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内容提要：碑学在清代中后期非常繁荣，帖学几乎无人问津，此时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碑学在行草上，特别是草书上非常衰败。进入民国以后,许多有识之士在努力振兴行草的同时也促进了帖学的复苏，再加上印刷术的发展、博物馆事业的完善、社会名流的宣传、碑学骨法用笔的借鉴以及帖学自身规律的利用等原因，最终导致民国以后的帖学复苏和繁荣。

　　关键词：碑学、帖学、骨法用笔、帖学书风

　　众所周知，自唐宋到明清之际的书法几乎是帖学的天下，帖学大家不断。但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由于多种原因，帖学江河日下，走到了穷途末路阶段。与此同时，碑学应运而生，经过邓石如的成功实践以及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理论的宣传，碑学如日中天，几乎一统天下，“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1】。进入民国以后碑学继续发展，大家不断，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碑学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他曾对弟子刘海粟言及过：清代行草书的衰败是碑学大兴的失误。其他如沙孟海、陆维钊等都有同感。因而要想发展行草书就必须吸收帖学的营养。由清入民国的几位碑学大家如清道人、吴昌硕、沈曾植等在行草书上都不同程度的吸收了帖学营养，清道人是用碑的用笔写帖，吴昌硕的行草直接写帖，他把碑的骨法用笔保留了下来，而沈曾植则通过黄道周将碑与帖进行巧妙结合来写行草。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之书学》中认为沈曾植是帖的代表人物，并对其赞不绝口：“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的，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他晚年所取法的是黄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方法是用这两家的，功夫依旧用到锺繇、索靖一辈子的身上去，所以变态更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他死后，墨迹流传，售价更昂，可见时人还有些儿眼光”。【2】

　　这几位碑学大家在行草上的成功实践，鼓舞了民国以来的书家们，从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帖学家们和帖学作品，如于右任的标准草书、林散之的草书、高二适的 行书和草书、溥儒的小楷和行书、来楚生的行草、郭沫若的行书和草书、毛泽东的行书和狂草、沈尹默的行书和草书、陆俨少的 行书、沙孟海的行书、黄宾虹的行书、齐白石书法成熟期的行书、陈大羽的草书、潘天寿的行草、诸乐三的行草、王个簃的行草、白蕉的行草、刘海粟中晚年的行书和 草书、启功的书法、赵朴初的行书、贺敬之的行草、吴玉如的行草、谢稚柳的行草等，甚至现在的杨仁凯的行书、欧阳中石的行书、王学仲的草书等等皆为帖学也。说到这里有人会说这里不是有许多碑学大家吗？不错，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帖学家，他们大多是双重身份。又有人会提出，这里面个别人的帖带有碑的痕迹，事实确实如此，但他应该还是帖。颜真卿的行书《祭侄稿》有明显的“篆籀气”，但没人敢说他不是帖；颜真卿的《裴将军诗帖》是几种书体混杂，所谓的“篆隶并列、真草相兼”，可他仍然是公认的帖；甚至王献之的《二十九日帖》的用笔和结构和斜画紧结的一些碑很相近，没人说《二十九日帖》是碑。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如若将其排出帖学，传统的帖学概念会混乱。在碑学、帖学的划分上笼统一些好，没必要过分细分。在这一点上，沙孟海先生做的好，他说：“帖学和碑学，本没有截然的区别；即南派北派的名称，也只好笼统的说说，谁能划分清楚呢（阮元的论调，康有为已驳之）？【3】沙孟海的观点更有利于理解和实践。

　　     此外民国时期还流行吴昌硕行草书风、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书风，新中国时期流行毛泽东行草书风、沈尹默和白蕉推行的二王书风、郭沫若的“郭体”书风、林散之草书书风、沙孟海行草书风、启功书风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帖学繁荣的表现。现在有好多书一讲到民国以来的帖学只提到沈尹默，并攻击他是小打小闹，不足道也。而事实上帖学此时已进入非常繁荣阶段，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帖学繁荣的原因。

