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缤纷一百年

 

一、老园子的变迁

   主持人许戈辉：这是北京景山公园东门外一条极为普通的小胡同。不过，不要小看它，200多年前，人民教育出版社这座铁栅栏门，曾经朱漆灰瓦，坚固巍峨，里面住着乾隆皇帝的四公主。而整整100年前，光绪皇帝降圣旨，将这里改造成京师大学堂的校园。于是，现在这座大杂院，就成了北京大学的摇篮。

　　这里曾是和嘉公主出嫁后的驸马府，不知为什么，老北京一直称它"和嘉公主府"。乾隆时代，驸马要想和公主行夫妇礼，必须先请公主宣召。这种繁琐的君臣手续，使大多数驸马和公主不和。但四公主与众不同，算得上是革新派，头脑中没有条框，所以和附马恩爱有加，生了好几个子女。不过，四公主和驸马都很命短，没活过30岁便先后谢世。于是，这个革新派的大宅院，冷落了1个多世纪。

　　当清朝由盛世转入危命，中兴祖业成了群僚之梦。1896年初夏，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光绪，第一次求设"京师大学堂"。两年后，光绪戊戌变法，并在纲领性文件中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光绪还任命自己的老师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那段时间，《京报》几乎天天登载孙家鼐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奏折。创制这所大学，几乎成了文人圈子里最经常和最热门的话题。后来，京师大学堂发展成"北京大学"，孙家鼐便可称是北大第一任校长。

　　按照光绪的意思，京师大学堂不仅是一所大学，而且是清朝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它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898年8月9号，光绪接受李鸿章和孙家鼐举荐，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为西学总教习，并赏予他二品顶戴。这个惊世骇俗之举，使北大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浓重的西学印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世界一直是把这一天，理解为北大创立的真正起点。

　　主持人许戈辉：不过好梦不长，戊戌变法仅过百天，慈禧便谋废光绪。孙家鼐力谏反对，随后借口养病，愤然辞职。也就是说，学富五车的首任北大校长孙家鼐，只做了不到3个月的空头校长，连总部校址也没有选定。幸运的是，慈禧废止了戊戌变法的一切，唯独留下了美国传教士担任西学总教习的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不但被留下，而且得以加速筹建。慈禧把马神庙街空闲了1个世纪的驸马府拨给京师大学堂，大学堂总部随即宣布首次正式招生，终于1898年12月31号正式开学。

　　如果说戊戌变法失败，北大丝毫无损，那么八国联军进京，北大才第一次遇见倒霉事。1900年夏天，慈禧不得不下诏，停办大学堂。慈禧西逃后，俄国兵和德国兵把大学堂总部当成兵营，除了改建驸马房屋，还烧了一些藏书。议和成功后，慈禧1902年回鸾，旋即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恢复京师大学堂教学。

　　张百熙聘请一批学术名流掌握大学堂，学问纯粹的吴汝伦为总教习，学贯中西的辜鸿铭是副总教习，教育家蔡元培为经史教习。此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经改组为"外务部"，总理衙门40年前创办的同文馆，被张百熙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组为"译学馆"，其中外教和八旗子弟统统一并转入。那个时候，严复因为翻译《天演论》而名扬四海，林纾翻译了《茶花女》，名声甚至大于严复。于是张百熙任命严复为译书局总办，林纾为副总办，而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即是北大出版社的前身。

　　1912年，宣统皇帝被迫退位，为让革命中陷于瘫痪的大学堂恢复往日生机，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学院院长。3个月后，教育部长蔡元培呈报袁世凯，提议京师大学堂更名"北京大学"，总监督改称"校长"，并请严复继续署理北大校长。袁世凯当天签署《临时大总统令》，"北大"二字始来人间。1912年5月15号，北大举行盛大开学典礼，蔡元培、严复、外籍教授们，都显得十分高兴。

　　严校长为北大工作的时间不长，却与教育部的矛盾越来越大，不久便宣布辞职。

　　1916年，代理校长兼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亲手设计了著名的北大红楼，地点就在驸马府西侧不远的沙滩儿。1918年秋天，红楼落成，校长已换成立蔡元培。在当时的北京城里，4层的建筑格外显眼，因为楼身呈现红色，它便被老北京们称为"北大红楼"。

　　现在的人已经不大知道，北大并不只有一座红楼，红楼只是北大4个主要教学区中的一个。由于红楼前面笔直地横过一条曾经叫作"汉花园"的大街，因此红楼所在院落也曾被称为"汉花园"。这座"汉花园"，即是"北大文学院"。

　　红楼文学院建成后，京师大学堂总部原址，只剩下了"北大理学院"。

　　主持人许戈辉：当年，红楼东侧有一条小河向南流去，被刘复教授称为"北大河"，河的东岸叫"黄城根儿"，河的西岸叫"北河沿儿"。今天的58路公共汽车站站牌上有一个地名，叫"骑河楼"。可以想见，当年一定是有一座独具匠心的小楼，曾经浪漫地骑跨在北大河上，左脚站在黄城根儿，右脚落在了北河沿儿。

　　这就是坐落在骑河楼的民政部大院。96年前，这里是京师大学堂同文馆。红楼出现后，这里便成了"北大法学院"。蔡元培出任校长时，法学院的拱形门里开张了北大学生储蓄银行，为的是增进学生的理财能力。经济系教授马寅初，兼任银行行长。

　　这是旧北大的老灰楼。过去，老灰楼楼前曾是巨大的广场。广场再往前，就是红楼。灰楼是研究生宿舍，由3座呈90度角联在一起的楼房组成，形状仿佛是差一笔没有写完的"口"字。传说如此建造，完全是为了控制学生。灰楼一共8个门，依次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也就是《千字文》的前两句，但8个门中通向外界的只有"地"和"黄"两个门洞。因此一旦学生学潮涌动，学校只要堵住这两个门洞，灰楼便会水泄不通。

　　主持人许戈辉：老灰楼南边的广场，就是五四学潮的策源地。而1947年，北京学潮再次从这里推向全国，矛头直指国民政府。从1947年开始，这个广场被北大学生命名为"民主广场"。不过今天，广场不广。由于北大早已离开红楼，迁往人烟稀少的西北郊区，这个广场渐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简易楼。尽管国家文物局一再强调这是文物保护重点，但蜗居这里数十年的中国作家协会苦于无处可走，依然故我。

　　抗战爆发后，北大曾迁移中南和西南。1946年，北大在内战前夕，再次回到汉花园大街。此时，国共两党剑拔弩张，到了决战关头。

　　在汉花园里，完好保存的唯有这个院落。它曾是校长办公基地，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胡适，都曾在这里主持过校政。

　　每年春天，这里的花树依旧，只是踩踏落花的主人不再是北大校长，而是文化部历届部长和副部长。

　　主持人许戈辉：北京人管汉花园所在区域叫"沙滩儿"。不过，北大河形成的那一小块可怜的沙滩，今天早已无影无踪。"沙滩儿"，只不过是北京人含混不清的记忆。不过北京人都知道，"沙滩儿"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而北大必须寻找更大更广阔的空间。

　　1952年，中国高校进行了一次伤筋动骨的"院系大调整"，北大用自己的历史留给汉花园大街一个新的名字--"五四大街"--随后便从散落在红楼四周的3处园子，向当时十分偏远的西北方向迁去。此后，汉花园红楼给了国家文物局，校长办公处给了文化部，"民主广场"给了中国作家协会。而京师大学堂总部遗址，划归人民教育出版社，理学院宿舍沦落为中宣部家属大杂院儿。与此同时，北河沿儿拱形门里的法学院归了民政部，被解放军强占的长椿街大院确定为新华社驻地。

