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书法20年回顾与远景

时胜勋

 

2022年9月3日，北大书法所“文化书法与美育国策”学术论坛举办，本文系北大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时胜勋提交的论文，并做中心发言。

 

摘要：文化书法是北大书法所的办所理念，是立足于中华文化与美学精神而形成的时代新命题。成立之初，即得到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等老一辈学者的亲切关怀，题词勉励，文化遂成为北大书法所的独特标志。文化书法十六字方针体现了王岳川教授长期的学术思考，廓清了不少理论难题，拓展了书法理论的多重维度，如普及与提高、主流与支流、正与变、神与形等，具有很强的实践引领意义。文化书法从历史中走来，背后蕴含着的厚重的历史底蕴，扎根于中华大地，是传统的文士书法、近现代的学者书法、现当代美育与书法美学文化研究等多重脉络演进的自然结果。文化书法坚守价值维度，体现着对人文化成、审美生成、性命大成的矢志不渝的文化坚守。文化书法不断推进实践，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创作展览、服务社会、瞄准国家战略、国际交流等六条战线上扎实工作，成绩斐然。文化书法坚持书法美育的大美大雅方向，推进书法美育从小美、中美到大美的境界提升。从未来远景来说，文化复兴是大势所趋的文化共识，文化书法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复兴与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并将与志同道合者一起，把中国书法文化发扬光大。

关键词：文化书法；北大书法所；美育国策；大美书法；文化精神

 

一  从三份题词说起

 

2003年，北大书法所成立，她立足北大，标举文化书法理念。文化的分量很重。当时在成立的时候，有三位老一辈著名学者曾题词勉励，对书法所的发展，意义非常重要。

第一位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北大书法所顾问季羡林先生（1911-2009），为北大书法所成立题词“德艺双培”。德和艺要结合起来，不能顾此失彼。季羡林先生后来为书法所题词“文化书法”：“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将海内外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团结起来，在深邃的北大文化土壤中培养新一代的书法博士和研究生，这实在是令人欣慰的事。书法创作必须尊重艺术文化规律，凡是违背这些规律走入旁门左道的所谓追新，即是与大学书法旨趣相悖的。大学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文化，也是学者们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从毕业展作品集充满文化气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书法的文化风貌和学术精神。”[1]书法所正是秉持这一“文化书法”方向不断践行。

第二位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北大书法所顾问任继愈先生（1916-2009），为北大书法所成立题词“重振北大美育学风，陶冶一代文化新人”。1917年，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任继愈先生将美育与新人结合在一起，对书法所给予厚望。我们也深知这份从蔡元培以来的北大美育传统的文化重量。近二十年来，北大书法所培养了近500人的访问学者、研究生各类书法人才。

第三位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大书法所顾问欧阳中石先生（1928-2020），为北大书法所成立题词“辟雍宣教化，太学务弘文”。汉班固《白虎通·辟雍》：“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於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 作为杰出的北大校友，欧阳中石先生创办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科，功不可没，他的题词提到了教化与弘文，体现了欧阳中石先生秉持的书法文化观念，也是对母校书法学科的殷切期望。而北大书法所也没有辜负这一期望，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德艺”、“美育”、“文化新人”、“弘文”等可以看出，三位先生在书法所成立之初即给书法所提出了办所的文化与美育方向。他们虽然没有提出文化书法，但却是北大书法所文化书法理念的先驱。这三个题词是北京大学书法所成立时老一辈学者的谆谆教诲。

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机构，提出一个理念必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考虑。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先生题词背后也绝非空空如也，肯定还蕴含着某种涌动不息的文化精神。这是北大书法所的灵魂。

 

二、文化书法的十六字方针

 

北大书法所提出文化书法，无疑与老一辈学者的殷切期望相一致。文化书法，是以文化为本体和方向的书法，以“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为十六字方针，就是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全面落实文化书法的理念，提振中国书法在当代的文化境界。

关于这十六字的内涵，王岳川教授在《书法文化精神》《文化书法》等多部论著有系统的讨论。我认为，十六字方针对于澄清、揭示一些理论难题、理论盲点，是非常重要的，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廓清迷雾，深化我们对书法的整体认识，看到本质、根本，是本质直观，目击道存。我认为十六字方针集中体现为对四重关系的厘定，值得重视。

其一，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要重视提高。这就是回归经典。北京大学书法所是立足北京大学，应该有一种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与普及并不冲突，是通过提高来进行普及，因为不回归经典，普及只能走向比矮。尤其在今天泥沙俱下的时代，提高的意义更为重要。

