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君子不器大爱无疆

 

王岳川

 

在一个流行愚乐至死、搞笑调侃的社会语境中，在流行下半身写作和反崇高的文化虚无主义时代，在一个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文化自卑主义流行的时代，季羡林被当下流行话语不断地消费并误读。这种误读体现在一些人只重视了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随笔和访谈，进而想当然地认为季羡林是散文家、是杂家；或者只重视留洋博士、文革十年、养猫养龟、种花种荷逸闻趣事；更有甚者一些人只对字画捐赠、家庭失和、生活花边新闻等充满兴趣，而忘记了季羡林，在学术领域多个领域，勤奋耕耘近一个世纪，承往圣继绝学，在绝门学术上有极高的建树和重大的开拓：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研究；2.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研究；3，糖史以及科技史和文化史研究、4.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研究；5.印度古代文学《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的翻译和研究；6.德国及西方文学研究；7.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8.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9.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10.散文、杂文和书法创作。

 

一   人格魅力与精神境界

 

季羡林（1911—2009）是一位近百岁的长寿老人。在漫长的生命之流中，他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距”，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其生活经历和学术历程可谓波澜迭起，宠辱不惊，一声叹息，令人深思。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深深地感受到大学者的坚毅乐观的精神人格魅力，于是决定用我的笔，将我所认识的季羡林先生呈现出来。这部《季羡林评传》重视季老一生做了哪些“继绝学”的重要工作，有哪些“开太平”的新思想。谈论季老的精神人格和学术风范，应该从他的学术历程、人生沉浮、生平轶事以及价值信仰，甚至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角度阐述其思想的重要意义。鉴于文艺学美学丛书的体例要求，本书对季老其他传记中研究较多的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开拓性贡献，佛教史研究的正本清源，吐火罗语释读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等加以略写。将笔墨重点放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翻译介绍印度文学及印度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并提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东方文化研究并提出“西化”之后是“东化”，文艺学美学研究和书法创作，文学（散文）创作和诗文阐释等五个领域，尽力展示季羡林文学研究和文艺学美学方面的思想和智慧。同时，不将这部《季羡林评传》写成其一生履历的浪漫演绎，这样的书坊间已经不少，不必再添。我将以“学术评传”的方式阐释季羡林的文艺学美学和文化研究等思想，将重点放在他学术研究的重要观点和建树上，写出季羡林学术研究尤其是其后期学术思想的思考和创新。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体现在一代代学术大师的修身治学和治国方略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大致有七代谱系——晚清、五四、30年代、建国后、文革、高考恢复后、跨世一代。季老属于第三代知识分子。这一代人打通中西，走出国门，构成了现代中国知识谱系重要一环。季老出生于山东孔孟之乡，是普通的农民之子，经过苦读进入高等学府，会通中西后出国深造；回国后经历了文革浩劫，无论时代风云变幻均惜时如金，高度重视原始资料，笔耕不辍，充分体现了一代人文科学家的严谨之风。而今实属这一代之绝响亦凋零，可谓国家民族之沉痛损失。

我与季老近三十年交往中的诸多往事，感慨季老的朴实与伟大并重。季老高度重视学术传承，他言传身教，对有志于学的青年人关爱有加；季老学问严谨，勤奋著述，笃信“楼有多高，地基有多深”。“君子不器”，不能命定般的将季老列入一个对号入座的学术范围。可以说，季老的“齐奘”笔名显示出他见贤思齐的“玄奘精神”，更表征了他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史和中国新世纪文化战略的深远眼光。

先生为了写《糖史》，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每天来回五六里路去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他说：“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从新时期以来近三十年，季老撰写了近三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其一生的总数达1200万言，这种以写作连接的生命本体，显示了思想自由之后的空前喷发的写作状态。

