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守正创新与正大气象——走近王岳川教授的“文化书法”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12-16

　　

魏颖

（中南大学副教授、博士、北大访问学者）

 

　　20世纪以来，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想、学术著作不断被译介，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相形之下，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经典、学术书籍被翻译成外文的却只占很小的比例。由于文化输入远远大于文化输出，中国文化在中西交流中出现了巨大的“文化赤字”。（1）面对东方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日渐“失语”的危机，王岳川教授提出了“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命题，（2）思考当代中国文化输出的迫切性及其对整个世界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

　　六年前王岳川教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并担任所领导。王岳川所长重申“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精神，提出了“文化书法”的核心理念，“意在突显中国书法的文化根基和内涵，强调文化是书法的本体依据，使书法成为文化的审美呈现，文化与书法具有非此不可的关系。书法是‘无法至法’的艺术形式，是超越技法之上直指心性的文化审美形式。”（3）即强调文化与书法的内在联系，“走近经典”、“走进魏晋”，体悟书法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提升书法的文化品位，张扬书法的文化意识，发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源。同时，王岳川教授还提出了书法文化输出的方略：书法作为一种审美高于意识形态的国粹艺术，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标志，弘扬书法文化是弘扬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文化输出首先应该输出具有文化性的书法，使它代表东方文化走出来，向西方展示中国的文化身份和精神魅力。”（4）这些年来，王岳川执著地身体力行地实践“文化书法”的理念，并充当文化的使者，在国内书法界和国际书法文化领域寻求前沿对话，努力使书法文化在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前景中，担当起“发现东方”的文化价值重建的重任。

　　

　　一、狂草之中的精神历险

　　

　　作为学者书法家，王岳川不仅学贯中西，出入儒道，濡染佛禅，具备广博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底蕴，而且精通琴棋书画，具备敏锐的审美感觉和艺术悟性。学术与艺术彼此启示、书法与文化相互渗透，学者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家的才情交融在一起，使王岳川把握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终于博采众长，“万法归一”，创造出众体兼备而又自成面目的“文化书法”。

　　王岳川的“文化书法”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依托，提倡真正的“中国性”风格，“即具有鲜明的中国风范、中国血脉、中国身份、中国指纹式的书法风格”。（5）一方面，他注重从民间书法和经典书法中汲取营养，保留书法的自然精神和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他强调通过书法抒情达意，将心性、情感、文化、经典融为一体，在感悟的瞬间达到神与物游，在心手合一的过程中提升自我精神，创造出主客体融为一体的书法意境。（6）在书写过程中，王岳川往往借将自我的人格精神和情思意趣倾注其中，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领悟。如他书写的“礼记·中庸句”：这件狂草书写的是《礼记·中庸》的名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形体结构而言，字形大小错落，气脉贯通，上下有牝牡相得之致；笔断意连处，静中生动，呈现出飞扬的态势；全篇有5个“道”字，每个“道”字形体有别，神态殊异，成为贯穿全篇的“书”眼，深刻地暗示了道无常存，变幻莫测，同时又“万变不离其宗”的真谛。就书写风格而言，八面出锋，古拙峻峭，但又不失敦厚质朴，于遒劲中透露出秀丽，在粗放中包含着雅致。刚与柔，和与峻，雄与秀就这样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地交融在狂草“中庸句”中，两相矛盾却又和谐统一，含蓄蕴籍地表现了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中和”之美，同时又透露出书写者人格心灵的率真、洒脱与从容。

　　同样，王岳川狂草岳飞词《满江红》“八千里路云和月”句，笔下的线条放纵跳荡，意趣横生，笔势纵横驰骋，给人意气风发、烂漫不羁之感；王岳川狂草李白诗《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句，深得王铎草书精神，将狂放与收敛，传统与创造糅合在“一笔草”中，奇险而不轻浮，宛如笔走龙蛇，极富表现主义色彩和夺人心魄的艺术震撼力。

　　这几件狂草作品，让人流连忘返，不仅在于流动的线条呈现出形式的美感，更重要的是在笔墨意趣中传导了一种心性之美和哲思之美，包涵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从作品中可以体验到书写者敢于比肩古人的气概和富有探索维度的精神历险。

　　

　　二、书法守正创新的笔墨意象

　　

　　随着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形成，中国书法也逐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无论是用笔、用墨，还是结体、章法都在发生新的改变。面对中西文化互相交汇、互相碰撞的新形势，王岳川在探寻国际审美共识的同时强调中国书法的转型不是抛弃和重设，而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书法的基点上扬弃和再生，并提出了“守正创新”的发展理念，即书法“应该从自身发展本题出发，寻找到一条传统和当代结合的最佳道路，创生出具有东方审美意识和西方大众能够接受的书法当代形态。”（7）所谓“守正”就是要“传承本土文化经典中的正气正道，所谓‘创新’即吸收西方文化中优秀成分化为自我精神新元素，二者缺一不可。”（8）为寻求国际性的审美共识，需要在本土文化内容中融入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将书法的艺术语言从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展到世界文化空间中去，使书法艺术不仅成为东方的审美需要，而且成为整个人类的审美需要。