其二，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要重视主流。这就是走进魏晋。二王是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枢纽（隶变），后世书法的主流。[2]吴小如先生说，“学书必自二王始”。书法不入二王，终是不入流。今天的书法已经是支流大于主流，已经没有主流了，在此背景下，坚持二王尤为重要。

其三，正与变的关系，要重视正。这就是守正创新。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重视的是正，正与雅关系密切，正即雅。与此相关的是变，变是其次的。所以，守正创新，这不是颠覆性的，不是推倒重来。文化的发展有其规律性，以正为主，文化不能翻来覆去，要注重其传承性、连续性和延展性。

其四，神与形的关系，要重视神，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这就是正大气象。文化书法的结果是有形的一幅一幅的作品，但又臻达于无形，是蕴含在作品内里的涌动不息的精神气脉，即正大气象。正大气象既是正大之本体（内）与气象（外）之形式的结合，也是正气象、大气象的结合。气象本身就充满了多样性，气象万千是也，这万千气象的来源即是正大，或者气象主要表现为正大。正大即为中气、正气，从而鼓动万千气象。正大气象，正大为本，气象是体现。

可以说，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等先生的题词与文化书法十六字方针是一脉相承的，北大书法所成立以来也是以文化书法为旗帜。今天，有必要重温这一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其学术思想，重申其文化立场，推进文化书法的守正出新发展，回应美育国策，呼唤大美书法。

 

三、文化书法的三条脉络

 

任何概念的提出都不是无本之木，是来自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文化书法是一个有近20年的概念，但渊源有自，至少有三大脉络。

其一是自古以来的文士书法脉络。文士是君子、文人、士大夫等的统称（有时也称士君子），道德文章垂范后世。王充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论衡·超奇》）王充认为文人、鸿儒远远高于俗人、儒生、通人，是有学识，又有文采和思想。文士书法不是职业的，王羲之、颜真卿等都不是职业书法家，古代也没有职业书法家。诗（文）书不分家，文士不仅有很好的道德（儒）修养，还能写一手好文章，也能写出高妙的书法，古来书家莫不如此。文士进而为士大夫（科举），治国平天下，退而为文人，文章华国，进退从容。文士是整个国家的支柱，“士农工商”，位于首位，发挥着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文士书法就是社会的标杆，其影响广泛渗透在各行各业，书有着文字、文学、宗教、政治、伦理道德等多重功能。从书法本体来说，文士书法的典型体现就是篆、隶、楷、行、草五体书，很少有杂体书，其后以魏晋书法为代表，特别是形成了以二王为主脉的帖学传统。 

其二是近现代逐渐形成的学者书法脉络。这源自文士书法，现代以来，大学成为文士的主要存身之地，文士书法中的一些学有专攻的人，进入大学，在学问之余，潜心书法。学者书法是文士书法的现代形式，文士书法是学者书法的传统渊源。在现代，特别是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以蔡元培、胡适、冯友兰、沈尹默等为代表传统，也就是背景板上的前辈大师。在现代的各个综合性大学，这样的学者书法是举不胜举的。北京大学学者书法也成为突出的代表，这是重要文化传统。季羡林先生认为：“学者书法有自己的历史，起码清华过去有梁启超，北大过去有沈尹默等。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化。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好的书法给人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好处，使学者身心健康。看怀素狂草，使人心花怒放，看邓石如书法，惊心动魄，看吴昌硕墨荷的笔墨，精神和身体双重振动！”[3]我们知道，进入现代，学科开始分化，书法也是如此，除了保留传统的学者书法之外，还有偏重艺术的美术学院的书法，以及后来的师院（师大）书法。学者书法、学院书法、师院书法都是高校书法，还有社会上的群众书法，各界人士但凡有些爱好都来写书法，导致良莠不齐。四大形态中，师院书法注重规范性，美院书法注重形式性，群众书法注重自娱性，学者书法最为独特，既有传统的功底，注重临帖，又重视文化修为。文化书法就是从学者书法这一脉传承下来的，从蔡元培、沈尹默等而来。这是第二条脉络。