　　一、 帖学墨迹随处可见，非常普及，被康有为攻击的阁帖失真问题不复存在。

　　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科技的进步，印刷技术飞速发展，帖学墨迹的印刷品十分丰富且价廉物美，如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林散之书法选集》16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智永真草千字文》0.85元、2000年出版的《米芾尺牍九种》8.00元；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宋苏轼人来得书新岁展庆帖》1.80元、1986年版1994年印刷的《唐怀素自叙帖真迹》4.50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孙过庭《书谱》8.50元、王羲之的《兰亭叙〈五种〉》5.50元、怀素的《自叙帖》6.50元等。特别是日本二玄社的书画复制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厅内与真迹并排展出时，观众与专家学者屡屡试问，熟是真迹？启功先生认为他达到了同等真迹的艺术效果。其次博物馆事业也非常发达，帖学家的真迹极易看到，除了他们每天正常的展出外，还经常举行书画特展，如2002年12月1日至2003年1月6日由故宫、辽博、上博三家联合在上博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此次展品72件，其中书法26件；2005年12月30日至2006年2月4日在上博举办的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古书画藏品展，共展出古书画作品103件，包括陆机《平复帖》、隋人《出师颂》和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等名家孤品；2006年3月13日至4月23日在上博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参展文物102件，其中中国藏书法60余件，日本藏书法30余件。日方展品来自包括日本宫内厅在内的7家公私藏家收藏的珍品，包括王羲之的《丧乱帖》和《孔中侍帖》、贺知章的《孝经卷》、苏东坡的《行书李白诗卷》、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黄庭坚的《王史二氏墓志铭稿卷》等。博物馆门票价格很低，学生参观上海博物馆的门票只要5元。另外近些年的数码相机、电脑、因特网的普遍使用也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帖学资料。总的来说古代阁帖失真问题不复存在。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描述的“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4】一去不复返了。

　　民国以来的书家非常普遍的从墨迹中吸取营养，有许多名书家还有文字记载，试举几例：

　　沈尹默写道：“三十五以后，再写唐碑，以褚遂良能推陈出新，树立唐代新风范，乃遍临其传世诸碑，旁各家。同时得见六朝唐宋名家真迹精印及摄影本，又在故宫博览所藏历代法书名迹，顿开眼界、心悟神通。”【5】

　　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中写道：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十月十六日【6】”

　　林散之在《跋王觉斯草书诗卷》中写道：“……此卷原迹流于日本，用珂罗版精印问世，复传中国，为吾友谢居三所得于六六年春。余假于尉天池处，已七八年矣。朝夕观摩不去手，文革运动中亦随身携带，幸未遭遗失。今居三欲索回原物，自当完璧归赵。佳书如好友，不忍离别，因题数语归之，以志留连之意云耳！”【7】

　　萧娴给学生的信中写道：“世人或以我临碑不临帖为偏，不知我于天下可见之碑帖莫不细读，人之精力有限，一腕一笔，日奋数小时则疲。我之临碑，只在《石门颂》、《石门铭》等三、四类而已，其它则以目代腕，时时读之，久之能见其形，更久之能悟其精神，虽只临《石门》数碑，而心在天下一切碑帖焉。故曰：‘临池宜专，读帖须博。’”【8】

　　二、 碑学自身有缺陷，特别是他的结构和中实说，限制了他在行草上的发展空间。实践证明他在行草上无法同帖学抗衡，特别是草书，他的成就很小，要想提高行草，求助于帖学则是最好的途径。