　　书法“观鱼”便是“守正创新”的典范之作。“观鱼”的创作灵感出自《庄子·秋水》：庄周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王岳川借用“庄周观鱼之乐”的典故来书写“观鱼”二字，将两千多年前庄周与惠施的充满辩证法的哲学论战形象地表达出来。在这幅作品里，王岳川发挥中国墨彩的妙处，将西方抽象画的艺术手法融入书法创作中，笔酣墨饱处以飞白来点染，浓情淡意，枯姿湿态，表现出复杂的质感，使“观鱼”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观”字灵动、飘逸，字中有画，像两位裙裾飞扬，长袖善舞的少女；“鱼”字厚重、朴拙，妙在笔酣墨浓之外的意趣和韵致。从“观鱼”这件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感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善意提醒。可以说，王岳川通过书写“观鱼”，在黑白相生、虚实掩映的召唤结构中表达出多重哲思意义和审美形态，直观地指示并启发观赏者的智性和联想。

　　“观鱼”在形式上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体现了一种“尚趣”的书风，其实质却浸淫于东方艺术的混沌精神，融入了书写者的精神寄托和对生命意义的启悟。“观鱼”具有万取一收的思想容量，观赏者在欣赏过程中能由其有限的感性层次生发出无限丰富的心理生成物，使“观鱼”不断地重新规定自身，获得以有限表现无限的生命张力和审美潜能。

　　由于王岳川精通中国文化，所以在创作中能将儒、释、道的文化精髓像盐溶于水一样融入他的书法作品中，如：书写孔子《论语》中的名句：“成于乐”，笔法清新俊逸，遒劲灵秀，淋漓的墨气变化将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境界中的终极境界表达得宽博从容，令人神怡，与道家精神相异，而颇有雍容达观的儒家之风：

　　而书写的“大势至”，源于佛教。根据《观无量寿经》记载：“以智慧力，拔三涂苦，得无上乐，故名大势至。”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右胁侍，简称大势至，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的左胁侍）合称为“西方三圣”。大势至菩萨以独特的智慧之光遍照世间众生，所到之处天地震动，令众生得无上之力而大精进，所以称大势至或大精进。王岳川书写“大势至”，用笔融进于右任的笔法，古拙雄强，浓重的笔触中凝聚着巨大的力量，暗喻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大势”正在到来！笔势恣肆纵横，苍健有力，书写者的气魄和胸襟使作品产生了一种崇高的美感，让人感到书写者对中华文化大远景满怀憧憬和欣慰，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生命情怀。

　　作品《天地五行》是王岳川教授书法中的相当精彩的作品。《庄子·外篇·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表明宇宙万物构成与自然界奥秘构成无言大美；《五帝》篇中记载：“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可见“天地五行”四字含义之深。据此，王岳川在作品中用笔不可端倪，书写恣肆开张，有如天马行空，且哲思意韵丰厚而深广，只有深入中国哲学才能窥探其中堂奥！

　　王岳川书法“翰墨”和“淡然无极”，将他对翰墨书法中最为珍贵的清新出尘，不为铜臭所染的审美理解表达出来。笔力遒劲，韵味淳厚，奇峭的风骨中包蕴着雅逸之气，书写的态势处于一种放松怡然心境中，故而没有剑拔弩张之强，而得温文尔雅、纡徐唱叹之妙。在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世纪之交转型期，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取向等体现出失落、失范或虚无状况，许多人充满迷茫、困惑和焦虑，感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9）王岳川教授的这些书法作品具有鲜明的文化视角和寻根意识，在历史的参照下理解现实和未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民族精神的立足点，给浮躁、彷徨、失落的中国人以“根”的感觉和一种精神信仰的指引，满足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精神寻根的审美期待。

　　

　　三、书法正大气象与价值操守

　　

　　面对当代艺术精神之光的消散和价值的颓败，王岳川推崇书法的正大气象，强调书法家的价值操守，认为书法直指书写者的心灵境界，使书写者的心性人格，知识才情记录在案，是书写者人格胸襟、文化积淀的投射。因此，书法创作和个体的心性修为，内心的中正之气、浩然之气密切相关，“书法要达到炉火纯青绝不能满足于技法，真正的书法家都是在‘技进乎道’的历练修为中去追求宇宙大化的心性价值，那些止于技滞于巧的书法是不足观的。”（10）书法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行为，融入了书写者的德、才、胆、识，因此书写者不应停留在书法技巧的训练上，而须从技术深化到“道”的高度，方能有所成就。在全球化语境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心怀天下，保持对时代的积极参与意识，实现新世纪书法的原创力，不仅是王岳川对20世纪“文化拿来主义”的反思，也是他努力返璞归真、回归“文化书法”的基本路径。

