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文化书法的当代意义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01-04

刘传健

由中国书法家主办、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此次展览吸引了书法界众名顶级书家、数十家各级媒体和数百名爱好者的参入。展览过后，笔者发现，在这次展览的报道和评论中，“文化书法”高频率出现在报端，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而重出水面。

笔者重新将“文化书法”提出来进行一番讨论，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其文化理念对当前中国所倡导的大国文化战略相契合，具有重要的舆论导向意义与文化战略价值；二是盘点“现代派书法”、“学院派书法”及其“流行书风”在当下的境遇，由此观照“文化书法”的实现路径及其国际化视野的前瞻意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对“文化书法”的批评须将其置身于一个纵横交错的书法艺术象限内，并找出其潜在的坐标点，这样才具有比较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中国书坛出现了“现代派书法”、“学院派书法”及“流行书风”三大流派及思潮，以何应辉、王镛、石开、沃兴华为代表的“流行书风”书家，倡导一条以“植根传统，面向当代，张扬个性，引领时风”及口号的草根路线。但这种“口号”表达与作品呈现形式遭到了以周俊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书家的反对，由此揭开了关于“美”与“丑”的书法大讨论，讨论的实质集中体现在书法符号在线条表现上的经典与非经典上，在反对者看来，“流行书风”的所谓观念表达是将线条进行肢解、夸张及丑化的艺术行为，是非经典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笔者看来，“流行书风”提出的“口号”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根植传统、张扬个性”的内涵缩小与外延无限扩大，其现实表现无法在传统区块内找到一个合适的支点，给自身设置了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最终被书坛符号化、标识化、边缘化。当我们反思这种艺术现象时，毋宁说它是一种流派，不如说它是一种思潮，是当代中国在反传统与守传统两种观念的一次剧烈碰撞。理论体系的不严谨与现实表述的晦暗不明，“流行书风”沦落为一种世俗化的“流行现象”。于是，当一届届的“流行书风展”不同风格作品被纳入时，又感觉“流行书风”的边界在一步步模糊化，渐渐失去了其作为“个性张扬”的艺术表达范式。

“现代派书法”和“学院派书法”则借助学院这个平台进行探索和研究，两者共通之处在于：首先，他们立足于国内最顶级的艺术专业院校，在一流的平台上发声，有助于增强书法的话语权。其次，他们都为流派的创作与研究加以体系化、程式化，从而告诉人们一个清晰的轮廓和边界。再次，他们的思想通过入室弟子或再传弟子得以推广，使其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声和流传。不同的是，以邱振中为代表的现代派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及日本现代书法的营养，把空间的现代性与时间的现代性有机结合起来，构勒出一套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线条重组和形式架构是其两大学术支点，在线条重组上，他着意于把文字的线条技法进行归纳与概括，对线条从点和面进行空间切割和分组；在形式架构上，追求艺术表达与即时情感的相对应，把书法艺术变为心理矩阵或墨象图画。以陈振濂为代表的学院派则谋求植根于传统，在此基础上，对传统书法进行主题上的嫁接与拼凑、视觉色块上的运用与展陈、语言符号上的拆解与组装，由此制造情境上的经典性、视觉上的丰富性及主题上的先验性。

这两种流派运用绘画、色彩视觉、数理等跨科学手段，强化视觉冲击力和空间想像力，给人展示一种传统所没有的艺术范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之举。但现代派书法与西方抽象画结合后、学院派在继承传统之后的变异，离书法艺术“有意味的书写”渐行渐远，终成为阳春白雪而致“曲高和寡”。两者与流行书风一样，在对传统的反叛与改造中，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跟随群体越来越少、创作空间越来越狭窄、语言铺陈越来越贫乏，由此造成了近年来陈述乏力、后劲不足的困境。

如果说，流行书风、现代派书法和学院派书法所立足的是对书法本体的实践和探索的话，那王岳川先生“文化书法”的提出，即是在总结这些现象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着眼于书法本体与主体的双重思考，其作为一种流派也好，一种风格取向也罢，他没有对书法技法和创作形式进行微观表述，也不具体指认哪一类属于“文化书法”的范畴，而是先对创作者给予进行界定，即“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尔后“守正创新”，最终达至“正大气象”。“正大气象”是王岳川对“文化书法”的本质要求。

没有建立在具体实践基础之上的理念及口号，必将滑入先验论的误区。因为先验的即是主观的，主观性即带来片面性，片面性是学术研究的大忌。王岳川先生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他没有把“文化书法”具象化、具体化、程式化，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实践的过程去探索和研究，作为一种目标去打造，继而精心营造一种磁场，让人们从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感悟中，去理解“文化书法”的必要性和战略性。故而也没有像其他三类流派或思潮遭致如此多的诟病。

