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生涯的飘逝与永恒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大书法所所长）

一生读书，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读书使我学会了从生命深度中用赤子童心看待这个世界。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我们个体的生命。

一  少年读书成为一种时代记忆

    对于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我来说，60～70年代读书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一则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使得我们这一代在生命之初就先天缺乏精神物质双重营养，同时又由于在“乌托邦”话语指引下，人们将中国传统尤其是古书看作弃之唯恐不及之物。因而在60年代，读书似乎是一种精神奢侈。 

记得四岁多时（1960年初），颇有国学根基和书香世家渊源的外祖父就严格地教我读书，从《千家诗》发蒙，然后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四书五经》等，同时要我每天写一张颜体书法。这样不知不觉地“被书所读”———完全不知道书中所言为何物何史何理，当然更不能体味书中的妙境了。那时只看到外祖父紧蹙着双眉，在苍老和稚嫩的读书声交汇中，眼角不时闪出的亮光。两年过去了，当我对古诗文有了某种真实的亲近感时，外祖父却中止了祖孙的日课———他终于未能躲过那场大饥荒的魔掌。当我被母亲领到外祖父的简陋的墓前时，只是感到阴阳两界的神秘和失去亲人的深切悲哀，并没有想到读书中断所造成的精神裂痕。 

随后，我也瘦弱地从三年灾害中挺了过来，并开始上小学。在“现代性的教育”体制中，古代文化内容已经被压到最低。我在若干知识组成的网眼中，似乎清楚实则盲目地读着。尽管每周还时时温习一下那些读来朗朗上口的古诗古书，但是其意义更是扑朔迷离，未可究底，亦谈不上更上层楼。 

　　终于有一天，大街上满是红旗红袖章红海洋，高音喇叭游行口号震耳欲聋，处处在砸“四旧”烧“古书”；先文斗，后武斗；今天台上“秀”，明天阶下“囚”；然后枪声骤起，各派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在硝烟弥漫中，我看到少男少女的年轻血肉在秋草瑟瑟中倒下，看到中学生们那种被疯狂的仇恨所烧红的愚昧眼睛。我的心被红色海洋灼伤了，只能从瓦砾中退到狭窄幽暗的家中，最后将外祖父留给我的一箱子古书深藏起来，就又退到了乡下去“躲武斗”。等到一年多以后，我晒得黧黑回到城里，马上又被挥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延宕成为我们这一代的命运！ 

　　我的中学读书生活中，我有幸认识了一位慈祥的图书管理员。他不仅悄悄借给我数不清的中外名著，还让我到图书馆担任临时管理员，让我熟悉图书分类和管理。中学五年，在这真正可以狂读书的时候，真是如饥似渴，有一种拼命的姿态。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当时的“禁书”《青春之歌》，一口气读完，而且日读三遍，其中的重要人物的语言几乎都能背诵下来。对北大人的身着布鞋长衫，系长围巾的潇洒和书卷气非常神往。也许，正是这种不是理由的理由使我埋下了进北大的初衷。在北大读书也许是我一生的宿命，我想。 

　　“文革”后期（71～76年），我日复一日地感到头脑空无的可怕，于是在各种大批判的喧哗中潜下心来大量读书。一些烧而未尽的书在“地下”流传着，我用以书换书的办法，换到或借到大量的中外哲学、文学、文化史、思想史的书籍，经常通宵达旦地读，兴奋莫名，甚至有好多次晚上将手电筒照得直流水（那时节约闹革命，晚上一般定时全院停电）。遇到好书，对方实在不换，只能几个朋友轮流用复写纸将书誊抄下来。在“白卷英雄”风靡之时，我沉下心过我的读书和书画音乐生活。这期间在经历了太多政治风暴之后，我明白了自我身份和现实处境，因此读书已不再是“被读”，而是主动语态的“去读”。 