其三是美育、书法美学与文化研究脉络。文士书法、学者书法是偏重书法实践，美育、书法美学与文化研究则偏重思想。1917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要“以美育代宗教”，发挥美育的塑造新人的重要意义。比美育更进一步的是书法美学研究。对书法进行美学研究自古就有，神采、风神等，现代的书法美学研究应该以宗白华为代表，其名篇《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就是要阐述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代表”这一重要观念，宗白华先生后来撰写了不少书法美学的著述。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书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支。文艺美学在80年代具有开创之功，北大是文艺美学的重镇。进入90年代，金开诚、王岳川教授还撰写了《书法艺术美学》（中国文联出版社，1995）一书（写作意向源自80年代末），这是美学思路。书法文化的出现与新时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国学热有密切联系。“中国文化大观系列”是国家八五、九五重点突出，共7大卷，其中就有金开诚、王岳川教授主编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完稿于1993年），其中第三编专门探讨书法文化，涉及书法与传统文化、其他艺术、社会生活、人的教育等方面。《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以著作的形式将书法文化进行了基础性的定位（“文化大观”），如今该著已经成为书法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大观》完稿后10年（2003），两位主编金开诚、王岳川教授在季羡林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推进成立北大书法所，明确提出文化书法的理念，从学术思想源头来说，正源自《书法艺术美学》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是金开诚、王岳川教授长年致力于书法美学与书法文化研究的必然结果，在成立书法所之前，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美学与文化研究积淀，这不仅是美学热与文化热的产物，也是金开诚、王岳川教授自己文化选择与践行的产物，而他们又是现代学者书法的继承人。可以说，北大书法所的文化书法实质上是文化、思想、学术、艺术的综合产物。

从传统的文士书法到近现代的学者书法，再到美育、书法美学与文化研究，最后走向了文化书法，这一脉络是水到渠成，当然，也是兵行险招。因为，开辟文化书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遇很多挑战。

一是书法的美术化，书法被放置在美术一科，注重形式，追求美术化效应，奉行艺术自律，以艺术家、书法家自居，遗失了重要的文化、学术、思想维度。

二是书法的神秘化，不是追求书法的高妙的人格境界，而是将个体小我无限膨胀，走向非理性的状态，呈现一片狂躁、浮夸之象，杂耍类书法横行。

三是书法的西方化，依照西方的模式（再现论、表现论、先锋派等）来解释中国书法，固然推进了中国书法的国际化，但又将其抽象化、符号化、碎片化，嫁接到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中，以文化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当代艺术政治正确的方式清除中国书法的文化身份（DNA）。

四是书法的市场化，增进了书法的流通，但落入了商业化逻辑，依照商业模式来处置书法，将其商品化、投资化，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等等。

美术化、神秘化、西方化、市场化给中国书法带来了冲击，中国书法追求艺与道通，是中国哲学中的哲学（黑白、阴阳、虚实、静动、节奏、形而上等），是文化身份（汉字、文学、思想、哲学等）的集中体现，从根本上说，它不能在美术化、神秘化、西方化、市场化的道路上一去不返，需要有文化的介入和校正。

文化书法比其他书法形态具有更强的学术意识，因为它远取文士书法，近取学者书法，又强调美育、美学与文化的多重价值，同时回应现代性危机（反传统）以及后现代（反文化）、后殖民（反身份）冲击。文化书法是“（美育）美学+文化”的书法，是区别于技术、纯艺术的书法的，要抵达的高度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高度。这与群众书法、师院书法、美院书法有较大区别，文化书法自觉担任了一份沉重的文化使命，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勇气。将书法文化升级为文化书法，绝非玩弄文字游戏，而是以更加鲜明的方式强调了文化对书法的决定性、本体性意义。

 

四、文化书法“一以贯之”的立场坚守

 

文化书法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坚定的文化立场和扎实的文化实践。十六字方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本身也不会停留在概念上。

先说文化立场，立场很重要。《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做人之本在于孝悌，文化之本在于精神，就是价值观。孔子对弟子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4]没有立场，如何一以贯之？后来这个意思曾子在《大学》里说得更清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本要立起来，或者我们要立在根本上，就是“至善”。古人很强调立场，这是做人的原则。立场是自觉性、自律性的，不仅要对其他立场保持批判性的反思，追求“和而不同”，在参照对比中强化自己，还要对自身立场进行批判性的建设，不断完善自我，精益求精，如琢如磨，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是也。文化书法不担心批评，而是将批判性导向建设性，因为摧毁一座大楼很容易，但建起一座大楼却很困难。立场坚守就是盖大楼，而不是半途而废，成烂尾楼。可见，立场的自觉性与自律性是很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把根扎在大地深处，才能枝繁叶茂，经受岁月的洗礼。