　　主持人许戈辉：200多年前，我身后的这片湖区不叫"未名湖"，它是乾隆赐给重臣和珅的淑春园。和珅在这里开凿大小湖泊，用掘出的泥土堆造湖心岛。和珅建造的楼台有64座，游廊亭阁357间，还有上千间房屋。1860年，圆明园大火由北而来，淑春园没能幸免，只留下湖心岛东侧的石舫底座和湖南小山上的临风待月楼。于是，淑春园就在寂静中等待着，等待着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到来。

　　1919年，美国教会筹建"燕京大学"，选中传教士司徒雷登做校长，路思做副校长，地址就在和珅的淑春园。

　　路思一上任，很快从国际教堂全球运动筹得160万美元首期建设款。他建议，燕大建筑的外包装，采用中国古典风格，建筑内部，配以现代设施。在杭州出生的司徒雷登大为赞赏，便请十分欣赏中国古典建筑的美国建筑大师墨菲做总设计师。

　　墨菲来到淑春园，绘制燕大规划图。他从北京玉泉山的古塔那里获得灵感，认为燕大主轴线应该指向淑春园湖区东侧的一座塔，湖区和燕大主要建筑物都应在这条主轴线上。

　　20年代，司徒雷登陆续买下陕西督军陈藩的勺园、前总统徐世昌的鉴春园、革命军副司令张学良的蔚秀园、废帝七叔载涛的朗润园，使燕大校园一次次拓展。

　　20年代末，燕大在和珅的临风待月楼庆祝建校10周年，冰心教授提议，不如把临风待月楼改叫"临湖轩"，立即得到赞同。钱穆教授顺水推舟，建议把和珅在临湖轩北侧挖出的这片湖叫做"未名湖"。

然而，随着燕京大学自50年代永远消失，燕大这片老园子，只留下一个温馨而怀旧的名字--"燕园"--直到90年代初，这片老园子，都因远离北京城区的喧嚣，显得格外宁静美丽。

    主持人许戈辉：1952年，北大迁出巴掌大的沙滩儿汉花园，占据了燕大这片老园子。但北大医学院和北大农学院分别独立，扩充成"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与此同时，北大工学院划入清华，而北大吸纳的却是清华文学院和理学院以及燕大的全部。从此，燕京大学不复存在，兼并在北大之中。

　　进入北大西门，可以看见草坪上竖立着两座华表。这是真家伙，绝不是仿制品。它们原先站立在圆明园，建设燕大时，被美国人移到这里。

　　华表始建于尧。不过尧在世时，华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华表叫"诽谤木"，是木头做的，竖着一大根，顶端横着一小根。人民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就拿刀刻在华表上。华表还是路标，尧派人把它立在大道路口，给世人指路。

主持人许戈辉：蹲在华表顶端的那个动物叫"犼"，是龙的9个儿子之一。放在皇宫里面的华表，犼冲着北方，名叫"望君出"。每当民间发生灾害，望君出就呼唤君王出宫体察民情。放在宫外的华表，犼冲着南方，叫"望君归"。君王如果在宫外游历太久，望君归就会呼唤君王回宫理政。1952年，北大离开了沙滩儿的民主广场，却来到华表跟前，而关注社会的天性，100年来，从未改变。

二、“此时幸遇先生蔡”

    主持人许戈辉：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但只招七品以上官员的孩子，只学习儒家经典。直到戊戌变法，尽管千年科举不好一日废除，但为了宣传新知，改革派创建"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的最高学府。梁启超还代表总理府和军机处，草拟了办学章程，第一次明文提出"中西并用"，而且专门设置了"西方语言系"。

　　1902年，京师大学堂得以恢复后，得到慈禧和管学大臣的支持，每年可以从中央政府得到20万两白银，其他费用由各省分摊，各省保送学生进京，要为保送生治装，出路费，学生在京师大学堂全奖学习，吃喝住行都是公费，毕业后相当于古代的进士。当然，西学的同时，他们必须尊孔读经。

　　京师大学堂毕竟是改革产物，学生们又自认为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1903年，俄国对中国东北提出领土要求，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不顾高压，集会抗议，组织"抗俄铁血会"。他们要学古代太学生，"伏阙上书"。这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学潮，从此，北大总与政治风潮密不可分。

　　1904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留学生。

　　1905年，科举制度和国子监寿终正寝，京师大学堂货真价实地成为晚清惟一的最高学府，下分文、理、法、工、农、商、医7个学院。除此之外，它还负责地方学校的管理和教学课本的编译，是货真价实的教育部。

　　【主持人许戈辉：京师大学堂时代出了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发现了水杉的植物学家胡先骕，还有做了司法总长的法学家张耀曾。不过，京师大学堂总的来说还是国子监的变种继承。由于许多学生是八旗贵族子弟，所以每个学生都带着一个听差，上学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据说，那时上体育课，老师要给学生先鞠一个躬，喊一声"老爷"，然后才能必恭必敬地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除了校政陈腐，严复就任校长后，碰到的第一件头疼事就是经费不足。教育部曾以缺少经费和管理不善为由，建议停办北大。年近60岁的严复四处奔走，筹措资金，使改制后的北大得以维持。

　　严复对北大进行了初步改革，再次废除尊孔读经。不过，蔡元培来北大之前，北大仍不是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中心，而是学生们升官发财的一截梯子。蔡元培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改革不彻底的北大，变成了学术至上的真正大学。每一年，通过择优录取，获得合理的学生成分。如今这种勤学苦读的场面，早在80年前就已经形成，这正是蔡元培苦心经营的。

　　主持人许戈辉：大历史学家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大。他后来回忆说，当年北京人曾调侃说，常常光顾八大胡同的大多是"两院一堂"。八大胡同是老北京的红灯区，"两院"指的是民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一堂"指的就是京师大学堂！

　　严复校长辞职后的3年，北大校长走马灯一样换了3位。但北大还是北大，师学们一边教书学习，一边逛八大胡同，一边还关心政治。

　　采访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袁世凯称帝，一直盛行一种思潮--想通过国家的力量，通过强权的力量和最大限度地实行社会总动员，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独立的国家--这么一条思路，我们把它叫作"国家主义思潮"。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尊孔教"。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执论》中讨论怎样实现国家现代化，认为光有国会不行，光有物质不行，要"立人"，而且要"排众数而任个人"。

　　鲁迅这篇文章发表后，个人主义思潮和科学精神暗暗涌动，开始动摇专制原则。1913年，中国出现了一次留美高潮。1915年，留学生们创办《科学》杂志，第一次使用横排版，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陈独秀提出，爱国不是爱军阀国家，要提高老百姓的自觉性，兴办杂志。李大钊比较法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是"国家主义"，俄国革命是爱人，中国应该走俄国道路。身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写文章说，一个国家没有军舰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大学。

　　主持人许戈辉：早在戊戌变法刚刚失败的时候，蔡元培已经认识到，仅靠皇帝无法振兴中国，应该教育培养大批人才。于是，他辞掉皇帝加封的翰林头衔，南下江南，兴办新式教育，从此与教育结下一生之缘。1912年初，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只因为袁世凯总统越来越专权，蔡元培才退出内阁。1916年，袁世凯病逝，远在欧洲的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电报，要他出任北大校长。这是他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同时又使他面临严峻的挑战。

