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宗教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

　　

　　

　　商人最初居住在中国北方的番和砒石，番地望不详，砒石据考乃内蒙昭乌达盟的白岔山。商人第一位可以称述的男性祖先名契，传说为有绒氏女简狄吞食玄鸟(一名乙鸟鸟，即燕)卵感孕而生，子姓。契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舜用为司徒，功业著于百姓。《诗经·长发》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按，玄元古通，元训始，玄王即始王;或以玄色为黑，在方位中代表北方，玄王即北方之王。表明商族创业伊始，就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光辉形象。其后逐渐南下发展，出河北，入山东，辗转于河南，自契至成汤，凡八迁。自成汤至盘庚，又五迁，至于殷(今安阳小屯)，此后不再迁都。

　　

　　

　　在商人的历史上，曾产生许多杰出人物，对其发展壮大起到重要作用。例如，《诗经·长发》歌颂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为契孙，在夏王朝担任过火正之官;冥在夏王朝曾任司空，《史记·索隐》称“殷人祖契而郊冥”，足以说明其地位之高;上甲微也与利禄挂钩的文字学和书法。

　　

　　

　　

　　

　　书法是一门书写文字的艺术，古代的书法教育和识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被当作是“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根本性大事来对待的。《周礼·地官·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日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日六书，六曰九数。”这是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内容。六书是指“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假借、谐声”中六种造字法则，是文字之学。学童8岁人小学，先由史官来教学童以六书，所以汉代以后又称文字学为“小学”。当时的课本有《史籀》15篇，为大篆。教书写，自然要包括教会学童如何执笔、使转和达到字迹美观，虽然当时不一定会有艺术

　　秦始皇于二十六年(前221)刚统一六国，便下令统一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叙述了这一过程:由于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李斯的《仓颉篇)(仓一作苍)有七章，赵高的《爰历篇》六章，胡毋敬的《博学篇》七章，都是以四字为句，两句一韵，每章一韵到底，并常常将同义、近义或反义词编排在一起，便于诵读、记忆、对比、辨析，以小篆写成。从出土汉简实物知道，《仓颉篇》开首数句为“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故以“仓颉”两字名篇。《爰历》、《博学》亦类此。这三篇字书由秦官府颁行天下，以教学童识字，同时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责令各地实行。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为了统一法度，采纳李斯的建议，又下了焚书令，将天下非《秦纪》的史书，《诗》、《书》及百家语全部交官焚毁，谈论《诗》、《书》，以古非今者治重罪，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焚烧之列。另外允许学法令，只能以吏为师。至今在湖北、四川、甘肃等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木椟，内容多是抄写的《秦律》和《日书》(与时日有关的占书)，字体是古隶，证明了焚书令在秦代各地执行之苛严，也说明了当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这说明在战国末期的秦国至秦朝，隶书是较通行的辅助书体，“以吏为师”，所教的律令，其书写的书体，往往也就是这种隶书。

　　

　　

　　

　　

　　

　　秦末，刘邦入咸阳，诸将皆争夺秦官府宫室的金帛财物，而萧何(?一前193)独自先取秦朝相、御史执掌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从而帮助刘邦在军事、财富和政治上掌握主动权，了解天下之要塞，户口之多少，形势之强弱，以及有哪些苛政峻法给百姓带来疾苦。在西汉政权建立后，丞相萧何又裙披秦朝法律，取其适宜于当代者，制定了汉律九章。其中《尉律》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幼之。”学童自小学习文字之学，接受识字和书写教育。到17岁以上为成人可以处事时，始可参加考试，能背诵《尉律》之文，并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而缮写至9000字以上者，方可去当郡县起草和掌管文书的诸曹椽史。诸曹椽史的数量是庞大的，西汉时郡太守光书佐即定员10人。另外，又以秦代的八体书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来对学童的书迹进行考试，优秀者由县推荐至郡，由郡推荐至中央，逐级选拔，最后由太史令将这些书法优秀的学童集中起来再进行考试，最优者授以尚书、御史、史书令史等主书的官职。东汉的制度是:能通《仓颉》史篇，可补兰台令史，满一年补尚书令史.再满一年，就可当尚书郎。在汉代，低级的文吏有可能逐渐升迁为长吏乃至2000石的大官，如赵禹、尹齐、丙吉都是以佐史逐渐升迁为大臣的。“能书”是文史必修的一项业务，有些武职吏也兼修这一业务。因此，即便是一些戍守边陲的小吏，一有空暇就练习书法，上级也将“能书”作为考察、提拔小吏的一项条件。在敦煌、居延出土的汉简中，能见到不少这方面的实物证据。如汉简中吏员登记册籍有:

　　

　　

　　

　　

　　

　　

　　

　　

　　

　　

　　

　　

　　肩水侯官执胡隧长公大夫奚路人，中劳三岁一月，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十七岁，长七尺五寸，氏池宜药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居延汉简甲编》1014号简)

　　

　　肩水侯官并山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年廿二岁。长七尺五寸，解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居延汉简甲编》114号简)

　　

　　

　　

　　

　　

　　

　　

　　

　　

　　

　　

