有美术学专业（书法艺术方向）研究生课程进修班，面向在职人员。第二个层次是硕士生。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开设有硕士生（书法学方向）课程，北京大学学艺术学院招收的美术学硕士研究生（书法学方向），主要研究方向为书法史与书法理论。第三个层次是博士研究生。除北大外，目前全国仅有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招收书法专业博士，每年毕业的书法博士生不足30人。从博士生的招生院校来看，书法高等教育阵营中美术院校、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三足鼎立的情形还将长期保持下去，并各自发挥特长，为书法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1917年12月21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还未满一年之时，便在“以美育代宗教”的方针指导下，设立了“国立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担任导师的是沈尹默、马衡、刘三等现当代中国文化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研究会的成立开启了中国书法进入高等教育乃至现代学术的关键一步，从那时起，北大的书法艺术便深深扎根于北大丰厚的学科沃土和悠久的人文传统。但是由于52年院系调整等种种客观因素，近半个世纪来，北大的书法乃至整体的艺术学科建设都没有很大起色。直到1997年，北大才成立艺术学系，2006年才在艺术学系的基础上成立艺术学院，说北大是重拾“五四”时期的美育传统毫不为过。

虽然相比美术院校和师范院校，我们的办学经验和师资力量都相对薄弱，不过一直传承延续的文科诸院系，给了“文化”以最有力的保障，这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相信按照“文化书法”的理论构想坚持下去，北大乃至中国的书法艺术一定走到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在2.2.3中，我们提出了“客厅”书法作品同样应该得到关注和重视，因为辉煌壮丽的书法大厦需要大众审美素养作为根基；而反过来“水涨船高”的道理也显而易见。我们认为，“文化书法”的理论内核所面向的不仅仅可以是先锋、精英、国际，还可以在书法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中找到着力点，夯实大众审美素养这个根基。

例如前文提到的“瓦格纳热”，我们不妨看看《新京报》这样有一定发行量和影响力的纸媒的做法：4月16日，马泽尔无词《指环》即将在中国首演报道，3/4版面；5月6日，无词《指环》的乐评，约1/5版面；5月22日，诞辰200周年，7个整版的专题报道，这还是不完全统计。考虑到歌剧演出的不可替代性，我们猜想歌剧院可能与《新京报》有私下的合作关系。但是诸如4月16日整版报道英国指挥家科林·戴维斯辞世，5月24日1/3版报道法国作曲家杜蒂耶去世的稿件，就很难让人理解。若非西方古典音乐已经在读者群中积累起极高的人气，我想生存空间本来就遭受网络媒体挤压的纸媒必然不敢这么“阔气”地报道。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规格极高的第四届北京国际书法双年展开幕的消息，正是在4月16日无词《指环》配图的下方，以“文化速读”的形式只占据了1/8版面，而且由见习记者报道，没有配图。相比于听觉艺术的音乐，具有很好视觉效果的书法居然在纸媒上都被轻视和遗忘——书法艺术的生存困境可见一斑！

回到“文化书法”的话题上来，“真正的书法”的复兴，仅靠有限的书法精英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社会大众广泛的关注和参与，书法无论是走向世界还是走向未来都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我们不妨可以从平面媒体开始进行推广和宣传工作，让普通民众和民间书法爱好者都参与到对书法理论问题、艺术本质问题的讨论中来。真理只会越辩越明，当多数人都站在“文化书法”的一边时，那些反技法反文化的创作起码在一部分地区就会失去市场，从而销声匿迹。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具有真知灼见的普及工作做得太少，社会大众对书法的理解似乎还局限于“一老一少”两头的活动——甚至上文说的双年展开幕的消息报道的重心是“首展少儿作品”。对此舆论导向，笔者在震惊之余实在不敢苟同。少儿学习书法当然值得鼓励，但是用本来就不多的1/8版面的近2/3篇幅大谈特谈“少儿水平之高”，似乎是舍本逐末之举。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中国传统艺术本来就是以“人书俱老”为常见，何况书法对文化修养的极高要求，“少年成名”大概是子虚乌有之事。少儿书法作品的优秀与否，评判的主要标准怕是只有技法的纯熟之别——这与“文化书法”的理念岂不是背道而驰？我们猜想，采写此新闻的记者出于新闻报道需要，可能不得不“突出亮点”，但是这般大张旗鼓地报道少儿作品水平高超无异于向读者潜移默化地灌注“出名要趁早”的理念。书法被降格为成名的工具，这无疑是根本理念的极大谬误。假如社会大众对书法作品的标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恐怕这种舆论导向出现的机会会降低许多吧？

限于笔者水平，这里仅仅用举例的方式探讨了“文化书法”理念普及的可能性。除此之外，相信书法界、书法家遇到的诸多困难和挑战都可以借鉴“文化书法”的思路，我们还有很多“拓荒”的工作值得去做。

综上所述，“文化书法”这个理论诉求的提出和传播并非偶然，它是在正确认识文化发展规律后提出的历史必然选择。当代文化生态中的书法，一面是古代优秀的书法经典由于历史原因出现断层，书法文化的“荒漠化”逐渐蔓延；一面是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的“现代书法”各派，你方唱罢我登场，占据山头各自为王。来自传统和西方的双重压力促使我们尽可能地抛却偏见和成见，回归到“真善美”的艺术最本质追求上来看待书法。其实，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只是需要一幅美观的字，需要愉悦身心、修养品性，至于它是否是“新”的，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已有的作品，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引领书法艺术方向的少数人应该着重考虑的事情，当然他们都十分清楚：优秀的新作都是从旧作中“破茧而出”的。说到底，书法和汉字，是每一个中国人永远不灭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这也是书法不灭、“文化书法”必将繁荣昌盛的坚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