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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汉代隶书积健为雄宽博简静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2-07-20
汉代隶书积健为雄宽博简静
王岳川
如果说，秦小篆代表书家是李斯的话，那么，秦隶的代表书家是程邈（生卒年不详，秦始皇时期下度即今天的陕西西安市南人）。张怀瓘《书断》认为：“案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相传，程邈被囚于狱中，覃思十年，总结秦时各种隶书，创出隶字三千。结体上化繁为简，变圆为方，方便书写，受到秦始皇赞赏。唐代李嗣真《书后品》说：“程君首创隶则，规范焕于丹青。”可惜，程邈的书迹与许多史载的书法家一样，未能留传下来，但他为隶书发展所作的贡献却永存青史。
一 早期隶书 重见天日
随着考古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加，青川战国木牍、居延汉简、长沙汉简、武威汉简、临沂银雀山汉简等珍贵的研究早期隶书的资料，不断呈现在书法研究者面前。尤其是青川战国木牍，字体为篆，用笔与隶书的用笔多有相同之处，尚未出较明显的波磔笔画，研究者多认定为早期隶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其书法线条篆书转化为隶书十分明显，艺术价值很高。秦隶在结体上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引起了考古界、学术界、书法界震惊，是继汉代孔府壁中书、晋代汲冢竹书、清末敦煌经卷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现。这些帛书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2000多年的古籍，共有12多万字。马王堆帛书是秦代末期和西汉初期的墨书手迹。包括《战国策纵横家书》、《老子》甲本和乙本，《春秋事语》等。其书法虽还残留一些篆书结构（如长的竖画），但基本上已形成隶书的体势，具有了比较完形的横势隶意，对西汉有无隶书的问题加以定论。从书法角度看，《马王堆帛书》用笔结实劲健，含蕴圆厚，章法纵有行、横无格，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
隶书的产生，是古文字发展的必然趋势。早期的隶书脱胎于草篆，用笔化篆书的曲线为直线，结构对称平衡。可以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的四川青川战国末期木牍、甘肃天水秦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已经批驳了大篆→小篆→隶书这种简单的线性逻辑，而清晰地标划出汉隶嬗变过程：大篆→草篆（古隶）→隶书。换言之，小篆和隶书都是大篆书体演化的结果。隶书始于秦代，成熟并通行于汉魏。早期的隶书脱胎于草篆，用笔化篆书的曲线为直线，结构对称平衡。西晋成公绥《隶书体》认为：“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灿矣成章，阅之后嗣，存载道德，纪纲万事。俗所传述实由书记，时变巧易，古今各异。虫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规矩有则，用之简易。随便适宜，亦有弛张。操笔假墨，抵押毫芒。……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隶书给人以整齐安定的美感，但它向上下左右挑起的笔势却能在安定中给人以飞动美的感觉。
隶书始于战国和秦代，成熟并通行于汉魏。战国和秦的隶书，大都运用于十分严肃的场合，如公文简牍、权量铭文上等。其特点是字形结体由长方变为不拘长方，并倾向于横方，转折处由圆转变为方折，笔画粗肥且粗细有变化，尤其是撇捺的收笔，由大篆的凝蓄、小篆的粗细一律变为粗肥的出锋，乃是大篆或小篆的一种随意方便的写法。这类随意写法，在形式还是顺应了横平竖直的便捷写法。随着公文上的运用，这中书写横平和结构的扁平变化逐渐固定下来，最终便形成了汉隶。
关于隶书名称的由来，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一文认为，隶书是篆书的一种辅助性的书体，隶书是“佐助篆书之不逮”的，可证之以《晋书·卫恒传》、《说文解字·叙》。以上诸说都没有涉及到隶书的造型特征。隶书可以被目为书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大篆小篆是古体书，隶楷行草是今体书。凡能识得楷书者，大都能识隶书，但未必能识得篆书。可见，篆、隶分属两个符号系统。