　　清代碑学在篆书、隶书、魏碑上确实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碑学行草成就较小，尤其是草书。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说：“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既灭绝。”【9】如果有好的草书康氏不会说他灭绝的。邓石如为清代碑派书法第一人，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这样说：“怀宁篆、隶、分、已臻绝诣，真书虽不入晋，其平实中变化，要自不可及。唯草书一道，怀宁笔势，固如铜墙铁壁，而虚和趥丽，非其所能，尚留片席，使后来者自择所处。”【10】包氏评价很中肯，很客观。邓石如的草书的线条是第一流的，这一点只有清代的吴昌硕能过之。他的草书缺点是间架结构差一点以及线条太中实。如若他的草书学帖，他的草书地位会大大提高，有可能成为草书大家。康有为的弟子萧娴一直到七十多岁还在坚持康有为观点，认为无碑不美！但说到草书则主动让步了。她在《庖丁论书》中说：“……帖因翻版，屡翻屡坏，往往失真，碑乃石刻，刻赖书丹，纵使泐剥，风神犹在，真迹可寻。为免于伤软失神，初学者应求诸碑学，学草书者，或当别论。……”【11】。萧娴90岁那年，因骨折住院百日，住院期间天天读《书谱》墨迹，出院后时常作草，其蓝本不仅有二王还有孙过庭等。

　　     帖学的主要成就是小楷和行草书，其中行草书则为精华。而碑学在行草上是弱项，因而借鉴帖学行草书则是最好的捷径。清后期进入民国的几位碑学大家大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大量学帖。吴昌硕的行草纯粹是帖，清道人用碑的用笔写帖，沈曾植是通过黄道周将碑帖联到一块，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之书学》中认为沈曾植属帖派人物。由以上现象可知碑派人物在行草书上或多或少的借鉴帖是一个好办法。民国以后的新一代书家更是大量学帖。沙孟海的篆隶、北碑是碑学大家，而他的行草主要学帖，如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东坡、黄道周等，另外就是把北碑的一些内容化进了行草。黄宾虹的篆书是碑学大家，而他的行草书则主要学王羲之、李世民、颜真卿、王铎等。潘天寿在篆隶上是碑学大家，而行草书主要学黄道周以及晋唐法帖，沙孟海曾这样评价他：“行草书，他自己说得力于黄石斋较多。我看他运笔结字，比石斋有所发展，特别是行款，使人联想到陆放翁‘整整复斜斜，好似风际鸦’的诗句，这一格局，非但黄石斋不曾有过，陆放翁虽曾有此理想，他也未曾通过实践把他表现出来。”。【12】白石老人书法成熟期的行书最主要的是受李邕影响，虽说他碑帖学的很多，但最终都化入李邕而形成齐白石体了。另外林散之、郭沫若、陆俨少、陈大羽、刘海粟等碑上都很有成就，但在行草书上几乎都是学帖。

　　三、 借助碑学的骨法用笔来学习帖学，从而促进了帖学的发展。

　　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骨法用笔，这种骨法用笔大都借助于书法练习而培养的，最终把书法的笔墨化成中国画的笔墨。书法内部更应如此。一般来说帖的线条写的快容易浮滑，碑的线条特别强调积点成线，容易厚重。李可染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李可染论艺术》中曾回忆他早年学书法情况：“我小时候在家乡徐州时喜欢写字，11岁时字写的受到称赞。但家乡找不到好的书法老师，有一个老师教我写赵体字，一味追求漂亮。后来才知道，由于追求表面漂亮，产生了‘流滑’的毛病，结果费了很大功夫纠正。”，【13】他纠正的办法主要是由帖转入碑，用碑来解决线条问题。在拜齐白石为师的十年中，他最主要学的是书法，而不是中国画。他最后是定体在碑派行书，还没有来得及回到帖上便去世了。林散之先生对赵字曾这样说：“赵字活，习之可以破僵板，但要有碑学底子，否则流于甜媚。”[14]这些都说明写帖容易滑而无骨。

