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法美学思想

郭廉夫

中国文字与书法，是两个有联系的不同的概念。而在西方便没有这么一说，在他们的国度里文字仅是一种技术，而在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有人说因为汉字本身就有艺术性，它的点线和结构具有美感，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也难以服人，中国书法之所以是一种艺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参与，中国古代书法是和士大夫文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象"对造字和书法注入了特定的内涵。许慎对文字作了这样的阐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之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颌，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可以说这是文字起源最通行最权威的说法，研究文字与八卦的关系不是我们的任务，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依类象形"、"书，如也"之说。取"象"是文字的由来，构成中国文字的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都离不开象形。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人与自然是统一和谐的，相互渗透的，以致发展成为中国美学思想的传统。"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依类象形"等这种"取象"意识，体现了古代"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哲学观念，体现了古代人对自然美的认识，所以中国的文字不仅仅是语言记录的符号，还发展成为一门艺术。

书法"象"的理论，到了汉代，经过崔瑗的阐述，更趋完整了。他把草书"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奇"的抽象线条看成是"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他对草书美感的阐述是从"象"出发的。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书法中对"象"的追求，并不是对具体形象的描绘。

到了东汉时期，蔡邕书法理论又出现了新的局面。蔡氏将形和势作为书法的对偶范畴，所谓的形，指书法中的点画结构而成的章法，而势是一种自然法则，指蕴含在点画及章法之中的运动方式。形与势是对立的，只有在它们统一和谐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美感并使其达到最佳的效果。

刘勰把"意"规范为审美的情，这是词外的"隐秀"、言外的"情"。语言只能表达人类共同的东西和部分思维成果，不能显示具体的感觉内容。苏轼在《既醉备五福论》中说："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意"的哲学范畴引入审美领域，便成为中国美学中的艺术创作批评的原则和审美的标准。

（一）重意

书法理论发展到魏晋时代，有了很大的转折，具体地说这时期的书法理论的支点已从"象"转变到"意"的探索。这当然不是某个权威的个人主张，而是社会发展使然。

魏晋时代玄学兴起，玄学以老子道家学说为理论依据，其所谓"无形"、"无名"的哲学思想，在士大夫的思想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要求书法表现人的内在精神意向，主张"得意而忘象"，认为"象"不能包容书法美，唯有"意"才能和个人内心情感体验相结合以抒发感情，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美。

关于书法理论的"意"，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在层次上也有一个由低向高的演进的过程。在书法理论发展之初，就有"圣人立象以尽意"，这种"意"是侧重文字意义上的意。卫夫人将"意"作为书法构成的先决条件和胜败的关键，将"意"和"笔"作为一对范畴加之论述。

王羲之进一步发展了"意"的美学思想。使之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什么是"书"，什么是"意"？王羲之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回答。他说：凡作一字，或类篆箍，或似鹄头：或如散隶，或近八分；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蚪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

古人云：书亦有意，书者舒也，抒也，如也。书，心画也。王羲之对卫夫人关于"意"的理论，作了进一步阐述：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②凡书贵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在这里"意"是一个创作之前的准备和沟思，涉及具体的书法表现，汉字的形体和运笔等形式内容，因为要表现玄学的"意"和抒发幽远丰富的情感，都必须通过书法的内在结构，借助于基本的形式，忽视了点画结构、章法的形式美，"意"的美学原则便失去了载体，因为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能称其为书法了，整幅作品筋脉相连，"意气"充溢，才是书法艺术的真谛。

王羲之进一步发展了书法的"意"的理论，将"意"作为构成书法作品本身的内容。这种"意"是玄学意义上的意，是难以名状、深不可测的，是从哲学的高度引进了"言不尽意"这一命题。他说：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小洼，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须使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之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复与君，此章草所得，极不为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王羲之认为书法必须表现人的精神实质，作书应以"心意"为首。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将纸比作阵地、战场，将笔比作兵器，墨比做盔甲，而"心意"则是统帅全局的将军。将"意"提高到将军的地位。他在《书论》中曾说：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

充溢"意气"和反映玄学精神的书法，是一般人难以领悟的，这就要求艺术家必须有高深的学养和灵气，必须要达到"通人"的水平。不了解这一点，便不能登堂入室。王羲之在评论书法作品时将"意"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他曾说：子敬飞白大有意。君学书有意，意乃笃好。

与王羲之同时代的虞安吉也曾指出：“夫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成书邪”。他从反面道出了理解书意、不满足于表面模仿、立志创意的重要性。

（二）自然可爱、风流潇洒的美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较以前发生了很大的转折与变化，对此，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说：这两种美感或美的理想，表现在诗歌、绘画、工艺美术等各个方面。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瓷器、一直存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虞安吉，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十七帖》中有一帖云："虞安吉者，昔与共事，常念之，今为殿中将军。"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在艺术中，要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陶潜作诗和顾恺之作画，都是突出的例子。王羲之的字，也没有汉隶那么整齐，那么有装饰性，而是一种"自然可爱"的美。这是美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大解放。诗书画开始成为活泼泼的生活的表现，独立的自我表现。

