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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孙过庭《书谱》读后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3-07-25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孙过庭《书谱》读后

 

王岳川

 

因时时感悟“书法经典”的魅力,故常常在深夜对历代法书加以潜心临写。近日重新书写数遍孙过庭《书谱》,不仅从笔法上有新的解悟,而且领悟到《书谱》中并没有过时的重要美学思想。其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弥久弥新,其中精彩之处,直击当代书坛弊病,不妨拈出几条与同好共赏。

其一,孙过庭明确提出“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论断,认为要继承古代经典,但又不能完全脱离时代,应在沿袭中有创新,在继承中有发展;在当下书法中,应坚持不降低自我趋向流行时弊。这与我坚持的“守正创新”具有精神的一致性,故深得我心。同时,孙过庭强调书法创作中精神与技巧的结合,心与手和谐畅达,如果用笔随意乱抹象字就行,完全不明白临帖门径,也不清楚用笔之道,而想把字写得神骏,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智巧兼优,心手双畅……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

  其二,注重书写者精神修为。“君子立身,务修其本”,反对成天沉溺在如何用笔技法上,或把精力全放在书写的形式层面,坚信只有很深文化造诣的贤达之人,才能在文化事业上成就辉煌,在书法上同样造诣殊深(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信贤达之兼善者矣)。

  其三,对一些书艺不高,仅凭附权贵名人抬高身价的书家提出尖锐的批评——“身谢道衰“——人死后其书法价值就衰退不堪。孙过庭对那些歪门邪道的各种奇怪之书深恶痛绝,诸如龙书、蛇书、云书、垂露篆之流,龟书、鹤头书、花书、芝英书之类,这类属于绘画方面的描画而已,已经不属于书法范围,故而反对写字如绘画(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

其四,反对抛弃书法内容而将其看成是纯形式的技巧。当代书坛受到西方形式主义的影响,有一种形式至上的风气。深究起来,形式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风靡过一时,如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等,但是很快就被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西方文论所扬弃。21世纪前沿理论不仅不重视形式主义,而且反形式主义,以至于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生态美学成为主流。其实回到中古的孙过庭那里,他同样明确地反对形式主义书风:“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虽其目击道存,尚或心迷议舛。莫不强名为体,共习分区。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同样,他也区分了不适当的情感对书法的负面影响:“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在我看来,注重书法形式美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否定内容而仅仅凸显形式,则会矫枉过正走向另一种偏颇。

其五,书法之境与精神相通会,而因时因地因纸笔因心境而有乖有合:“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对此,宋代姜夔深有同感,在《续书谱》中认为:“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创作书法需要在和谐中生美,可谓君子所见略同。

其六,张扬志气平和的书风,批评一味斗狠张怪的书法。孙过庭以王羲之为例认为:“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历,而风规自远”。而王献之以降的书家,大抵狠命地标新立异于某种书法体裁,不仅在技巧浑厚上不能和王羲之相提并论,在精神气质上也与王羲之相差很远(而子敬已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

我在临写《书谱》之时,深入理解其言,始信米芾之评:“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书史》)清朱履贞:“惟孙虔礼草书《书谱》,全法右军,而三千七百馀言,一气贯注,笔致具存,实为草书至宝。”(《书学捷要》)可以说,孙过庭《书谱》不仅奠定了中国书法理论的基本结构,而且对若干现象富有“先见”地加以评判,对当代书坛各种苗头而言,亦当有防微杜渐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