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书法教学的今天与明天（二）

——中美书法教学国际研讨会

二、中国书法自身建设的若干问题

曾来德（中国国家画院教学部主任）：刚才看到这些图像和我们在海外传播书法的方式，以及培养外国书法家需要做的工作，都让我很感动。其实对我们在国内的人来说，可能会认为这些事情都是很基础的。但是对外国人来说都是一些很高级的精神追求。所以我相信这些工作随着日积月累的努力，成效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不想的更远的话，我们是想不到它的成果的。

21世纪无疑是中国书法的世纪，如果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书法可能更能够彰显中国文化的精神。正如油画一样，可能我们最初学习油画，就像刚才那些外国人学我们的书法一样，很初级，有时候还会觉得很好笑，但也很可爱。但是到今天，可能在油画领域，中国的油画家，的确有相当一部分画得可以说不逊于外国人，当然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种文化是别人的。我们画得再好，可以享受作为一个油画家的成就，可是我们享受不到作为油画的发生地和创造者所能有的待遇，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和接受者。那反过来讲，21世纪是我们中国人需要做这种工作的时候了，传播自己文化的方式很多，任何一种方式都有效，只要你能把它作为一种方式，哪怕只有一个学生也会做出成绩。例如英国的伊顿公学，他们每年都要派差不多20多个学生到我们的艺术中心来待上一天。这种现场书写把自己带入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字（说游戏也好，说诗意也罢）这种书写过程当中，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变得非常勇敢和自觉，而且像主人一样，他对书法的理解和对书写过程的进入完全是主动地，而不是被动的，所以他们的感受非常深，他们给自己起中文名字，每个人写一幅中文作品带回去，他们感受到那个环境，这个环境带给他们的影响非常深。这一点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还有2005年，在大英博物馆演奏了一场《墨乐》，现在还产生着持续的影响，书法的书写过程中产生的音乐形式，虽然视觉和听觉在这里是两个不相干的东西，但是又是可互相转换的东西。昨天还在和台湾的朋友研究，准备年底在台湾凑一场《墨乐》，现在比较成熟的就是明年在悉尼歌剧院。书法不仅仅是一门视觉艺术，对中国来讲，而是整体艺术素质全面推进提高的一种方式，也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一种有效方式。

    刚才大家讲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了。北大的金开诚先生的去世，我们很痛惜，现在王岳川教授开展主持这项工作，我算一个配合者吧，这是一种责任，个人成就不是主要的，但工作本身的前瞻性和对未来的期待更为重要。今天的会议大家都有话要说，其实我们目的是一致的，通过今天的交流，未来大家以共同的自信和自觉来面对书法的问题，在书法界我们提出四句话：大书法和小书法的关系；好书法和坏书法的关系；传统书法和当代书法的关系；中国书法和域外书法的关系。我觉得这四个关系构成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国际性的整体空间，过去中国书法很大，在很多领域都与书法相关，可以说书法扮演了一个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角色，但今天的书法越来越小，看起来是专业了，其实是限制了自己，这有很多原因，但谈到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谈到北大人的智慧与贡献。北大的一个教授王选，他对中国的贡献不能低估。我把他和秦始皇做了比较，秦始皇做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中国、万里长城”，但是现在保留的唯一有价值的就是“书同文”，我们讲到在全世界古老的文化中只有中华民族文化一直没断，血脉一直畅通，绵延流长。其实与“书同文”完全一致，中国这么大，听不懂彼此谈话，听不懂不要紧，只要一写就全懂了。这样一写，就把整个中国写在一起，把各个民族写在一起，把华文整个区域写在一起，这是其他语言文字不具备的。这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这个书写不是简单的书写，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书写。它写了三千年，写到今天，我们还要写下去。那我们说的“写”里头不能不感谢一个人，他就是王选。为什么呢？中华文化一直传承到今天，但是面对21世纪现代西方的文明，我们确实对我们的文字、对我们的文化几乎失去了信心。从五四运动以来甚至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我们一直要摧毁它、改变它。但是在这绝望的时刻，北大人的贡献充分证明了中国的落后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本身自觉和自信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以后，谈到书法的问题，它是汉字的问题。汉字都没有了，书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的“皮”完好的存在，那么我们做书法的人应该充满信心。所以21世纪只有中国的书法才具备成为中国文化世界性、国际性的传播的一种载体。我认为这是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疑虑的。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同时，我是很自信的，也非常的光荣。我想到我个人，就是在理解大家在此方面的思考和贡献的同时，应该更多的用自己的方式传播中国的文化和书法，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窃窃私语。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门，不仅让别人进来，也让我们走出去。