季老的人生哲学堪称自然中正，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人格榜样。文革期间被强迫校园扫地和做学生收发室工作，季老乐天知命，从不怨天尤人，利用批斗之余从事艰难学术翻译工作九年如一日，翻译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的《罗摩耶那》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文革后拿出200万字的《罗摩耶那》出版，震惊学界。《牛棚杂忆》是一本讲真话的书，季老讲求宽容，更重真理，平生不说假话；他热爱所有生命，爱无疆界，重视亲情，善待动物，并多次将稿费捐献给家乡小学回馈故土；季老衣食朴素，洗尽铅华，惟以学问思想动人，其高洁的人格襟抱宛如朗润园中一丛“季荷”。从季老身上，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平凡而神圣的光辉。

术有专攻，季羡林先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印度学、宗教学、语言学、翻译学、文学比较、思想史等研究，不可能专门去做中国哲学，也不可能专门去做唐诗宋词乃至于先秦古文等,季老就自己要摘除——“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三顶帽子。他说我做不到“泰山北斗”那么高，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穿着普通，每天进出于图书馆，找到两条好资料心花怒放，如果没找到我就心里彷徨。他还说：称他国宝最早是一个画家偶然提起的。国宝是大熊猫，是稀有动物。而我们这样的动物太多了，中国有14亿，可以看出他很谦虚也很自然，同时也不以名利为重，季老说过：人卧不过六尺，高不过六尺，而一个骨灰盒才一尺而已，有什么好争？！

季羡林坚持生态文化观点，认为自然天人合一是最重要。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确乎如此！现代性扩张导致的东方各国的“全盘西化”浪潮，已经被百年历史证明不是东方的福音，而是人类单面化和异化的开始。人类遭遇的问题，核大战也罢，资源耗尽也罢，环境污染也罢，海啸和外星球撞击地球也罢，告诉人们一个事实，现代性到了极度膨胀会反过来毁灭人类。可见，现代性为人们承诺美好生活的同时，又带给人们太多的生态灾难：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使得森林毁灭，水土流失，河海污染，物种退化，精神失落，道德沦丧，心态失衡，形成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大灾场。面对精神生态失衡的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哲人们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重回乡土感受生命大地的精神复归方式。人类的精神生态同样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季羡林先生注意到，在西方现代性的导引下，无论是亚洲还是非洲正在走向“理论翻新时代”和“肉体体验时代”。于是，升级、突破、扩展、肉身感、消费主义就成为这代人的精神轨迹。当代人成为从旧的“经验时代”蜕变的出来又仰望着“理论时代”的中间人，他们从生活话语方式、日常行为模式、当下时尚态度中，将生活娱乐化、文化流行化、生命肉身化、精神平面化。于是在一种“新新人类”的日常生活化中，改变着当代人的想象、城市的色彩和气质、周边的环境和思维演变。对此，必须参照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加以补充和平衡，才会使西方话语单边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有所收敛。

季羡林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再浮生如梦的时尚时代是怎樣勇毅和清醒！《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孟子的话：“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在知人论世中，我看到这位学富五车、汇通中西的学者，在佛学研究、梵语研究，东方学研究，乃至中国的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但又是那样的朴素谦和宽博慈祥——季老是我见过的人中的慧者！

季老说：我的一生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季老多年来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前后差不了五分钟。5点吃早点后立即工作。他常常自己警告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绝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费掉。如果有一天工作没有什么收获，晚上躺在床上就疚愧难安，认为是慢性自杀。真可谓：“爬格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

 

二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季羡林接受《艺术人生》访问时说：“利人利得多，超过利己，就是好人。利己多于利人，就不是好人，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就是大坏人。利一个对象，一个自己，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个就太高了，能够利人，也能利己，就应该说是好人，利人的程度越高，好的程度也就越高，这是我定义的好坏，什么叫好坏。”通过利人的程度来评判好人坏人，别开学面。他还说“我们中华民族发明创造，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这些发明创造，我们都提供给世界，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我们今天提出了‘和谐’这个概念，我们提出来，这就是对世界一个很大的贡献。现在世界缺少就是和谐，到处打仗，我们提出这个不但对眼前，对于人类的未来，也要讲究和谐。”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忠诚。