二  在大学文化传承中人格塑形

青年时代，我有每天清晨长跑的习惯。1977年深秋的早晨我跑完八公里下山时，远远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说今年恢复高考，不管是应届还是往届的，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我听后特别兴奋，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资格参加考试了。于是，我白天工作晚上复习。上班时抽屉里放着复习资料，平时赶紧处理各种公务，稍微闲下来就把抽屉拉开一条缝一页页翻看。最后，领导同意给三天假的时间复习。我如愿以偿，悬梁刺股通宵达旦地读书备考犹如战斗前夕一般。记得我的一位同学复习太困只好抽烟提神，有一次一支烟在手指缝里烧完了都没醒，两个手指之间烧了一个洞。

　　1977年冬，我参加了高考。考试使我终于完成了人生的一个仪式，文革中那与书无缘的时期成为了历史。我考上了！大学的读书已不仅仅是狭义的读书，而是带有一种思想启蒙、人格唤醒和心灵震撼等革命性因素在其中。读书成为自我灵肉蜕变、自我生命唤醒升华的一个契机。

当时重点大学的录取率不到万分之一，中文系最热门，而国际关系、财经、法律，都没有文史哲热。77年大学生进大学后，同样也让老师紧张不安，彻底改变了大学的读书风尚。新大学生的无与伦比的求知欲，使得这群大学生看书像狼盯上食物一样。知识匮乏时代之后，每一个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这样渴求而挑剔的眼光都会心里发虚不寒而栗。学生对老师造成巨大的压力，让老师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没想到学生会“如狼似虎”。同学们废寝忘食你追我赶唯学问是高，每堂课下来都激烈讨论老师哪讲得好，哪讲得不好，哪个老师行，哪个老师不行。老师们在忧虑中紧张，面对新的时代转型中如此沉醉问题疯狂读书的大学生群体，如果不全力拼搏万取一收，就会陷入授课的知识困境和直面真理的尴尬中。

在大学四年心定神闲地读书，图书馆成为了我的生命地基。我长期三点成一线地生活：图书馆-教室-寝室。在图书馆我整整看了三年的善本书，抄录的学术卡片有几万张。从此，我的学术视野大为提升，心性价值有了完全不同于过往的精神高度。图书馆给了我整个世界，每天走进图书馆成为我幸福感的起点。在生命的印证中，我深刻地体悟到：大学是灵魂铸造空间，真正的人文理性重建的基点不在生活的平面化和世俗化中，相反，这一基点在充满希望的大学中，在新一代学子之中。超越当下利益得失，放出眼光胸襟，展望新世纪人类图景，反思、传播、创造华夏新文化，是当代大学中睿智学者和莘莘学子所必得担当的历史使命。

可以说，1977年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是高考使我终于完成了人生的成人仪式。大学读书已不仅仅是狭义的读书，而是带有思想启蒙、人格唤醒和心灵震撼等革命性因素在其中。读书成为自我灵肉蜕变、自我生命唤醒的契机。在大学期间，每日十几个小时昏天黑地狂读诸子、经史，尤好老庄。苦读苦背为我大学生活的唯一“活法”。这段时期，几乎只看“国学”书而陶醉于这种鉴往知来之学，真相信“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精神是照亮生命盲点和世界暗夜的光。

在大学读书生涯中，我感到一种新的精神气质在自我生命中萌芽了，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已经冲破了拿学位的空壳，成为内在心灵的沉甸甸的金属般的声音。我体会到人文学者的价值在于为这个日益物化的世界立下“人的尺度”。记得二战以后德国图宾根大学校长面对全校学生说：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们，我为你们而自豪，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列车。人文科学的学生见状低下了头。校长转过头来说，学人文科学的学生们，抬起你们的头来，放出你们的眼光，我为你们而衷心骄傲，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列车的司机。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一代学子深速地领会了人文精神的无可质疑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一个拒绝简单的急功近利的民族，其人文精神胸襟的远大必将有其大用，而且是花费最小的现代化代价而获得的。因为，人文理性是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的灵魂，它反构成人的生命内在光辉和超迈性质，而且构成社会和谐发展的文化地基和一个民族的价值认同。