　　这类例子甚多，不一一列举。政府把文字学和书法同利禄直接挂起钩来，这是提倡文字学和书法最有力的办法。两汉曾有几个时期对文字学和书法的教育十分重视，这是两汉书法艺术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汉时，九卿之一的少府职掌山海地泽的收入和皇室用器物的制造，所属范围甚广。西汉时少府下属有尚书、符节、尚方、考工、钩盾、东园匠等部门，分别职掌制造皇室、陵寝所用各种器物和符节印玺、兵械，以及管理宫苑等:东汉时少府下属中有尚书台，置尚书令1人，尚书仆射1人，尚书6人，尚书分管六曹。各曹有左右示各1人，掌录本曹的文书期会;有侍郎6人，主作文书起草;令史3人，主书。有符节令1人，手下有符节令史，职掌书写符节。还有兰台令史，职掌书奏及印工文书。汉代宫室、陵寝、苑囿的砖文瓦当和尚方、考工所作的铜器铭文，以及印玺符节文字皆精美绝伦，应是那些擅长八体书(新莽时改立六体)的尚书、令史所书写创作，然后由工匠依样刻铸，并非由工匠直接创作，工匠只有专业技术，一般都没有文化:汉代，士农工商之阶级划分是极其严格的。东汉时，一些祠庙、坟墓、阁道等处的丰碑巨刻也大都是当地郡县中主文书的书佐、椽史所书。如《西岳华山碑》即是书佐郭香察书，《西狭颂》为从史仇靖书。因汉代撰书碑刻尚无署名的体例，故大多不知书人。所以绝不可将汉代留下的书迹笼统称为民间书法，相反这些书写者大多是经过官方考试选拔出来职掌文书的官吏。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西汉前期对文字书写的规范化也极为重视，“吏民上书，省字不正，辄举幼”。少府属下有侍御史巧人，掌察举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违失，举劫之。汉初，石奋以恭谨闻名。景帝时，其四子皆顺行孝谨，官至2000石，他本人为诸侯相，也是2000石官，故世号“万石君”。长子石建为郎中令，位列九卿，有所上奏，待奏章被报下后，石建发现自己所书“马”字，四足和尾巴应有五笔，而少写了一笔，惊恐地说:“.获死罪了。”《史记》和《汉书》都记有此事，作为石建谨慎的例子，但也说明汉代吏民上书，字如写错或不规范，就会被侍御史举其名而论其罪的。

　　

　　

　　

　　

　　

　　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垂相公孙弘奏请:凡地方官员发现辖区内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人无违失者，可向郡国守相推荐，郡国守相考察认为合格者，就与上计吏(汉代由郡守、国相将郡国的财政情况编为计簿，上报中央的丞相，凡人京执行上计的人员称上计吏〕一起到京师，在太常(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那里培训，一年过后进行考核，能通一艺(经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优秀者可以为郎中，由太常录其名籍而奏上。一些低级官吏通一艺以上者，也相应升擢，云云。汉武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于是儒学和仕途结合了起来，学习儒学的人日益增多，公卿大夫七吏多为彬彬文学之士。而按《尉律》考试学童的制度则废弃了，八体书任由间里书师教习，不再作为考试取士的内容了，小学随之衰落，研习六书的人也少了。

　　

　　

　　

　　

　　

　　

　　汉平帝时，王莽执政，为笼络天下士人，于元始四年 【《汉书·平帝纪》作元始五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谐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能令正乖谬，壹异说云淞。”那些征召去的人中有百徐人是通晓文字学的，受到了敬重，称为“小学元士”。

　　

　　

　　

　　

　　

　　

　　王莽居摄年间，托古改制，命大司空甄丰等校有关文字方面的书籍，将有些古文加以改定。当时有六种书体，一为古文，即汉景帝时鲁恭工坏孔子故宅，于壁中发现的书籍上所写的字体;二为奇字，即古文而又较特异的字;三为篆书，即小篆;四为佐书，即秦隶书;五为缪篆，用于摹印章的书体;六为鸟虫书，用于书写在旗帜和符节占卜的书体。王莽为了代汉自立，依照《周礼》复古，自言尽力制礼作乐，在书体上将秦八体稍加改变，并为六书，与《周礼·地官·保氏》所云六书同名而异实。汉末哀帝时，由于学者刘欲上书要求把古文经立为学官，遭到今文经学的官僚和博上群起反对。王莽秉政后，对刘歆极为尊重，王莽为了给他篡汉找到理论根据和取得厂大知识分子的支持，于是接受刘欲的建议，立古文经为学官。故古文立于六书之首。一片文经学在东汉一代始终盛行，出了许多经学大师，写下了大量的经学著述。尤其以东汉末古文经学大师郑玄的成就最大，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占有优势，对古文的研究也自然就重视。汉末魏初的邯郸淳即是以擅长写古文的书家，并以书法教诸皇子。奇字是古文中较特异而难认的字。扬雄好古文奇字，“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刘棻为刘欲之子，也是一位博学之士，“学作”不是学识读，而是学书写。小篆和秦隶书，在王莽时嘉量、衡杆及瓦当、货币上所作字即是，用笔舒长，皆精美不减西汉，或有过之；缪篆是摹印文字，屈曲缠绕，缜密方正，以适于印面排布，艺术创造的成分较多，与规范的篆文有所不同。鸟虫书是用以书蟠信的书体，用笔也屈曲缠绕，有时笔画两端略作鸟之首尾。由于旗帜、符节篇幅较大，汉时笔小，故适宜用鸟虫书写。印章中也往往作鸟虫书，富有装饰性。汉时能写鸟虫书的人甚多，灵帝时“诸为尺椟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这些工书鸟篆者，以后即罗致在鸿都门学中，自然也会将鸟篆写法传授诸生。鸟虫篆因多装饰性，有描画的成分，故无甚书法价值，在这方面也不可能出现著名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