2000年我回国后去朗润园问候先生，正好北京电视台在拍摄《北大魂》时采访季老，我静静地在一池春水盛开的“季荷”旁，听先生面对镜头畅谈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身份，其大胆和勇毅令后学失色。他说：“百年北大建校初期，校长大多是学富五车之士，而多数禀有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其后的一些校长，有的在人格眼光胸襟才华上大不如从前了”；还说“创一流大学，北大文科就是一流的，如果不好好提升，则是重大失职。文科作为真正的一流，应该好好扶持啊”。

2001年，先生身体渐弱而经常生病住院。有一次我去看望刚出院回家的季老。季老为我题写了一幅书法“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中深邃的含义和期许，已然成为我的座右铭。然后，老人对我说：我感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经常住院，也许上天给我的时间不太多了”。于是，老人决定向北大图书馆捐赠自己毕生之所有：家中所有图书近30000册，许多是海内孤本和世界孤本；所收藏500余卷历代名人珍品字画和文物，其总价值颇大；还有极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所有手稿和名人通信。季老认为“国宝放在国家手里是最安全的做法”，让人深深感动而高山仰止。

2002年，季老收到北大学生会办的学生刊物《大学生》，先生用放大镜认真阅读，发现刊物中有一些错字错句，花时间给我写了长信一一指出其中的错漏，委托我到学生编辑部将信转给编辑，请编辑一定认真审稿——北大无小事。面对一本薄薄的学生办刊物，却如此认真一丝不苟，其严谨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情怀，对学问坚持“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境界，让我闭目思来心中感佩。

2003年，季先生认为，万物方生方死，是至理名言。季老认为自已年届耄耋，对生命和名利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超脱的，因此很欣赏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顺尽，无复独多虑”。季老正是这样一位透悟生死慧者。缅怀学术前辈的同时，当代学者和青年人也要对学问人生更多一份虔敬与忠诚。眼光有多远，路就有多远。有知方能有畏，学问之道贵在不偏不倚、持之以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者应将个人欲望压到最低，以“为万世开太平”的心胸道义为担当，在这个意义上，季老的座右铭“极高明而道中庸”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再深思。

2004年，生命不息，思想不止。季老住院后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还坚持每天写作思考，这使我想起古人说的“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话，但是季老却是在不断践行着。病中的先生支撑着已不能站立的病躯，忍受着因写作而导致反复发烧和化脓性皮炎折磨，每天以2000字的惊人毅力推进着，使自己一生学问思想与死亡之神赛跑，坚毅地写下来传之后人……每每想起这些，都令人无比感动。季老说：我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正是夫子自道！

2005年，季先生提出：每位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每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也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学坛上的少数先进人物，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于是就开出了与以前不同的鲜丽的花朵，产生了少数一次出现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师。我想以章太炎划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我想，这实在是东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深隐着人文科学之独创性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来规划的独特思想。可以说，敢于发表新论，决不与人雷同，不惧他人在东方复兴和重写文学史等话题后的争论攻击。这大抵是晚年季先生的一个学术思想特色。

2006年，先生为北大书法所在首都博物馆的大型书法展题词：“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将海内外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团结起来，在深邃的北大文化土壤中培养新一代的书法博士和研究生，这实在是令人欣慰的事。书法创作必须尊重艺术文化规律，凡是违背这些规律走入旁门左道的所谓追新，即是与大学书法旨趣相悖的。大学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文化，也是学者们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从毕业展作品集充满文化气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书法的文化风貌和学术精神。”我去取先生题词的时候，他说：“艺术界名人很多，但是一些人为什么后来的艺术就走下坡路了呢，就是因为文化底蕴欠火候。而季老推荐他的好友范曾先生到北大书法所讲课。季先生对我说：“范曾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个书画家，范曾作为专业大书画家，其古文和中国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我想，当代中国书法和绘画如果丧失了文化，丧失了金字塔的底座（文化）而只要那个尖（技法）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季老题赠给我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行书中，感到“高明”与“守中”的度——写得不温不火，无法而法度皆备。同样，在题写的兰州碑林中，撰写了长篇精美的碑文阐释其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东西方交流价值：“丝绸之路，历时悠久，东西文化，赖以交流。……”，其中的历史深度和学术眼光同一般的文人墨客的题咏判若霄壤。而2007年病中所书《文化书法》，支持北大提出的“文化书法”，对中国书法“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做出了很好的阐释！