　　    用碑学的骨法用笔来学习帖学，途径有二，一是把碑的线化成帖的线，二是直接把碑的线用到帖上。

　　第一种形式的代表人物特多，有吴昌硕、沙孟海、林散之、沈尹默、黄宾虹、于右任、潘天寿、陈大羽等。第二种形式的代表人物较少，有沈曾植、清道人、胡小石等。

　　吴昌硕是篆书大师，以石鼓出名。他曾说过“强抱篆隶作狂草”，【15】他的狂草指他行草，他不狂，没有狂草。只有他画的葡萄、紫藤枝条具有狂草的气和线，可以看作狂草，但不是狂草。很明显他是把碑的线条化成帖的线条，保留了骨法用笔。林散之断断续续练了几十年汉隶，他说过：“我学汉碑已有三十几年，功夫有点。学碑必从汉开始。每天早上一百个字，写完才搁笔。……【16】”后来他借助于碑的留而攻草，体会颇深：“我到60岁后才学草书，有许多甘苦体会。没有写碑的底子。不会有成就。”【17】黄宾虹一生钟情于三代文字和行书，他的行书是帖，他写篆书用碑的线条，写行书用帖的线条，一个无形的骨法用笔联系在一起，他曾说：“我的行书曾借鉴于唐太宗《温泉铭》，因存晋人书肇自然的风貌，吸取笔意，不袭其貌，形成自家风格。故此我的书法胜于绘画。”【18】他的草书也属帖，有千字文出版，成就不及行书。于右任是碑学大家，许多碑学理论家特喜讲他，但对他晚年的标准草书却采用回避的态度，最主要原因是他的标准草书属帖，只是由碑刚进入草书时碑味稍重，后来就慢慢全化成帖了。沙孟海先生早年的主要精力在碑，中晚年的主要精力在帖，他年轻时曾跟随吴昌硕四年，他回忆说：“得到吴先生指教较多。听他议论，看他挥毫，使我胸襟更开阔，眼界更扩大。我从此特别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19】他是把碑的骨法用笔化入帖。他的行书属帖，属明清之际阳刚派书风。

　　沈尹默是公认的帖学家，早年学帖，后陈独秀说他字俗在骨，于是弃帖学碑，“从1907年（25岁）受到陈独秀的针砭起，到1930年（48岁），沈尹默‘才觉得腕下有力’。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写北朝碑’，目的始终‘是为要彻底洗刷干净以前行草书所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20】当沈尹默的碑学取得一定成绩后，于是又重新回到帖的王国中，最终成为帖学的代表人物。

　　利用碑的骨法用笔化入帖学而写帖的书家极多，另外还有郭沫若、刘海粟、王学仲等。

　　用碑的线条直接来写帖的人较少，成功的有沈曾植、清道人、胡小石等，其中沈曾植的成就最大。沙孟海先生就认为沈曾植的行草书是帖派人物，如若他的行草属帖学，那么帖学的队伍太强大了。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是碑帖结合。无论怎么说，这一路书家从另外一个途径促进了行草的发展。

　　四、利用帖学的自身规律来促进帖学的发展

　　清代碑学以前的历代帖家在学书法上有他独特的规律即由楷书到行书再到草书这样一个过程，楷书基本上是锺王小楷和唐楷，行书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褚遂良、李世民、米芾、苏东坡等帖家行书，草书指王羲之的小草、王献之的小草、孙过庭的小草、怀素的小草和狂草、黄庭坚的大草、徐渭的狂草、王铎的狂草、傅山的狂草等。正如苏东坡所说的“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也者。”【21】尽管清代碑学产生后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后世也有一小部分书家对碑学不感兴趣，继续走昔日传统的帖学道路，并产生了巨大成就。总的来说他们几乎不师碑，即使偶尔写点碑，也只是用帖的方法写碑，就像傅山、王铎写的汉碑，八大山人写的石鼓文一样，算不上碑学。这类书家的代表人物有毛泽东、启功、白蕉、赵朴初、矛盾、溥儒等。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他在草书上的成就就象他诗词上的成就一样是空前的。他在书法上的主要精力是在二王的行草和怀素的狂草上，对历代帖家作品无所不观，尤其是草书。尽管他书法成就很大，可他对书法很少评论。只有1959年10月16日毛泽东主席的《致田家英信》是至今公布的毛泽东书信中唯一涉及书法的一封信。其次他对身边的干部和服务人员闲聊过一点书法，如他曾对保健医生说，学书法先学楷书，以后再学行书、草书。可以学习于右任编的那本草书。他在延安对郭化若说：“二王的字帖最好，王羲之的字骨瘦，王献之的字筋肥，”【22】等。建国后有两件书法界大事涉及毛泽东，一是中国书协晚成立几十年的原因据说是毛泽东认为历代书法名家的书法都是业余爱好，没必要将书法作为一个职业对待。对于兰亭一案，毛泽东认为学术争议有比无好，支持争论。兰亭一案很有意思，中国当时最顶级的书法家大都直接或间接涉及了，如郭沫若、高二适、毛泽东、启功、林散之、沈尹默等。综合以上所述，毛泽东书法有两大特点：一是帖学，二是大家风范。