　　由于北大校政的腐败远近遐迩，革命党反对蔡元培介入是非之地，吴稚晖和汪精卫就是反对派。当蔡元培邀请他们同来北大相助，两人明确拒绝。

　　支持蔡元培的，只有孙文。考虑到让沉闷的北方策应南方革命，孙文竭力主张蔡元培立即赴任。

　　1917年元月4号是蔡元培到任的第1天。校工们在北大理学院南门列队行礼，蔡元培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的老爷派头，脱下礼帽，庄重地向校工鞠躬，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元培首先要为北大物色一位文学院院长，他决定聘请陈独秀。

　　陈独秀因为宣扬新思想和新文化名声大作。当时，住在北京前门一家旅馆，正准备南下上海去办《新青年》杂志。经不住蔡元培执意邀请，陈独秀答应来北大，而且把《新青年》一并带进北大。

　　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他一定没有想到，陈独秀后来成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潮的领袖，而且缔造了共产党。

　　采访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1917年左右，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担任校长前后，整个社会一批精英知识分子都集中在北大。蔡元培来了以后，经过别人推荐，他聘请了陈独秀作文科学长。陈独秀又推荐胡适，章士钊又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

　　蔡元培"兼容并包"，不计门派。黄侃、辜鸿铭、刘师培思想守旧，但旧学深厚，蔡元培便留在北大讲学，只要他们不鼓吹复辟。

　　主持人许戈辉：蔡元培聘请辜鸿铭在北大教授西洋文学。尽管这个身穿枣红马褂留着小辫子的文化怪人守旧而偏激，但学生们仍能从他的言论中感觉到火热的赤子之心。蔡元培对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鸿铭先生的英文和刘师培先生的国文，并不要你们也来拥护复辟。"蔡校长聘梁漱溟为哲学系教授，同样不拘一格。梁漱溟只有24岁，自修印度哲学，而且没上过大学。蔡元培破格将这位只有中学文凭的年轻人来北大做教授，造就一颗学术明星。

　　采访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实际上，本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精英都集中在北大。它所形成的"北大精神"，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或者说北大精神代表了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它树立了基本的范式。

　　采访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面，相对来说有独立风格的北大是最明显的。不见得北大出来的人都比别的地方强，但北大人走到哪儿，都能认得出来。

　　主持人许戈辉：比较世纪初的上海和北京，新文化运动似乎应该在上海爆发，但事实上却发生在北京。或许，这只是因为北京有蔡元培的北京大学。1918年12月17号，是北大成立20周年的校庆日。为给20年来第一次校庆助兴，吴梅教授创作了校歌，校歌的最后一句歌词是："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三、五四学潮

    主持人许戈辉：1917年，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鲁迅为北大设计了圆形校徽，并在第2年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与胡适、钱玄同、刘复、沈尹默一道将白话文运动推向极至。这一年，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一切的合力，终于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传播中心。

　　1918年，北大共有90位教授，但平均年龄刚过30岁，而胡适和刘复只有27岁。非常有趣的是，当时北大本科生的平均年龄是24岁。

　　蔡元培倡导"平民教育"，人人可以在北大自由听讲，以致于北大边缘人和旁听生里同样人才辈出。后来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茅盾，是北大预科生。唯美主义作家沈从文是旁听生，后来在国立西南联大做教授。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曹靖华都是旁听生，后来曹靖华成为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是北大俄文系主任。

　　1918年秋天，蔡校长和邵飘萍组织"北大新闻研究会"，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一边在哲学系做旁听生，一边参加了邵飘萍的组织。

　　主持人许戈辉：蔡元培为工友们创办了"校役夜班"和"平民夜校"，还喊出"劳工神圣"的响亮口号。1918年冬天，北大在天安门举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演讲大会"，蔡元培两次发表《劳工神圣》的演说。在他邀请下，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马寅初纷纷演讲。蔡元培把这次对民众的演讲活动，称为中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在蔡元培支持下，北大学生邓中夏和许德珩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毛泽东也在其中。实际上，蔡元培并不赞同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而是主张"潜修"，以备将来报效国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蔡元培会容忍政府镇压学生。

　　1918年冬天，持续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德国告终，中国是战胜国。中国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北京城旌旗满街。喜气洋洋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并不因为是战胜国而享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权益。这便是五四学潮的源头。

　　主持人许戈辉：外交总长陆徵祥作为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没能劝阻西方列强抵制日本，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收归国有。1919年5月1号，陆徵祥来电请求处分，同时说如果不签约，对日后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对关税自主非常不利。京城一时谣言四起，在痛骂日本无道的同时，转而指斥过去曾与日本人谈判过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卖国"通敌。

　　5月2号，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和《国民公报》撰文呼吁："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蔡元培把外交失败的消息通报北大，叹息着转告给罗家伦和傅斯年。

　　北大每年5月7号都要国耻纪念，声讨袁世凯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与日谈判二十一条。此时，北大本来就在集议纷纷，计划在去天安门示威。获知巴黎和会失败，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保全青岛利益。

　　５月３号傍晚，北大学生在法学院礼堂召开"学生会"，并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北大新闻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经过后，有的学生痛哭失声，有的上台慷慨陈词，法律系学生谢绍敏还咬破手指，扯碎衣襟，用鲜血写下"还我青岛"。最后，由许德珩起草了宣言。

　　采访前北大副校长沙建孙教授：5月3日这个大会，在北大三院召开了。会上同学们情绪激昂，决定在第二天举行示威游行。以北大学生为主，还有其他院校学生有3000多人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这样一些口号。

　　5月4号下午两点，蔡元培没能劝阻住学生。在傅斯年指挥下，3000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集会演说。步军统领李长泰赶到天安门，劝学生解散，学生置之不理。学生们高呼着"打倒卖国贼"，向使馆区进发。教育部派干事劝阻，被当场拒绝。随后，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坐着摩托车亲来拦阻，仍无效果。吴炳湘下令给警察，对学生必须"文明对待"，连警棍也不许带。

　　主持人许戈辉：五四是星期日，学生们去使馆请愿扑了空，便掉头北去，杀向东四赵家楼曹汝霖官邸。学生们发现曹宅大门被警察用石块儿和木板封堵着，愈加怒不可遏。他们绕屋环行，见屋后有几扇小窗，便用石头击碎，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穿窗而入，打开大门，让同学们蜂拥而入，疯狂摧毁曹家的一切。混乱中，他们找到几筒汽油，焚烧客厅和书房，并将章宗祥殴打成重伤。

　　4点半，吴炳湘率警官赶到曹家，向天空鸣枪。学生们迅速逃离，只被警察抓到32名，其中即有活了100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

　　许德珩被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押往警察厅。后来，许德珩写道："为雪心头恨，而今作禁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5月5号上午，教育部责令各大专学校校长，严厉约束学生，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予以开除。但14位大学校校长开会商讨，决议推派代表，分别去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请愿，呼吁释放学生。他们认为，学生是爱国的，如果爱国有罪，14校全体职员情愿罢职。

　　与此同时，14所大学学生宣布集体罢课。

　　蔡元培虽不同意罢课，但也反对逮捕和惩办学生。他和教务长马寅初联名上书，表示"为要求释放被拘留诸同学，鄙人愿负完全责任"！6号晚上，蔡元培来到警厅，愿以身家担保，释放被捕学生。

