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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华：文化书法：书法审美与文化安全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2-09-04
文化书法：书法审美与文化安全
韩志华
2022年9月3日，北大书法所“文化书法与美育国策”学术论坛举办，本文系北大博士、博士后韩志华提交的论文。
摘要：本文围绕汉字作为文化载体、信息载体和审美载体的功能分析时代变迁中书写介质变化和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书法带来的审美冲击，从学理上论述“文化书法”能够有效调节中西文化交流程度问题，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有效维护中国书法和文化安全。
关键词：文化书法 书法审美 文化安全
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指纹。汉字是象形文字，模塑中国人的思维，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中国人的审美。因此，始自“卜辞”、“龟甲文”的中国书法，与中华文明互构互进。汉字，从神圣“问天”的甲骨文到日常生活中的便签题字，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必备技能。史官仓颉造字，记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字是文化载体，是信息传送体，同时，文字也是艺术审美实体。直到电脑大范围普及的今天，我们逐渐意识到键盘和屏幕已然成为新的书写介质，尤其在信息保存和传输方面，电脑性能远远超于人脑，似乎文字正在失效。但另一方面，书法的艺术性和文化性，电脑却无可替代。从中西文化交流程度层面来说，进入电脑世界是大势所趋，但不能因电脑普及而丢弃汉字，因而，电脑时代保护中国书法是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维度。2018年，教育部全面启动课程改革，将书法纳入中小学教育大纲。2019年开始，教育部将书法纳入高考和中考范畴。汉字、书法的重要性正在被逐渐落实到国民教育体系中，无疑，这是电脑时代“去纸化”给文化带来负面效应的有益补充。
第一，中国书法确保中国人的象形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特质。语言文字具有塑造思维的功效。西方人逻辑性强，因为字母文字是单线性的，同时，“语法+词法”的语言构成方式模塑了西方人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中国文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模塑出中国人图画式象性思维。这样的思维使中国人长于技术操作而短于逻辑推理，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技术比科学要发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人很早制作出木牛流马、地动仪、浑天仪等等。而西方则涌现出黑格尔、罗素等哲学家，动辄几十卷作品，大逻辑套小逻辑。这种中西思维能力差异直接导致中西文化结构和价值观差异，因而，思维模式是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特质。从山川日月图画文字到抽象化“形声字”的演变，世世代代在书写这一简单的方便法门中不断塑造并强化思维模式，形成中国人独有的、较强的呈像能力。相反，西方人从古希腊语到拉丁语、从日耳曼语系到拉丁语系，印欧语系的所有语文都严格按照性、数、格建立起严谨的逻辑关系，强化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这些语言特点一方面回应西方较长的口述史诗传统，另一方面，蚯蚓型的文字系统也使书面文字更加臣服于语音中心主义。按古希腊史诗传统说，吟游诗人受命于诗神缪斯的启示，而后世间一切真理系于语音，语音是真理的摹仿；而书面文字是声音的记录，因此书面文字属于模仿的模仿，是次等级产品，因此，在西方语文中常常出现“书面文字第二性”的说法，或者叫“语音中心主义”，可以说，这是西方文化的起源。相反，在汉语中，书面文字是天地万物的直接表达，并不存在“摹仿说”，因而，汉字是神圣的。于是，在龟甲上的“纹路”成为“神之御旨”，用以占卜重大事件，同时，甲骨文也用于记述部落重大事件。而后，金文、钟鼎文中常常记述王之圣德以风化百姓，教化万方，流芳百世。从字体来看，无论是甲骨文、钟鼎文，还是后来的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或简体字，无论是刀刻、铭刻、竹刻还是毛笔、钢笔、铅笔，从书写方法上说，汉字以空间造型艺术，在积年累月中模塑了中国人图画式思维。下笔即天地，天地即笔划，因此，汉字是直观的艺术，正因为此，今人可以毫无障碍地阅读1800年前的《兰亭集序》，同时，面对年代更为久远的钟鼎文、金文甚至甲骨文，也相当容易辨识。当然，所比另一方是印欧文字。印欧文字由字母组成，一个字母之差，意义谬以千里，如bad和dad。今人面对16世纪的莎士比亚作品文字已很难辨认，上推至《坎特伯雷故事集》或《贝奥武夫》，则完全是异域文字。因此，中西文字塑造思维的方式不同，进一步印证汉字书写对于中国人思维的重要意义。同时，随着键盘和屏幕替代了纸和笔，书法更成为维护中国人图画思维、象形思维的重要维度。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独特内质。
