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尹默

今年6月11日，是沈尹默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

我们有太多的理由纪念他，因为他为北大、为艺术、为国家、为民族默默做出的贡献是这样大，他的人品、学品、书品、诗品多么高，以至热爱他的人是那么多，那么不分国界，那么不分时代。

今年5月28日，如果不是非典型肺炎突然来袭，由启功先生等人倡议，中国书协和陕西省汉阴县人民政府——沈先生生活了二十年的出生地共同举办的纪念会将在北京召开，海内外许多鸿儒名宿会不远万里赴北京聚会怀念他。

先生是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更名后首批应聘进校的教授之一，其时正值而立之年。始在预科教中国历史，1913年起任国文系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教授汉魏六朝诗文。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三沈二马》一文中说：“沈尹默和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

沈先生和汤尔和、夏浮筠力主蔡元培长北大后，在蔡元培任校长伊始的一次长谈中，提出著名的改革北大三点主张：“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二、成立评议会，教授治校；三、规定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在蔡元培先生长北大不久，沈尹默有一天从琉璃厂经过，巧遇来北京办事的故友陈独秀，回校后立即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沈先生在1996年1月写的《我和北大》一文中回忆此事时写到：“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来北京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并规定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

蔡元培先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谈到：“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从此北大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新文化运动以新诗开其端，而新诗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新青年》四卷第一期上，作者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当时的白话诗作者尚有李大钊、沈兼士、周作人，陈衡哲、陈独秀和鲁迅等，对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

尹默先生为《新青年》写的新诗有《月夜》、《鸽子》、《人力车夫》等18首，他创作的《月夜》被称为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与尹默并称我国新诗开拓者的胡适，对尹默的新诗备极推崇。胡适在驳斥一些人把新诗视为洪水猛兽、贬得一无是处时，就列举尹默新诗《月夜》说：“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并指出沈诗多从古乐府、旧词、曲里脱胎出来，在音韵、结构、意境、用字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三弦》是尹默先生新诗的代表作，曾被收入中学的国文课本。

“五四”运动中，为营救被拘警署的学生，赴杭州吁请辞职的蔡元培先生返校主政，商议陈独秀“五四”后在北大的去留，组织开评议会以抵制将北大迁往上海避免北大分裂和解散等等，先生均竭力奔走，尽了力所能及的维护责任。罗家伦回忆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时说过：“沈尹默也是《新青年》一个编辑……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后来在与朋友们谈到“五四”运动时，有人归功于沈先生的措施得宜。然而沈先生并不自认为是队伍中的一个战士，不过是一名卫士或者是后勤事务长而已，这自然是先生的谦词。

单凭以上功绩，便足以名垂青史，并使后人永久怀念。然先生不朽之功，还在于他身处民族和国家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字同生芹论斥卖，画取幽篁闭阁藏”，传统文化遭受灭顶之灾，他毅然肩负起挽狂澜于既倒，振帖学于式微之中的历史使命，在四顾茫然而又布满鹿砦的书山小道上默默攀行。先生毕生潜心于中国最高艺术——书法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还有他深深钟爱的诗词。他没有在诗词方面取得成就后就小视书法，既不以其为雕虫小技，更不把它当作营生的手段。他孜孜以求的不是个人的名利，而是艺术的真谛。他心之所系的不是个人的冷暖悲喜，而是民族文化艺术的薪火相传。这份衣被天下的拳拳之心，如星星之火形成了今天传统书学及民族优秀文化的燎原之势。这又怎能不让后人肃然起敬，怎能不让后人世代怀念呢？

尹默先生是蔡元培校长1917年发起成立的“北大书法研究会”的负责人。当时，北大三院的校牌，即出自他的手笔。20年代，时人已称其书法为海内第一。郑逸梅回忆道“伯循于沈尹默书，比之梨园之科班，而自比梨园之客串。”这固然可看作是右任大师的谦词，但不可否认的是，沈尹默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书坛上最为举足轻重的法家。一生低调、从不张扬的尹默先生抗战时栖居重庆，一日挥毫兴致所至，忽对入室弟子王静芝先生云：“米元章以下！”这是先生知己知彼的自许。徐平羽先生也谓尹默书法“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愧”。谢椎柳先生赞叹尹默正书“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出其右者。”