程大利（原人民美术总社社长，总编辑）：谢谢王岳川教授提供了一次学习机会。刚才听到了各位老师的发言，我觉得很长见识，也让我思考一些问题。这个书法是中国文化现象，很独特。它不仅仅是中国的，它是人类的智慧，书法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当然了它是中国人发明中国人创造的。100年前钱玄同，提出要废除汉字，当时陈独秀为之欢欣鼓舞，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出来加了这个按语。时间过了100年，刚才提到了王选，我想王选他是一个问题的现象，而实质是国家富强了，这100年来中国走过了这么漫长的道路后，中国人开始又重新增长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书法它既属于汉字文化也属于笔墨文化，它既是文化也是艺术，因为它是艺术，所以很容易和全世界每一个民族去沟通。艺术无国界，大家可以从形象的角度去感知而不必考虑汉字，更何况中国的汉字就有艺术性，带有很大的形象性，反而更容易让各个民族通过汉字来加强沟通。我一个朋友叫石鼓，他说：“一个汉字是一个王国，一个汉字是一首诗。”只有你对汉字理解很深，才会有这样的认识。

用书法和外部世界交流无疑是非常好的一条道路。因为书法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好的注脚，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传统的哲学，似乎天生就是为艺术设计的，比如说老子的《道德经》，比如庄子的思想，包括孔子的学说，释家的禅宗，拿来都可以当书论画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文人对中国古典哲学如此钟情，对禅宗有这么大的兴趣，对老庄孔孟都有这么好的感觉和感知，这除了自幼受的教育以外，还包括他们为艺术所做的一些贡献。因为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

刚才有位老师讲，我们要想让外部世界了解我们自己的书法，我们自己首先要加强对书法的研究，加强对中国的笔墨文化的研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我们更深地认识它，才能向外推广。我刚才看到一些美国的学生书法写的那么好可能是从形象感觉出发的。如果我们民族的成员，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把书法运用的非常好，对书法有深刻理解，这将会有利于我们同外部世界的交流，现在交流我们只谈讲英语，用英语交流，但是对自己民族文化感知肤浅，这个交流的起点就不高，感知深刻交流的起点才会高，否则就是交而不流。

20世纪是中国逐步西化的一个过程，这给我们带来了好的东西，科学民主，物质世界的高度发达，科学精神的引进，这些都是好事情，但是也有不好的事情，就是造成我们自己文化和艺术某些方面的断裂。书法的断裂是相当厉害的，我们很难再达到王觉斯、傅山、黄宾虹这样的高度，像林散之这样的人少而又少，当代我们想再找一个林散之是非常困难的。这与20世纪传统文化的断裂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国力富强了，我觉得应该借此时机，用北大这个教育重镇的力量以及在座教育家的力量增进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加深对自己文化的累积，然后同外民族做交流，让别人去学习。这里要注意一点，克服民族歧视，交流是平等的，是交和流，而不是灌，不是侵入不是代替。今天就谈一点感受。