汉代简牍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从众多出土的汉简上可以看到，汉简的字体天真浪漫，粗头乱服，甚至自由散漫，草率放肆，从中似乎透露了书法自由解放的晋人行草的审美信息。从结体上，隶书变篆书的均齐圆整为自然放纵，篆书内裹团抱，羁束笔墨，隶书则中敛外肆，舒展活泼。笔势上化纵为横，字形变长圆为扁方，丰富了毛笔的表现性。用笔方面也有突破，篆书多以中锋行笔，起止藏锋，清代书家中有将锋尖剪去的做法，以保笔画匀停齐整。但此种笔头上的做作利少弊多，并不足取。
汉代书法是篆书、隶书、章草、今草、行书多种字体创新时期，更是隶书发展而走向全盛的时期。汉隶众多碑文气势宏大，线条波磔富于生命动感和节律，变秦篆的长形结构为扁形结构，并以方折的笔划取代了篆书的圆润笔划，显示出更为自由疏朗，更具有独特的时代艺术审美风格。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云：“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从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降恢廓，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
汉代隶书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相关联。汉代隶书所蕴含的博大气势，内蕴汉代涌动着雄健的文化力量，是汉代雄强社会的美学体现。这导致了汉代隶书中，出现了侧锋露锋和方折，线条变化丰富，更有层次美感。除碑刻摩崖石刻和木牍竹简书法所表现的汉代书法的大气盘旋风格外，大量出土的汉代帛书也透露出汉代墨迹的质朴。隶书的美同建筑的美很有类似之处。
二 隶书汉碑 神韵异趣
隶书是今体书的鼻祖。以后产生的草书、行书、楷书均源自隶书。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认为，草书和楷书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技法上更是隶书的各种变化。总体上看，隶书一变篆书的圆笔为方笔，变篆书的曲线为直线，将长形结构变为扁形结构，将繁复的笔画划为简洁的笔画，从而使横势与笔墨意趣成为中国书法的基本特征传承下来。
存世的大量汉碑，神韵异趣，风格多样。对于汉碑风格的分类，较为翔实的当为侯镜昶《书学论集》中《东汉分书流派评述》一文所列出14种流派：(1)方正派，有《张迁碑》、《校官潘乾碑》、《张寿残碑》、《武荣碑》、《鲜于璜碑》、《衡方碑》等(2)方峻派，有《景君碑》、《杨瑾残碑》、《嵩山太室阙后铭》等(3)纤劲派，有《礼器碑》、《韩仁铭》、《杨叔恭残碑》、《冯焕阙》、《郎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等；(4)华美派，有《华山碑》、《夏承碑》、《赵宽碑》等；(5)奇丽派，有《乙瑛碑》、《郑固碑》等；(6)平展派，有《孔宙碑》、《尹宙碑》等(7)秀劲派，有《曹全碑》、《孔彪碑》等；(8)骀荡派，有《刘熊碑乡、《子游残石》、《刘君残碑》、《元孙残碑》等；(9)宽博派，有《鲁峻碑》、《圉令赵君碑乡等(10)馆阁派，有《史晨碑》、《张景碑》、《熹平石经》、《朝侯小子残碑》等；(11)劲直派，有《封龙山颂》、《秦书佐阙》等；(12)摩崖派，有《石门颂》、《刘平国碑》、《郙阁颂》、《西狭颂》、《耿勋碑》等；(13)雄放派，有《王稚子阙》、《樊敏碑》、《高颐碑》、《高颐东阙》、《孟孝琚残碑》等(14)恬逸派，有《老讳字忌日记》、《大吉买山地记》等。[1]
隶书发展到汉末臻于成熟。它化繁为简，象形因素大大减少，符号性更强。汉隶上承前代篆书的遗范，下启后世楷书的先声，是汉字和书法演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最负盛名的有工整精细的《史晨碑》，飘逸秀美的《曹全碑》，厚重古朴的《衡方碑》，方劲高古的《张迁碑》，清劲精整的《朝候小子》等。汉隶因其物质载体和文化环境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有贵族化的庄重正规的碑刻其著名的有：法度谨严、方整平正的《乙瑛碑》，端肃峻逸、遒劲秀丽的《礼器碑》，古雅超逸、宽博绵密的《孔宙碑》，笔致古朴、工整精细的《史晨碑》，疏朗宽博、古拙浑穆的《西狭颂》，秀润典丽、端庄沉静的《曹全碑》，端直朴茂、宽舒雄秀的《张迁碑》，静穆整饬、雍容典丽的《素平石经》，还有放纵舒展的崖刻《石门颂》等。
汉代书法是篆书、隶书、章草、今草、行书多种字体创新时期，更是隶书发展而走向全盛的时期。其气势宏大，线条波磔富于生命动感和节律，表明中国书法艺术日益走向精神自觉和全面繁荣。
汉代隶书变秦篆的长形结构为扁形结构，并以方折的笔划取代了篆书的圆润笔划，显示出更为自由疏朗，更具有个性风格而成为汉代通行字体的代表。除了汉代碑刻以外，还有一种自由放任的平民化的汉代竹木简书法。汉代书法家比较著名的有程邈、史游、崔瑗、蔡邕、刘德升等。汉隶变秦篆的长形结构为扁形结构，并以方折的笔划取代了篆书的圆润笔划，显示出更为自由疏朗，更具有个性风格而成为汉代通行字体的代表。