　　启功是帖学大家，一生致力于帖学，自称“半生师笔不师刀”。主要师承二王法帖、欧阳询、赵孟頫、智永、米芾、董其昌等，以温文尔雅的行书出名。林散之曾这样评价他的一幅作品：“北师大教授启功（元白）先生底子是欧字，他写得有书卷气，是学者字。曾见他写一联，集毛主席句：‘喜看稻菽千层浪，跃上葱茏四百旋。’字极难摆，他似粗细的笔划使之匀称，不容易。”【23】

　　   白蕉属帖学家，书法力追“二王”，视魏晋“二王”帖学为书史唯一正宗。沙孟海评白蕉书法说：“ 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24】他的书法成就要高于沈尹默，原因是他的行书更随意一些。

　　此外赵朴初、茅盾、溥儒等也都是走传统帖学道路，虽说个别人写过几天碑，但用笔上是帖学，所以算不上碑学，因而他们属传统型的帖学家。他们这一类型也为帖学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有帖学成就的社会名流有惊人的号召力，他们身后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他们共同为帖学的发展摇旗纳喊、推波助谰。

　　社会名流的力量是很大的。唐代由于李世民的喜好而确立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从而形成王羲之书风。清初康熙、乾隆帝的偏好而形成董、赵书风。清中晚期由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喜好形成碑学书风。所有这一切说明社会名流有极强的号召力。进入民国以后，除了碑学继续繁荣外，由于吴昌硕、黄宾虹、于右任、毛泽东、郭沫若等有极强的社会地位，喜爱帖学，最终形成帖学书风，使帖学走出低谷，走向繁荣。

　　吴昌硕是书、画、印三个大师，德高望重，有极大的号召力。他吸取了前辈邓石如碑学实践上的教训，在行草上致力于帖学，其行草最终远远超过邓石如。在他的影响下，他的朋友王一亭，弟子王个簃、诸乐三、沙孟海、潘天寿、刘海粟等的行草书学帖学。白石老人不仅学吴昌硕画风，还学吴昌硕的行草书，几乎乱真。时至今日，沙孟海的几个弟子的成绩主要是帖学。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民国时期高官。他晚年致力于标准草书，想在全国普及标准草书，为此他做了许多工作。他的草书在解放前的影响较大，其本质是帖学。

　　毛泽东是新中国领袖，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一生喜爱书法，最终创造了毛派行书和毛派狂草。在文革的“毛泽东被神化“的年代，他的书法的群众喜爱度甚至与王羲之不相上下。诗人贺敬之、金融学家唐双宁是学毛的书家，郭沫若也有几件作品有明显的学毛痕迹。可以说建国后毛泽东对帖学，甚至对书法的影响超过任何一个书家，水平也高于任何一个书家。有人认为林散之的草书高于毛泽东，这是错误的。他的依据是林的线条比毛好。林散之的草书线条确实比毛泽东的草书稍好一点，但这和毛泽东的狂草相比是唯一的一个优点。毛泽东狂草风格创新比他大，字的变化比他大，气势比他大，字外功夫比他深。毛泽东的草书属狂草，林散之的草书属大草。书法的好坏讲的是综合实力，而非只一个线条。若只讲线条，邓石如、吴昌硕行草书的线条要好于林散之草书，但他们在草书上的综合实力不如林散之的高明。林散之被誉为”当代草圣“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没参加评选，如果毛泽东参加的话，林散之只能是“亚圣”。这有点像建国后十大元帅的评选一样，如果毛泽东参选，十大元帅的第一人非毛泽东莫属。