张培元（香港书谱出版社社长，汉字书法篆刻研究会创始主席）：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王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学者，在与王老师见面之前我就拜读领略了王老师关于发现东方问题的看法。刚才曾来德老师讲了感谢北大人，他提到了王选先生，我觉得还得感谢蔡元培先生。他当时在一篇文章里批评康有为，他认为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是对的，但是步子走得快，如果把培养人才的工作放在前面来做的话，变法的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很多，也不会发生后来这些人才被屠杀的悲剧。正是抱着这样的理念，蔡元培先生和康有为走的路才不一样。蔡元培在教育上为我们做了伟大的贡献，这是北大的一座丰碑。在当代，我觉得还得感谢金开诚先生，创办了北大书法研究所，现在金老师“回家”了，接下来这工作王老师来主持，这是非常重要的阵地，今天所做的这个活动我认为是发现东方系列的一个小节，这不仅是北大的事情。北大书法研究所所做的工作是全部中国人的事情，而且屠老师这些在辛勤传播汉字书法艺术的使者们所做的也是咱们大家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感谢咱们北大人所做的事情。

    第二句话我想感谢屠新时老师，久仰大名，昨天才见面，今天能跟王老师有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首先感谢屠老师，我在三年前看到屠老师一篇文章，关于中国书法在海外的教学和传播，当时看后我激动了一阵子，这一阵子就是一直到现在。去年我在筹办香港《书谱》续刊的时候，其他文章都还没落实时，我心里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位子要把屠新时先生的这篇文章放进去。他里边所讲的人物都在他刚才展示的图框里看到了，包括金晓阳、查尔斯，今天都看到了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棒的。刚才王老师请我说话，我很激动，不知怎么说。我觉得你们做的工作不是一般的工作，刚才曾老师提到的，虽然很基础，但是很重要。如果没有基础，以后怎么提升。刚才大利先生提到“文化都是平等的”，我很赞同，如果把文化政治化了这会很难传播，也很难交流。各国的文化是平等的，没有主次之分，没有优劣之分，它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一种精神，是每个国家来自传统的一种精神沉淀，它们是平等的。必须有这样开放的胸怀，才能进行对话。我非常感谢梁披云先生，如果梁披云先生《书谱》这个品牌，我也没有机会拜视这么多学者、专家，所以我从梁披云先生那里学到的是一种精神：服务社会的精神。从梁披云先生我们还再往上看，他的老师于右任先生，在七十年前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书法传播，和刚才展示的成果一样，于右任先生在30年代的时候做《标准草书》，目的也在于让大多数的人了解书法的美。

最实用的当然是行草书，但不规范，不统一，所以老先生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做这些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他一直做下去，一直做到胡公石先生。梁披披云先生接下了于右任先生的这支火炬，在海外做。《书谱》1974年创办，发行了20几个国家，所做的工作和在座各位是一样的，异曲同工。虽然在89年停刊了，但是现在把它重新恢复起来办起来，不是为个人谋福利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梁先生有句话：书谱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家族，而是大家的。我们就按先生的说法：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大家办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有学术成果，我们给优先发表。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共同分享中华民族的文明。先生不仅办《书谱》，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他在海内外创办六所学校，包括一所大学——泉州黎明大学，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办了四所学校，还有三份报纸，来传播中华文化。先生说的最多的是：传播中华文化不是说要表现我们比别人强。昨天屠老师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待客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别人，我们到海外也是把自己最好的拿给别人，书法也是我们文明艺术之一。先生说：“各国的文化都很好，我们的也很好，大家都拿出来。这就叫交流。”我在这里表态，今后需要《书谱》杂志社提供帮助，我们义务无偿的呼应，责无旁贷。

李彬(北京大学书法所青年教师)：看过海外学生的作品，感到很兴奋。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很有希望，这也是它的一个魅力所在。刚才曾老师讲得很好，我们中国书法文化的标准应该在我们这边，它也有它的优劣，所以海外的学生每年要到中国来学什么？学习它的标准，学好了之后再去传播它，来提升他的标准。我觉得这一点意义比较重要，都没有标准也不行。现在的书法流派也很多，但有一个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我觉得主流的还应该是在中国大陆。