王岳川先生依托北大这个百年圣殿，以“文”述之、以“化”推之，对“文化书法”进行蓝图式的构建。在“文”方面，他继承和发扬了朱光潜、宗白华、季羡林等北大学术泰斗的学术精神，从国内国际立场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勤于著书立说，着力于中西方古典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比较与研究，在反思现代文化中重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在不断的比较研究中，他发现，文化是无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及大国地位的不断确立，中华文化艺术将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因此，在现代语境下，书法文化只有展示其中国身份与西方审美意趣相结合的艺术范式，才能构建起让西方世界值得去靠近、去感知，进而去研究的世界性艺术，在书法技艺与文化多元价值整合中，在“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精神超迈中，中国新世纪“文化书法”将走向新的辉煌。

这种以“文”言思、言志的学术研究方法是他立志于构建庞大的“文化书法”体系的一种铺垫、一种包围。在他近年来的著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研究轨迹及其“文化书法”理念，如以中国文化整体研究为内容的《发现东方》、《中国镜像》等；以文化输出为目的专著或辑著如《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丛书》等；以研究西方文化为内容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以及中西方比较文论如《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中国后现代话语》。这些“文”论，高屋建瓴地解读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经典性，审视中西文明的差异性和共通性，一步步夯实了“文化书法”的思想基础及理论基础，找准了在这一学术主张中“文化书法”的坐标点和发力点，并为此创设“文化书法”一种“从外到里，再由里到外”迂回交错式的研究方法和实现路径。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所述之“文”体现了王岳川先生人文思想的他者表达和自我表述，显然，这种表述如果不转化为“大众认同”，就不能“化成天下”。 故而在“化”方面，王岳川通过开辟“讲学”和“对话”两种渠道，善于将“自我表述”转化为“大众语境”，其输出方式就是利用电视主流媒体、艺术平面媒介、自媒体的有效传播。数年来，他在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书法报》等权威媒体，利用博客、微信等自媒体，不断阐述“文化书法”主张，以“文明旅者”的角色和立场，对历代书法大家、历代书法经典的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导引出“文化书法”的历史根基、普遍意义和艺术观点。与中外名家展开对话则是他阐述“文化书法”理念并不断丰富其思想内涵的有效途径，在他的对话中，既有与国内一流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也有与美、英、法、韩、日等国诸多当代文化名家的思想碰撞，“文化书法”理念在不断输出中得以逐渐传播、渐次明晰。

王岳川先生还通过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作为践行“文化书法”的现实平台，通过书法研究生、书法访问学者和高研班等实践载体，广收门徒，注重吸纳文化修养与创作实力并重的书家，对他们进行国学、文化学、文艺审美学的再煅造，这种育人教化的范式着力于构建其“文化书法”的强大阵营，理当具有标本作用和示范意义。

当然，书坛中人对王岳川先生的评价也非众口一词，同样遭到不少人的批评与质疑，这种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书法”的概念问题，批判者认为书法本身就是文化的范畴，“文化书法”只是对“书法文化”的概念切换，没有新意。二是王岳川本人的技艺水平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进而对其学术思想的可行性提出疑问。关于第一种质疑，笔者认为，“文化书法”之于“书法文化”，虽同属文化范畴，但从基因排序和分子式排序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分子的重新排列组合，都可能发生质的转变。“文化书法”虽是一种理念，更是对当下愈来愈失却文化底蕴的书坛开出的一剂药方。因其重心点的不同，折射的却是两种不同的书法本体意识，“文化书法”侧重于书法家向大家、大师迈进所必须具有的文化素养、人文情怀和人格精神，它是一种对历代书法家进行梳理和归纳后对现实的一种思想表达和理性诉求，故两者同质而异构。显然，这个概念在提出之初，批评者并未站在更高的层面去观照和反思他的这一学术思想，随着时间的冲刷和沉淀，伴随着国家重大战略尤其是文化战略的日益明朗化、“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十一届全国展对文化的考核，“文化书法” 无疑与当前的国家战略、书协决策不谋而合，故它具有此前人们所没有预见的前瞻性、时代性。至于对其本人技艺水平的质疑，“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也在质疑者交了一份答卷，这次他所展示的六十件作品，篆、隶、楷、行、草五体皆备，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文化内蕴、人文气息、正大气象，通过他数年来夜以继日的临摹与创作实践，继而从其所营构的厚重豁达、雄浑大气、宽博沉实的笔墨线条中，正日益显现出来。假以时日，我想，王岳川先生在其个体实践和集体实验的双重努力下，“文化书法”在当下及未来“大国文化”的战略突围中，必占有重要的一席。

王岳川“文化书法”提出的当代意义，在于给书法界以一种启示或警醒：在可以乐见的诸多流派或思潮竞相勃发的当下，文化作为书法艺术的合理内核须臾不能偏离，失却了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书法家就不可能在更高的国内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这样中国也诞生不了大家、大师。当然，“文化书法”作为一种流派或思想的提出，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要真正实现“文化书法”蓝图所构建的理想模式，将会是一段很长的路程。“文化书法”依然面临着要义如何阐述、文化如何承载、路径如何实现等理论具体化的问题，且这些理论问题待给出解决方案之时，也需要各级书协、各级政府、书法大众的集体参与，因为“文化书法”不仅仅是一种流派或体系，而且更是一项工程。

作者：刘传健  1397010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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