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形势下的书法

陈晓华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北京 100089）

内容提要：全球化形势下，书法如何应对，关系着书法未来的发展，本文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书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应该扮演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各大学书法学科的未来地位问题，做出了认知，希冀对书法的建设尽微薄之力。

关键词：书法  文化  精神 地位

自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如何继承传统再次成为举国关注焦点。时至今日，全球化形势下，正视现实面向未来迎接挑战，回顾传统培育巩固民族的精神根基，更是显得迫切而重要。这对全球化形势下，盛世中国，解决经济发展下思想上的一些淆乱，对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谐首善社会的创造，国际形象的塑造，甚为必要。究其实质，又是一个如何继承传统和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生而向前，未来是大家基本能意识到并重视的。但传统的东西，则是需要有再思考的过程。如何让传统很好服务当今，以应对全球化下的形势，为中华民族文化于世界之林争得应有的席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的书法，无疑应担当重任，敢于为先，不负书法发展的契机。书法界则应积极抓住机遇，敢于倡扬得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的“书法”新理念，构塑新时代下中国书法文化精神。

一

要构塑中国书法文化精神，还得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食粮，书法，其神与中华文化传统精神是一致的。泱泱中华文化传统，博大精深，书法可谓其心声。传统文化的和谐、气韵与道义，均可在书法中寻觅到。书法之美等同绘画。若能真切感悟，进入脑际的便是音乐般的节奏与旋律。心与思、志与气、爱与恨，人世诸端，皆能表于这方寸之上。墨舞飘际，便是文字、绘画、音乐浑然一体之时。故王羲之曰“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大抵书须存思”[1]。苏轼道“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2]。书法还可以品，有上中下几品，还有神、妙、逸、趣几等，甚而更细。唐李嗣真《书后品》分书法为十品。明人高廉在品评书画时，分为“天趣者，神是也；人趣者，生是也；物趣者，形似是也”[3]三等。清人包世臣在《艺舟双辑•国朝书品》言“神、妙、能、逸、佳”五级。这个品又是和书家人格紧密联系的，正如刘熙载言，书，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无有端正或高尚人格，其书法虽本身可观，但实际上众人却望而却步，轻易不敢于公开场所表露对其书法的喜爱，书法自有其德的要求。故而，颜真卿的字因其人的“忠孝”遂在产生理学的宋代确立了其名家的地位。黄庭坚评价苏轼的书法时则更看重苏轼的学问文章：“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4]在黄庭坚看来，超卓的学问文章更赋予了苏东坡书法的令名。而宋徽宗瘦金书虽然把书法推向一个新阶段，但他的瘦金书并没有如颜真卿等一样获得赵氏专利。因为其失德，历史给予了他无尽惩罚。秦桧一手漂亮的书法，惠顾者众多，却似乎没有赢得任何赞赏。所以，岳飞、康有为等人下笔自有浩气在。赵松雪因其处世圆滑、为人少骨气，其书技再高超，也只赢得“奴书”的美名。王铎亦不会因为在入清后的草书中表现出无穷的愤懑与忧思，就改变其气节欠亏的形象。从某种角度言，其秀逸婉转中所体现出的刚健豪迈、苍郁挺拔的气骨，正是投降者不得用的必然结果。历史上郁郁不得志者，往往退而为书策，或者逃禅。王铎的逃禅就是他的书法，在他的草书中书写今生的无奈，完结自己的余生，在最佳的草书境界中无意中成就了自己少有人企及的草书高度。一部书法史几乎就等于一部中华传统文化史。

然而，这个心声历千古走来，却有衰颓之势。当今的书法成为某些人手中可资炫耀的奇技。书法的市场化，使书法成为某些书法人牟利获益的工具，反文化、反传统的颓败之气充斥书法界。书法真义被扭曲，书法之美被践踏，书法形象被破坏，以致影响了我们整个文化传统在国际上的声誉，犹如西方一些不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通过某些传到西方的影视剧，于是就片面以为我们中国的传统就是小脚与小妾等。然而书法是与传统所讲究的“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相通的，它既有海纳百川包容四海之势，又能细致到一点一线的勾勒；既能言高妙传志士贤人之心气，又可致中和，可道又不可道。书法并非奇技亦非小道，而是“道问学”的大问题。因此，新形势下，书法认识自我，警惕自我腐败，回归传统倒是一副良剂。这个回归，理应指传统中优秀的一面。全球化形势下，各国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要在这个大的循环纽带中找到自我，最佳的辨识标志就是民族特色。回归传统，与回归民族特色既一致又有所区别。传统是民族特色的，但传统并非都是好的。民族特色是国际公认的民族标志，它是中性或褒义，应无有贬义，这就与传统区别开来。故而，书法的这个回归也并非要书法人重做一回古人，要求书法一笑一颦完全步古人后尘，而是要汲取其道德精义，提升书法文化，把书法精神与书法艺术较完美结合。那么如何才能把握好书法传统的精义？游弋于传统文化的海洋，加强理论与个人修养。这不仅对书法界，对整个学界都甚为必要。当然，书法作为一门实践的艺术，源远流长，传承有自。它的艺术理论，同它的实践一样，也是历史悠久的。因此，无论实践还是理论，它都有充足的养分、殷实的资源供我们吸纳并消化。只有这样的书法，才能让我们的书法很好地与国际接轨，如日本、韩国一样致力于打造本民族书法形象、塑造本民族书法精神，这样的书法才能立于世界之林，处于不败之势。因此，面对书法蓬勃发展的趋势，在全球化形势下传统热回升的机遇下，让更多热爱书法但苦于寻途问径的人能习练书法，不负书法精义，大学，这个拥有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殿堂，自然就介入这个领域，肩负起培养有中国传统底蕴中国特色的书法专门人才，这自然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大学外的自学成材的书法者进入大学这个殿堂，接受书法文化的教育。书法作为一门学科进入大学，势所必然。