　　7号上午，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分别返校，学生宣布复课。

　　北大派车接回被捕学生，蔡元培率师生在红楼校门列队，欢迎学生回校。

　　学生们看到，51岁的老校长双泪纵横。许德珩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迎接我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从这段难得的活动影像上看，蔡元培一派慈祥和蔼的长者风范。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长者竟被高层弹压，不得不辞职离京。北大学生上书政府，要求下令挽留。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教育部请愿，表示如果教育部不全力挽留蔡先生，北大教师"将一致辞职"。顺应这些呼声，教育部明文挽留蔡元培。蔡元培复电民国政府，强调对学生不可镇压，否则决不返校。

　　风潮渐已平息，邓中夏和高君宇又在红楼组建"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呼吁抵制日货，挑起学潮新高。5月17号，外省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潮。19号，北京2万5千名学生再次总罢课，四处演讲，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队"。

　　主持人许戈辉：学潮迅速在全国蔓延，许德珩也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5月21号，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北大学生代表发言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做彻底的革命！"孙文也参加了大会，会后他向北大学生说："我所领导的革命，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成功。"

　　采访前北大副校长沙建孙教授：6月3日，北大有大批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反动当局出动了军警进行大逮捕，第1天就有178人被捕，其中十之七八是北大学生。第2天有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进行讲演，向群众做宣传。这一天，有七八百学生又被逮捕。但是北大学生斗争也很英勇。第2天，有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北洋政府出动了马队，对学生队伍进行冲击。

　　6月11号，陈独秀来到前门外，跑上新世界游艺场3层，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当晚，警察突然闯入北池子箭杆胡同９号，抄了陈独秀的家，宣布逮捕陈独秀。长沙学生领袖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被捕及营救》，认为陈独秀被捕"无非是为着赛因斯和德莫克拉西"，他盛赞陈独秀是"思想界明星"，具有"至高至贤精神"。

　　采访前北大副校长沙建孙教授：6月3日后，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首先是上海的六七万工人自动投入斗争，全国有20多个城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的声势。

　　6月5号，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800多名被捕学生获释。10号，徐世昌总统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布"批准"他们辞职。

　　23号，徐世昌会见各界代表，山东代表声泪俱下，说"自济南起程时，山东父老兄弟姐妹皆环跪车站，叮嘱代表请求不遂，不得生还"。后来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屈武，当时是陕西请愿学生代表。他慷慨陈词，说到痛心处，跪地痛哭，以头触地，鲜血直流。徐世昌当即宣布，已经电令陆徵祥从缓签字。

　　1919年6月28号，陆徵祥拒绝在《凡尔赛对德和约》上签字，使山东案暂时悬留。

　　主持人许戈辉：老北大的校庆日一直是12月17号，1953年以后才改为5月4号，这无非是因为北大发起了五四学潮。不论将一个著名学校的生日改成另一个日子是否合情合理，但这至少可以看出五四学潮之于北大的重要。换句话说，没有五四，北大的意义就会降低。

四、巨星的陨落

    主持人许戈辉：鲁迅介入北大，是从加盟《新青年》杂志开始，他曾发表许多惊世名篇。而在鲁迅一生中，他任教时间最长的大学是北大，从1920年到1926年，前后6年。不过，鲁迅只是北大讲师，不是教授。蔡元培校长规定，只有全职在北大教书的人才可以聘为教授，鲁迅只是兼职，所以只能做到讲师。

　　应蔡元培邀请，鲁迅为北大设计了这枚校徽，一直沿用到1949年。随后，鲁迅加盟《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成为被北大敬仰的巨匠。

　　1920年夏天，鲁迅聘为北大中文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德语系毕业生冯至曾在中文系听过鲁迅的课，他回忆说，"这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每次，当鲁迅老师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教室，喧闹的教室只剩下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仿佛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鲁迅尊重年轻人。他在寓所，经常接待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夜深了，他总是亲自端上油灯，把同学们送出寂静的胡同。

　　鲁迅又以特立独行为人格特征。由于他是兼职北大，所以从不以北大教师自居。但1925年，当北大学生会请他为北大校庆27年写篇纪念文章时，他却欣然应允，写了《我观北大》，对北大作出中肯的评价。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大为死难学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鲁迅写下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称1926年3月18号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随后，段祺瑞通缉激进的知识分子，包括北大的李大钊、马叙伦、鲁迅。鲁迅从此去了南方，1936年在上海病故。

　　主持人许戈辉：1920年之前，影响中国最大的还不是鲁迅，而是3只兔子。留学欧洲的蔡元培、留学日本的陈独秀、留学美国的胡适，他们都属兔儿，因此被戏称为"改变中国文化的3只兔子"。

　　蔡元培号称做了10年北大校长，但10年中一半时间不在北京，有时候迫于政治压力不得已离京出走，有时候又在欧美考察大学教育。于是，蔡元培常常把校长之职委托给总务长蒋梦麟代理。

　　蔡元培一贯认为，教师和学生，应该以做学问为本分，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五四学潮中，蔡校长一度离京出走，经师生一再恳求才勉强回校。回校之前，他发表文章说："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20年代，蔡元培对欧美的考察，更坚定了他对现代平民教育的理念。他坚持男女同校和读书不为做官的戒条，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0年3月5号，蔡元培客死香港，享年72岁。

　　为了纪念他对北大和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尽管他的手上沾有共产党人的鲜血，他的塑像仍在1982年被竖立在未明湖南侧寂静的小山之间。

　　主持人许戈辉：被蔡元培三顾茅庐请进北大的陈独秀，既是文学理论豪，也是政治家。他自1917年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第2年与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宣扬新文化和共产主义。1919年五四学潮，陈独秀跑到前门散发激进传单，因此当晚被捕，1920年逃离没有人身自由的北京城。

　　出狱后，陈独秀乘一辆骡车，在李大钊护送下，化妆离开北京。

　　一路上，两位教授已在谋划着，筹建共产主义政党。

　　采访前北大副校长沙建孙教授：历来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叫"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1920年初，据高一涵后来回忆，李大钊跟陈独秀坐着骡车，到乐亭去，在路上曾经商量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李大钊把陈独秀安排在乐亭后，返回北大，陈独秀不久后南下上海。

　　在新党名称上，陈独秀一直拿不定主意，不知该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决定，叫"共产党"。

　　1921年夏天，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公推为第一届总书记。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全面清党，陈独秀不统一武装反抗，给共产党造成坐以待毙的局面，损失惨重。8月7号，共产党撤消了他的一切职务，两年后将他开除。但陈独秀脾气倔强，始终不能厌恶国民党，宁可把牢底坐穿。

　　1942年，在贫困交加中，陈独秀病死四川。

　　主持人许戈辉：陈独秀推荐给蔡元培的胡适，是更正宗的大学者。1917年，胡适留美归来，担任哲学系教授。他以宣扬新文化为己任，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了数代中国学术。直到五四学潮发生，胡适才与陈独秀分道扬镳，还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因为抗战，而步入政界。1942年，胡适回国，担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北大复校，胡适出任校长。两年后，胡适乘坐蒋中正派来的飞机，南下避乱，被共产党宣布为"头等政治战犯"。

