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字体研究系列文章之四：《东晋的墓志》

孟云飞/文

我们说东晋立碑比较盛行，是相对于严厉禁碑的曹魏、西晋而言的，但这一时期远远不能与东汉立碑刻于朝野的盛况相提并论。其时，一般的官员、士族，因为朝廷的禁止，再囿于财力和地位，墓前未必立碑，但多有墓志埋入墓穴。因此，禁碑之后，墓志几乎成了墓碑的替代品，墓中埋设墓志流为葬俗。所以我们今天所见的东晋铭刻书迹，主要是墓志。据笔者统计，50余年来各地先后出土的东晋墓志有30余方。这些墓志所涉及的内容比较丰富，是研究文字、书法的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些墓志大致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这些墓志的出土地点相对集中，绝大部分出土于都城建康所在的今南京及其毗邻的镇江、马鞍山、吴县等地；二、从墓主的身份来看，他们大多数社会名望和地位都较高，不是出自南北名门望族，就是属于皇室宗亲，鲜有身份低劣者；三、墓志的用料一般为砖质、石质，也有一些是铅、锡等材料的。

从刊刻的情况看，东晋墓志明显可以分为三类：

一、刊刻精细工整者。

这类墓志数量较多，一般都有界栏，字间划界格或竖线栏，镌刻工整，行距和字距排列整齐。笔画严谨，横画起笔方截，笔画成方棱状，笔力遒劲，骨气雄强。结体方正，字形端庄，缜密古雅。这类墓志包括《张镇墓志》、《王兴之墓志》、《李摹墓志》、《王建之及其妻刘氏墓志》、《王敏之墓志》、《温峤墓志》、《谢鲲墓志》、《李缉墓志》、《谢氏墓志》等等。

二、刊刻粗糙随意者。

这类墓志数量较少，率真自然，任性而行，一般没有界格，笔画或长或短，字形或大或小，随意性强，似乎未经书丹和谋划布局，由工匠直接奏刀上石（砖），刻写随意草率，笔画常常出现错误。如《徐氏墓志》中的“县”字，右边的笔画就是明显的错误，再如《刘庚之墓志》中“刘”字的左边就多刻了一横画。此类墓志的文字大多还具有一定的行书意味，如《颜谦妇刘氏墓志》中那种比较圆转的折笔与王羲之早期行书《姨母帖》有诸多相通之处；《孟府君墓志》、《谢球墓志》中多有省笔和连笔的现象。大致可以归为这类风格的墓志还有《刘庚之墓志》、《徐氏墓志》、《李纂妻何氏墓志》、《卞氏王夫人墓志》、《王德光墓志》等等。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在同时期中，楷书对“铭石之书”影响日深，同期定型的行书亦当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三、书刻的精整程度介于前面两种之间。

如《谢温墓志》、《高崧墓志》、《颜谦妻墓志》、《卞氏王夫人墓志》、《宋乞墓志》等等。这类墓志对界栏的要求并不严格，如《宋乞墓志》就是有行界而无字界；如《谢珫墓志》虽有界格，但字形却大小不一，时有笔画跃出界外；《高崧墓志》，尽管无界格，而字距却排列十分整齐。总之，这类墓志书风率真质朴，又不失一定的规矩，讲究书写法则，但又不为法则所囿，笔画坚实，媚中带骨，隽秀中蕴藏着一种端庄淳朴，字形欹正参差，时纵时敛，排列更为随和而显得行气自如，变化多端而不失和谐统一之美。通过对这三类墓志书刻情况的大致考察，我们可以推测，第一类墓志应为熟练的专业刻工造设，第二类墓志是普通匠人率尔操觚之作，第三类墓志或许是熟练刻工 “无意于佳而佳”的作品，因此这几类墓志的书法风格也自然不同。

东晋的墓志书体多样，既有平正谨严的隶书，亦见兼杂楷意或篆意的隶书，而且还有略具隶意或行意的楷书。东晋墓志的书体可谓千姿百态，只有风格相近者，而绝无书迹完全相同者。除了《谢鲲墓志》等为数不多的几块是比较严格的隶书以外，绝大多数书体都是介于楷隶之间的书体。另外还有一些行书和楷书墓志，不过数量极其有限。

第一类是基本延续曹魏、西晋隶法者。这类隶书，笔画瘦硬，笔锋尖露，特别强调横画和捺画收笔处的波挑，但字形已经由宽扁而趋于长方，个别笔画也带有明显的楷意，如撇画收笔的出锋等。这类墓志所见有《谢鲲墓志》、《温峤墓志》、《张镇墓志》、《晋恭帝玄宫志》等。如《谢鲲墓志》，此志为发现的东晋墓志中最早的一块，其时虽已通行楷书，而志作隶书，以显庄重。字体扁方而结构不太严谨，笔画舒展自然，波挑分明，撇与捺的收笔向上翻挑。此墓志的笔体与西晋《皇帝三临辟雍碑》相似，较多地保留了汉隶质朴的气息，汉隶韵味尤浓。总之，此类墓志书刻非常认真，皆一丝不苟，结体规整有序，书法朴茂古拙，用笔遒劲，体态平扁，波挑明显，与早期汉隶一脉相承。

第二类数量很多，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按照同类相近的原则，我把它们分作隶楷和楷 隶两种。