第二，中国书法维护中国文化“三和”价值观。首先从书写介质来讲，中国书法并非独立于或超然于日常生活之外，而是就地取材，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写照。一部中国书法发展史即中国科技发展史和中国人利用自然能力演变史。甲骨文，取龟甲、兽骨，以刀刻为法，而且，刀刻秉承兽骨龟甲上的天然纹路，回应自然，顺应自然。随着青铜制造技术的发达，出现钟鼎文、金文。青铜器物质地与骨甲不同，因此，金文与甲骨文美学维度不同。金文还有“款”、“识”之分，阴阳之别[1]。同时，铭文形体简约，整齐中不乏疏宕自在，阴阳间见牡牝相衔、气韵贯注。这种行文笔法不免让人想到仓颉造字之初“仰观满天星斗，精神四射”之状。这种整齐和严谨绝非几何学、数学的精确规划，而是动态中的管领与接应之美，合于“中庸”。“篆书者，引书也，引笔而著于竹帛也[2]”。篆书继承了甲骨文的象形痕迹，随着书写介质逐渐变软，字体宽舒古朴，气势流畅宏伟。纵横成行，自右至左，婉转圆润。隶楷行草是今体书，但隶书由篆书演化而来，“佐助隶书之不逮[3]”。多刻于竹简，因而，字形随物赋形，由长圆变为扁方，线条变化更为丰富，更富层次感。而到了毛笔和纸的互动，则生发出行楷草书体，以线条切割空间，笔法更为灵活，加上章法、笔法的起承转合，焦墨、枯抹与飞白交相辉映，这一切都体现出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默契和书法随介质变化而变的“道法自然”。从文化内质上讲，书法演变史与中国文化中人与环境“感恩”关系基调相符。中国是农业文化，撒一把种子就能活是中国古人常态，因而，中国古人萌发出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和感恩之情，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就为人与自然之间打下“爱”的基调，这种“爱”的基调进而拓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和平、和睦、和谐，是为“三和文化”。其次，早期书法所载内容体现中国文化内质。实际上，结绳记事和甲骨文是两种不同系统。《周易·系辞传》“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记事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甲骨文是祭祀用的卜辞，是被赋予了神性的记录。后来，它们被统一归并为文字功能。甲骨文、金文记录着古代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如周祭制度，后成为推求商朝各王在位年数的依据[4]；还有族徽[5]等。而金文，由于有“款识”之分，文字内容更显森严和威慑性的权力，多记述器主族氏或名字或祭祀先人的称号[6]以及王的事迹及器主功绩，如商王祭祀文武帝乙和邲其受王赏赐之事[7]。到西周金文，多以记述册命为主，如毛公鼎铭文。此外，金文还记述战争和重要社会经济活动，如土地转让。秦代金文以“量、权上秦统一度量衡诏书”常见[8]。而“书同文，车同轨”正是奠定大一统中华文化的基础。这里体现出中国文字最早的三项功能：用以记录事件的实用性、用以教化天下的道德性以及作为装饰的艺术性。这样的传统传承下来，自然，中国书法要讲求实用性、道德性及艺术性的浑然天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书法”是对中国汉字、书法发展史的继承和发展，是真正汲取了中国文化精粹和古代文化成果在新时期的“再现”。这与始于考古、破译的西方文字，作为语音记录的次等地位的字母文字相比，大相径庭。
第三，书法文化安全：文化书法。2008年，王岳川先生在《书法文化精神》中辟专章介绍“文化书法”。这是建立在北大书法传统重视“书法文化”基础上提出来的。王教授指出，“东方和西方艺术门类中都有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电影、建筑，唯有书法是东方艺术所独有的。在这个意义上，书法是向西方证明和体现中国形象的东方代表性的艺术形式[9]”。根本上说，“文化书法”是种理论诉求，要求书写者有相当的文化积淀，在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和格律韵律平仄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同时，书写的内容以经史子集为主，或以自创的合乎格律的诗词为主，具有当代性视觉感受力。实际上，这种诉求是具有时代感和一定语境的——现代性话语。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力冲击，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支离破碎、去中心化、反传统等大行其道，丑书、怪书层出不绝，让中国书法为之蒙羞，给人类审美带来巨大反向冲击。