　　2008年5月底，为深切悼念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王岳川和许多书画界的同仁积极投入到抗震救灾的主题创作中。王岳川在海外大学创作的“艰难兴邦”，将忧国忧民的豪情转化为黑白二色的精简抒写。“艰难兴邦”的风格磅礴大气，布局独具匠心，寓奇险于和谐之中；果断的方笔与婉转的圆笔组合在一起，行凝重与超迈之内；笔势浩气喷薄，奇情四溢，有切金断玉之力；特别是“邦”字的最后一笔，让竖画自然垂长，将兴邦道路的漫长隐喻其中，奇伟纵逸，遒峻奔放，给人以痛快淋漓，正义凛然的审美感动。

　　王岳川笔下的“艰难兴邦”一方面熔铸了经世治邦的儒家文化精神，以及中华儿女开阔豪迈、雄强自信、坚忍不拔的气概；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创作者“放心”、大胆的精神气象，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思想震撼性。这幅作品有风骨，有力量，也有情怀，表明只有具备深厚广博的文化根基，才能担当文化的道义；只有仁义道德修养达到很高的水平，才能使笔触承载全民族的理想；也只有德（道）与艺相互统一，才能达到书法艺术的至善至美境界。

　　王岳川草书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中的名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字形大小参差错落有致，笔力雄健而峭拔，行气疏朗连贯，结体舒展大方，将爱国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凝聚在笔飞墨舞中，给人以剑气凌云的豪迈感。作品高扬国家民族情怀，表达了书写者对儒家治国和修身著名论断的深刻理解。

　　同样，他书写宋代诗人陆游《游山西村》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线条粗细、肥瘦、长短多变，写得潇洒出尘，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颇得孙过庭《书谱》遗风；他书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语出汉代王符的《潜夫论·明暗》：“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从观世的方法论角度和认识论层面表达出书写者对世界和人生基本看法，以及自我警醒的价值操守，寓骨力于妍媚之中，笔法变化复杂，耐人寻味，收放之间，尽显大家风范。

　　

　　四、传承华夏文化超迈的精神境界

　　

　　王岳川的书法艺术不仅有着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同他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地域文化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王岳川四五岁的时候，家学深厚的外公就教他写字“描红”，教他“身正则笔正”和“堂堂大气”的道理。他最开始练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每天练习书法后，就开始背诵唐诗、千家诗，还用自己稚嫩的笔触去写诗。后来上中学、读大学又临习二王、怀素、王铎、《灵飞经》等书法。1981年大学毕业时，王岳川的书法作品获得了四川省大学生书法一等奖和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展优秀奖。在随后的学术生涯中，王岳川广泛涉猎中西哲学、美学、文艺学，虽然工作繁忙，仍然坚持临池不辍，书法始终是他锲而不舍的爱好和追求。

　　良好而严格的家教为王岳川的书法创作和书法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底盘基础，同时，地域文化环境对王岳川书法创作的潜移默化也是不可估量的。王岳川的祖籍在四川安岳县，安岳是有名的石刻艺术之乡。安岳石刻始于南北朝（公元521年前后），盛于唐、五代和宋，距今已有1300年历史，在中国石刻艺术史上具有上承云冈、龙门，下启大足石刻的特殊地位。安岳石刻多为摩崖造像，具有“古、多、精、美”的特点，既有秀骨清相、婉雅俊逸的魏晋遗风，又有体态健美、面颐丰满的唐代风韵，还有雕工精细、璎珞满身、装饰华丽的宋代特征。古老的石刻艺术让王岳川从小便滋生了对中国艺术文明的憧憬和神往，在初中和高中，为了能每天观摩石刻，他每天很早起来，坚持从家里到圆觉洞或者千佛寺往返长跑8公里。他的艺术感觉和审美悟性在流连瑰奇大气和千姿百态的摩崖造像中得到了陶冶和升华。

　　众所周知，四川一带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化人才辈出的地方，春秋的苌弘，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陈寿、王褒，唐代的李白、陈子昂，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明代的杨慎，当代的郭沫若、巴金、张大千，皆名震中华。此外，诸葛亮、杜甫、陆游的后半生也基本上是在四川度过的。这样一个文化繁盛的地区，儒、释、道的思想氛围都非常深厚，这也无形中耳熏目染了王岳川的精神气质和书法创作。