　　后来，胡适去了美国，最后抵达台湾，1962年病逝。

　　主持人许戈辉：和陈独秀一样，李大钊也是留日学生，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求学。李大钊选修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的《政治经济学》之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潮。1917年冬天，28岁的李大钊加盟北大，先是在章士钊推荐下做了5年图书馆馆长，而后改任校长室秘书。

　　李大钊加盟北大，刚好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李大钊是热情的宣传者。在《Bolshevism的胜利》这篇著名论文中，李大钊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赤色的旗帜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世界。"李大钊在早稻田时期，学的是政治学，但因为参加反袁运动，旷课太多，因此是被除名了的肄业生。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北大领袖和列宁主义的启蒙人。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把北大图书馆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传播中心。

　　五四学潮后，新文化运动阵营分野。胡适宣布20年不谈政治，李大钊却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这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列为正式课。1920年，在蔡元培支持下，李大钊创立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采访前北大副校长沙建孙教授：这个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为主要目的。而且他们收集了很多马克思主义文献。当时蔡元培拨给研究会两间房，就叫"亢慕义斋"。

　　李大钊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静仁、高君宇都是小组成员。不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改名"北京共产党支部"，李大钊自任书记。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李大钊是中央委员，负责北方党务。

　　1924年，张作霖通过第2次直奉战争，击溃冯玉祥，重新控制民国政府。第2年，张作霖自任"安国军总司令"，宣布"反共讨赤"，封闭激烈报馆。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北京风声鹤唳，人人自危。4月6号清晨，张作霖指派警察，翻墙闯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逮捕60多名国民党和共产党。李大钊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党务的北方最高领袖，因此首当其冲。

　　李大钊被捕后，不畏酷刑，慷慨陈词："我不短吃，不短喝，为的全是贫苦无告的工农大众！"22天后，38岁的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监狱，被绞刑处死。

　　80年代初，北大俄文楼前面树起李大钊塑像。李大钊生前留下的都是正面照片，所以他的塑像后脑勺，不得不按照儿子李葆华的头形塑造。

　　主持人许戈辉：实际上，要算北大巨星，必须算上哲学和数学双料教授张申府。20年代初，他和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建共产党，后来又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张申府才华横溢，却刚愎自用，终与陈独秀不合，半途退党。所以在内地教科书中，共产党元老张申府，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分析哲学和马列主义，似乎仅仅影响了他的弟弟张岱年。1952年，张岱年从清华并入北大，成为更为著名的哲学教授。

五、国难当头

    主持人许戈辉：实际上，20年代的北大校长不再是蔡元培，而是哲学博士蒋梦麟。不过，蔡元培名声在外，即使无心管理北大，仍是挂名校长，蒋梦麟是代理校长。1930年冬天，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职务，正式改任北大校长。不过，30年代的校长并不好当，那是一段国破家亡的岁月。

　　1931年9月18号深夜，驻华日军突袭沈阳大本营革命军，而张学良副司令为避免刺激日本人，将北大营武器收缴入库，致使日军迅速得手。随后几天，日军迅速占领长春、吉林、敦化，北攻黑龙江齐齐哈尔，南炸辽宁锦州。与此同时，日本人宣布，全部关闭东北13600所小学，194所中学、30所大学。

　　消息传入北大，北大学生通电全国，揭露日军侵华阴谋，同时组织"南下示威团"，原赴南京请愿。12月3号，北大学生从前门火车站出发，先行集体卧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誓死收复东北失地"。两天后，学生们抵达南京游行示威。6号，蔡元培的至交汪精卫接见北大学生代表，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8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反对蒋中正只交涉不抵抗的政策，认为"不丧主权"是"共赴国难"的原则。由于顺应民心，极力主战，汪精卫还政，出任行政院长，使北大吃了一颗定心丸。

　　从这些旧照片上，依稀可以看出北大学生当年那种热烈的激情。

　　这一年，张中行从北京远郊考进北大，住在骑河楼西侧的北大法学院。他没有参加"南下示威团"，只是一心想读书做学问，无论世事风起云涌。他就是杨沫写在《青春之歌》里的于永泽。这位日后的大出版家，提起当年故事，除了学术和学风这些象牙塔里的旧事，再就是沙滩儿的住和沙滩儿的吃。

　　采访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编辑张中行：北大的影响，主要是校风。虽然蔡先生不在这里了，但学术至上的风气还是没什么变化。老北大的学术自由风气没变。

　　主持人许戈辉：张中行老人的写作生涯，从70岁开始，他今年的年龄是88岁。在写作的18年里，他写了8卷散文，380万字。在他的文字中，30年代不会不被提到。但在这位安闲的大学者笔下，30年代与别的年代没什么不同。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即使内忧外患，战火连绵，他只是记得，无论什么时候，中国人的孩子都要有人教书。而他，只是想做教书人。

　　1935年初夏，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奔赴庐山军官训练团，向蒋中正报告华北局势，请示机宜。蒋中正密令第29军承担华北重任，"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宋哲元军长和第29军是喜峰口抗日名将，这个命令，使这支英雄军队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日本人在华北肆意滋事，甚至提出华北"政权化"，国民政府和第29军只能顺应，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时间是12月16号。

　　此时此刻，主战派汪精卫遭遇刺杀，被迫离开政坛，出国疗养。抗日英雄宋哲元不得不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被迫成为亲日将军。而昔日北大的伦理学教授章士钊，竟是这个委员会的"法制委员会顾问"！

　　为了阻止"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北京6000名学生选择在12月9号举行游行示威。

　　采访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一二九游行队伍是从府右街过来，走北海大桥，到北大红楼。经过北大红楼时，我正在地质馆做实验，听到下面叫人。因为上午大家已经得到消息，游行队伍已经进城了。游行队伍一过来，大家就从地质馆楼上跑下来参加了。当时，北大红楼后面有个上课的钟，已经有人在敲了。敲钟这个人，后来到香港大学做了教授。一听到钟声，楼上的人都下来了。尤其在游行队伍中，又有人在那儿叫号，说"你们北大的学生不要忘记了五四的传统"！这很有点激发作用。

　　五四时期，北大是急先锋。一二九学潮，北大却是在外校刺激下转而响应。不过，北大毕竟是北大，而且很快成了学潮中坚。

　　采访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从北大沿着北河沿儿，经过东华门前面，到王府井南口，就到了使馆区。也就是说，冲到那个地方就要流血了。警察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个很厚的防线，学生一冲到王府井南口他们就动手打，把一些同学打得头破血流。

　　在与警察的殴斗中，100多位学生受伤，30多人被捕。

　　曾做过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的斯诺，目睹了一二九学潮，当晚即给纽约《太阳报》发去报道，说一二九学潮是新的五四运动。

　　第2天上午，北大学生召开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北大学生会"，推举朱穆之为主席，韩天石是副主席。

　　采访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北大学生会原来没有成立，也就是一二九这一天才投票。所以一二九第2天，学生会才成立，接着酝酿一二一六罢课游行。

　　为了扩大影响，斯诺提醒北大数学系学生黄敬和清华历史系学生姚依林，让他们把燕大学生黄华、陈翰伯、龚普生龚澎姐妹叫到崇文门苏州胡同盔甲厂13号寓所，亲自面授机宜。他建议在一二一六大游行之前制造舆论，让龚氏姐妹在燕大临湖轩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除美国记者斯诺自己之外，还要请到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天津《华北明星报》、《亚细亚杂志》、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学》杂志的6位记者。

