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交流逐渐增多，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随之得到长足发展，书法更在这一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书家竞秀，书作迭出，书论勃发，与之相伴的是书法艺术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艺术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中提炼精华、吸取养分，有助于增益当下人才培养和文化创新。魏晋南北朝书法教育有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挖掘、继承，对今天的书法教育尤其是师范院校书法及艺术教育有借鉴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不断更迭，影响了官学的办学秩序，传统的学校教育的总体趋势是衰落了，然而亦呈现出时废时兴的状态。汉末以来，帝王及贵族、士大夫重书、好书的雅好，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为官方学校把艺术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甚至设置艺术专科学校或者艺术专业奠定了基础。“国子学”“四馆”“太学”“学馆”“专科学校”等均开设了书法课程。西晋时设立“书博士”，教习书法，明确规定以钟繇、胡昭两位名家作品为标准。这是以书法教育为主要目的的国家教学机构最早的历史记录。

这一时期，我国家庭教育开始走向成熟，书法教育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抓手。官学兴废无常，难以承担教育重任，加之士族林立、各种流派昌盛，以帝王、世族等各方力量构成的家庭教育一时蜂起，形成了繁荣的局面。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书法世家，如钟繇、钟会，卫觊、卫瓘、卫恒，王廙、王导、王洽、王羲之、王献之，王述、王濛、王脩，庾亮、庾翼，郗鉴、郗愔、郗昙、郗超、郗恢，谢鲲、谢尚、谢安、谢万，李式、李充、李廞，张澄、张彭祖，王僧虔、王慈、王志、智永等。这些书家，或兄弟、或父子、或祖孙数代都以善书而闻名。他们或同代相互影响，彼此促进；或几代传承，延绵不绝。书法世家的形成，是家学书法教育成功的显著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世家师法并不固守家门，社会性工匠也开展师徒传授式教学。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都成为魏晋南北朝书法教育的补充渠道。

官学、家学以及其他渠道相互加持，书法教育日益繁盛，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书法教育家。如前述书法世家人物中大多堪称书法教育家。一部分书法教育家不仅是教育实践家，而且是教育理论家，在书法教育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书法教育理论。在汉魏之前，中国缺乏专门系统的书论，而进入魏晋时期，书家们开始使用言意理论来系统阐发书法的特征。成公绥的《隶书体》、索靖的《草书状》、卫恒的《四体书势》等各逞其妙。“书圣”王羲之，既创作了以极具“中和之美”风韵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为代表的传世精品，又培育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之并称“二王”的王献之，更有《书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等论著，揭秘书法技法，纵论书法创作，阐释书法美学原理，剖析书法哲学思辨，是重要的书法教育文献。而卫铄不仅培育了“书圣”王羲之，且其《笔阵图》阐述执笔、用笔的方法，议论精省，归纳准确，影响尤为深远。该文既是家学教育纲领和教学法则，也是教师之典则、生徒之门径，被后世尊为书法教学经典。

综上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教育特点，从途径方面看多方消长、共生互补，从师资方面看大家辈出、传承有序，从理论方面看各抒己见、相得益彰。这些书法教育特点，给当代书法教育尤其是师范院校书法及艺术教育带来诸多启示。

其一，魏晋南北朝的书法教育同当时的书法创作一样，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今天的艺术教育尤其是师范院校艺术教育应该从中汲取营养，使其有益于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和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制创新发展。

其二，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应把加强和改进书法及艺术教育作为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致力于构建书法及艺术教育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模式。

其三，教育家往往既是优秀的教育实践者，也是出色的教育理论家。魏晋南北朝产生了这样一批书法教育家。今天的师范院校艺术教育应该从中受到启发，打破片面培养模式，努力培养兼具书法及艺术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特质的未来教育家。

（作者：李 爽，系四川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