杜西维（北京大学书法所青年教师）：很高兴有机会和来自海外的专家一起探讨书法。我在北京大学书法所参与了书法的教学，也在王老师的指导下不断地学习。我呢，想把自己的体会简单地跟大家说一下。

北京大学的倡导是“文化书法”，在“文化书法”的前提下，怎样把“文化”和“书法”区别开来，同时又把它们融合在一块儿，这个是我这一段时间在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技法。北京大学在书法教学方面对技法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每个同学要做到无微不至，不仅要做到形和神的配合，而且在大小方面要每个人做个基准。我在参与教学的同时，与几十个同学在一起，每一个人写的时候，左边右边的同学互相看，哪个同学写得不一样，这个同学比这个同学写得好，那这边就要重新换一张，就这样白天晚上在一起，反复训练，从一个字开始。像《兰亭序》中“永和九年”中的“永”字，一个点，只一个点就要写上千遍，去写，还是跟《兰亭序》有区别，可能几万遍也达不到王羲之的那种效果，但我们同学就是在这个学习的环境下，大家相互观看，看看哪个同学写得好，在旁边看一下，这个提高相当大。由这一点我想到中国书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几千年来，从王羲之到明清的王铎这些大家，他们最基本的落脚点是线条的质量相当高，晋代的、唐代的、明清的书法家，他们线条的质量是可以抗衡的，现在我们这些人，刚才说到一些孩子写的书法，线条的质量肯定是不如他们的，差得很远，这就是中国书法的魅力所在! 要不断地用生命来提高自己的水平，不断提高自己线条的质量。关于线条的质量，我举个例子：世界上有许多品牌的汽车、电冰箱，还有一些杂牌的、一些假冒伪劣的。中国书法的线条，像名家、大师的作品，他们的线条，可以说就是一个品牌的汽车或电冰箱上的零件、螺丝钉，这个螺丝钉可以用上几十年不坏，而这些学了几年书法的，他们的线条，可能外体的形状很好，外行的一看挺好的，跟一些大家的没什么区别，可以很像，形上面很像，但这些线条和大师的作品线条放在一起是没法比的。他们相当于冒牌的、假冒伪劣的电冰箱。这是我在学习和教学过程中体会相当深的一点。

从文化方面讲。我想讲一下“文化书法”，同时它也提出了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纹，唯一的指纹。这个提法，我认为具有时尚性，每个时代，尽管王羲之、苏东坡，他们没有鲜明的对话，但他们个人的行为，我觉得就是一个时尚。那么，从王羲之开始，到唐朝，很多人都在学习他，从《兰亭序》里诞生出了很多流派，他是站在时代的前沿，很多人觉得他好，他是科学的，认为这是一个时尚性。苏东坡的时尚性是创造了他的苏体。黄庭坚那么聪明的一个人，觉得他写得好，他是一个没有提出口号，没有提出理论的行为家，都在效仿，这是一个时尚。我觉得文化书法不仅仅是书法，是书法工作者个人修为的要求，同时也是一个时代、一个人的文化品味。奥运会的开幕式，书法的很多书写过程被采用。奥运会开幕式的设计要经过导演的探讨，也要经过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商议。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对奥运会开幕式这个面向世界的文化传播，融入书法的情致，把书法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三 中国书法世界化的可能性

王岳川：北京大学书法所自从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向海外传播与输出中国书法文化，而不是在国内山头林立的书法流派当中去再增加一个山头，所以我也比较重视和海外的朋友们交往。当然，我自己也经常出国，我去年一直都在澳门任客座教授，和海外的同行们有过很多的交往。我到过国外很多地方，非洲、英国乃至美国，都在致力于文化传播工作。