三   在图书馆中凝视历代大哲的眼睛

大需毕业我分到教育部工作，两年以后，我重回大学进修访学——到北大哲学系学习。一年进修生活即将结束，我来到冰天雪地、狂风呼啸、空无一人的未名湖，静静地看静静地坐静静地思静静地感受大风的鼓荡，猛地体悟了“独钓寒江雪”的寓意，于是，我决定弃仕途而考北大研究生，开始惜时如金地玩命复习，然后通过严格的六门考试而最终考上了北大。

沉醉于藏书居亚洲大学之最的北大图书馆，成为我北大读研的“日课”。我无数次进入藏书巨富的北大图书馆大库，那塞天塞地的书架挤满了哲人威严的眼睛。自从有人类以来，已经有约九百亿人逝去了，几百万册书在九百亿人这个分母中，渺小得几不可言。而个人经年累月又能看几摞书？写几许文章？在知识的海洋前，一滴水是易被“忽略不计”的。我想，凡事有道，读书亦有道。于是慢慢摸索读书门径：泛读，精读，读经典，读对经典的阐释和论战，读善本，读善本提要，补“小学”（文字训诂），补史（史识、史料、正史、野史）；从疑处疑，也从不疑处疑，从跟着说到自己说，力求说点新东西，并不惮于不成熟。在生命和学术的凝聚含藏的几年苦读中，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质素即超越了个我视域而关注人类问题的眼光慢慢地从生命中升起来。   

真正的人生需要文化作为底色，文化的传承在于书籍文本和精神禀赋中。读书生活的独特性在于思接千载，心游太玄，在喧哗与骚动中保持自我思想的独立性，守持人文理性的价值底线和良善心地。读书使人心理、精神、人格气质不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思想的超越性和言说的有限性之间感到生命的飘逝性，在砰然心动的阅读中体悟无边的人类忧思和生命意义的升华。可以说，我的学术自信和自醒是由西学体悟和中国立场保证的。长期研究国学（大学前一直读经史子集，大学时做唐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并对中国文化上古和中古思想文化问题花了不少功夫），使我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出路问题是一个让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新儒家很深地了解中国文化，但开出的药方却不太高明，事实上内圣(个体修养)是难以开出外王(现代制度)的。中国历史上失去了很多转型机会，不是人不好，而是制度有问题，应使普泛的道德说教让位于真切的制度建立。

考研究生进入北大后，感到北大学子接受现代西学思想非常前沿——研究生大多谈的是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我当时想与其向后退，不如往前走，应好好补习现代西方知识型话语。我采取的方法是从现象学入手，尽可能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源性问题，发现新时代学术问题，以进入前沿话语语境。在我看来，读原著是做学问的基础，转向西学必须有良好的外语，于是，在翻译并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以后，开始着手翻译Robert R. Magliola ,Phenomenology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对我来说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对原著逐字逐句的斟酌使我得以透过语言直接切入思想层面，明白了语言不是思想的“皮”而是“思想”的对等物。同时，得以通过现象学，进入存在诗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为线索的学术审理和自我知识系统的补充。我花了一年时间译出这20万字以后，自感对英文学术著作的读解能力大大提高了，而且思维框架也有了新的拓展。除了译书以外，还写出了一部25万字的《艺术本体论》。

我深切地感到，人的一生真的过得太快。当我们为日常无所不在的惯性所推动的时候，是否可以“生活在别处”的他者眼光来审视自我生活的意义?是否可以通过阅读哲人的生命踪迹来反观自身生命的轨迹？是否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中给自己留一方精神的净土？这些在阅读中暂时中断日常生活惯性的意识，表明了生命意义的复归和存在价值的追问。

真正的人生需要文化作为底色，文化的传承在于书籍文本和精神禀赋中。读书生活的独特性在于思接千载，心游太玄，在喧哗与骚动中保持自我思想的独立性，守持人文理性的价值底线和良善心地。读书使人心理、精神、人格气质不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思想的超越性和言说的有限性之间感到生命的飘逝性，在砰然心动的阅读中体悟无边的人类忧思和生命意义的升华。读经典性的著作，一定要“进得去，出得来”。进去了方可寻觅家园，而灯火阑珊处的风景只等待慧者。读书中生出的快意，使得生命感领着本真的欢喜与虔诚、透悟与识见，如此方能在溪清如许中觅到源头活水。