以上是立场的意义，就内容来说，我们坚持文化书法要守住的是什么？王岳川教授对此也有过很多阐述，结合我的感受，我认为有三点需要注意。

一是文化书法坚持人文化成。文化书法中的文化，不是一般的文化，而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之意，即人文，移风易俗，传承文明，塑造精神。文化书法是人文化成的书法。文化使人脱离低级趣味，从野蛮的、幼稚的、肤浅的状态超脱出来，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书法是人文之学、成人之学，自古就有诗教、乐教、书教。写字与做人关系密切，书写的内容是经、史、子、集，书写的形式是意象化、情意化、意蕴化的汉字。书法（而非印刷体）弥漫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书信交流，厅堂，园林，建筑，等等，有了书法，文化的氛围（人文）扑面而来。令人回味无穷，而非看过即忘，止于目观。近年来流行的“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书法是文化的电容器，将文字、文学、哲学等溶于线条飞动之中，对人的陶冶是潜移默化的。在北大书法班的教学中，我们最大限度地增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尤其《大学》《中庸》等经典文献，成为学生的必读书，并且强调人文礼仪的重要性，尊师重教，尊重传统，对传统有敬畏之心。来北大是净心的，不是来镀金的。这是人文化成。

二是文化书法坚持审美生成。文化书法强调文化，但并不排斥美学，甚至还强调美学的重要性。这就是审美生成，是非概念、非功利的韵律之美、节奏之美、性情之美、自由和谐之美。这个审美就是将感性和理性连接起来。这种审美生成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比如席勒。在中国古代，也有与审美生成类似的提法。中国有六艺传统，非常重视“艺”。[5]《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艺四者是结合的。道、德、仁都偏实践理性，而艺则是感性的。在孔门思想中，审美生成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与人文化成的道、德、仁密切结合的，或者说人文化成就包含了审美生成，单独说就是强调书法这一艺术的独特性。孔子说的“吾与点也”，那种“（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就是审美生成，难道仅仅是唱着歌吗？那是对王道乐土、大同世界的畅想，那是超越了子路（治国）、冉有（治乡）、公西华（礼仪）的高妙境界。王羲之等人的曲水流觞，“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也同样是审美（感物、比兴、寄托）生成。不独只在书法、文学（《兰亭序》）中，而是蕴含着人生、天地、万物、自然等，这是一种“大审美”。在北大书法班的教学中，我们一方面讲授美学，重视体验，另一方面致敬经典，对书法经典进行研究、临摹、创作，让书写成为生命本体的外化。这是审美生成。

三是文化书法坚持性命大成。这是人文化成、审美生成的必然体现。性、命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但古人对此的态度却很微妙，不能多讲。《论语》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今天，还是要勉为其难讨论这个问题。从日常来说，性命就是生命，但还有更深刻的内涵，《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自命出，性命一体，率性而为，不是做作的，而是自由、自律的。而“大成”是至高境界（至善），是集中某类事物的各个方面，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这是孔子所抵达的境界。[6]一般来说，这样的境界是极其超迈的，是我们心向往之的目标。满足于小成，不追求大成，是无法感受文化大美的。书法的至高境界就是性命大成，就是尽其性、成其道。[7]性命大成是人书一体、书道合一，是“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或者如《庄子》所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所书写的绝对不止于个体的小我，而是大生命，超出个体的文化（家国）生命、自然生命、宇宙生命。艺术、审美绝不能自存，而必须导向宇宙、自然的这一大生命。对这一大生命的感悟造就伟大的艺术，就像《兰亭序》所说的“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这种对宇宙天地的感受（欢喜与痛苦）是跨越时空的。《祭侄文稿》《寒食帖》无不如此，都是性命攸关，是雄浑悲壮之美、苍凉悱恻之美。弘一大师（李叔同）绝笔的“悲欣交集”又何尝只是几个字呢？古人云，或书造自然，或神采为上，或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书法如果不是传递宇宙自然的消息，不是传递历史人文的足音，不是传递生命的律动，它又是什么？只是简单的文字书写吗？还要说明的是，大成不是固定的、现成的、绝对的，《老子》言：“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成总是缺、不足，与成相反，有余地，有潜力，唯此才充满生机，即“其用无穷”。人生就是一场永不停息的修为，性命大成也是终生的，不要自满，“大盈若冲”，“大器晚（免）成”，因此才是“人书俱老”，“衰年变法”，自我革新，生生不息。你今天觉得写得不错，但是过来一段时间，就超越了。有些人满足于过去，吃老本，躺在功劳簿上，那就不是大成，那是大败、大退。性命大成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它不断提升着我们的精神文化境界。在北大书法班的教学中，我们一直坚持性命大成，追问什么是安身立命之学，引领学生进入天地宇宙的境界。北大虽小，但她背后的文化力量却很深邃，并且不要自满，而要不断精益求精，拓展新的可能性。这是性命大成。如果对北大求学已经淡忘了，已经不知道人文化成、审美生成、性命大成了，那这就如同进宝山空手而归，岂不是莫大的遗憾？