汉隶因其物质载体和文化环境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形态，主要有碑刻、木牍竹简、帛书等类型。碑刻庄重正规，显示出一种贵族化的倾向。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宇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审美视觉和审美心态质的转变过程。从此，书法线条的结构解放便成为中国书法史的重要转折点。
木牍竹简本世纪已出土达十万枚之多，大多出土在甘肃、内蒙、新疆、湖南、山东等地。木牍多发现于西北地区，竹简多发现于江淮流域。其书写者大多为下层平民，所作的书法又多为日常生活所用，所以往往写得随便、本色，给人以活泼新鲜的美感。其有代表性的有《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敦煌汉简》、《孙膑兵法》、《江陵竹简》、《阜阳汉简》、《银雀山汉简》等。其中在内蒙古出土的《居延汉简》就有三万多枚，书体有隶书和草书，隶书或粗服乱发，或笔致精密，呈现出生气勃勃、粗精交织的特点。《武威汉简》在甘肃武威出土数百枚，书体有草书、隶书。甚至有些隶书出现了某些楷书的体势。《敦煌汉简》书风各呈特色，书法秀劲而有弹性，表明其书者驾驭毛笔的能力和独特的审美趣味。
三 方正肃穆 秀劲简静
汉代隶书中方正肃穆之美的有《张迁碑》《衡方碑》。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隶书碑刻，共16行，满行42字。碑阴三列，上二列19行，下列3行。东汉碑刻，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 立，在今山东东平县。张迁，字公方，东汉灵帝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祖上名人辈出，有周朝的张仲、汉高祖时的张良、文景帝时的张释之、孝武帝时的张骞。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城长，后迁河南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谷城人民感念他八年治县的功德，于中平三年(186年)刻张迁碑于无盐(今山东东境内）。
《张迁碑》书风大气，结体高古典雅，朴厚宽舒，波挑开张，疏密有致，章法端庄肃穆，大气磅礴，森罗万象。用笔以方为主，棱角分明，方整刚劲，雄厚古茂，端直朴茂，宽舒雄秀，显示出骨力雄健之风采。多半为民间书法家作品，无大家刻意为工之痕迹。明·王世贞云《弇州山人题跋》：“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立，原在山东汶上县，清雍正八年(公元 1730年)汶水泛决，碑陷，后邑人重立，今在山东泰安岱庙。此碑字体方拙朴实，以拙取胜。笔画端正结实，棱条分明。全幅优雅大方，神采奕，行密字满，时见奇险。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说：“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范文澜认为：东汉末年，经汉灵帝的提倡，文学和艺术在形式上开始发生了变革。这就是原来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现在开始变为拙朴浙消、巧美渐增的作风，而碑碣云起。
汉代隶书中有秀劲简静之美的有《曹全碑》、《孔宙碑》》
曹全碑汉代隶书，全称《汉部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此碑碑主曹全，字景完，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3)举孝廉，除郎中，转任部阳令，曾随军征疏勒，战功赫赫。为官期间，政绩清廉，吏民称颂。曹全死后，属吏王敞等为其勒石纪功，铭文立碑。汉灵帝中平二年(185)立，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部阳城外，出土后广为流传，影响极大。碑长253厘米，宽123厘米，碑文二十行，每行四十五年。现藏西安碑林。娟秀清丽，结体平匀，舒展超逸，笔画正行，秀劲洒脱，华丽纯美。费声骞认为：《曹全碑》书法秀润典丽，字形飘逸多变，是著名的汉隶之一。但有人嫌它圆匀柔美有余而朴素雄健不足。其实《曹全》隶法，遒丽紧密，虚和雍雅，笔意飞动，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柔中带刚，细筋入骨。在汉隶的碑刻中，《曹全碑》堪称字迹最为清晰的一种。运笔以"圆笔"为主，波画行笔的提按极为分明。
《曹全碑》用笔以中锋为主，点画秀丽圆转，波磔俊爽流畅而飘逸，如羽翼开张，翩然秀美，且中间向上弧形凸起，使字形妩媚多姿。此碑有以横为主笔者，肥而特长，蚕头雁尾，极意波发有以反挑为主笔者，圆转为弯钩，行至画端含蓄回锋有以挑捺同为主笔者，一挑捺相背舒展，平衡宇势。结体，寓一纵一敛之中，在严整中隐藏着跌宕之气。细察其转折处，则有隐方折于圆转秀丽之中，故圆而健。为东汉隶书之佳作。