　　从这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开始，龚普生从经济系学生渐渐成长为著名外交家，建国后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龚澎原来是历史系学生，建国后长期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举行记者招待会简直是家常便饭，最后官拜部长助理。她的丈夫是外交部长乔冠华博士。

　　主持人许戈辉：1935年12月16号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典礼的日子，北大1000名学生举着"国立北京大学示威团"的大旗，走上街头。游行队伍走到南长街口，准备冲击日本大使馆，警察不得不用高压水枪拦截。北大学生总领队朱穆之第一个冲上前去，抢夺高压水龙头，被警察用棍子打破了头。

　　采访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新华门那个地方军警比较多。那时候的警察，都是拿着大刀的。他们拿着大刀，挥舞着上来，把学生打散。有好多个学生受伤。有一个叫"蒋经伦"的同学，鼻子被割破了。还有个女同学叫"黄淑申"，屁股给刺了一刀子，满身都是血。

　　这里是宣武门，当年的旧城楼早已不存在，但在一二一六示威中，就在这城门紧闭的宣武门城楼上，斯诺夫妇用照相机，拍下了这段美国人无法理解的历史--一部分中国人要反对外族侵略，另一部分中国人却前来镇压--在游行中，北大校旗先后换了5面，但屡次被警察撕毁。学生们跑进布店，买来白布，写上了"北京大学"。

　　有一部分学生从前门冲出，列队走进天桥广场。黄敬就站在这辆电车上，向人潮涌动的北京演讲，带领大家高呼"反对成立冀察委员会"和"武装保卫华北"。

　　主持人许戈辉：实际上，一二一六大游行比一二九示威更成功。如果说面对一二九示威，北大学生多是观望，那一二一六大游行时已经没有北大学生无动于衷。这次蔚为壮观的学潮，迫使原定12月16号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82岁的袁宝华后来回忆说，他在北大地质系读书时，宿舍里只住两个人，但两个人在一二九学潮之前竟没说过一句话。而一二九学潮改写了北大精神生活，北大学生转而在群体仪式中探讨国家命运。

　　不久，北大学生得知红军经过长征，落脚陕北。但北大尚不知道，不久后，他们也将有一次长征，路线，恰好与红军相反，是南下昆明。

　　主持人许戈辉：1937年7月7号，驻宛平第29军与驻长辛店日军发生摩擦，日军突袭卢沟桥，导致中日全面战争提前爆发。很快，华北陷落，国民政府不得不下令北大、清华、天津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1月1号，长沙临大开学，但紧接着，首都沦陷，武汉告急，长沙越来越吃紧。张治中要求临大师生参军，化为抗日武装。蒋中正大怒，下令临大为未来保存知识力量，继续南迁。

　　1938年2月19号，临大师生自湖南启程，经两个多月长途跋涉，抵达昆明大后方。

　　在整个日据时期，北大只有文学院院长周作人留守，一直在北京照常教书。

六、国立西南联大

主持人许戈辉：1938年4月2号，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将北大、清华、南开合组的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特殊的一页翻开了。

　　这是西南联大保存下来的一间教室，简陋而平凡。

　　采访原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许珍：在这样的教室里边上课，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窗是用棉纸糊的，一刮风，风吹棉纸，沙沙沙地响。下雨的时候，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叮叮当当地响。教授讲课要声音很大，才能压得过雨声和风声。

　　西南联大初建，下无寸土，上无片瓦，只能借助昆明学校校址。但昆明城区的学校实在太少，以致联大理学院不得不设在北郊，工学院在东郊，法学院和文学院竟远在200公里以外的蒙自县。当年，陈岱孙、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均在蒙自一家外国公司寄居，条件十分艰苦。

　　抗战期间，昆明物价涨了300倍，而西南联大教授的工资只涨了5倍。为了养家糊口，即使闻一多教授这样的名教授，也不得不拿出手艺，挂牌为人刻图章。

　　采访西南联大毕业生：闻一多一家有8口人，除了夫妇俩，5个孩子，还有老妈妈--赵妈--帮他做活，从北方带来的。靠他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很困难。每个月，工资只够家人基本伙食费，要吃点小菜可以，要吃肉吃蛋就成问题。有次端阳节我到闻先生家，一家人在开家庭会。开家庭会讨论什么问题呢？那天是端阳节，有人送来个鸡蛋，妈妈就说："爸爸身体不好，这个鸡蛋应该给他吃。"即便如此，闻一多仍然十分用功学问。除了上课，轻易不出门。由于大家总是劝他"何妨一下楼"，渐渐地，闻一多多了一个雅号，叫"何妨一下楼主人"。

　　西南联大人多房少，就连盐商的仓库，也充当了学生宿舍。

　　采访北大地质系董申葆教授：新校舍一个大房子住三四十人，双人床一排排地排满了，双人床对面有张长桌子。一个月大概6块钱的伙食费吧，吃的米有一阵是云南粮仓供给的。那些米中，有相当多的沙子，稗子。穿的就更简单，两套黄布制服，然后一个棉大衣。就这么过冬。

　　1938年秋天，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此后，敌机频繁出动，一旦警报拉响，联大师生必须立即停课，躲避空袭。

　　为了避免损失，西南联大在滇黔川交界的偏僻小县建了分校。那里的条件更差。食堂没有桌椅，学生们就把饭碗放在地上，用粉笔在碗的外围画一个圈儿，表示饭桌。

　　那里没有电灯，每当夜晚来临，学生们纷纷点起桐油灯照明。那时最为动人的场面是，晚饭后学生们手持油灯，成群结队地去图书馆自习。

　　采访原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许珍：到图书馆来看书的人非常多。像我们在南院的，饭都吃不完，就赶紧丢了碗，来占位子，队排得很长。但是经常还占不到位子。占不到位子怎么办？只好到茶馆里面，蹲茶馆，去做作业，去看书。

联大中文系学生汪曾祺后来回忆说："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看书多半在茶馆。昆明街头的大小茶馆，竟成了西南联大为数众多的图书馆的分馆。"

采访原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许珍：西南联大当时物质条件确实非常艰苦。有个有名学者林语堂先生从美国来到昆明，参观了西南联大。他说了两句话。他说，他看了西南联大的师生学习、生活情况后，感到"西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极其艰苦；但是精神生活了不得"！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在北大100年历史中，西南联大8年，是杰出人才出炉率最高的一个时期。大概是"家贫出孝子，糟糠养贤才"的道理。

　　采访北大地质系董申葆教授：那时候，昆明也乱，轰炸、搬家是常事。但国难当头，大家都很努力。当时联大有个校歌，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很熟悉，而这个校歌的确是激励了我们。歌词中有这么几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杨振宁后来回忆说，西南联大4年，给他影响最大的，是物理系王竹溪和吴大猷教授。他说，当年的课堂笔记，现在仍然有用。

　　采访原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许珍：当年西南联大学生上课时候用的课桌椅，大家都称它为"活腿椅"。但是就在这破桌椅上，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的科学家。比如说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历史学家何炳棣、物理学家丁肇中等等一大批世界有名的科学家，也培养了一大批"解放"后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有的就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些人，就是坐在这样简陋的活腿椅上，完成了学业。