上述人文化成（做人）、审美生成（体验）、性命大成（本体、终极、超越性、形而上）是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也并非截然相分。虽然抽象，但却是北大书法所“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所谓“一”，不仅指集中于此（“极虑专精”），也是一直如此、始终如一，更是作为原则、始源的一，“道生一”。文化书法坚持一种终极性、本体性的意识，超越商业化、形式化、西方化、功利化的陷阱。如果头脑空空如也，又如何坚持文化书法？如果头脑中都充斥着乱七八糟的想法，又如何坚持文化书法？即便曾经领悟过文化书法，但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文化书法又被抛至一旁，又如何坚持文化书法？文化书法不只是一个名字，其背后代表着对人文化成、审美生成、性命大成的矢志不渝的探索和追求。如果对此不了解，就站不到文化书法的立场上来，站不到文化的立场上，就会站到商业的、名利的立场上来，如墙头草一般，又谈何坚守？其他立场自然也可以坚守，但作为北大书法所的师生，应以坚守文化书法为主要立场。

 

五、文化书法的六条战线

 

文化立场是认识论的，但这还不够，文化书法还是实践论的。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北大书法所近20年来，主要围绕以下六条战线开展相关活动，全方面落实知行合一的文化书法办所理念。所谓战线，就是要集中精力去做，是格斗，不进则退。

第一，学术研究。出版著作数十种，发表论文上百篇，系统探讨书法文化的多方面内容，诸如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理论等，出版《北大文化书法研究丛书》，影响很大，还创办《文化书法》刊物，开办“北大文化书法网”，传播北大文化书法思想。不少书法机构成立了，其后就悄无声息，没有文字留存，而书法所出版发表的各类著述将近千万字。

第二，人才培养。有人才能把事业发扬光大。北大书法所依托北大，承担书法高研班、名师精英班主体课程，招收学员300多名，形成系统完整的文化书法教学方案，突出审美、文化特色。培养北京大学书法博士硕士，开创了北京大学的书法研究生教育先河，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自北大书法所始，这是谁都抹杀不了的，至今已有十多人获得书法硕士学位，部分学生后来还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邵鼎、廖丹就是。招收书法访问学者近200人，发挥了积极的书法引领作用，比如何满宗先生，在湖南大力推进文化书法。如今，在此学习深造的学生、访学在社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不少学员成为中书协会员、理事。

第三，创作展览。书法班既重视文化，也重视技术，重视临帖，又重视创作，特别是书法班的结业展，更是给学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书法所教授会评审，极为严格，很多学生表示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同时，书法所举办各种展览（所庆展、主题展、交流展等），以展览带动创作，形成定期“交作业”的，宁缺毋滥，精益求精，即便是北大书法班学员，只要写得不行，就不能参展。这无形中提升了大家追求卓越、止于至善的审美与文化自觉意识。

第四，服务社会。北大书法所与文艺界、教育界、文化界联系密切，王岳川教授还担任中书协理事、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会长兼任高等书法教育分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务，在推进全社会重视书法特别是重视书法的文化性方面，做出来自己的贡献。北大书法所还有其他高校、学术文化机构等有密切的交流，有不少访学都来自高校，对其他高校的书法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王岳川教授还获得了多项社会荣誉。

第五，瞄准国家战略。文化书法是发现东方的重要一环，积极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传播中国文化大美形象，积极建言献策，传递北大学者声音。推进国家美育战略的实施，加强美育研究与实践，做演讲，办活动，促进中国人审美文化素质的提升。北大书法所投身中小学书法教育，最早呼吁书法进入中小学（中考），发挥北大综合性大学的文化与学术优势，出版了一套六本的书法教材，取得了积极反响。

第六，推进国际交流与传播。中国书法不是关起门来的事，汉字文化圈的书法此起彼伏，给中国书法带来挑战，通过书法切磋交流，既能传递书法原创国的声音，也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对话，感受书法的世界性意义。迄今为止，北大书法所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有数十次的国际交流，王岳川教授更是身体力行在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办展览，做演讲，宣传北大文化书法，还获得韩国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金奖等荣誉，增进了北大书法的国际影响力。