《孔宙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鲁相韩敕复颜氏繇发碑》、《韩敕碑》等，无额，四面刻，隶体，高228厘米，宽103厘米，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刻。碑主孔宙，是孔子的第18世孙，是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之一的北海太守孔融的父亲。《孔庙碑》通高3.02米，宽1.07米，厚0.24米，碑圆首有穿。碑阳隶书十五行，行二十八字。今在山东曲阜孔庙同文门东。明·郭宗昌《金石史乡称。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夕尚未足形容也”。清杨守敬跋此碑说:"波撆并出，八分正宗，无一字不飞动，仍无一字不规矩。"
《孔宙碑》细劲雄健，端严峻逸，方整秀丽，多为圆笔，刚健有力。结字中宫绵密，左右开张，横画甚长，波磔分明，用笔圆转遒丽，有篆书意味。清朱彝尊说:"《孔宙碑》属流丽一派，书法纵逸飞动，神趣高妙。"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说:"《孔宙》《曹全》本是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
四 摩崖宽舒 古拙浑穆
汉隶中摩崖宽舒之美的有《石门颂》、《西狭颂》。
《石门颂》汉代大型隶书摩崖石刻。全称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148年)刻。《石门颂》歌颂了东汉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犍为(今属四川乐山)人杨孟文"数上奏请"修复褒斜道的事迹。整块摩崖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题额高54厘米。
《石门颂》，此石刻点法瘦劲恣肆，雄健舒和，开张峻爽，沉稳蕴藉，优游自在，圆劲流畅，隶中草书之称。杨守敬《平碑记》中说：“其行笔复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振臂从此出”。结体大小不一，笔法瘦劲恣肆，雄健舒畅，颇饶趣味。今人祝嘉论此石刻曾说：“石门巧多于拙，瘦处多，肥处少，且喜用长势，多用圆笔。布置巧妙，错综变化。”用笔挥洒自如，放荡形骸，好似璞玉浑金，不故作修琢，野逸之趣，完全具有天然的神韵。清代张祖翼说：“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
《西狭颂》 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又名《惠安西表》、《李翕颂》、《黄龙碑》。东汉建宁四年(171年)六月仇靖撰刻并书丹的摩崖石刻隶书，现位于甘肃省成县。阴刻隶书20行，共385字，每字约4厘米见方。颂之左为题名，隶书竖行12行，计142字。整碑高2.2米，宽3.4米，总527字。记载武都太守李翕生平，歌颂其为民修复西狭栈道为民造福的政绩。李翕，字伯都，东汉汉阳阿阳人。由于祖上世代掌管军务，加之聪敏善学，李翕自幼人朝。曾担任郎吏等职，20岁左右就为官一县。在其治理下，人民安居乐业，当地民风淳朴。不久便升任渑池(今河南效渑池县)令。渑池与国都洛阳之间隔着崤山，交通十分不便，导致政令不达、物资匮乏。李翕见状召集民众开崤山膨大路，改善了当地民生。人们为了报答他，于是刊立《渑池五瑞碑》纪念。此石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
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之例。杨守敬评论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汉代隶书刻石风格多样，有碑碣，有墓志，有摩崖，有石经，或端庄，或秀丽，或奇肆，或古拙，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狭颂》美学风格庄严浑穆，天骨开张。疏而不散，平而不板，整而不齐，但它将墨色的面和非墨色的面等同着用阳线和阴线来参合，所以其变化尤为丰富。历代评价甚多。清代书法家姚孟起：“《石门颂》篆意多，《西狭颂》楷意多”。清末民初学者梁启超:“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
汉隶中摩崖宽舒之美的有《华山碑》、《史晨碑》。
华山庙碑，全称为《汉西岳华山庙碑》，简称《华山碑》，也称《延熹华岳碑》东汉石刻。东汉延熹八年(165)立。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碑文22行，每行38字。碑额篆书"西岳华山庙碑"。原碑隶书，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笔划丰润，奇妙精绝，华丽优美、清爽干练，俊逸遒劲，整饬端庄。其字体方整匀称，气度典雅，点画俯仰有致，波磔分明多姿，是汉隶中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代表作品。明郭宗昌《金石史》称其"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清朱彝尊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刘熙载也说:"汉碑萧散如《韩敕》 (《礼器》) 《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