宗白华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阐述了魏晋六朝美学理想的重要转折并高度概括了"错采镂金"和"初发芙蓉"两种不同的美，这是很有见地的，无疑也是正确的。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为许多著作所引用。然而为什么会在魏晋六朝中国的美学思想，发生如此的转折，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表现在诗歌、绘画、工艺美术方面的美感、美学理想的转折变化，呈现出来的初发"芙蓉之美"，是人们的审美意识的一种反映。审美意识属于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不是孤立的，是和某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哲学观点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的审美意识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人创造出来又供人欣赏（工艺美术还具有实用的因素）的文学艺术，不会永远是一种面貌。魏晋六朝发生的在文学艺术上的变化，可以用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来说明。（原为"绚烂之极出自平淡"，现改"出自"为"归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与人的生理、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是人们的生理、心理的需要。按照专家的研究，人有五大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第一位的。生理上的需要引起心理上的需要，当一个人长时期地接受某一种刺激，便产生反感，这时便会厌倦而需要另一种刺激。饮食上要"五味调和"，一桌宴席要"脆软相济"，也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就色彩而言，盛唐绘画色彩鲜艳夺目，大小李将军的山水金碧辉煌，色彩艳丽得得无以复加。就在这时期出现了没有鲜艳度的水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诚然，此后色彩仍在中国画中有一定的作用，但至少在山水画中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当今世界各国研究实用物品流行色时，其中也超越不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一规律。鲜艳的色调流行，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和谐淡雅的色彩。相反，淡雅色彩流行很久以后，艳丽的色彩又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当然在这之中还有色相的变化。但总的趋势，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变化着。

"错采镂金，雕缋满眼"，到了这种程度，人们势必希望看到"初发芙蓉"。书法何不如此？例如篆书要求整齐划一，笔画的规范和程式非常严格。点画均为线条，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秦始皇刻石》小篆书法，笔画圆起圆收，每一个字乃至全篇粗细一样，每个字的高宽相等，纵成列横成行，没有任何参差变化。笔者将这一名作中的一个"内"字，用透明纸摹写下来复于另一个"内"字上去，完全吻合。秦代中央集权，统一安定，岂容个性的发挥。汉隶比之篆书自由多了，但隶法仍很严密，晚期汉隶笔画、结字及行款章法更具有规范性。篆书、汉隶都具有装饰性，或者说有一种装饰美。装饰美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整齐划一，工艺美术中的图案与篆书、汉隶有相同之处，它必须是规整、均齐的，著名工艺美术理论家雷圭元先生要求图案要"板、刻、结"，这一要求与中国画是截然相反的，用的全是反义词，它告诉人们：相对来说，图案难以达到潇洒飘逸的效果，它的美只有通过整齐划一，才能产生出来。

从"错采镂金"的美到"初发芙蓉"的美，是符合艺术辩证法的，它是一个发展过程，它是随着人们审美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的，人们的审美意识又是由客观存在决定的，这由当时庄园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所决定，与儒家学说衰微、道家思想兴起相联系。晋人创造的行、草，楷等书体，萧散洒脱，流美多变，和秦篆、汉隶显然是不同的两种艺术风貌，体现了晋人心怀坦荡，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意识和美学理想。王羲之是这一时期书法的杰出代表，艺术要依赖艺术家的天才与创造，然而任何人也不能超脱客观规律，人们不能改变规律，但可以驾驭规律，运用规律。艺术的发展、审美观的变化都有其自己发展的规律。审美观发展到魏晋这个时代产生了转折，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使晋代书法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也为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提供了先决条件。因此，王羲之的美学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王羲之以艺术的心灵、博大的胸怀去体察山水，由实入虚，"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他曾说："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①欲将融入山水之中，出神入化、超越现实的自我，升华到玄远、空灵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一切功名利禄、物质欲望、人间的烦恼都化为无影无踪。"我卒当以乐死"，的确是王羲之的肺腑之言。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②王羲之把自然看成一种崇高的美，他把对自然的一往深情，倾注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之中，后世书家不难看出他的书法潇洒绝俗，有一种"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唐代孙过庭在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时说：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群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宋代黄庭坚云："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从说横说，无不如意。"②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包括对自然界中形式美的发现。大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自然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形成某种关系，就是在动植物本身的某些部位，也构成形式美。整个大自然是一个极富韵律之美的乐章，"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满园春色与一枝红杏形成对比，如果只是一枝红杏就显得孤独无味。就如植物的枝干，鸟的翅翼，兽的四肢以致人体，都是左右均齐的，然而鸟、兽、人在运动时，花草树木在风吹摆动时，却打破了静态的均齐变为平衡。平衡，就是保持重心，古人在观察舞剑中对书法的结体用笔获得教益，其中很大的程度上是得到字体平衡的启迪。我们设想一棵大树树干很纤细，树枝倒很粗大，我们看到后，心理上就很不舒坦，感到它随时都有被折断倒下的危险，心理上很不平衡，感到不是滋味。字也一样，如果横画很粗，竖画很细，使人看后的感觉也与上述相同。故王羲之指出："横贵乎纤，竖贵乎粗。"关于分间布白，王羲之说得更加明确，要"远近宜均"，均即均衡。