2007年8月，我又要去海外任教一年，到301医院向先生辞行。因为堵车而晚到，老人一直坐着等我。见面后谆谆告诫我：好好到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不管有多难都要坚持文化输出。他又悄悄地笑着告诉我，前不久刚刚回过一次北大朗润园老家。童心慧眼的先生喜欢养波斯猫，当离家三年多的先生回家时，猫猫一眼就认出了阔别的老友，纵身跳入“老伙计”怀中。当时季老感动得热泪盈眶，跟随的人面对此久别重逢的感人场景也唏嘘不已。季老擦着眼泪对我说：谁说猫猫是白眼不认人，应该平反啊。说得我也感动莫名。我关心地问先生的身体状况，他乐观地告诉我，“我会活一百二十岁，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呢”！但是，我分明从先生已经失聪的右耳和苍老疲惫的脸上，看到先生身体大不如从前，不由心如刀割。然而，先生支撑着已不能站立的病躯，每天以2000字的惊人毅力推进着，使自己一生学问思想与死亡之神赛跑，坚毅地写下来传之后人……

2008年，我坐在301医院季老的病榻旁，听着季老缓慢微弱的话音，脑海浮现出20年前的场景：1988年，我刚留北大任教，去拜访季先生。先生盯着我问：地基有多深就知道房子能修多高——你外语阅读能力怎么样？学位论文之后下一步准备写什么？是否能够大胆走入打通中西的学术道路？能够给我看看你发表的最新论著吗？除你专业以外的知识面宽度厚度怎么样？……这种超乎寻常的严格追问，给我以深刻的学术警策和震撼。而1993年，我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季老对我说，这只是说明你有做学问的基础和培养学生的底子，但要做一个真正立身于世不为稻粱谋的真正学者乃至大学问家，还有很远很难的路要走……。二十年来，我终于明白了，学问乃一生之学之问！一生的前沿学术追问！一生人格修为和精神求索！

2009年，季老走了，差不多成为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绝响。这位世纪老人给我们诸多启迪：这位昔日的洋博士今日的慈祥老人，性格宽厚平和有如泰山石，穿着发白的蓝中山装提着旧书包奔走于各种国际会议的形象，胜过了那些假洋士多少虚假宣言和媒体做秀；他因宅心仁厚不忍拒绝他人邀请参会，而只能在会议缠身的间隙中，心游万仞强行远离尘嚣写成篇篇美文，使我们得以走进他“深情冷眼”的人间情怀；他对小动物的深情，常年养小猫小龟小动物小花小草，每日写作疲倦时同它们亲近游戏，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这种天性流露的美丽反衬出他人格高大爱心深厚；他对后生学者的奖掖提携之多难以言尽，一生培养了六千多名弟子，其中不少是国内知名东方学学者，还有几十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他对学生治学要求极严，但是一旦多年不见的弟子从海外远道归来，他总是推开所有的会议，与其在书房中尽兴畅谈…… 

回忆未名湖后湖午夜亮起的灯光，那可是百年北大老人透过暗夜的精神之光，这一灯独荧正在迎来东方世纪的满天朝霞。

 

三   少年时代国学与英文奠基

 