　　1938年，任继愈考取西南联大的北大研究生院文科研究所，成为大哲学家汤用彤教授的得意弟子。

　　采访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我觉得北大有个好的传统，那就是相信同学自己的能力，好多课程不是把着手教的，而是自己读，自己看。这个很有好处。而且老师也不鼓励死记硬背，死记硬背答的卷子，分数都很低的。西南联大的文科研究生有李赋宁、王瑶、季镇淮，理科研究生有钱伟长、邓稼先、朱光亚、董申葆。

　　70岁的物理学家黄昆教授，当年在联大，是吴大猷的硕士生。

　　采访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所长黄昆博士：西南联大从学术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强的。我记得我后来到英国读研究生时，与其他同学比较起来，我明显地比他们基础要强。虽然我是去读博士生，从我实际的情况看，甚至已达到博士后的水平。这就完全反映了当时西南联大在学术方面深厚的底蕴。

　　1945年，黄昆考得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去英国利物浦大学读博士，而且娶了位英国小姐作太太。

　　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碑文，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为它刻下篆文。1978年，杨振宁回到这里，一边唱校歌，一边打拍子。他告诉众人，回母校，唱校歌，是他30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

　　《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大大学校歌》起："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六、国立西南联大（下）

主持人许戈辉：在北大的百年史之中，西南联大时期，可以说是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最浓重的岁月。数不清的联大师生，为民族抗战事业，奉献了年华和鲜血，甚至是生命。

　　在闻一多教授一次热情澎湃的讲演后，西南联大834名学生牺牲学业，甚至生命，报名从军，奔赴缅甸和印度抗日前线，做军事翻译。这座石碑，刻着这些英雄学生的名字。后来做了周恩来情报助理的熊向晖和做了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文晋，他们的大名，也在其中。

　　采访原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许珍：1941年的时候，日本飞机来轰炸，扔下的炸弹炸出一个大坑。以后下雨积水，当时西南联大也来不及修理，所以就成一个污水塘。

　　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就是坐在这个池塘旁的草地上，听着朱自清、闻一多、吴晗抨击政府时政。由于云南势力的代表人物是龙云，他同情共产党，对昆明民运从不干预，反而明确支持。那个时候，昆明一直被称为"民主堡垒"。

　　1944年，在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介绍下，闻一多秘密加入民主同盟，从一位反革命的旧学士，突然变为活跃的反政府活动家。他的诗，也化为宝剑。

　　采访全国人代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北大社会学所所长费孝通教授：我认识闻一多先生，他是个诗人。为什么叫"诗人"？他的生命就是一首诗！他用诗来待人，来观察生活。这句话很难懂，要懂得诗的人，才懂得。他超越了当时一般的感情，追求一个更高的境界。

　　1945年入冬，国共摩擦日渐其盛。11月25号，6000名昆明学生聚集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矛头直指国民政府。警察在校外戒严，禁止联大师生出入，同时包围了会场，气氛骤然紧张。

　　采访原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许珍：当时我们就坐在前面，钱端升讲的是国民党的政治，他正在讲的时候，突然灯熄了。灯熄了以后，就听见打枪，机关枪、迫击炮一起响，子弹就在我们头上飞。学生会主席叫"王瑞岩"，是外语系的同学，他喊："大家不要动！不要动！"我们都很听话，动都不动，子弹飞过去就把头低下来。一个也没有动。接着，学生会把汽灯准备好。汽灯挂上以后，钱端升接着讲完话后，费孝通就上去讲。费孝通一站上去，那几句话煽动性很大。他说："我们就是要反对内战。我们不仅在黑暗中要反对内战，我们在敌人的枪炮声中也要反对内战！"同学们热烈鼓掌，简直太好了！

　　5天后，昆明3万学生罢课，要求立即停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同时呼吁驻华美军撤出中国。

　　主持人许戈辉：12月1号，为了弹压共产党指使的昆明学潮，革命军向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发起暴力袭击，殴打学生，甚至向校园里扔手榴弹，杀死包括两名西南联大学生在内的热血青年，受伤师生数百，促发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这起惨案，激怒了以写诗应付生活的闻一多。

　　1946年7月11号是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离开昆明、回迁京津的日子，就在这天晚上，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仆教授偕夫人张曼筠在回家的路上，在青云街学院坡遇刺身亡。消息传开，民怨沸腾，闻一多勃然大怒，置生死于度外。4天后，闻一多冒死参加"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作了平生最后一次演讲。他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这天下午，闻一多和楚图南又奔赴昆明府甬道14号《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事件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从李公朴遇刺讲到内战危机，呼吁新闻界分清是非，主持公道。散会后，47岁的闻一多由长子闻立鹤陪伴回家，在西仓坡西南联大宿舍门前同样遇刺，头部连中三枪，当场惨死，闻立鹤身负重伤。

　　实际上，朱自清并非闻一多的知己，但国家痛失英才的悲愤，即刻使朱自清萌生了全面整理闻一多遗作的冲动。他要编纂《闻一多全集》。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朱乔森教授（朱自清第3子）：我觉得，他一生更注重的是责任。他的爱国主义如果说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爱国就要注重自己的责任，包括拒绝美援的事。爱国，他就要把学生教好，要把研究工作做好。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特别兴奋的人，他一生都是比较平静，他一生都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没有停止过。在他的日记中间经常看到，他经常谴责自己，没有好好利用时间，但是他几乎两三天就写出一篇文章。

　　朱自清1920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是散文家，他的《背影》和《荷塘月色》家喻户晓。时至今日，内地教科书上，朱自清散文依然是必修经典。

　　朱自清和闻一多，一个出身北大出身，一个出身清华，一个中年旅欧，一个少年留美，性格完全相反，笔锋各有千秋。西南联大时期，两人曾在中文系主任职位上轮流执政。其实，朱自清和闻一多并不是一对可以把如此重要的职务彼此抛来扔去的莫逆之交，两人根本谈不上什么交情。全力整理闻一多遗作，完全是因为一位真正的学者的责任心。仅仅为了这份天赋责任，朱自清用尽生命的最后一搏，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一边写文章维持艰难生计，一边编辑着《闻一多全集》。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朱乔森教授（朱自清第3子）：总的来说，私交并不是很好，并不能算是知己的朋友。但是闻伯伯去世后，我父亲写了多篇文章悼念他，对国民党抗议。他在很多文章中说，我们是不甘心的，这样被暗杀了，是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至于整理闻伯伯的全集，我觉得他是全力以赴的。因为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1948年夏天，朱自清病逝。与此同时，《闻一多全集》8卷本面世，这是继《鲁迅全集》之后，现代文学史上的第2部个人全集。

　　主持人许戈辉：清朝有一位大书法家大篆刻家叫"邓石如"。邓石如的五世孙是邓以蛰，他曾早年留日，是早稻田大学的文学博士，20年代他是北大哲学系赫赫有名的美学教授。而邓以蛰的儿子可了不得，他为中国主持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被称为"两弹元勋"。他就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生邓稼先。责任心同样可以诠释他的一生。

　　1948年，邓稼先远赴美国波士顿大学，攻读原子核物理。他仅用两年时间，就拿下博士学位。由于拿到博士学位时只有26岁，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称他为"娃娃博士"。

　　采访前北大基础医学所副所长许鹿希（许德珩之女、邓稼先之妻）：1958年的一天，钱三强跟他说，要调他去做这个工作。邓稼先马上明白是造原子弹，他的回答就是："我能行吗？"钱三强就给他分析他的情况。邓稼先当时是34岁，我30岁，我的孩子一个4岁，另一个两岁。他当时实际上马上就答应了，就是服从组织调动。他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俩一夜都没睡，谈了一夜。