我觉得今天的书法在回到本体上时面临的问题非常大。在汉代是没有“国学”这个说法的，在王羲之的时代书法是没有身份危机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西方艺术可以与之媲美，也没有一种高势位的文化对魏晋文化造成冲突。国学是在清代，准确的说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人觉得自己作为国粹的这门学问快要完蛋了，才开始强调国学。晚清一代，日本把中国称为支那，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劣等的民族，其文化是一种很劣等的文化。1887年，有一个日本人就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之所以是糜烂的是因为她使用汉字。汉字如此，书法则更是糜烂的。所以说文化是有优劣的，这个优劣不是我们认为的，而是那些占据高势位的英国人、美国人甚至日本人提出来的，我们只是在人家出招以后被动应招。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是有优劣的，心态是有优劣的，立场是有优劣的，境界同样是有优劣的。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天天谈论人类文化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在这一点上，没有人可以成为上帝，告诉全世界是统一的，即使联合国也做不到，只可能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方面达到相近。但是在文化上，任何颐指气使地想把人类统一起来的想法都是霸权主义，是不足取的。

我们知道，基督教不可能把佛教吃掉，伊斯兰教也不可能把基督教击毁，但是宗教冲突从来没有终止。季羡林说，世界上的四大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谁都包干不了一切，谁都有自己的特点。就像我们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变成黄头发白皮肤和蓝眼睛一样，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本体，丧失这个本体就只可能变成杰克逊，在50岁就短命死了。他想把自己的黑皮肤漂白，要把自己的矮个子拉高，想拎着自己的头发跳离这个地球，这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两大问题。西方是一个了不起的高手，它杀害了中华民族的父亲，因此有些人就要去认西方这个“继父”，有很多书法家就开始认这个“继父”的书法为圭臬。还有一部分人觉得找一个“后爹”也不太好，但是自个儿的爹毕竟是不行了，所以就只有走向民间，从那些无名氏当中去挑选。这样做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是大道理，他们只是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支流、支脉。也就是说，大道不存、大道毁损的时候文化才会在民间保存。但凡一个国家堂堂大气的时候，民间的东西就永远只能是支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会沿着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结果就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我们一定要明白，在不断地叫喊民间、民间、民间的时候，赵本山和小沈阳就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导，中华民族就再也没有经典了。我们只是“不差钱”了，但是差品德、差艺术、差境界，差所有的东西，最后还差了一个最大的东西，差了“德行”。所以，当我每次看到十四亿人民都在看那个煌煌的大节目，那个被“民间”这个词而左右的CCTV时，就感到十分痛心。

书法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我看到那些连胳膊、腿都打不直，甚至都已经断掉了的书法作品，也被称为经典的时候，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气息将尽。在此我特别想说一下，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主流书法。我们经常说的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乃至王铎，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主流，当我们说金农，说郑板桥，知道的人有多少？当我再说到晚清民国的唐陀时，又有几个人知道呢？当然我这么说时，沈鹏就说他知道，小时候还练过他的字，但其他人呢？今天唐陀何在？当年他三十年不下楼，不惜在楼上刻苦练字而弄成了一个驼背，可他的书法今天还有几人能识？当时最热门的书法，最叫响的书法家，到头来默默无闻，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其中的问题。

当一部分人走近民间的时候，唐人写经、明清墓志，这很好，但是境界欠佳。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你确实可以在端出国宴的时候吃那个苦菜，鱼腥草，但那不是国宴。若这真是国宴，那这个国家就值得怀疑了。我认为书法是有国家气象的，当文化疲弱之时，书法就是衰败之相，就是鲁迅所说的“红肿之处，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很多人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不知道真正的好东西是什么。当一种文化昌盛的时候，一个国家昌明的时候，它的书法必定是正大气象。我们看一个人的文化，看一个人的说法，就知道这个人的境界有多高，他的卑琐程度到了什么地步。在某种意义上说，颜回是很木讷的，而宰予是伶牙俐齿的，可以说是当时孔子时代的大学生辩论赛的冠军。但是你们知道吗？颜回英年早逝以后，孔子喟然长叹：“噫！天丧予！天丧予！” 而宰予下场却不妙，因为参加叛乱而被腰斩。孔子历来不看好宰予，要是我们读《论语》的话，我们就会知道那宰予的水平不知道比颜回高了多少，那花里胡哨的东西不知道又高了多少，其在传媒的知名度又不知高了多少，但最终，颜回变成了几乎相当于孟子的“亚圣”，而宰予变成了“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的这样一个人。