　　沈尹默、白蕉、潘伯鹰是三位有名的帖学家，解放后在上海形成一个帖学小团体。沈尹默曾是北大校长，著名诗人，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不仅亲自教学生书法，而且发表了许多书法文章来宣传帖学，这在当时影响了上海一带的书风，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

　　郭沫若的行草书被誉为“郭体”，属帖学范围，他曾是新中国学术界的最高领导人，文学、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学科大家，在社会上有强大的知名度和号召力。他创造的“郭体”雅俗共赏，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这为人们喜欢帖学，学习帖学奠定了基础。甚至林散之就是郭沫若发现的千里马，林散之草书的知名度和郭老的提携是分不开的。

　　林散之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些年书法影响很大。他是六十以后才致力于草书的，他的草书借鉴了他汉碑的骨法用笔，将碑的线条化成帖的线条，避免了帖学线条容易浮滑的毛病。他自认为：“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25】近几年江苏省政府专门设立了“林散之奖”来宣传其艺术，这为帖学的继续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陈独秀、陈毅、梁漱溟、启功、赵朴初、矛盾、高二适等社会名流对帖学的行、草都影响很大，他们的知名度带动了人们对帖学的更加喜爱，他们对帖学的发展早已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

　　总之，除了以上分析的五种原因外，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杂志社、《书法研究》杂志社、《书法》杂志社、《书法报》报社等对帖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各级教育机构及其书法工作者也为帖学的普及做了许多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帖学会更加繁荣，碑学和帖学大师都会层出不穷。

　　注释：

　　[1]. 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第37页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2004年10月第1版      

　　[2].《沙孟海论书丛稿》第37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1987年第1版

　　[3]《沙孟海论书丛稿》第50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1987年第1版

　　[4].《历代书法论文选》第755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1979年10月第1版

　　[5]. 马国权编《沈尹默论书从稿》第157页     三联书店出版 1981 年第1版

　　[6]．谢德萍著《大笔一挥天地惊-------论毛泽东书法艺术》第62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7月第1版

　　[7]．陆蘅整理《林散之笔谈书法》第91页  古吴轩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第1版

　　[8]．俞律著《萧娴书法艺术解析》第9页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2年6月第1版

　　[9]．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第289页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2004年10月第1版

　　[10]．包世臣著《艺舟双楫》第138页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2004年10月第1版

　　[11]. 俞律著《萧娴书法艺术解析》第9页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2年6月第1版

　　[12]．《沙孟海论书语录图释》第74页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3年8月第1版

　　[13]．中国画研究院编《李可染论艺术》第73页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00年8月第1版

　　[14]. 陆蘅整理《林散之笔谈书法》第56页 古吴轩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第1版

　　[15]．转引陈振濂主编《近现代书法史》第15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年10月第1版

　　[16]. 陆蘅整理《林散之笔谈书法》第61页 古吴轩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第1版．

　　[17]．陆蘅整理《林散之笔谈书法》第63页 古吴轩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第1版．

　　[18]．《黄宾虹文集﹒书信篇》（上）第52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1999年6月第1版

　　[19]．《沙孟海论书丛稿》第202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1987年第1版

　　[20]．沈培方著《沈尹默书法艺术解析》第11-12页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0年6月第1版

　　[21]．《苏东坡全集》（上）第305页  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  1986年3月第1版           [22]．谢德萍著《大笔一挥天地惊-----论毛泽东书法艺术》第256-257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1992年7月第1版                 

　　[23]．陆蘅整理《林散之笔谈书法》第58-59页 古吴轩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第1 版

　　[24]．《沙孟海论书文集》第576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1997年6月第1版

　　[25]. 陆蘅整理《林散之笔谈书法》第91页 古吴轩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