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都门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大学，设置于东汉灵帝时。汉灵帝刘宏(156-189)是位既昏庸但又有才艺的皇帝，曾自撰《皇羲篇》50章气他引召了一批在太学诸生中能为文赋的人，招集时起先还比较注重要与经学相关，后来把一些尺犊写得好以及工书鸟篆的人都引召去，共有数十人，有许多是侍中祭酒乐松和贾护二人引荐的。他们都集中于鸿都门下，以备灵帝侍从顾问。这些人常向灵帝陈说一些民间的事情，灵帝很喜欢听，有人往往由此受到例外摆升。祖、灵时宦官专权，官僚士大夫连结太学生反对宦官，于是朝廷迭兴“党锢之祸”，宦官独持朝政。

    灵帝和宦官们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扩大宦官势力，要另立治经学以外的学府，可与太学对垒。于是在光和元年(178)于洛阳鸿都门内设置犷鸿都门学。在鸿都门学中画了孔子及72弟子像悬挂，以示文艺和经学一样，同传授于孔子，有相等的地位。灵帝还下诏，救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32人画图像，并在画像上写了赞语，以奖勉激励学习的人。东汉初，明帝曾画光武帝时名臣、列将32人的图像立于南宫云台，灵帝也曾为太傅胡J’‘、太尉黄琼画图像于宫禁内，并诏议郎蔡为之作颂，胡、黄二人是数朝老臣，位至元辅，一向只有大功殊勋的人才能享受的荣耀，也给了那些鸿都文学中人，大大提高’了文学艺术人才的地位，其目的是以此来与“党人”所标榜的“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32名士相抗衡。鸿都门学“诸生皆救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人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鸿都门学诸生的侍遇超过了太学诸生。

    自汉武帝以来，以通经艺或为贤良方正孝廉之士，通过荐举、考核、征辟而人仕的途径之外，又多出一条文学艺术的途径，且获得利禄更为便捷了，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肠。于是招致官僚、士大夫们激烈的反对。最先在灵帝引召能文赋、为尺犊及工书鸟篆者待制鸿都门下，并“待以不次之位”，蔡琶即上封事，以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弄得“诸生竞利，作者鼎沸”，要求灵帝不要让这些人出仕州郡。时在熹平六年(177)七月。但是灵帝未予采纳，反而置立了鸿都门学。蔡邕又联系当时出现的一些灾异，要求灵帝对“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以消息，以示惟忧”气光禄大夫杨赐上书日:“今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政，欺阁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骥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摧，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郑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G4尚书令阳球也上奏:“案松(乐松)、览(江览〕等皆出于微蔑，斗臂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傲进明时。”请求灵帝“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n气但灵帝一概不予理睬。这些反对设立鸿都门学的激烈言论背后，蕴含着官僚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的斗争;也反映了儒家以经学为本，以技艺为末，认为鸿都门学以辞赋书画为教育内容，培养的人不能“匡国理政”，是舍本逐末。而鸿都门学中人又都是出身卑微的“斗管小人”，通过献辞赋和写鸟篆即可入仕，甚至封侯赐爵，“非以教化取士之本”。所以官僚士大夫们竭力要求罢鸿都门学，以夺回他们垄断文化、教育和取士的特权。