前边说的是书法与国家气象，下面我说一下书法与个人。我认为一个自我意识强健的人，他就要重视身份，他就要重视家传，重视他的一脉相承。学者有学统，文化有文统。武林也有它的武统，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使的是那一家的拳法。如果你使的是花拳绣腿，只要请一个高人，用“一指禅”就可以把你轻松的打败。当一个人自我意识卑弱的时候，他就会不要自己的身份。他可以跪下，自己打自己的脸，说我不是个东西，我是狗。这种人往往会去反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和血脉，就会去寻找他的“继父”。文化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书法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所以在我看来，今天中国书法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面对世界上真正的强势文化时，中国处于弱势。但是在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以后，中国从弱势国家变成了强势国家。现在已经有变成了“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了，还有很多人的心态没有转变过来，还在抱着二十年前的那种心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1919年北京大学的心态，就是我供职的这个单位的心态。当时的情况有三：

一是四川的某一个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在北京大学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这引起了一大部分的青年人要去打倒孔家店。但是孔子倒了没有呢？没有，孔子仍然是巍巍高山，而那些嚎叫的人却是江河日下。

二是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努力之后，在座的全盘西化了吗？就连我们那么洋的兄弟们，你们在国外说了二十年的洋话，读了二十年的洋书，却还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三是钱玄同提出要废除汉字，他这是拾人牙慧。这原是1887年的时候的一个日本教授提出来的，他说支那人是很丑陋的，支那文更是丑陋。日本国本该是强国，如果再用支那文的话日本将会灭国，所以日本率先废除了汉字。然后我们的钱玄同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就开始贩卖日本这一套东西。但是到今天汉字被废除了吗？没有。如果真是废除了汉字，我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今天废除汉字的有韩国，开始写拼音了，那个字儿丑极了；有日本，但现在又恢复了1800个汉字；有新加坡；还有越南，越南现在已经没有书法了。当年忠实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的国家，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了汉字的踪影。

在这一点上，由于我们的评判标准的原因，在面对的周边国家的文化问题上，很多人没有搞清楚，也不屑于搞清楚，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成为一个学贯中西的书法家，所以他们就越写越差，因为他们找不到什么方向，他们只需要问一个问题：1988年的评委是谁？如果是李彬，就去凑李彬的趣味；1998年的评委是谁？是屠新时，就去照屠新时的趣味去写；2008年的评委是谁，是王岳川，就去模仿王岳川的字。这种人今天东一榔头明天西一棒，写到最后，二十年下来发现自己写的一塌糊涂，自己已经没有看家本领了。所以有越写越差的书法家，有越评越差的评委，那就是眼光很差，技术很差。

相反，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有一些真正的高手。我们知道，中国有一种武功叫散打，我曾问过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我说，那就是真正的水平吗？他说，那是花拳绣腿，在深山老林里面的隐居之士，上来手起掌落，那个练散打的就只有趴在地上、满地找牙的份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媒体就是喜欢聚焦于这样一些练散打的表演赛冠军，而真正的高手却被淹没了。最近就有这样的警世之音提出，中国人却浑然不觉。

