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景峰：后林散之时代的沈鹏草书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01-17

白景峰

　　谈到特定一段书法史，人们往往会以生活在那个时代并取得巨大成就、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书法大家命名或概括，如王羲之时代、颜真卿时代、赵孟頫时代、董其昌时代等。就草书而言，林散之先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成就最高的草书大家。林散之时代可以代言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草书成就。

　　当下，沈鹏先生无疑是林散之先生之后最具影响力的草书大家。三十多年来,沈鹏先生以其在草书上的创造性与思想上的前瞻性持续不断地引领着中国书坛的走向，被公认为当代书坛的草书高峰。

　　今天，沈鹏先生仍然精进不息、思想敏锐，其草书在未来达到的高度还在提升之中。所以，我们不必贸然提出“沈鹏草书时代”，而是以“沈鹏草书”来代言当今时代。今天,我们提出“后林散之时代的沈鹏草书”，其中“林散之时代”“沈鹏草书”代表的是两个前后紧密关联的时代。本文意在针对两个时代的两座草书高峰进行比较，反思我们这个时代草书取得的历史成就、并展望未来走向。

　　“林散之时代”的草书成就

　　林散之先生是典型的大龄享大名的大书家,他真正成名被海内外熟知是1973年《人民中国》杂志封面刊登了他的一件草书作品，得到了同时代已享大名的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的大力推崇，此时林先生已是74岁高龄，在此之前，他的影响力基本局限在江苏。林先生草书在日本展出后，同样引起广泛关注。十年后，日本书坛巨擘青山杉雨亲赴南京拜会林先生，并赠送“草圣遗法在此翁”，当代“草圣”称号由此享誉海内外。今天，我们谈到林散之先生，会把他与二十世纪大草领域取得的成就与高度联系起来，会把他与草书史上的张旭、怀素、黄山谷、徐渭、王铎、傅山联系起来。那么，林散之先生草书何以达到一个时代高度？他究竟为草书史提供了怎样的新语言？

　　回顾中国草书史，笔者认为，始终有两条线在交替发展，即以“二王”、孙过庭、怀素、赵孟頫、董其昌、祝枝山、王铎为代表的在用笔上一拓直下又含一定绞转的纯帖学一脉，另一脉是以颜真卿、张旭、傅山、于右任为代表的在用笔上追求篆籀绞转、以碑济帖或碑帖融合的路径。这两条道路中，前者一脉为主线，后者一脉是次线。然而，傅山之前，在草书中的篆籀绞转、碑帖融合之路是不自觉的。傅山之始，将篆隶笔法引入草书成为一种自觉。沈鹏先生在《傅山书学的原创精神》一文中说：“也许单从技法层面看，他的篆、隶书法成就比不上后来的许多名家，然而其篆、隶意趣在行草书中的融汇运用的开风气之功，可以说是书法史上少有的变革之举。如果傅山不是一位草书大家，他在书法史的地位将大为逊色。如果傅山的草书不能融汇篆、隶，他的草书成就也将大为逊色。”傅山之后，在整个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下，碑学书法全面复兴，时代几乎遗忘了草书。时至二十世纪初，于右任、沈曾植的出现，草书再度兴起。此时受二百多年碑学思潮的影响，草书中的碑帖融合已成为主流。但此时“碑”的内涵不同于傅山时代，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以方笔为代表的北碑用笔在草书中广泛应用逐渐成为一种主流。回顾历史，成就于右任草书地位的并不是其倡导的“标准化”草书，而是北碑在草书中的成功运用，外方内圆，刚柔相济，促使中国草书史上出现新的风格语言：方雄、宽博、苍茫、内敛……而其简省、易识的追求又大大强化了其草书高度辨识性的符号化特征。于右任草书由此铸就了二十世纪中国草书的第一座高峰，成就了百年历史的第一个草书时代。