大学读书有不同的境界，一是被书所读，不知为何而读书；二是读书仅仅局限于书，为读书而读书；三是读书不局限于书，而是成为清理思想和新思想诞生的前奏。在与书相伴的读与思中，捕捉那稍纵即逝的思绪，领悟“生有涯而知无涯”的意味，将生命飘逝与学问累积相反相成地联结起来，何其快心！

读经典性的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西学是必读之书，从古希腊一路读下来，会使人全面修正自己的话语系统和心灵编码，并在瞬息万变潜流涌动的学界中，保持刚正不阿的学术眼光和遗世独立价值情怀。然而，泰西语种纷繁，皓首亦难穷经，如果一个人一定等到精通了数门外语再思想，他就有可能让自己的灵性和思考僵化在语言规则中了。因此，选择最重要的外语方式进行学术资源撷取，足矣。通过语言进入思想的底层，重要的不是纳入哲人的结论和训示，《庄子》中轮扁早就对桓公说过：“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而已”。重要的是获得一种整体性思维，一种穷源究底本质直观的基本学理，一种进入问题的入思角度和人性升华方式。也许，有时读书会令人蓬头垢面甚至“心斋”“丧我”，但没有这种阅读进入的功夫，就没有思想诞生的可能，对西学就会终身处于隔膜和一知半解之中。

在全球化中一味读西学仍不足取。大学者具有高蹈的境界和中西互动的眼光，所以倡导“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王国维）。问题结穴处，终归与大涤——无论研读古代还是当代，无论研读中国还是西方，都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现世虽不见用，或能有裨后人，关键在于关注问题的意义。因而在后殖民语境中，我们在阅读古今名著时，是否可以考察中西文化中哪些已经僵化或永远死亡？哪些文化变成了“博物馆文化”只具有文化考古学的意义？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断片可以新整合到当代生活中？还有那些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中心主义一言独霸的文化话语补充？成为一种“他者”的言说和对西方的置疑对话？这种对话如果不在“跨文化”之间、“主体间性”之间、“他者间性”之间进行，问学的深度和推进力度就要大打折扣。

在读与思中，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刻地感领到：无论是读书还是被书读，书都需要人这一主体才能彰显意义。我们始而信，信而惑，惑而疑，疑而索解，解而终归于悟。藏书而不读书，以书为巨大的光环来遮掩内在空虚，无疑是一种过分精致的矫情。读书固然重要，但读书本身不是目的，沉浸或玩味于渊博，而终于丧失自己的独立见解，甚至满足于成为“两脚书橱”，是难以提出真正的有思想创建性的观点，更难以形成真正的思想体系。

读书是超越的前提，是自我思想诞生的产床。思想者的阅读永远是创造式阅读，理解并领悟他人思想，同时又能将那些书中思想的正反面问题及其有限性逐一审理清楚，绝不屑于把他人的思想碎片作为自己的思想坐标；读书是传递思想之途，越来越远去的历史传统，仿佛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变成了“他者”，失去了“根”而浮在“平面”上的人们，需要读与说的精神资源播撒，以寻找着精神的安顿处；读书是对话，读书这一生存方式就是在思想言说和追求大道的生命过程中，在不断创造的“同一心境”中，与人类优秀文化艺术和思想大师对话，与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家对话，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传续苏格拉底和孔子优良的对话传统；读书是生命意义提升，“生生之谓易”，这个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但是变中有不变者，不变中有以精纯之思导向世界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于是世界伦理与本土伦理、身体伦理与精神伦理互为表里，方能在生养死葬的大地上成为良性发展的文化精神场域，使我们有可能在读与思中凝神静思返身求己，在言说中见证心性寻求精神共鸣。