一个是日本的高木圣雨先生，也是我聘请的一位客座教授，他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书法整体走偏。而很多人却不承认，还在网上嚎叫，因为他们没有去过高木圣雨的家，我曾去过他家两次，他家里收藏的中国历代书法精品有一整墙，光是王铎的一丈二的书法作品就有48幅。一个整天泡在中国书法的最精华的部分，而我们的很多人却连美术馆都不去，看王铎的作品都是看赝品，或者是去看翻印的印刷品之类的东西，这样的人敢去评王铎吗？他有资格去评王铎的作品吗？他能感受到王铎的气象和气息吗？没有。高木圣雨告诉我说，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那种东西，在日本已经是日落西山、江河日下了。这种在日本已经是觉今是而昨非、已经抛弃了的东西，中国人还觉得是好得不得了。我倒觉得这个民族真是很奇怪。

另一个是韩国的金炳基教授。他在这一次杭州组织的国际会议上——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复兴——提出中华民族应当恢复繁体字，这样中国当代的书法才能和古代的书法连接起来，才不至于断代。当然我以为这个问题施行起来的难度比较大，国家语委肯定不会同意。我的想法是，今天的中国人，包括理论家、书法家、评委、媒体人士在内，都应该整体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即中国书法何去何从？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很多书法家存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错位和文化错觉。而且今天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当一个大国崛起以后，你如果还是要用这样拙劣的方法去在西方面前显示，西方人是不会认同的。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地形图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图片究竟是些什么。这是一了在他工作室写的字，大家看，他写的是个“囚”字。他认为，国家有长城把自己围起来，家里有四合院把自己围起来，没四合院的便用房子把自己囚起来。他很狂躁地写字，我相信这样的字看后癌细胞会骤增。这就是一了，一了百了，河南省的一个书法家。他最近频频露脸，“一了百了”，有点信佛的意思，但其实他世俗的想法很多。我在日本的时候，他也在日本，跟着我们的团一块儿走，但我从他的眉目里面，分明感到他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有很多的利益要求。他没有那种天高云淡、月白风清的境界。你看他这样的字，你多凝视几眼后你就会感觉你的心胡乱地跳，癌细胞接踵而至。是的，他可能还是有一些墨意和墨象，但你看不出这是什么字，只能看出这是一个“囚”。这里写了很多的囚徒，如果一个人天天就认为自己被囚住，觉得这个国家、这个天地、这个世界对自己都是恶意的而不是善意的，我想这个人就不知道感恩，就不知道说感谢，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我想他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幸福。看他写的“囚”比比皆是，我估计他是喝的酩酊大醉后写的。

这张图片也是他的，这是他正在写字，他曾经做了一个艺术叫作行为艺术，非常抱歉我出示这张图片他可能很顾忌，一个男人裸体，很不清楚，中间两排灯，有这么一个人提了一个桶，他宣布要搞一个后现代书法，结果我们很多的善良的母亲带着她们乖乖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居多，都来看，结果都没想到他像是从澡堂子出来一样一丝不挂，手中提一个桶，白白净净的肉露出来，然后那些母亲们赶紧把孩子的眼蒙起来，纳闷今天到这儿来怎么是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这般从澡堂里出来的模样。他在身上随便涂抹了两笔以后，就拿着毛笔在地上写字，争议非常大。

最后我想说，我们存在的问题往往是在自己数典忘祖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刚刚宣布要在全球建一百所孔子学院，韩国人马上就提出了要建世宗学院，日本人也提出要建一百个日本语中心以跟中国抗衡。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包括韩国人一直在频频地说《兰亭序》是用他们韩国的高丽纸写的；韩国人要取消中国书法和日本书道，全世界统一为韩国书艺，等等。台湾的一位舞蹈家鉴于中国书法的疲弱，排练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舞蹈，名叫《行草》，就是一群女孩，最初只是出现一个胳膊，慢慢地、慢慢地在一片黑白天地当中写出了一篇行草。我就想，就连舞蹈家都在为我们书法家担忧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的书法变得这么肮脏呢？如果我们自己都是完全数典忘祖，那么海外推行中国书法的同志、先生们可能会相当的困惑。