以上六条战线充分说明文化书法不是空喊口号，而是踏实行动，不是一般的行动，还要做得扎实深入。文化书法就是要把理论变为现实，不是追求什么表面的光线。文化书法真正体现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理念。在过去20年中，北大书法所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创作展览、服务社会、瞄准国家战略、推进国际交流与传播等方面，始终如此。老所长金开诚先生说，书法所是“三无”（无人员、无编制、无经费）的单位，但却有一颗公心，文化的公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逐渐形成了北大书法所的这一特色。如果不去坚守这一特色，并且将其发扬光大，而是想着如何利用文化书法赚取更多的功名利禄，去消费它，那她还有何存在的必要？今天开这个学术论坛还有必要吗？

 

六、文化书法坚持书法美育的大美大雅方向

 

美育是时代大战略，也是百年大命题。

文化书法在书法美育上坚持大美大雅方向。

书法美育不是让他们成为书法家、艺术家。这就是蔡元培等前辈学者一直强调的，艺术教育不等于美育，美育是“成人”之学，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使其成为人，促进一代一代又代国人精神境界的提升。这是孔子古老命题“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的现代意义之所在。不是成为音乐家，而是在音乐中成为人本身。在成人过程中，艺术是重要环节，但不是最终或唯一环节。由于文化书法牢牢抓住的就是文化这个关键词，它在当代美育国策特别是书法美育（成人）上也将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也构成了文化书法的时代要求，也是文化书法的历史使命，真正实现中国书法从小美书法、中美书法到大美书法的观念转型。

结合蔡元培老校长倡导的美育，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先生他们提出的“德艺双培”，“重振北大美育学风，陶冶一代文化新人”，“辟雍宣教化，太学务弘文”，还有北大书法所的十六字方针，我认为文化书法从孕育之初就与书法美育关系密切。或者说，文化书法的主要任务就是书法美育。根据北大书法所近20年的实践，考虑未来中国文化复兴与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文化书法仍然充满生机和潜力，它始终坚持书、人、艺、道的整体关联，给书法美育提供了四重保障，它们是文化先行，技艺锤炼，技进乎道，书道合一。

文化是先决条件，把书法放置在文化循环的大语境来考量，不是单纯把它看作艺术（符号、形式）、商品，这是顶层设计。《文心雕龙》第一篇即为“原道”，谈文必先道，道即文之根本。书法固然是艺术，但她还有更高的层次。在古代很长时间内，人们都不把艺术看作最高的，刘熙载也说，“艺者，道之形也”（《艺概》）。那为何经过现代性的洗礼就只是止步于艺术呢？实际上，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美学家都赋予了艺术以崇高的地位，康德、黑格尔无不如此，这是一种艺术形而上学，用中国的话说就是“艺道论”，这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文化主要是道，但体现形态不同，其中哲学是核心和精髓，此外，还包括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中国古人强调道在人伦日用之中，并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道。因此，在文化中弥漫着道。文化和道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从古代语境来说是道，从现代语境来说是文化。

有了文化自觉，其后便是技艺锤炼，文化书法不是只谈文化，而是谈文化又谈技艺，包括技术和艺术两个方面。在古代，技术和艺术是不分的，都偏重实践能力。对书法而言，不临帖，不练习，对笔法（点画、结构、用笔）、墨法（干湿浓淡）、章法不钻研，肯定是不行的。有人以为临帖只是模仿古人，全无创新。这是以艺术的名义摧毁传统，这是要不得的。这里的技艺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表现力，是肉身化的。就像汉字，人人都识字，为何别人能写一手好文章，而我们不能呢？这就是作为表现力的技艺。艺多、技多不压身。没有对传统的技艺或者说表现力的继承（其实很多都失传了），缺乏相应的手段和工具，是不可能炉火纯青，达到艺术的高峰的。中国书法里面的技术是体系性的，不只是简单的字像不像的问题。王羲之写到池水尽黑，写了九万笺，难道只是重复吗？他是在锤炼自己卓越的表现力，达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世说新语》）的境界。今天我们能达到这个地步吗？今天的书法家遍地都是，但是技术的锤炼蜕变为程式化的重复和油滑。应该像庖丁解牛那样，依循规律，与工作的对象达到合一，最终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这就是第三个阶段，技进乎道。