“文化书法”提倡经史子集，其实在古代是文人墨客的基本要求。读书识字、舞文弄墨之人即读书人，读书人都饱览经史子集，有较好人格修养和道德水准，在他们的笔下，自然“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一撇一捺皆妙趣横生，意趣生动。随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进程的加快、加深，中国文化过度西化带来一系列后果，如近代中国兴起“去古文化”白话文运动甚至汉字拉丁化运动，无论从言说方式还是汉字使用层面，都出现了文化断层，以至于现代人讲话失去了汉字的古典美，现代诗失去了古诗中的中国气韵和中国精神。中国传统也随着“打倒孔家店”被人们逐渐抛至脑后。中国文化传统衰落了几乎一个世纪，2008年提出“文化书法”正当其时。实际上，“文化书法”并不紧紧拘囿于经史子集，其实质在于倡导书写内容“正大气象”，让中国书法以昂扬精神向每一位参观者传达中华文明精髓。其次，无论从创作笔法还是章法、墨法，中国古人已经将天地万物浓缩至黑白方寸之间，达于阴阳之道。但问题是，之前陈列书法的空间都较为狭窄，因此，“文化书法”与时俱进，提出大幅书法作品创作，以便中国书法走出国门，走向更大国际舞台。为此，王岳川教授在书法创作方面进行了大胆革新，将中国传统书法的四尺、六尺扩展为大尺幅作品，用以适应现代恢弘的展厅，从而将中国书法带向国际舞台，从展台走向大厅。王教授创作过8*3.7米2的《孟子》句，13*2.4米2的《十七帖》，0.55*2.35米2的《天地五行》，13*3.7米2《兰亭集序》等等，一方面使中国书法在国际上“登堂入室”，借助文化展览产业通道将中国书法推向世界；另一方面，通过大尺幅作品对于中国书法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的生动呈现，将中国文化最为灵动和精粹的部分展现得更加栩栩如生，扑面而来，通过震撼的视觉感受使中国文化的“正大气象”感人至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化的“守正创新”，是中国书法在中西文化交流日深的新时代对电脑、键盘带来的“去汉字化”客观现实审慎接受态度的表达，也是中国文化对于外来冲击所做出的文化包容力和文化自信的体现，书法作品本身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中国话语和中国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书法”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面临“西化”、“后现代”、“碎片化”、“去中心”、“反传统”等危机形势下展现出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临危不惧灵活多变的审慎态度和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伟大救赎。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回首“文化书法”，不得不说，这是北大书法所通过研究、教学和书法实践为中国书界、中国文化界、中国教育界早就培植好的“千金丹”和“护心丸”。面临诡谲万变的“丑书”、“怪书”、“资本书”等种种丑相，“文化书法”成为坚定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定海神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书法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
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指纹，是中国文化的密码，模塑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如果在发展中丢掉了来时路，丢掉了指纹，留下的只能是“殖文”。文化战场没有硝烟，却一样决定民族的生死存亡。北大书法所已经走过了近二十载春秋，她的爱国品质和正大气象，是文化书法精神内涵的集中表达；这样的书法必然“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以中华民族浩然正气、正大气象融汇天地万物，为世界带来光明与希望。
1
[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3] 吴白陶，“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文物》，1978年第2期，第8页。
[5]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6]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8]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9] 王岳川，《书法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