入思愈深，困惑愈多。就学问而言，我坚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义理”主要是指哲学入思方面，“辞章”大抵指语言修辞运用方面，“考据”则侧重对考古学最新材料的运用和文献学修养的根基。在研究中我强调文本细读和考据相结合的方式，主张在读东西方大哲思想时，注意考量每位思想家的思想脉络，考察其怎样进行思想“还原”？在知识考古学的“人文积层”中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有何盲视？怎样评价？如果将人类思想的进展比做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要进一层弄清楚他们属于学术中的哪个环？他们用了怎样的方法去试图打开这个思想链条上的结？我意识到，问题意识对学者而言极为重要，带着问题去发现更大的深层问题，发现问题的集丛和根蔓，而不是被浩如烟海的书本控制了自己的思想和旨趣，也不轻易相信任何所谓问题解决的答案。在我看来，思考是生命的磨砺，应在艰难磨砺中找到所向披靡的思想利剑，而不是将学术看作一种藏在口袋里把玩的饰物。

我选择了学术，学术也选择了我。北大的学术召唤重新塑造了我的生命编码，使我能告别昨日之我而成为今日之我。因此，与时间赛跑，正确地选择自己的学术道路，而不为一切时髦或偏执的思想导入误区，不为稻梁谋或是简单的日复一日的学术操作而耗费光阴，恰切地认识自身的知识的缺欠和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将补课作为自己的漫长的学术道路的自审意识。在北大，我为了完成自己的一部长篇学术专著，累得病倒了。高烧到41.5度的他孤孤单单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说看他是否能挺过那一晚。当他第二天再睁开眼看到窗外风景时，世界变得不同平常了。我感到：“恐惧”和“寂寞”是一个人须臾不可离的东西。现代人喜欢热闹，追求享乐，是可以理解的。但恐惧是人类对于不可企及不可确知的未来的一种本真担扰，过去千载悠悠已逝，来日千年又默默而至，在这夹缝中的人们现在活着，岂能毫无隐忧？忧虑使人思索，思索预示着命运的深度。反之，倘若我们对未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而按部就班去过那样的生活，我想是相当乏味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绝境’，面对绝境的选择最能见出个体本真的生命深度。”

精神升华是深度学术旨趣和大文化视野逐渐形成。“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是我学问人生中强调的十六字心经。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执教北大多年后，则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在我看来，自己的学术旨趣的确有一个转变深化的过程：从西学研究著作《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现象学》，《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9卷本，《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王岳川文集》四卷本，《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到国学研究著作有：《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文化战略》，《中国镜像》，《全球化与中国》，《大学中庸讲演录》，《文艺美学讲演录》，《中国文艺美学研究》，《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艺术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书法文化十五讲》。我在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重铸身份”，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步。理论上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在世界40多个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

从西学到中学的中国问题研究，表明我知识结构、心理结构和心性视野的内在调整，也是我对自我思想的清场。我关注时代，但不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问题根源。因此，关注当代仅仅是在“问题意识”层面上的，而超越时代和学科领域的制约。不断扬弃旧的知识结构，寻访历史的思想残片并进行个我揪心问题和历史灵魂的对话，是个人学术调整的真实意图之所在。我总不愿服从于现代科层制度将人命定在一个职业框子中，而是想把自己定位为具有较广视野和学术品味的思想者或者自我学术的追问者。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的介入中，在北大的二十年可以说是没日没夜地苦读、苦思、苦写，并尽可能的正视自己的弱点、盲点和误区，从而得以真正面对真实的学术和真实的自我。

在做西学的十五年（1983－1997）我不是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在做“中国镜像”“发现东方”十五年的学术理路中（1998－2012），我的立场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我在写作出版了三十部学术专著以后，感到应该从全球性视角出发，从生命体验和文明变迁的角度追问困扰人类生命心性的共同问题，在人类文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坐标轴上反思中国形象和人类文化走向。在“文化输出”中东方学者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视点和学术品格，使得在全球性的学术舞台上不使“东方声音”被淹没。对我而言，我的读与思的意向性转为20世纪中西思想问题史的审理，并将“思”作为“读与写”的中介，而使得“读思写”尽可能统一起来。因为读书愈多，歧路愈多，思路愈险。