（一）首先是隶楷，它是指以隶书为主，兼有一定楷书笔意的书体。此类墓志数量不少，比较典型的有《李缉墓志》、《李摹墓志》、《李纂妻武氏墓志》、《 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王建之墓志》、《王建之妻刘氏墓志》、《刘庚之墓志》、《谢氏墓志》等等。在这些墓志中由于具有楷书笔意的多寡而又有一些差别，如《王建之墓志》（附图，见刘涛《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之243页），其书体介于隶楷之间，横画虽有波挑，但波挑收敛，体势明显具有一定楷书的特点。其中有的字隶意浓厚，与汉隶十分相近。又有个别字具有明显仿古的篆书遗意，极富有装饰性，实属罕见；《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墓志》和《王丹虎墓志》三块墓志，均以方笔为主，结体虽然也不乏扁方者，但横画大多已无明显的波挑，章法、结体都较大程度显现楷书特点，属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体；而《李缉墓志》、《李摹墓志》和《李纂妻武氏墓志》三块墓志，皆与汉隶相似，体态取横势，以扁平为主，横画多波挑，用笔方圆兼备，但字形较一般隶书略长，微具楷书笔意。

（二）其次是楷隶，它是指以楷书为主，兼有一定的隶书、甚至行书笔意的书体。此类墓志很多，所见比较重要的有《宋乞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王康之墓志》、《夏金虎墓志》、《谢温墓志》、《虞道育墓志》、《谢球墓志》、《蔡冰墓志》、《黄天墓志》、《王德光墓志》、《何氏墓志》等等。在这些墓志中，相比较而言，书刻工整者大都具有一定隶意，书刻随意者则明显带有一定的行书笔意。

隶意稍重者如《高崧墓志》、《谢温墓志》，这些算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字体方整，结构谨严，运笔圆熟疏放。其字体间架结构虽属楷书，但在形态上仍然保留着隶书的一些特质。从这些墓志的绝大多数字来看，结构上已经是纯粹的楷书，用笔方面，如横画的起笔斜截入，收笔改上挑为下顿，竖画多作悬针或垂露状，竖钩处改隶书的弯弧为趯挑，以及撇画的出锋，捺画的一波三折等，也显示出相当成熟的楷书法度。《谢温墓志》中的“夫人会稽谢氏”六字，与传刻的锺繇小楷或王羲之临锺繇小楷书，几乎很难区别。而《高崧墓志》中的“年、廿、十、一”等字的长横画，起笔斜截而入，收笔向下顿按，中间轻提而过，已经俨然是唐代成熟的楷法。

行书笔意稍重者如《颜谦妇刘氏墓志》、《夏金虎墓志》、《王仚之墓志》、《刘媚子墓志》、《孟府君墓志》等。这类行书笔意较重的墓志都是砖刻，书刻都比较随意，大多是在砖烧前的软泥坯上书刻而成，笔画不加修饰，中间粗而首尾尖细，结构上隶楷杂陈，整体风格类似于王羲之《姨母帖》那样早期行书，如其中《孟府君墓志》共有五快，从书法风格上看，似乎是由不同达到两个人书刻而成的。字形大小参差，似信手镌刻，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但书法却率真质朴，别具一番风味。虽楷化程度较重，而一些笔画又略具行书笔意，同时某些笔画似仍具有一定隶意。还有一块《谢球墓志》，书刻极为粗糙，有点类似于后世印章上随意刀刻的行书边款。

由于一块墓志之中往往含有不同的书体，甚至一个字体竟存在不同笔意，因此对六朝墓志书体的分类只能是相对的，尤其是第二类墓志，它们之间只存在隶意、楷意孰强孰弱的问题，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严格界限。综而言之，同一时期东晋墓志往往多种书体共存发展。如永初二年（421年）的《晋恭帝玄宫志》书体为森严峻整的隶书，而于此同年的《谢珫墓志》和晚此四年的《宋乞墓志》则已为略具隶意的楷书。显然，这种同一时期墓志书体和书风的差异，应与书体演进没有多大关系，而更有可能与书、刻者书技的优劣和对某一书体的偏爱有关。这种情况在东晋时期家族墓志书法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例如在吕家山出土的李氏家族的墓志就与在象山出土的王氏家族墓志在书法风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与两个家族墓志书写者的审美意趣密切相关。此外，同一时期东晋墓志书体的差异可能还与书丹和刊刻情况有关。大体而言，凡未经过书丹或刊刻随意者，其书法多保留一定手写行书的笔意。反之，则书法刻板工整，少见行草笔意。

总而言之，从宏观上看，东晋墓志书法又是沿着大体一致的轨迹发展演进的。依据墓志书体风格特征的变化，大致可以将东晋墓志书体的演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东晋早期，主要流行第一类隶书墓志。这一时期墓志数量虽然不多，但书体却整齐划一，除《张镇墓志》的书体微具些许楷意韵之外，其余皆为波挑明显的隶书，如《谢鲲墓志》、《温峤墓志》、等。第二阶段从东晋中期到末期，主要流行楷隶相杂的墓志。这一时期墓志数量大大增加，书体复杂多样，既有《李缉墓志》、《王建之墓志》一类以隶为主略具楷书或篆书笔意的书法，又有《谢球墓志》、《谢温墓志》一类以楷为主略具隶书、行书笔意的书法。不过，这些只是对东晋墓志书体简单的、相对的划分，书体演进的实际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它不是一种除旧布新的过程，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新旧并存的状态。一种新书体产生后，旧书体并未消亡，而完全有可能因书者个人喜好长期使用。（ 原载《青少年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