二

书法作为一门学科进入大学，时间并不长，其教学理念，以及学科构建基础的理念亟待再构建。这个构建可以说就是书法艺术理念的再总结，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整合下的书法艺术理念适合大学教学需要的重塑。这需要始蹈者来担当，而这个担当何其艰难。既要有敢于承受创始之作难为工的勇气，又要把握整个文化的传统和现代，区分精华和糟粕，还要厘清西方文化中不良因素对文化的干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书法，应该如何面对机遇，回应挑战。既塑造自己的国内国际形象，又为中国文化身份正名，为中国文化形象代言。当北京奥运会徽使用了中国印章，奥运会徽下面的年代用书法书写时，这个问题就显得越发迫切。

     西方文化中不良因素对中国文化的干扰，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现代性”(modernity)是西方特有的产物。其开创者在其中寄予了良好的愿望，但是发展到后来却与西方的扩张殖民相依相伴。在西方不仅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同样被马克斯·韦伯深恶痛绝地称为“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而对其加以质疑，更是被著名思想家吉登加以深度批判认为：“现代性”是十七世纪以来出现于欧洲并向世界各地扩散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性”所产生的巨大转型力使人们空前地脱离各种形式的传统社会秩序，这不仅对现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人们日常生活存在的基本个人特征也有重大改变，这一现代社会变迁和制度性转变具有全球化霸权扩张的倾向。（参见吉登斯《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现代性的后果》等）这种现代性追求反而导致了其背谬性后果，人类的解放追求不仅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可以自我控制的社会，反而导致高风险社会的出现,现代性中的个体正经受着一系列文化焦虑和身份磨难。（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西方现代性对中国文化干扰，在书法方面表现为“书法无文化”或“书法反文化”。一些书法流派吸纳了西方现代绘画艺术的观念，对书法进行创新试验，将一直书写汉字的书法，搞成非字似画的所谓“现代艺术”。搞这些书法实验的“现代派”，公开声称与书法的传统“决裂”，否定书法汉字单元论，力倡多元论、传统书法是实用书法，没有艺术，“传统”无本体，而现代书法才有艺术，书法艺术的本体应该是视觉形式结构的基本构建元素“线条”。这些书法流派，使书法丢失了书法传统的精义。

只有厘清西方现代性对书法的不良影响之后，方能开始对书法学科理念进行思考，提出构建的理论设想，同时化理论为实践。反对和批判自己的现代性，西方自己也早就开始了。而中国前一代学者，为中国富强，对文化何去何从展开探讨，在他们那儿，向西方主动西化者早就被批判得淋漓尽致了。而书法又是东亚圈尤为关注的对象，这就使它的学科建设更具特殊意义，关涉国民形象，文化话语权，以及中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身份与地位问题，而文化之争本质就是国本之争。因此，关注书法学科建设是各大学书法专业必须面对且加大力度的。各门课程设置，以及学习和实践的比例，既要符合大学教学的要求，又要尊重学科实际，且要借鉴各校的成功经验，建设本校特色的书法学科，形成明确的理念和努力方向。这个成败关涉到各大学书法学科的排名及社会效应问题。比如首都师范大学的书法、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三家书法学科，从其建设初开始，三家在各自的领军人物领导下，形成了各自的特色。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科特色是，书法学科建设最早，即使现在的学科体系也可以说是最完备的，其书法博物馆尤独具特色，其培养的书法人才至今也可以说是最多的。不过，书法文化建设虽是其目标，但比起北京大学来，近年来似乎力度及呼应均弱了一点。北京大学，书法学科起步最晚，但学科建设方面，力度颇大，其旨在建设书法文化，厘清西方不良因素对书法的影响，培养国际性书法人才，并积极准备进军书法申遗。北京师范大学的书法学科也有自己的特色。但最后谁是新世纪新形势下大学书法圈内的领军，还得拭目以待。但可以说，书法学科建设的成功程度几乎就决定了它们座次的安排。 

参考文献：

[1]（东晋）王羲之《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2]（宋）苏轼《论书》，苏轼《东坡题跋》卷上，清光绪20年石印本。

[3]（明）高廉《燕闲清赏笺·论画》，明万历年间刻本。

[4]（宋）黄庭坚《跋东坡书远景楼后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