　　林散之身处在于右任草书的巨大光环之下，不可能远离碑帖融合的时代大潮独善其身，他一方面临习草书阁帖，另一方面又大量临习汉碑、北碑、唐碑就是明证。然而，林散之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草书代言者，重要原因是得益于黄宾虹先生的影响。他草书用笔立足于篆籀中锋，同时又大胆将黄氏画法中皴法、墨法中的散锋绞转、干擦、宿墨引入其中，突破了王羲之以来延续近1600年的中侧、方圆、浓墨用笔体系，形成墨分五色、枯而能润、形散神聚、筋丰力遒、血浓骨老的线条风格。这种用笔很难，需要高度的控制力，有很大的冒险性，稍有不慎，就会墨浮气燥，走向反面。林散之以画法入草，是张旭、怀素、傅山、于右任等草书大家中均未有过的，他开创了大草、狂草用笔的新路。当然，林散老的成功，还在于他系统地对二王阁帖、《书谱》、怀素《自序帖》、董其昌、王铎草书的临摹，继承了草书史上二王一脉正宗笔法、草法的基因；还在于他大量临习汉碑，使其对传统“破坏性”用笔中，依然能够保持一种内敛苍涩的静穆之风；还在于其作为传统文人的诗书画修养使其作品洋溢着清健文雅之韵；还在于其年轻时万里行程的浩荡胸襟、中年后脱尘遁世的淡泊心境使其作品散发出雄浑壮美但又清净无碍的禅宗之气。

　　今天，我们回顾，其实林散老的草书结构、章法布局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乃至于在这方面供后人取法的资源极少，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缔造的一个草书时代的高度。

　　“各体融合”的“多元草书”——沈鹏草书的贡献

　　沈鹏先生对新时期书坛及草书的影响，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缔造二十世纪前两个草书时代高峰的于右任、林散之不同的是，沈鹏先生面对的是一个全面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中国。近四十年来，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政治深度改革、经济全面开放、科技日新月异、思想空前活跃，古老的中国真正走向了现代、融入了世界。四十年来，中国书法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各级书法组织纷纷成立，书法全面进入学校课堂，书法图书浩如烟海，艺术观念多元激荡，各种展览层出不群，展厅效果、视觉意识、网络信息、市场评价等各种因素深刻影响着当代书法家创作。与许多书画家不同的是，沈鹏先生首先是一位卓越的编辑出版家、诗人、书画史论家。这种素养让他以一种开放性、前瞻性、思辨性、诗意性意识来引导自己的书法创作，同时思考当代书法面临的种种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沈鹏先生的文章在谈到其草书的风格特征时大多倾向于“碑帖兼容”“篆隶入草”，而谈到其草书取法源头时，往往各持己见，很难有一定共识。笔者曾和张旭光先生探讨沈鹏先生的草书渊源，一致认为于右任先生对其影响较为明显，但后来看到沈鹏先生的相关访谈，他明确否认自己学过于右任，且对于老标准草书的提法不赞同。相比张旭、怀素、王铎草书的主要源于是“二王”，于右任草书的主要来源是怀素《小草千字文》与北碑融合，林散之草书的主要来源是二王、怀素、董其昌的融合，沈鹏先生草书取法的传统主体，无论是技法，还是风格，是非常多元的，我们很难简单地将其归于哪家哪派。

　　沈先生在《传统与“一画”》中提到，“由甲骨、大小篆、隶、楷(含魏碑)、行、草(今、章二体)，字形与笔法大大地拓展了，各体之间字形与笔法的融合，各流派之间风格的互相融合，使书法的源流十分丰富。”“（很多人）对传统的理解局限于单线思维，拘于某家某派，远没有做到取精用弘，进入通变的程度。”又在《书法的价值取向与本体》中指出，“今天，我们面临的是真正开启多元化的时代”“多元化的意义，重要的不在于模仿多种字体与书风，将因尊重和发扬书法家的个性而得到实现。”沈先生的这些论述，让我们揭开了其草书之谜。沈先生追求的是“各体融合”“追求个性”的“多元草书”。