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季羡林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官庄。6岁以前，马景恭老是教他认识文字。六岁投奔叔父去到济南，先在私塾里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然后上小学。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在学国文的同时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季羡林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可以说，季羡林从小在国学和英文方面同时发展，在中西文化方面的，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其后，在正谊中学上初中，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叔父却对季羡林期望大要求高不仅亲自讲课，还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叔父认为季羡林的学习压力还不够大，必须再加点码。他亲自为我选了一些篇古文，讲宋明理学的居多，亲手用毛笔正楷抄成一本书，名之曰《课侄选文》，有空闲时，亲口给我讲授，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这些文章对我来说，远远比不上叔父称之为“闲书”的那一批《彭公案》、《济公传》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偷看这些书。

正式课程有国文、英、数、理、生、地、史。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还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三国》、《西游》、《红楼梦》、《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季羡林最喜爱的书大致有：一、司马迁《史记》，二、《世说新语》，三、陶渊明的诗，四、李白的诗，五、杜甫的诗，六、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七、苏轼的诗文词，八、纳兰性德的词，九、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十、曹雪芹的《红楼梦》。

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继续学英文，又开始学了点德文，开始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但是这个启发不是来自英文教员，而是来自国文教员。国文老师有董秋芳(冬芬)、夏莱蒂、胡也频等等，都是有名的作家。胡也频先生只教了几个月，就被国民党通缉，逃到上海，不久就壮烈牺牲。以后是董秋芳先生教学。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曾翻译过一本短篇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鲁迅写了序言。他同鲁迅通过信，通信全文都收在《鲁迅全集》中。他虽然教国文，却是外国文学出身，在教学中自然会讲到外国文学的。 这段时间，季羡林曾从日本东京丸善书店订购过几本外国文学的书。其中一本是英国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说，并着手翻译过其中的一篇。

一九三○年，季羡林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大胆地报了最高学府北大和清华。结果两个大学都录取了。最后，季羡林因清华出国机会多而选了清华。选系时，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四年，兴趣是相当广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几乎都涉及到了。从大一德文，一直念到大四德文，最后写论文还是用英文，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导教师是艾克。在这期间，除了写作散文以外，他还翻译了德莱塞的《旧世纪还在新的时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史密斯(Smith)的《蔷薇》，杰克逊(H．Jackson)的《代替一篇春歌》，马奎斯(D．Marquis)的《守财奴自传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荷尔德林的一些诗，其中《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代替一篇春歌》、《蔷薇》等几篇发表了。同时，在清华季羡林开始对梵文发生兴趣，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但由于当时没有人教梵文，研究梵文的愿望落空了。

这段时间，季羡林大量读书，主要书目有：《老子》、《论语》、《庄子》、《孟子》、《易经》、《书经》、《诗经》、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二十四史》、《文心雕龙》、《梦溪笔谈》、《诗品》、《宋高僧传》、《四十二章经》、《一切经音义》、《般若经》等，还浏览过《宝德藏》、念常集的《佛祖历代通载》、《佛祖统纪》、《集古今佛道论衡》、《续高僧传》、范温的《潜溪诗眼》、《壬辰录》、刘献廷的《广阳杂记》，更不熟悉的，如《梅磵诗话》、《说郛》（包括刘元卿的《应谐录》）、《清平山堂话本》、《外台密要》、《南海寄归内法传》等古书。

一九三四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他回母校任国文教员。一年后，季羡林听闻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毅然报名应考，顺利地被录取。于是，季羡林辞别家人，准备行装，远赴德国留学，开始了他学术研究生涯的新历程。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头脑。正是季羡林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对英语、德语、法语的的潜心研究，对国学的痴心阅读和精深研究，他完整的知识结构是他成为了双语精英，为未来的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  留德十年执教北大半世纪

 

1935年的深秋，季羡林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季羡林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季羡林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开始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后又从西克教授学习吠陀和吐火罗文。梵文文学作品只在授课时作为语言教材来学习。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西克以耄耋之年出来代他授课。这位年老的老师先后教了季羡林吠陀、《大疏》、吐火罗语。在文学方面，他教了季羡林比较困难的檀丁的《十王子传》。当时季羡林主要是研究混合梵文，没有想到要研究梵文文学，他的兴趣完全转移到语言方面，转移到吐火罗文方面去了。