《史晨碑》 东汉隶书。碑体两面刻字，又名《史晨前后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后碑全称《史晨飨孔庙碑》。灵帝二年（公元169年）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前碑17行，后碑14行，每行均为36字。前碑文是鲁相史晨的奏牒，奏明他到任后礼孔宅、祭孔庙的情况，故又称《史晨奏铭》，后碑文记载史晨祭祀孔子的具体细节。
在汉隶碑刻中《史晨碑》中和之道的最佳典范，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要求不偏不倚、不激不厉的和谐统一中去追求艺术；理性、节制、和谐成为艺术美的的审美规定。因此，《史晨碑》结字平整秀韵，修饬紧密，法度森严。线条中锋圆融、劲健遒逸，书法工整，造型丰美多姿，波挑神采飞逸，章法疏密匀适，结构谨严，气韵灵动，蕴藉跌宕。清代万经在《分隶偶存》中说：“修饬紧密，矩度森严，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在卒吏 (乙瑛碑) 、韩敕 (礼器碑)之右。”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五 纤劲奇丽 历代相传
汉隶中纤劲奇丽之美的有《礼器碑》、《乙瑛碑》。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修孔子庙器碑"、"韩明府孔子庙碑"等，是中国东汉重要碑刻。东汉永寿二年(156)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身高1.5米，宽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碑阴 3列，列17行;左侧3列，列4行，右侧4列，列4行。碑文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事。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粗壮，尖挑出锋十分清晰，是汉隶中典型的厚重，燕尾极为精彩。
东晋·刘劭《飞白书势》：“鸟鱼龙蛇，龟兽仙人。蛟脚偃波，楷隶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钟真。有飞自之丽，貌艳势珍。若乃敷折毫芒，纤手和会，素干冰解，兰墨电直准箱驰，屈拟蠖势。繁节参谭绮摩循杀。有若烟云拂蔚，交纷刻继”。《礼器碑》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中正典雅，法度森严，飘逸而不失沉着，规整而不失畅快。翁方纲夸为汉隶中第一。此碑对以后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乙瑛碑》汉代隶书。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刻于永兴元年(公元153年) 六月，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碑高26o厘米，宽128厦米，无额。汉恒帝永兴元年(15六月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后附"后汉钟大尉书，证书一行、此为后人加刻。此碑记载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上书请予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反帝准可，时乙瑛已离任，遂以孔和补之，所以《乙瑛碑》、《孔林碑》皆为其名。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
此碑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笔法极有法度，粗细统一，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此碑结体方整，骨肉停匀，波磔分明，法度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虚和中有整饬之态，为汉隶成熟期的代表作。全幅秀逸清丽，方整有力，秀逸有韵，尤其燕尾的姿态非常优美，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翁方纲称其：“骨肉匀适，情交流畅。”