这是我很担忧的事情。北大没有什么很好的主意，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北大有一个很好的空间定位。因为北大本身就是一所全世界知名的大学，她就是一艘航空母舰，所以我们这些卑微地站在航空母舰上的人发出的声音可能会传的稍微远一点。每一次我的朋友来北大跟我握手，我都深深地感激他们，我一点都不敢骄傲，因为他跟我握手时，有一半是在和我握手，另一半则是在和北京大学握手。倘若我只是处在一个胡同里或是一个生产队里，就没有人跟我握手。因此尊敬书法、尊重书法，干净书法，不要弄脏了书法，因为在我们被称为书法家的时候，你是“家”，是一个书法家。

附录：

中美书法教学国际研讨会在北大召开

（编者按）为促进中美两国书法文化交流和东方文化世界化，由中国北京大书法艺术研究所与美国丹佛孔子学堂联合主办的“海外书法教学发展国际研讨会暨中美书法论坛”，于2009年7月28日下午2时，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参加大会有海外专家、国内书法名家、书法理论家、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和硕士生、北大书法所研究生等。

出席此次国际书法研讨会的主要学者和嘉宾有：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中国国家画院教学部主任曾来德先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社长总编辑程大利先生，教育部中央教科所“书法与青少年发展”科研项目负责人刘洪先生，香港《书谱》出版社社长张培元先生；美国丹佛孔子学堂理事长屠新时教授，美国南卡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叶坦教授，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孔子学院院长臧颖女士，美国罗格斯大学书法教师吴玉如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任晓明副教授，英国专长教育孔子学院中文书法教师尚菲，以及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青年教师李彬、杜西维、季乐胜、肖华等。

国际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主持。与会代表集中讨论了中国书法向海外传播的输出方式，海外书法教学的发展，欧美书法发展现状与问题，以及中国书法本土发展的流派与未来等书法文化前沿问题。

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孔子学院院长臧颖女士通过书法进入学院课堂的漫长历程提出了书法在海外发展的前提条件和书法课开展中遇到的问题；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任晓明先生详细介绍了当地书法课程的设置和教学过程；美国罗格斯大学书法教师吴玉如博士现身说法，展示了美国学生通过练习创作书法而喜欢中国文化的过程；美国丹佛孔子学堂理事长屠新时教授强调：书法课程进入美国大学教学学术领域的重要意义和对学生人文与审美理念的影响；美国南卡大学教授叶坦先生精辟阐述中国书法对西方绘画的影响。这些都说明中国书法的国际化正在进行，中国书法文化正在欧美等国家获得大学生乃至研究生等高端文化人士们的喜欢。

中国国家画院教学部主任、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客座教授曾来德先生，强调了海外书法传播的重要意义和书法工作者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北京书法艺术研究所的年轻学者们从审美共识、境界等美学、哲学层面，比较海内外的书法教学，对书法海外教学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程大利社长和张培元社长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次研讨会以高度评价。

最后，王岳川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在西方主义中心话语权力扩张下，不同的民族的文化心态、文化立场和艺术境界有高下优劣之分。当代中国书法在20年西化浪潮中暴露出两大问题：古代和当代书法都有主流书法和支流书法之分。文化萎缩时代，书法就呈现衰败之象，文化昌明时代，书法必显正大气象。作为世界第二强国的中国书法艺术应该有自己的大国气象，而中国文化复兴的前沿亦是中国书法文化的复兴！北大书法所倡导的文化书法，将继续坚持十六字方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为中国书法的世界化，为中国文化第二次复兴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美书法论坛是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继北大书法所主办的“中日书法国际展与高峰论坛”、“中韩书法国际展与高峰论坛”、“中国马来西亚书法展与高峰论坛”等书法国际论坛之后的又一次书法教学和文化交流的盛会。“文化书法”理念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认可，并在东方文化世界化的过程中起着更为积极有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