　　“各体融合”要求书家既有书写各体的基础、实力，又有融合各体的创造能力。在历史上，擅长各体的书家不少，如赵孟頫、傅山、郑板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于右任等，但融会贯通者不多。赵孟頫“六体”皆擅，他书写的“六体千字文”，各臻其妙，然而除楷、行、草相互影响外，篆、隶对其草书的影响有限。傅山各体皆精，每种书体都进行过大胆的融合与创新，比如：其在颜体楷书中参入行书笔意，结体端庄、敦厚，但笔意率真、活泼，堪称是当代“激活唐楷”“楷书行草化”的先驱；其金文大篆中参入草书笔法，笔意奔放，结字夸张，打破了千百年来金文大篆庄严、肃穆的静态审美，成为今天流行的“草篆”之始祖；其行书参入大草笔意，上下相连，用笔如飞，除了造型是行书结体，行笔节奏、气势全是草书乃至大草的格调；其草书，正如前面所说，是典型的篆隶入草，成为沈鹏先生取法的重要资源。依笔者看，傅山是书法史上追求各体融合并在多体领域均取得突出成就的书法大家。郑板桥是书法史上鲜明提出要融合多体、创造新体的书法家，可惜结果并不理想，他创造的“六分半书”一直争议不断。我曾想，如果郑板桥没有在绘画上的成就和为官的传奇经历，其书法能否留传下来，尚值得疑问。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均是篆隶或楷行方面开宗立派的圣手，可惜其四人在草书领域建树不多，因此不在本文的重点论述范围内。于右任先生如前所述，也是多体融合的典范，他在楷书、行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从书法史来考察，沈鹏先生是又一位追求多体通融并取得成功的草书大家。正如傅山大草掩盖了他在楷书、篆书的成就，于右任草书掩盖了他在行书、楷书的成就一样，依笔者看，沈鹏先生也被草书掩盖了他在隶、楷、行方面的成就。沈鹏先生发表的汉隶、汉简及临摹的汉碑额头大篆作品不少，线条如铜打铁铸，结体巧拙相生，气象高古浑穆，展现了精深的功力。这种铁打的金石之线正是沈鹏各体书法大厦的基础。从出版的《沈鹏楷书千字文》来看，沈先生楷书主要着力于北碑与隶书的融合，稚拙朴厚，自然率直，意趣横生。其行书融合路径，以行为主，兼容楷、隶，气沉线涩，平中见奇，虚实相生，姿态各异，具有较高的审美格调。

　　沈鹏先生追求各体通融，但不求各体皆精，他志在通过融合多体，服务其草书。沈鹏先生草书用笔，以长锋羊毫逆入平出，一波三折，绞转裹锋，线条奇崛苍涩、浑厚中实、入木三分，是典型的篆隶之法、篆隶之线。线质是沈鹏草书最动人的语言，姜寿田先生说“沈鹏将草书的厚涩和表现力推到了一个极致”，笔者深为赞同。在结字上，沈鹏草书深受现代构成观念影响，注重大小、宽窄、紧松、聚散、开合、向背的关系，极尽变化之能，具有较高的原创价值。同时他又借鉴傅山手法，敢于创造行草结合“破体”，避免了纯草书符号简易化带来的形式单一。在草书章法创新上，最引人关注的是沈鹏先生首次提出了“行列无界”“气通隔行”的观点，他指出“狂草要有更高的创造力，其重要特点也是难点之一，是要打破‘行’与‘列’的界限，在不损害字体规范化的前提下使字的结构变形，上下覆盖，左右通达，实现有限范围内的无穷变化。”在草书史上，最早打破“行”与“列”秩序的是祝枝山草书《赤壁赋》、徐渭草书《杜甫诗轴》。这两件作品上下通达、无天无地、左冲右突、疾风暴雨，可谓元气勃发、真力弥漫。但他们仅停留在实践层面的不自觉创作，未见二人在书论方面的论述，这一点上，沈鹏先生投入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与精力，思考很多，实践很多，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作品，可谓是他几十年来孜孜以求之处。