　　纵观王岳川的书法艺术，很多作品都是书写经史子集中的精华章句，传达儒、释、道的文化精神，并在书写中表达自己的情怀和个性，呈现出不拘一格的风格和意境：他的行草“春归花不落，风静月常明”用笔干净利落，字体圆润遒丽，令人如沐春风。字里行间充满了禅思和理趣，在温润含蓄中透露出学者的睿智和悟性，呈现出静逸和谐、散淡自然的风格；行草“行修而名立，理得而心安”，将魏碑笔法运用于

　　行草之中，藏锋沉着，遒丽天成，使人感受到书写者世事洞明的旷达；而“会通中西”、“和光同尘”则气派宏大，风神潇洒，将经典与个体、古人与今人、诗意与笔墨、文化与书法浑然融为一体，表征出书写者中西打通，兼容并蓄的正大气象。

　　

　　五、坚持文化书法并走近经典

　　

　　王岳川教授在新世纪打出“文化书法”的旗帜，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现实文化背景。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书法艺术一直处在中国诸门类艺术的核心，其社会地位甚至高于诗歌，而相对绘画而言，它则是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古往今来，凡是在书法艺术上取得突出成就者，莫不是大学问家，大文豪或文化大师，如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苏轼、黄庭坚、弘一法师、沈尹默、林散之、启功、季羡林等等，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反映着书法家深厚的品格修养和文化积淀。强调书写者学识的重要性，在宋代就已初见端倪，北宋的黄庭坚认为：“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山谷集》）黄庭坚将书写者胸中的“道义”和古代圣哲的学问作为书法可贵的必要条件。苏轼也非常看重学问之道对琴棋书画的深刻影响，以及道与艺的通融性。他曾在《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中说：“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聪若得道，琴与书皆与有力，诗其尤也。聪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吾将观焉，以为聪得道浅深之候。”（11）苏轼认为思聪的书法、诗文、琴艺样样精通，与他熟读《华严》诸经，深悟其道密切相关。艺术之道与《华严》之理包容无碍，相互通融，思聪因为明白了《华严》的思想，便能“以一含万”，有助于理解书法、诗文与琴艺，使诸艺术越发神妙；同样，通过学习书法、诗文与琴艺，也有助于理解《华严》之道。近代书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更明确地指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认为书如其人，通过书法可以看出书家的“学”、“才”、“志”，书法艺术是书家的思想才情、德性品格的直接反映。

　　综上所述，王岳川提出的“文化书法”与上述思想一脉相承，其实质都是注重功夫在“书”外，强调只有在传统文化积淀中藻雪精神，才能书写超越技法的“道”；只有具备了深厚广博的文化根基并走近经典走进魏晋，才能使得自己的创作守正创新，达到书艺的高妙境界。他早年临摹的王羲之《兰亭序》，颇得兰亭神韵：笔势内敛，秀逸夺人，既平和简静又蓄势欲动，既妍美流丽又遒峻奔放，表现出刚柔相济，不激不厉的书风。

　　近年来王岳川酷爱王铎和孙过庭，临王铎狂草显示了他坚实的传统功夫，和走近经典所达到的高度。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发展以及国际书法大潮的兴起，书法更需要深厚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输出是21世纪世界性的战略，而书法是向外展示和阐释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潮涌入中国，使得中国当代的书法艺术陷入了精神生态危机。一些书法家一味模仿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颠覆了传统书法的笔墨趣味和文化意蕴，“在缺失文化的情况下走向反文化，在丧失价值底线中反价值，进而造成艺术的视觉暴力和精神盲目。”（12）书法家在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模仿西方的同时丧失了本土的文化自信，使当代书法思想文化底蕴苍白而虚弱，成为无目的、无价值操守的表达。面对书法的精神生态危机，王岳川在当代中国竖起“文化书法”的旗帜，具有鲜明的东方价值立场，意在保持书法艺术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清醒的中国性和中国身份意识，向西方呈现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精神，在“发现东方”的多元文化对话中走向中国文化输出。

　　21世纪的中国书法文化，只有在传承传统文化命脉中不断守正创新，才能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的挑战，走向人类文化艺术的精神生态救赎之途，使文化书法不仅崛起在世界的东方，而且拓展到整个西方，让中国文化书法逐渐世界化而成为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注释：

　　（1） 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2）王岳川著《文化输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王岳川著《书法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4）王岳川著《书法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5）王岳川著《书法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6）王岳川等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王岳川著《书法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8）王岳川著《书法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9）马歇尔·伯曼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页。

　　（10）王岳川著《书法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1）苏轼著《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见《苏轼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页。

　　（12）王岳川著《书法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