百年中国历史不断惊人地反复出现某些现象，总是徘徊在激进与保守、现代与前现代、中国与西方二者之间，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排斥多元开放的兼容模式，以一种狭隘心态去做激进乌托邦式的表演，未能获得思想文化史的资源共享和真正的学术推进。我常常惋惜人类在某些领域的周而复始转圈：在思维上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导致中国学术文化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每一代人总是从空白开始去获取自己的经验，然而，又重新抛弃这种经验，历史就这样一代代的荒疏和空洞下去。而在价值观上，则总是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将体制的更迭变成思想的殊死搏斗，甚至不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这种状况导致了思想的反复中断，反复转圈，反复的无效劳作。面对20世纪中国问题，不难看到，多少有建设性的问题，有学术启发性的结论，在不断的低水平重复的言述中消失了真正思想火花。

九十年代研读过一段时间的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感到要进入学术前沿对话需要弄清他们的思想。但他们似乎过分重视消解颠覆制度和法规，而忽视个体道德内修，使得后现代的价值平面状态以至成为人文学界一个问题。看来真是“过犹不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不管是传统知识、现代知识、数字化生存的后现代知识，都说明理性化的“知识”正在取代过去的感性化的“经验”，而人的脑力正在取代有形资产，高科技正在取代传统性产业。不断充斥的剧烈争论的新知识话语——知识权力、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促成了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改变，人们因现实日益严酷而变得非常现实而世俗。冷漠成为全球病，地球变成地球村。人与人之间心灵包裹了如此坚硬的硬壳，而难以交流和沟通。于是，在商品原则和社会公正之间，触发了个人化世俗化和公共领域交往原则的尖锐论战。在新的语境中，读书和思想当然就是学会拒绝、否定、怀疑，并以此去发现当代话语矛盾，敞开多种冲突中的新阐释空间。

在思想伸展的知识增长中，我明显地感到当代学术具有一种非连续性权力话语更新的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话语权力杂糅史，即由多种理论、思想、意识的合力构成，由东方、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重语境所构成。可以说，在中国长期以来的巨型权力被分散，成为小权力的相互制约，甚至是知识权力的相互制约，出现了各种知识群体、话语层次和思想学术领域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战。在这种复杂的不同往昔的社会网络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形态，关注知识分子自我的言述方式、知识生产方式和谱系学的研究思想方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从事学术研究，其多艰难和多歧路，使我深信学术确乎是心性化和坚毅者的事，并与其人文心性价值向度相关。使生命充实而有光辉的学术，是需要追求才有可能获得的。而追求的踪迹得以在自己的笔下保存下来，这或许是学者的幸事。当然，真正的读书思考和写作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相当兴奋的事。痛苦于思想的超越性和言说的有限性，而兴奋于写下之后的铭刻性和丧我性。经年累月的深夜读与思、思与言，使我领悟到“生有涯而知无涯”的意味，或许，读书使我与历代大哲面对同一精神层面的根本问题，而写作可以使那稍纵即逝的思绪得以留存。

在我的读与思生涯中，我一次次深切地感到，学术思想史将由真正的具有体验性、思想性、深邃大气的思想者所组成，同样，当代学术文化领域也将是中国优秀学者的创造性思想所构成。真正的学术思想产生于艰难而有效的读书和思想催生之中。学术是艰难的。学术而不是进身之阶，不是骄人之本，不是霸权话语，学术只能是“天下之公器”。应该说，知识者在这个苦难的世纪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因而更需善养精神人格的“浩然之气”。