何绍基以为：“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清·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乙瑛》立于永兴元年，在三碑《礼器》、《史晨》中为最先，而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除了上述碑刻以外，还有一种自由粗放的具有民间意味的汉代竹木简书法。木牍竹简本世纪已出土达十万枚之多，大多出土在甘肃、内蒙、新疆、湖南、山东等地。木牍多发现于西北地区，竹简多发现于江淮流域。其书写者大多为下层平民，所作的书法又多为日常生活所用，所以往往写得随便、本色，给人以活泼新鲜的美感。其有代表性的有《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敦煌汉简》、《孙膑兵法》、《江陵竹简》、《阜阳汉简》、《银雀山汉简》等。
此外，汉代书法家比较著名的有程邈、史游、崔瑗、蔡邕、张芝、刘德升等。
史游（生卒年不详），西汉元帝时人。相传，他将隶书草写而著《急就章》，后世称这种书体为“章草”。唐代张怀瓘《书断》说：“解散隶体粗书之，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
崔瑗（78-143），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人。善小篆，在章草方面有很大的成绩，书体颇具媚趣、点划精微，结字工巧，高明精粹。唐代张怀《书断》将其章草列为神品，将其小篆列为妙品。另著有书论《草书势》等。
魏晋以后的隶书。魏晋以后直到明代，隶书已少有运用，偶有斗写者，成就也不高。直到清代，碑学勃兴，，隶书才砍起又一高潮，涌现出诸如郑篮、金农、桂馥、耳石如、黄易、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等高手，毛颖楮素代刀石，创造出隶书艺术不同于汉碑的垴新风格和成就。历来论清代书道中兴，功在碑学沦碑学，重点固在魏书，而篆书，尤其是隶书，是魏书的先导。唐张怀瓘《书断》：“交戟横戈兮，气雄逸；楷之为妙兮，备华实。妙哉飞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润色斯文，丝紫箭激，电绕雪界，浅如流雾，浓若电云，举众仙之奕奕，舞群鹤之纷纷”。
汉隶之后，善隶的书家为数不少，但大多或失之于粗疏，或失之于俗靡，难得汉隶风神。而相比于汉隶以碑版为主，宋明清代的隶书由于是直接以毛颖书写在纸素上，使得隶书的书写特点得以充分的展开和表现。苏轼《文与可飞白赞》“见其飞白，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斐斐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施也；猗乎其若游丝之紫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行带也；离离乎其远而相属，缩缩乎其近而不碰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之知与可者固无几，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清代文字学发达，影响学者书法家重新重视碑刻，隶书得到倡导和复兴，书家辈出，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等皆为隶书大家。但就其气势和艺术性而言，仍不足以与汉隶比肩。
六 蔡邕书经 骨气洞达
蔡邕（133年—192年），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今河南省开封市圉镇人。字伯喈，官至左中郎将，所以后人称之为“蔡中郎”。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文人书法的代表人物。张怀瓘《书断》：“后汉蔡邕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善音，明天文术数，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喈八分飞自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女琰甚贤明，亦工书。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与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观者如市”。蔡邕精通经史，对辞赋诗文很有研究。他在书法上很有造诣，工篆书、尤以隶书著称，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其字体结构严整精到，点画俯仰生姿。相传，他曾入嵩山学书，在石室中得到一册素书，苦读三年，深悟李斯、史籀（西周宣王太史）[2]的笔法，书法从此大进。