尹默先生的书法成就固然与他高尚的人品，深厚的学养，并有幸得见故宫所藏唐宋以来书家手迹及真迹照片有关，然更得益于他一生近八十年不废临池，立雪“王”门，兼取唐宋，出唐入晋，融碑于帖，探幽发微，博采众长，转益多师，“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诚如陈梗桥所言，沈先生一生不自欺，不欺人，求真、求实。在中国书法最黯淡沉闷的时期，先生早年在陈独秀一语中的劝诫后，曾不止一次感叹前人和自己学书所走的弯路和所临的困惑，他希望这种局面不再见于来者。便在六十岁以后，挟数十年临池功力，在笔法、笔意、笔势等千百年来向被视为不传之秘的书法根本大计上，做长久的、系统的、全面的、深入的研究阐发，呕心沥血，去伪存真，化古开今，推陈出新，于己不避短，于人不保守，将70余年学书经验和盘托出，以最浅近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同道和后人，于是有了“起八代之衰”的《执笔五字法》、《二王法书管窥》、《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沈尹默论书丛稿》等震烁古今书学论著，为后人学书架起了一座“得攻书之妙”和登堂入室的人梯。

先生以自己一生实践为书法的艺术特征做出了明确结论，：“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他多次指出“书法是一种善于表现人类高尚品质和时代精神的特种艺术”。“书法不但是有各种各式的复杂形状，而且具有变动不拘的活泼精神。”“现代书法，要开朗、飞跃、生动，我们要比前人写得好，书法要具有前人的法度，时代的精神，个人的特性。”

上海解放之初，沈尹默是陈毅市长拜访的第一个知识分子。1959年，尹默先生参加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称赞他说：“先生工作得很好，很有成绩，人民感谢您！”尹默说：“我贡献很少。”毛主席说：“听您的口音，不像浙江话。”尹默回答：“我早年生活在陕南。”就在此次会议期间一次陈毅元帅所设的宴席上，先生向时任副总理的陈毅元帅提出了要抓一抓书法的建议。经陈毅向毛主席汇报，中央同意在上海成立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篆刻研究会，沈尹默任主任委员，时在1961年4月8日。先生不顾年高体弱和深患眼疾，多次亲临上海青年宫书法班授课，现场挥毫，耳提命授，诲人不倦，不仅结束了中国书法千百年来私相传授的历史，也避免了中国书法断层的出现，先生之功可谓至高矣。

有名家评论，尹默先生一生，书名盖过了诗名。先生一生写诗近万首，词数百阕，至今已有十余种诗词集行世。撇开书法，单就先生诗词而言，也丝毫不比唐宋名家逊色。有人说，尹默先生是集人品、学品、书品、诗品“四绝”于一身的大家，此非过论。先生在《自写》一诗中写道：“自写情怀自较量，不因酬答损篇章。平生语少江湖气，怕与时流竟短长”。他深得中国文化之精华，深谙做人处世之道，一生不敷衍，不激进，不盲从，不逐时流，也不保守，不盲目否定“前人的法度”，又积极创造“时代的精神”，师古建今，自成一家，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他早年习古典诗词，后来也作新词，最终以清丽洒脱、隽永秀逸的古典诗词成为诗坛之冠。与许多待价而沽的书家不同，他的许多书入诗境、书入画境、诗即是书、书既是诗的艺术珍品除见藏于海内外各大名馆之外，更多的则是分文不取地赠送于友人、前来学书的后生、甚至从未谋面仅凭一纸相求的书法爱好者。令人无比痛心的是，他精心诠释的一部分古人书论和总结自己书学经验的书稿，在文革中被洗劫，所幸存的诗词书稿在无处可藏时，也随黄埔江水流入东海，而先生的仙骨也在1971年追随其书稿飘逝于东海。

在纪念尹默先生诞辰120周年的今天，在先生出生并生活了20年的陕南汉阴县——周武王动员“江汉汝坟之国”伐纣后古巴子国的封地，《诗经》和《楚辞》两大文学源头的交汇地，汉《石门颂》书写者王戎、韩朗的故里，故乡人民要为这位立德、立功、立言、立艺的文化巨人和同他一样享誉海内外的沈士远、沈兼士昆仲修建纪念馆。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昆仑，他们所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时时昭示我们：我们应为后世留下什么？我们能为后世留下什么？这是沈尹默先生曾经深恩并且毕生努力实践的严肃课题，也是前辈先贤们托付给我们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