如果我们说汉篆是整齐划一的美，那么草书行书即是多样统一的美：同一个字出现在一幅书法中写成不同的形态，避免了一个字的绝对对称，字体左右的高低，轻重富有变化，字体倚侧不失重心，通篇章法布局有疏有密，错落有致。王羲之曾经指出各种笔法应当使点画和谐，即所谓"悉令和韵"，在他的《笔势论十二章·启心第二》中说："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危峰之坠石；（每作一屈折），如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之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趋骤。"当然这是就笔势而言的，不是照抄事物的原形，其出发点是反对人工雕凿，强调书法的天趣盎然，生机活泼。把书法中的笔画与自然物象联系起来，以自然美来要求书法，充分体现了王羲之师法造化、重视书法的多样统一的形式美的规律的运用，这一审美观点和情趣，与当时的"道法自然"的观点相契合。他还将败笔与自然之物相类比，如"勿使蜂腰、鹤膝"，②"复不宜伤疏，疏则似溺水之禽；不宜伤长，长则似死蛇挂树??"③在王羲之的书法中反映出自然洒脱的道家美学思想，有一种"自然之美"、"虚静之美"，"晋人把崇尚自然的胸襟，虚灵的玄学意境，表里澄澈的人格，自由奔放的个性，一寓于书。"方石、矗或从十个方面对工菱之代表作《兰亭序》的美学思想作了评论。

一、王羲之的书法蕴涵着神韵之美。

二、在篇幅、布局上呈现出独到的匀称之美。

三、风格如清水芙蓉婷婷玉立。

四、清秀俊美之中又不乏险拙之美。

五、藏露相应，虚实相生，柔润中有枯劲，妍媚中藏筋骨，艳寓于清，娇寓于秀，具有含蓄的美。

六、开始笔势有抑制，至"群贤毕至"则自然如行云流水，渐渐婉转悠扬；至"夫人之相与"则疾风走石，波涛滚滚。一字之间，一画之中，也有波澜，富有节奏美。

七、从《兰亭序》中可欣赏到王羲之那"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身影，仿佛可看到他那悠闲自得、随意挥洒的神情。

八、二十个"之"字神态各异，有巧、拙、稳、险、偃、仰、轻、重之别。各具风姿，相呼相应。

九、书文并茂，浑然一体。

十、不偏不倚，在各种风格的美的范畴中，优选了最佳的比例，使它显出自由而不荒诞，精熟而不急躁，道润而不伤骨，端庄流利，刚健婀娜的风貌①。

王羲之《兰亭诗》云：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涯观，寓日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无比美妙的神奇的景物，都是造化的功绩和对人们的恩赐。培根说："人加自然就是艺术"，王羲之对大自然无比崇敬与眷恋，大自然的胸怀袒露毫不吝啬地向人们展现一切，但]真正能领悟其真谛者并不多，大都熟视无睹，感触不深。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①而王羲之对大自然充满激情，他感到造化的一切都是新鲜活泼的，它所含至深的"理"，给人以深刻启示和无比的兴味。尽管群籁参差，他所感受到的是新的生命，新的灵魂。王羲之以博大而纯净的胸襟去体察自然发现美，然而发现美要升华成艺术，还必须不断地进行艺术实践。"侔造化，得妙悟于神会。"②侔造化并不难，但能达到"神会"境界要求，就不是每个艺术家所能做得到的。这就要靠艺术家自身的知识结构、悟性和天才了，而王羲之却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的书法艺术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艺术高度，不是偶然的。孙过庭在他的《书谱》中分析王羲之书法的情感抒发。他说：写《乐毅》则情多佛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恰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伸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

王羲之在写《丧乱帖》时，起初的"羲之顿首"写得比较工整，接近于行楷，随着行文中的内容变化，情感逐渐激动起来，写到"痛贯心肝"几个字时，字体变成了行草，痛贯两个字连写，写到"痛当奈何，奈何"，作者痛心疾首，情绪极度不安，文中草书二字一笔而成。

顺应自然，师法造化的审美意识，使王羲之的书法"自然可观"，形成了飘逸的艺术风格。他的书法作品技法纯熟，以韵相胜，落笔散藻，潇洒俊逸，既有理性法度又有感性的生动，就连字体、行距、每行字的排列都做到既严谨又不囿于常规。唐太宗说："势如斜而反正"，是实事求是的评述。唐代张怀瓘说："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资自然，风神盍代。"道出了王羲之书法美学的鲜明特点。

（摘录自郭廉夫著《王羲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注释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