在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羡林饱受轰炸、饥饿、乡愁的煎熬。其自述曰：“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季羡林一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季羡林翻阅。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季羡林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研究佛教梵语的，有人也称之为“混合梵文”或“揭陀语言”。 这是一种基本上是梵文但又掺杂了不少古代方言的文字。在小乘向大乘过渡的期间，或者在季羡林称之为“原始大乘佛教”的期间，许多佛典都是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有的佛典原来是用纯粹方言写成的，随着“梵文的复兴”以及一些别的原因，佛典文字方言成分逐渐减少，而梵文成分则逐渐增多，于是就形成了所谓“佛教梵语”。在这些方言中，东部方言摩揭陀语占有很大的比重。于是，有的学者就推测，最初可能有用古代东部半摩揭陀方言纂成的“原始佛典”(Urkanon)。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战事关系，季羡林被迫留在哥大教书，仍然集中全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佛教梵语的研究，发表过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

1945年，在季羡林来到哥廷根十年之后，季羡林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二战结束后，季羡林听说陈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回信，推荐到北大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季羡林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先在沙滩红楼暂住，年轻的季羡林走进了北大的大门，拜见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土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向正教授。季羡林任副教授。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季羡林，季羡林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季羡林在北京大学发现由于资料和信息的限制，他的佛教梵语研究完全无法继续下去，只好顺应时势改了行。季羡林在科学研究方面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季羡林尝试了很多研究领域，成了一名“杂家”。有一个问题季羡林自己也无法回答：是季羡林留在欧洲在学术上发挥作用大呢，还是回到国内来发挥作用更大?一般的看法是后者发挥作用更大。季羡林认为，这个问题留待后人去回答吧。

季羡林在印度学领域内的兴趣集中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在哥廷根十年，季羡林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可见其收藏之富。季羡林回国留在北大教书，北大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少的可怜，季羡林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研究已经不可能了，而新的研究对象在哪里呢？季羡林考虑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季羡林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季羡林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季羡林搞了一些翻译工作，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翻译了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季羡林还翻译了恩格斯用英文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译稿，后来由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然而，季羡林心中最大的疙瘩还没有解开：旧业搞不成了，季羡林何去何从？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因为觉得有兴趣，曾随手从《大藏经》中，从那一大套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比较文学史”的资料。当时季羡林还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下意识中觉得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国以后，尽管中国图书馆中关于印度和比较文学史的书籍极为匮乏，但是中国典籍则浩瀚无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至少中国这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同印度沾边，不致十年负笈，前功尽弃。季羡林反复思考，尽管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顺应时势，进行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

然而从五十年代初到1976年“文革”结束，季羡林看到运动一个接一个，批判一浪接浪。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连，可谓无日不开会。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从中可见当时学者们的心情。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也遭受过厄运，碰到过挫折。仅就现当代而言，就遇到过两次极大的灾难。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十年浩劫。五四运动想要破坏封建顽固僵化、倒退的那一套东西，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不能不采取些过激的手段，泼洗澡水暂时连孩子也泼掉了，矫枉要过正，有时也真难以避免。但是，十年浩劫却是另外一码事，性质迥乎不同。浩劫的目的就在于破坏，盲目地、残暴地、毫无理智地、失去一切人性地，一味地破坏，不但把孩子泼掉了，连洗澡盆也不要了。这是人类空前的悲剧，其结果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

“文革”中，季羡林被戴上一大堆可怕的帽子，蹲过牛棚，受过批斗，群众专政，从事过劳动改造，甚至遭受过毒打而准备自杀。“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决心既下，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一眼，刚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最终，季羡林挺过来了，被造反派命令到35楼看大门守电话分信件。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始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从文体上来看，这部大史诗不算太难，但是个别地方还是有问题有困难的。在当时，这部书在印度有不同语言的译本，印度以外还没有听到有全译本，连英文也只有一个编译本。当时极“左”之风尚未全息，读书重视业务，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季羡林怎敢公然在门房中摊开梵文原本，翻译起来，至少也得挨批斗五次。于是，季羡林晚上回家，把梵文译为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枯坐门房中，脑袋里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又费了一两年的时间，终于把全书的译文整理完。