　　各体融合的草书追求必然会打破长期以来简单的“碑帖对立”“碑帖融合”二元化路径，从而走向多元化。沈鹏先生草书多元化追求体现在他对书法史草书大家的学习不定于一家一线，而是广泛采撷、融汇贯通、为我所用，广临帖、多读帖、善化帖。他的草书既有大王《十七帖》、孙过庭《书谱》、怀素《小草千字文》一脉相承的草法，还有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黄山谷《李白忆旧游诗》大草手卷横向开合、咫尺万里的气势，同时又不乏徐渭、祝枝山、王铎、傅山条屏大轴纵向跌宕、激越壮美的意象。沈鹏先生草书多元化追求还体现在他对现代审美的敏锐捕捉能力。沈先生站在时代之潮头，提出了“书法的形式即内容”“弘扬原创”“尊重个性”“传统与‘一画’”“书法在比较中索解”“西方抽象派艺术与中国书法不属同一个源头，从‘流’的意义来说，两者可以并且已经在互相借鉴”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对新时期书法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成为沈先生个人草书突进的宣言书。他站在艺术的、诗性的、形式美的立场，最大限度地把各种审美范畴纳入其笔下，在他同一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雄强与秀润、平正与险绝、奔放与内敛、朴拙与俊巧、野逸与雅致、精密与疏朗、急速与迟涩等多种对立统一的审美元素，体现出先生高超的驾驭能力。

　　沈鹏先生以其笔法的“多体皆融”，空间的丰富变化，风格的多元诉求，思想的前瞻深邃，将中国草书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推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并最终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草书代言者。

　　沈鹏“多元草书”的意义及展望

　　沈鹏先生是二十世纪最后的草书大家，同时又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草书大家，他跨越两个百年，肩负着真正的“继往开来”。他在《书学漫谈》中指出，“我们要从历史的坐标当中，寻找自己的‘点’在哪里”“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在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实际上对历史尽着某种责任”。沈鹏先生的成就属于个人，更属于这个时代。沈鹏先生的草书成就、成败得失，一定意义上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的草书究竟以何种方式进入历史。

　　沈鹏先生“多元草书”的实践，不仅是百年来继于右任“北碑入草”、林散之“以画入草”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草书命题，也是草书史上新的学术命题，它契合了今天走向世界、拥抱现代的中华民族的时代审美取向，表现了沈鹏先生敏锐的学术视角、开阔的历史视野、高度的文化担当。然而，艺术史告诉我们，任何新的审美最终能否被历史接受，需要一流的艺术家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经典作品，这一点，于右任是非常成功的，傅山、林散之有大量成功作品，也有不少失败作品，而郑板桥“六分半书”几乎就是失败案例。关于沈先生的“多元草书”，一方面我们会被先生涩重绞转的线条、跌宕起伏的节奏、纵横开阖的布局而激动，同时，我们也会被先生一些探索性作品中多体相容的不够和谐、过于夸张的结字以及笔法的不够精微等而遗憾。这些创作上的遗憾，客观上有其“多元草书”“多体融合”“想法太多”带来的难度，另也需要时间继续探索有关。让我们感动的是，沈鹏先生对此是清醒的，80岁以后，他因身体原因自称“蛰居斗室”，但仍然处理着许多社会工作，承担使命，不停创作、思考，近年来，他几乎每年要出版一本著作、举办一次小型展览、展示几件代表性的“鸿篇巨制”。从这些“巨制”中，我们看到了以沈鹏先生为代表的当代“多元草书”追求正豪迈地走向历史、走向经典……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各体通融”的“多元草书”是一种新的草书审美观的概括，而非严格意义上草书流派的概念，沈鹏先生也从未提出这样完整固定的学术概念。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多元草书”的时代意义和研究沈鹏先生草书的历史价值。

　　（原载2018年11月7日《书法导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