四  新生命在发现东方的思想过程中展开

在后东方时代，关于东方文化魅力、文化对话与差异性互动，也应该成为超越冷战二元对立模式，而进入中西方文化互动互渗中。做西学的基本视角主要有四种：仰视、俯视、歧视、平视。仰视认为西方一切都好，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俯视是认为中国是精神的西方是物质的，而无视其真正的学术思想；歧视更是认为西方是帝国主义的，应该拒之门外。研修西学应该采取平视——对话的态度，这需要自信同时需要虚心。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学者应该明确自己的中国本位立场。

人对外界空间的无尽征服，使人变得越来越渺小。现在科学家们基本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太阳系不只是一个，而是十亿个。我们面对着浩瀚的时空大限，宇宙也不只是一个，而是复数——数十个或上百个。在这个宇宙中，发光的物体只有百分之五，有百分之九十五不发光的物体默默地主宰着宇宙的命运。在这复数的宇宙中，人只不过是一粒灰尘，至于写下的文字更是在茫茫太空中缥缈若无，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于茫茫宇宙来说，都微不足道。霍金说人类也许活不过这千年，因为地球环境在恶化，在百年左右海平面将升高而使威尼斯被淹没。因此，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东西方所共同来思考的未来。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往往让我们不堪其重，使我有时觉得写作的意义的失落仍然需要重新寻绎。没有人能够阻挡斗转星移的岁月变迁，我们微渺如尘埃的生命能做些什么？我们只能在体悟宇宙天地境界之后，顺应这生命的洪流，尽己所能为推进这潮流的前行做些事情。如果能在入世之中时常怀抱着旁观者的清醒和超脱，再以更加执着的精神入世，顺应大化，也就是所谓的大智慧了。

人在写作中渐渐老去，又在思想的铭刻中甦生。茫茫凡尘的大千世界，人只能活一次，几十年以后都走了。我们天天都要面对死亡和意义飘逝，何其伤悲，何其绝望。我铭心刻骨地感领到，人活着走向生命尽头是需要勇气的——每天要面对云起日落的悲壮，生命力在时光的年轮中一点点抽掉，需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才能好好活下去。写作占有了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一门异化的艺术，但写作也可能使我的思考成为大家分享的思想，而使写作者生命复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体的人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颗流星，但他通过写作的铭刻性而与无尽宇宙相联系。

每当子夜时分，喧嚣的都市终于静下来，我在燕圆静谧的书房中一灯独荧，好像自有宇宙以来只有一个我，好像自有我以来才有这个宇宙一般。心静极了，每每著文作书时，有听滴滴雨见婆娑叶之境，有感绵绵无期秋雨之界，有疾风骤雨之期，有爽快明洁之时，有生命在点滴中飘逝之感念，有狂涌澎湃之思绪，有和弦在鸣奏之雅致，有“谁共我，醉明月”的豪情，有时耳际会感受到晨曦，有时心中会响起笛鸣！当夜阑无声，惟有众星应和一线光明时，杳缈浩宇，唯在心念之间！唯在字的运笔之触！

写作与思考筑成了我完整的学术人格，那就是处身艰难之中，而思考云天之外的事情，决不为俗事小事苦恼自己。学术岁月使得我在文本阅读中尽可能细腻，甚至达到一种相当苛求的地步。而在思维的发散和迎接挑战时，学会了领略和包容，学会了既能远观那种高大的意向而又能平视身边事物。时间的流逝使得生命成为飘逝的，怎样才能使飘逝的成为永恒的？怎样才能使流逝的岁月铭刻生命和思想的记忆？怎样才能在生命的个体存在中感受到人类性存在？能在此中领悟存在意义者，其学术人生当无怨无悔。

    进入大学的历史记忆已然超过了三十年，饮水当知思源。北京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之重镇，历史悠久，大师辈出，地灵人杰，桃李天下。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对我影响至深，使我终生受益不尽。每当忆及当年师友以及在母校求学问道的点滴生活，别有一种深切感情；只恨时光荏苒，白首穷经亦难达到大学问的彼岸。有道是，飘逝的是永恒的，我庆幸自己能在一生与书为伴之中，感悟到经典图书送我上生命云天的大快乐！噫，此生复有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