　　在原子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中，邓稼先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当年赴命主持核武器研制时，他只告诉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今后不能管家里的事了，我的一切已献给了未来的事业。"从1958年开始，许鹿希也从不问丈夫在何处工作，一个人承担起家庭的一切。在许鹿希接受采访时，她曾几次用"那是一段非常舒服的日子"来描绘1958年之前的日子，那种对夫妻共同生活的留恋之情，不言自明。

　　1964年10月16号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号，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86年7月2号，邓稼先积劳成疾，患癌症去世，享年62岁。

　　主持人许戈辉：1938年底北大校庆，老校长蔡元培祝愿北大，希望它有个更高的未来。在北大百年历史中，1938年是最为艰难时期的起点，但我们中国的先贤一如既往，总是希望后人能超越自己。

七、风雨中的红楼

主持人许戈辉：1946年，西南联大一分为四--联大师范学院永远留在昆明，改名为"云南师范大学"，为西南培养师资，以报答云南的8年养育之恩，而北大、清华、南开，回迁北方--10月，西南联大的北大部分完成回迁，北大正式复校，由胡适担任校长。不幸的是，胡适是个原本想安安静静做学问的人，但恰在暴风骤雨的时代被推上了火山口。

　　在大动荡的年代里，谁也无法知道，未来将会与自己结下怎样的因缘。

　　1946年，蔡元培时代的学生许德珩回到北大，在政治系讲授《社会发展史》。他不会想到，仅仅两年之后，胡适校长被迫远去美国，自己将成为北大领袖。这一年，许德珩的大女儿许鹿希考上北大。但许鹿希无法知道，自己会嫁给物理系助教邓稼先，成为"两弹元勋"的夫人。同样是这一年，20岁的于敏，从西南联大转入北大物理系，他也没有想到，偶尔和他倾谈一夜的邓稼先，后来会跟他共事20年，而且始终是他的老上级和老搭档。

　　采访中国科学院于敏院士：同邓稼先在工作上是合作伙伴。一般都是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后来到九院，他是理论部主任，我是副主任。再后来他任九院的院长，我是副院长。我们就是这样，一起工作了20多年。

　　于敏自称"土专家一号"，他从没出过国，但这并不妨碍他辅佐邓稼先，并成为"中国氢弹之父"。事实证明，邓稼先和于敏结成工作集体，其业绩毫不逊色于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也不逊色于苏联的库尔恰托夫和萨哈罗夫。

　　40年代末是大动荡的年代，内战烽火连天，国民政府风雨飘摇。

　　1946年12月24号晚上，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去看电影，途经东单，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皮尔逊伍长架至东单操场，预行强奸。适有路人报案，美军被警察抓获，但国民政府以"有污友邦"为由，禁止报载消息。几天后，各大城市爆发了罢课和示威游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抗议政府软弱，斗争一直持续到1947年元月。

　　对沈祟事件，胡适校长说："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对于学潮，胡适一直态度坚定。他多次讲，古今中外都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令人不满而必须提倡政治改革时，责任往往落在青年肩上，像汉宋大学生请愿、明朝东林党攻击朝政、清末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民国五四学潮--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学生。而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不能满意。听到学生被打伤和被捕，胡适总是赶到医院探望，设法营救学生。但在沈祟事件中，他依然保持着高度清醒，指出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要因为民族情感，把它政治化。这个态度，北大和学生难以理解。在这场风潮中，再没有什么人因为反对政府而心有余悸。

　　这一年，为了应付内战，弥补财政赤字，国民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北大难得温饱。饥饿中，北大的愤怒再一次爆发。在墙报上，胡适校长看到这样一份声明："举起我骨瘦的手，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5月4号，上海学生游行示威，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学潮迅速扩大到各个城市。

　　北大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宣布5月19号起罢课3天，把6月2号定为"反内战日"。北大罢课第2天，即5月20号，南方大城市的学生联合起来，在总统府门前示威，被打伤50人。也是这一天，天津学生也举行了示威，也被打伤50人。这就是著名的"五二零血案"。

　　主持人许戈辉：五二零血案后，胡适校长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大多数师生急转直下，对国民政府失去信任，成为共产党的拥护者。有一次，朱子清教授的3儿子朱乔森在作文中引用鲁迅的话，说"在可诅咒的地方，要敢怒，敢笑，敢骂，来击退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朋友们提醒朱自清，劝阻儿子不要太左。朱自清大声反问："在这个时代，不左，难道还要他右吗！"

　　对孩子，朱自清是温情的。对他们的劳动，这位大教授总是要说声"谢谢"。但在原则问题上，朱自清异常严厉。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朱乔森教授：当时我们经济非常困难，也没有桌子。当时因为日本人侵犯，满地扔的都是一些破烂，我们拣了个桌子回来。我父亲非常生气，说这是公家的，退回去！以至于在门口，有辆大车倒了一堆黄土，我妹妹就拿那个黄土玩儿，我父亲就告诉她："你不要拿，这是公家的。"北大对朱自清最大的影响是，民族至上。那不是一般的民族心，它常常以个人牺牲为代价。在40年代贫病交加的日子，清瘦的朱自清铁骨铮铮，竟拒绝了美国救济。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朱乔森教授：他那个病非常厉害，经常是疼痛呕吐，彻夜不眠。他极需要营养和治疗，但是他拒绝了美援，一下子就使我们家的生活来源损失了五分之二。因为，当时他的全部工资也就只能买3袋多面粉。国民党的法币不值钱，美援面粉的配备是两袋面粉。你拒绝了两袋面粉，损失就很大了。

　　穷困和劳累，加剧了朱自清的病痛，啊的体重降到77斤，最后终于病倒。他嘱咐他的研究生王瑶，如果过三四天我还是不能起床，你就代我去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去世前一天，他叮嘱家人："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

　　40年代末的那场内战，没有像胡适期待的那样。国民政府土崩瓦解，大势已去。胡适终于做出决定，离开北大，飞南京。后来，胡适去了美国，最终绕道台北。

　　胡适走后，北大校长出缺，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汤用彤院士事实代理校政。

　　1949年2月3号，解放军进京。汤用彤教授代表北大，接受新政权管理。5月4号，北大成立临时校政机构--"北大校务委员会"--在委员会常委中，有始终拥有政治热情的九三学社理事长许德珩教授、有在西南联大不畏暗枪威胁而登台演讲的钱端升博士、有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教授。而校务委员会主席，是汤用彤。直到1951年马寅初校长前来接替，汤用彤始终代理校长职务。

　　100年的北大，说到此时此刻，刚好说完了一半。从孙家鼐出任管学大臣，到汤用彤担当校务委员会主席，前后半个世纪。那正是北大紧挨着皇宫，随时可以去天安门示威的时期。大凡历史稍长的学校，总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新思想沸腾于校园，图书馆灯火通明，学生宿舍高谈阔论，一次次鼓噪的政治参与，这便是北大前50年的独特而永恒的风景。自从新文化运动名扬四海，人们总是用追求民主与科学赞许北大，因而鲁迅评价说："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在北大的前50年，蒋梦麟是最重要的校长，但最有名的却是蔡元培和胡适。梁漱溟说："蔡元培先生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胡适的影响比蔡元培还大，他为北大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希望》--今天，人们仍在传唱：

　　胡适作词、陈贤德和任弼作曲、刘文正演唱的《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