公元175年（熹平四年），精通经史的蔡邕深感古代经学著作年代久远，文字错误很多，一些人望文生义，错上加错，贻误学子。于是奏请正定《六经》的文字。灵帝批准以后，蔡邕亲自用朱砂写在碑上，大量的工人刻好众多的碑文立在太学的门外，内容是官方钦定的《六经》，作为天下读书人校订文字的范本，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一体石经）。碑刚刚立好，儒生们蜂拥而至来观看和摹写，甚至一日之内就有一千多辆车子，道路为之阻塞。碑石共46块，历史上屡经动乱，原碑早已无存。宋代以来，经常有残石出土，据说现已集存8000多字，字体方正，结构谨严，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元代郑杓《衍极》：“蔡邕鸿都《石经》，为古今不刊之典，张芝、锺繇，咸得其道”。
《熹平石经》典雅整饬，书法严整，被当时人奉为典范。南朝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说：“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清代杨守敬说：“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不难看到，《熹平石经》书法方正笔法和结体，已经呈现出书体将由隶而真的轨迹。
蔡邕的书论有《九势》、《隶书势》、《笔论》等，从理论阐释了书法演变的文化性。
蔡邕在书法上造诣很深，其《笔论》中说：“欲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强调书法的要诀是心驰神散。提笔之前,必须舒展胸怀，使自己性情放纵开来。这样才能开始动笔,如果为时事所迫,即使是用中山国兔毫笔那样的好笔去写，也不会写出好字的。想要写字之前，必须要静坐默思，追随心神所到之处，嘴里不说话，气息平和。精神集中,就好像面对至高无上的大道一样,那就没有写不好的了。
可以说，蔡邕因为精于书法与古琴，所以他在写《笔论》时能看到书法与古琴的契合点而加以精审论述，要求静心收视，胸怀散朗，自然放松，精力集中，才能在琴音的挥毫中找到最能表达自我心境的完美方式。他观察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刷墙而出现了飞白，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书法的“飞白书”。所谓飞白体，是指书法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颇见筋骨，成为一种独特的有个性的书体，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代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除了精通经史而书写范本《熹平石经》，精通篆隶书法而独创飞白体以外，还是一位重要的书法理论家。他在《笔论》中认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强调，书法就是舒散心境怀抱，使自己性情放纵开来，才能振笔直书，获得灵感。提笔之前,必须舒展胸怀,这样才能开始动笔可以说书家精神的好坏，对其书法创作的效果关系极大。迫于事势。情绪不好，就是有最好的毛笔，字也不会写的好，只有胸怀潇散随意，精神集中，如果工具也好，写出的字就会佳妙。
蔡邕在著名的《九势》中强调：“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所谓九势是指：转笔、藏锋、藏头、护尾、疾势、掠笔、涩势、横鳞。《九势八字诀》则首先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认为书法是经过对天地万物的仔细观察后创制的,自然形成之后,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阴阳就产生了;阴阳产生之后,文字就随之诞生了。起笔隐藏，收尾回护，而书法力度就在字笔画的中间。下笔能够充分地运用腕力,字的骨肉就会蕴含着神韵,所以说:笔势来时听其自然不应停止,笔势去时也宜听其自然不应遏制,只有用笔乏力的时候才会有千奇百怪的效果产生。只是因为笔豪柔软，才会产生奇异瑰丽。所以只要学书者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又能勤学苦练，即使没有名师的指导，也是可以达到书法的“妙境”的。
同时，蔡邕还是一位古琴家， 古琴作品有《琴操》，《蔡氏五弄》（包括《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五首琴曲）等。范晔《后汉书·蔡邕传》“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扰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可见，蔡邕通经史，喜好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绘画，擅长辞章，精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这样的出类拔萃的文人，当然会在书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