蔡邕本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是出色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恰恰蔡邕是最激烈反对鸿都门学的人之一，这些官僚士太夫的思想和言论，在以后1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史家和学者往往对鸿都门学大多持非议，一些官僚士大夫出身的书法家也往往在口头上把书法放在最次等的地位。典型者如明末的黄道周，在崇祯七年甲戌(1634)所作的论书卷子中写道:“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间，为雅好临池。声实俱掩。余素不喜此业，只谓钓弋徐能，少贱所该，投壶骑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徐闲，不妨旁及……人读书先要问他所学何学，次要定他所志何志，然后渊澜经史，波及百氏。如写字画绢.乃鸿都小生孟浪所为，岂宜以此涵于长者?……雅尚之伦，便当寻其意义，别其体况，安能阉然含汁腐毫，与梁鹊、皇象之铸比骊齐辙乎?’，然而在南明隆武二年，即清顺治三年(1646)正月，黄道周为清兵所俘，从新安押解南京，绝食14日，在狱中恭楷录自作诗30首。就义前从容索笔作书，先以小楷，既而行书，最后以大字草书写完。黄道周一面声明“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余素不喜此业”.一面又对翰墨倾注了政治意识、道德观念和生活情感，其书法盘旋翻复、峭拔冷峻，表现了强烈的个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既对书法酷爱并作为自己感情的依托，但又时时要将“经世致用”、“玩物丧志”的先圣遗训提醒自己和告诫后进。正统观念的士大夫书家一直处在这一矛盾的心态中。

    鸿都门学的置立.使书法教育从与识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书写教育，上升为独立的艺术教育;从作为学习律令或《论语》、《孝经》和经学初阶的小学教程，上升到与太学抗衡的专业艺术大学的教程。这与同时期产生的非实用而更能充分表现线条美的今草书，都标志着书法已从“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文字观念约束中完全解放了出来。文学艺术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鸿都门学对不久以后即崛起的建安文学，不无有益启迪。鸿都门学也收罗、培养了一批书法家。卫恒《四体书势·隶势序》云:“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师宜官不仅擅长隶书，而且能大能小，展缩自如。师宜官之外，还有梁鹊也是著名的鸿都门学书家。梁鹄善“八分”大字，其书法为灵帝所赏识，官至选部尚书。梁鹊在门阀大族出身的官僚杨赐的眼里，是一个“以便辟之性，位辩之心，蒙受丰爵不次之宠”的小人，但是却为宦官家庭出身、代表寒族地土阶层的曹操父子深为倾慕。梁鹄曾投奔在刘表处，曹操在攻破荆州后，就加以访求，招致来后又授以官职。曹操将梁鹄的书法“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梁鹄善干写大字，曹魏宫殿题署大多为梁鹄所书。卫恒《四体书势·隶势序》还讲:梁鹄有位弟子毛弘，魏晋时的八分书都是以毛弘为法。梁鹄、毛弘的字都已不能确指是否有传于世，但可以推测，如曹魏《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孔羡碑》以及西晋《皇帝三临辟雍碑》等结体方整、用笔峻拔之书作，或是梁鹄、毛弘亲自书丹，或是取其法者。官僚上大夫将鸿都门学中善书者斥之为“虫篆小技”、“鸟篆盈简”，实是一种鄙夷艺术的言辞，鸿都门学中人并非仅工鸟虫篆，其代表书家师宜官、梁鹄、毛弘等皆善隶书，以及草书。可见鸿都门学对书法的钻研和教学是各体都有的。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当然鸿都门学也有许多混迹其中、以求利禄的不学之徒，所谓“亦有笔不点犊，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其实不光是鸿都门学如此，一些被贡举的秀才、孝廉往往也名不符实，太学经学也是“章句渐疏”、“浮华相尚”。尤其党锢之祸以后，许多名流、学者被牵连流废，太学生在考试时为了争等第高下，常发生纠纷，相互忿然，攻许告发，还有用贿赂的手段，将宫中兰台所藏漆书经文私加篡改，以合自己解说的。所以当时仕途黑暗，争夺利禄不择手段.各方面都一样。不独鸿都门学中一些人寡廉鲜耻。

    鸿都门学冲破了太学自建立以来将经学作为唯一教育内容的樊篱，培养了·批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材，这是一个创举。在我国封建社会以后的1000多年里，在取士和官方办学方面都有过一定的影响。如唐代以后，有过以诗赋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北宋设立翰林图画院，以才艺之高下，分别授以抵侯、待诏、艺学、学生等职衔。徽宗朝，立“书画学”，有肄业和考绩等制度。鸿都门学在文化艺术史上应有其一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