道不是现成存在在那里的，人们都有一个看法，就是把文化装到自己的脑子里就可以了。这是道的“外烁”，功用虽有，但效果有限。道更在于“内蕴”。孟子所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固有”或许太绝对，但肯定是我长时间实践而生成的。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文化，那个只是前提，是一种笼统的语境、氛围。道要真正出现必须是教育、技术训练、人生阅历感悟等等综合的结果，并不仅仅是纯粹的练习。道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功到自然成。我很佩服孔子的话，“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论语》），你没有经历风雨，不到一定年纪，是无法悟道的。技进乎道这个道就是历经千难万险、千锤百炼之后的结果、结晶，是蕴含着你的技术训练、文化修为、人生感悟。

最后，书道合一。人们经常说“书如其人”，但这还不是更高的层次，刘熙载说“书如其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艺概·书概》）很多人在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有意无意间省略了“学”“才”“志”，而所谓的“学”“才”“志”并不只是一个静态的、生理的、自然的人，而是一个价值的人，这个价值就是道。因此，书如其人必然是书道合一，凸显价值的维度。古代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与道为友，与道为邻，是“德不孤，必有邻”（《论语》）。小人与道远，甚至背道而驰。于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周易》），君子对于道的发扬光大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在书法上也是如此，不与道合，便与利合、与名合、与权合。与道合并非就是纯粹的伦理道德，而是一个本体性的概念，是自然、自如、自得、自适之意。孙过庭的“五合说”（《书谱》）就是如此。[8]书人合一（即书如其人）在形而上的层次上还不够明确，必须进一步强化书道合一。人虽然消失了，但与道合一，这种境界有效避免了现代性过分夸大主体性的弊端，特别是浪漫主义对个体（天才论）的无限强调，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完全不顾及历史、文化、传统，各类乌七八糟的书法都出来了，吸引眼球，哗众取宠，除了一个无限膨胀的我，还剩下什么呢？人秉持一份虚怀若谷之心，俯仰自得，心中有天地，才能海纳百川，走得更稳更远。孔子强调“勿意（臆测）、勿必（绝对化）、勿固（固执己见）、勿我（自以为是）”（《论语》），也与此相通，对“我”的过分强调就会损害道。道家也是如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人并不具有无上的优越性。当然，人不具有这种优越性是因为“道不远人”，道自身就内含着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也就大可不必对这个现代性的人（主体性）过分在意了。并不存在一个无人的道，倒是道一直在浸润着人、提升着人。

文化先行，技艺锤炼，技进乎道，书道合一，是书法美育乃至书法自我提升（成人）的重要环节。书法美育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要通盘考虑，分清主次、轻重、缓急，步步为营，坚持不懈，终成正果。[9]书法美育既需要文化的高屋建瓴、顶层设计，需要技艺的千锤百炼，并且臻达人生体道、悟道、入道、成道的高妙境界，不仅仅是感受到书法的文字美、形式美、艺术美，这是目前书法美育最常见的，也是初级和中级层次的，是小美书法、中美书法，而更高层次是要感受到文化的厚重，历史的深邃，精神的畅达，宇宙天地的大美。

有人觉得，大美书法很难达到。把小美、中美做到就不容易了。的确，人各有志，但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10]那么取法乎下，仅得其下下，难道大美书法没有意义吗？取法乎大美书法就是取法乎上，甚至是取法乎上上（道、自然、经典、魏晋、二王）。《中庸》云“极高明”，就是取法乎上上，中国文化艺术向来追求上上之美，没有说是极底下、极中流的。古代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断》里提出“神、妙、能”三品，为什么要三品，要分等级，而不是只有能品？即便是能品已经是很不错的水平了。大多人都是无品，不入流之品，你愿意在无品的、不入流的书法中追求卓越吗？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文化书法必然是大美书法，是超越小美书法（技）、中美书法（艺）的，是以大美书法（文）为归宿的。文化书法的视域中不会有功名利禄，而是将天下、高明、天地、宇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本体依据。

 

七、文化书法的时代远景

 

大美大雅书法是文化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北大书法所孜孜以求的文化书法愿景，也使得文化书法走得更远。文化书法源自传统，越是传统的，越是有生命力，因为它扎根在中华大地，根越深，叶愈茂，不可能是相反的。在后现代时代，时代飞速发展，一切都平面化了，但后现代还有多元化、生态化的倾向。难能可贵在于，不是跟着西方跑，跟着别人跑，而是要立定脚跟，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自己的特色，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