毫无疑问，季羡林的学术研究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停顿不前。“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新中国建立后将近五十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分界线是1978年，前面将近三十年为一阶段，后面将近二十年为一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搞学术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只能信，不能想，不允许想，不敢想。天天如临深履薄，天天代圣人立言，不敢说自己的话，不允许说自己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想在学术研究中搞点儿什么名堂出来，真是难于上青天了。只有真正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学术才能真正繁荣，否则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就只能干瘪。这是古今中外学术史证明了的一条规律，不承认是不行的”。[1]

从1978年起，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在意识形态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们，脑袋上的紧箍咒被砸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独立自主地思考了，从而学术界思想比较活跃起来。思想活跃历来都是推动学术研究前进的重要条件。中国学术界萌生了生气勃勃的生机。这以后，季羡林的学术出现了全新的景象，论文和专著等学术成果呈现不断喷发的良好态势。

五  研究范围和学术发展的轨迹

根据季羡林自己的归纳统计，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约有以下十几项：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糖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14，散文及杂文创作。

季羡林的研究方法是由考证到兼顾义理。他认为：清儒分学问为三门：义理、辞章、考据。最理想的是三者集于一人之身，但这很难。桐城派虽然如此主张，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就多半在辞章一门，其他两门是谈不上的。“我在三门学问中最喜爱考证，亦称考据。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毫无根据。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大盛于清朝乾嘉时代，当时大师辈出，使我们读懂了以前无法读的古书，这是它最大的贡献。真正的学术著作，约略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单篇的论文与成本的专著。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古今中外的许多大部头的专著，像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名垂千古、辉煌璀璨的巨著，是我们国家的瑰宝。这里不再详论。我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单篇论文的问题。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如果写一部专著，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也可能没有。因为大多数的专著是综合的、全面的叙述，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也必须写进去，否则就不算全面。论文则没有这种负担，它的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而是有新意，它与专著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吧。必须中西兼通，中外结合，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

季羡林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同时，必须清楚进行科学研究指导方针。季羡林很欣赏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认为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古今中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在那一段教条主义猖獗、形而上学飞扬跋扈的时期内，这个方针曾受到多年连续不断的批判。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试问哪一个学者能离开假设与求证呢？所谓大胆，就是不为过去的先入之见所限，不为权威所囿，能够放开眼光，敞开胸怀，独具只眼，另辟路径，提出自己的假设，甚至胡思乱想，想入非非，亦无不可。如果连这一点胆量都不敢有，那只有循规蹈矩，墨守成法，鼠目寸光，拾人牙慧，个人决不会有创造，学术决不会进步。”[2]

最后，季羡林对自己一生的学术做了一个总结：“计算一下，最近几年来，我每年写的文章，数目远远超过过去的任何一年。我平生最长最艰巨的两部书，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是长达８０万字的《糖史》，一部是也长达数十万字（因为部分用英文写成的，字数难以准确统计）的吐火罗文Ａ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我虽然是个杂家，但是杂中还是有重点的。可惜，由于一些原因，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不明白我干的究竟是哪一行。外面来的信，有的寄到中文系，有的寄到历史系，有的寄到哲学系，有的寄到西语系，有的甚至寄到社会学系。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我的了解。两部大书一出，估计可以减少点混乱。对我来说，这种混乱一点影响也没有的。”

正是季羡林对社会上的误读和对杂家的偏见，我有必要通过以下各章给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文艺学美学和比较文化方面的思想加以逐一分析，以正视听，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位世纪老人的悲欢离合、所思所作、所为所得。

 

（转自王岳川著《季羡林评传》，安徽黄山书社，2016年版）

 

[1] 参见王岳川编《学问人生——季羡林自述》，季羡林《回到祖国》，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版。

[2]《季羡林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