近20年来的文化书法，筚路蓝缕，矢志不渝，把文化书法落在实处，已经成为书法界的一面旗帜。一些理论几年就过时了，而文化书法20年仍然有生命力，就说明它是有潜力的，是有远见的，是把握住时代脉搏的，斗转星移，文化书法的新时代远景逐渐浮现。

首先，文化复兴是大势所趋，是时代共识，人心所向。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众所周知，文化是经济的折射。曾经的汉唐，西方的英、美，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必然是文化繁荣。文化繁荣不是空的，需要有积淀，重视文化复兴。西方有文艺复兴，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或者中世纪，乃至美国的印第安文化，都成为重要的因素，为当代文化建设注入生机。如今，在党和国家层面，复兴传统文化成为重要战略，不断以重要文件、政策、法规的形式以强化确认，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一支，其地位获得空前的提升，文化成为国策。

其二，书法是文化复兴中的重要领域。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书法，发挥着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母字、国字），可以说，中国书法的复兴直接表征着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书法是“非遗”之一，是文化遗产，这就说明书法的独特作用。书法涉及文字、文学、艺术、教育、政治、社会生活、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凡有文字之处，有中国人之处，都有书法，亭台楼阁，庙宇厅堂，书法是生活要素，也是生活方式。书法在文化复兴中能够提振文化自信，绝非小道。在中小学领域，书法的作用日益重要，写好中国字已经不单单是学习的问题，而是事关文化身份塑造这一大问题。书法发挥着育人的重要作用，人人都写书法，都重视书法，书法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地把中国文化的美学精神、伦理精神、哲学精神等积淀在个体身上。

其三，文化书法（书法的文化化）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共识。20年前提出文化书法，声音还很微弱，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同仁、组织和声音加入了文化书法，成为时代大音。这一方面是文化复兴的时代趋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北大文化书法一直坚持的结果，北大书法所长期传播文化书法，通过各种活动，已经得到社会的理解、认可、支持和赞赏。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文联、中国书协、各高校书法、全国美育和书法等等组织和结构，凡是涉及书法的领域，都以书法和文化为重，重视书法与文化的关系。比如全国政协书画室《新时代中国书法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报告》说“汉字和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大一统的核心”。书法不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与文字、文学、哲学、历史、价值观等关系密切。可以说，作为文化的书法日益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形态。

其四，放眼全球，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书法的作用得天独厚，文化书法意义独特。外国人学习汉语，从书法开始最为便捷，甲骨文、楷书等。如今有近亿外国人学习汉语，书法的潜力巨大，通过书法达到识字、文学、文化的教育，两全其美。同时，书法还是高妙的，尤其是行书、草书（狂草），更能体现东方美学、哲学的精髓，这是中国独一门的艺术，彰显了中国艺术的独特文化精神，中国书法是最具东方哲学的艺术形式。此外，书法是汉字文化圈的软实力的体现，中国书法的繁荣必然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相反，中国书法丧失本体，滑向艺术，必然西方化（所谓的现代艺术化、当代艺术化、后殖民艺术化等），也必然被更重视传统的日韩书法所轻视。

总之，立足中国文化的数千年传统，应对西方化、现代化的挑战，激活传统自身的潜力，推进中国文化的精神更生，瞄准国家文化发展大趋势，是中国书法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回顾与展望文化书法，并不止于北大书法所本身，而在于自觉将北大书法所的工作放置在复兴华夏文化精神的高度，融入时代大潮，不是关起门来搞小圈子的书法，而是与同道、同志、朋友们一起，走一条文化的正道和大道。正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德不孤，必有邻”，文化书法始终秉持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公心，而时代已然证明并将持续证明文化书法的正确性和超越时代的眼光。

 

[1] 王岳川著《季羡林评传》，黄山书社2018年版。

[2] 潘伯鹰著《中国书法简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3] 王岳川著《季羡林评传》，黄山书社2018年版。

[4]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朱熹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5] 小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与西方的自由艺术接近，都不限于现代的艺术概念。还有大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都是经典之作。章太炎认为：“六经者，大艺也；礼、乐、射、御、书、数者，小艺也。语似分歧，实无二致。古人先识文字，后究大学之道。”（章太炎《国学讲演录》）

[6] 《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

[7] 《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8] “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

[9] 在这方面，古人说得很清楚，《大学》说“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从小到大，不断跃升。《中庸》也说“极高明而道中庸”。

[10] 这一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孙子兵法》：“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唐太宗《帝范》第四卷：“取法于上，仅得乎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严羽《沧浪诗话》：“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