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体现文化”随想

王元军

数千年来书法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约定”，这种“约定”就是书法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所赋予的属性。有了它，才使我们有了共同欣赏书法的基础。

欣赏书法，实际上是读者对于书法作品文化内涵的挖掘。中华文化的深邃使得人们在欣赏书法时，除了感叹线条的多变、造型的奇特之外，还必须以这些外在形式为引导进入到技术层面、艺术层面之后的深层，这样才能够真正领会其魅力之所在。优秀书法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也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体现了中华文化以及个人的追求、个性而已。

一、书法：文化的自然凝聚

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自然的、不是做作的，她是艺术家个人情绪的自然流露，是时代文化的自然凝聚。经得起反复咀嚼的千古名作《兰亭序》、《祭侄稿》、《黄州寒食诗》的过人之处，就是充分地表达了书法艺术的抒情写意与时代精神。所以“书法是文化的自然凝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书者本身各方面因素的自然流露，一是时代文化的自然体现。

古代，书法更多地承担了修身养性、怡悦性情的功能，所以笔下很自然地流淌出个人的追求和情趣，这种自然的流露也是我们今天反复把玩而又味之不尽的原因。书法作品中流露出的阴柔、雄健、空灵、散淡、激越、奔放足以让我们体会艺术的万千气象，为我们欣赏书法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每个民族的文化品格虽然都是多元的，但又都是各具特色的，这是我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脱离了这种文化，而非要独创一种新的书法风格来表现新文化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是文化影响书法，而不是书法创造文化。

数千年来的书法史让我们看到了经典的共性，那就是技道并进，自然而然。书法创作者往往可以将文化的内涵通过书法作品来加以展示，比如，文字学的功底、诗词的修养、审美的追求、意境的高低等等。优秀作品的这些内涵会毫不掩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并反过来影响人们对于书法作品的评价。而王羲之、颜真卿、苏轼书法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他们背后不同的人文情景——玄学大盛，文人精神逍遥的追求，忠臣义士的儒家人格，饱受磨难的坦荡文人的心胸和器量。虽不求工，而文化韵味充盈其中并溢于纸外。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书法文化的展现历史。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一个一个书法展览接踵而至，当一份份书法出版物扑面而来、一位位书法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件件书法作品像漫天雪花一样飘落、一阵阵的创新的口号此起彼伏的时候，我们反倒没有了激动，作品反倒经不起咀嚼，总觉得味道淡薄了一点，总觉得人工的痕迹明显了一点，总觉得外在的装饰华丽了一点，作品里少了一些自然的情愫，少了些韵味的凝聚。所以，纷繁的表面总是一览无余而不能留住观赏者的脚步。艺术一定是凑热闹吗？我以为在烦躁、快速的生活节奏下，那些可以令人咀嚼的古代经典倒是需要重新回味的。艺术应该是发自灵府深处的清澈的泉水，能够涤荡欣赏者的心灵。因此，在日益现代化的生活节奏下，提出返朴归真的追求，决不是在无病呻吟。优秀的作品如采百花的而酿的蜜，更像一杯清茶，需要慢慢品味才能得其情趣，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铺天盖地的作品不是源自内心的体验，也不是出于文化的自然流露，而成了真正的“做”品。没有内容，只有躯壳的书法就像失了魂魄的无心幽灵，到处游荡，不知所之，这是人文精神、文化内涵的失落。有人提出，当代人搞的传统型的书画毫无价值，收藏当代人传统型的作品等于收藏废纸。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原因也是在于持论者忽视了书法作品中应该具有并且必须具有的人文精神。

“创新”不应是热闹的口号，而应是勇于接受历史的成就，不是回避历史的难度。有人不满足于传统风格，或对历史上的书法成就不敢问津，在书法实践中过多地强调要创新，想要体现出时代的精神、时代的旋律，提出要转化。结果转化成背离传统的另一个极端，结果看起来让人感到别扭。这不是文化的转化，而是被时风所转化，被利益所转化，这种转化正好透露出对于文化认知的不足。

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很少有人具有谈“创新”的资本。比起数千年来的书法历史，我们这几十年的努力在前人的基础上走到何种地步，还很难说。创新是一个很奢侈的问题，每一个朝代，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书法家可能被后人评价在原来的基础上走了一小步，因为他是站在前人所创造的高度的基础上，有了一点点个人的东西，绝大多数人历史赋予他的只是从书法中寻求快乐，所以也大可不必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创新”难题而烦恼——书法的价值并不在于“新与旧”的问题。更何况，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社会，想不体现社会影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写王羲之的人有很多，但是没有谁能够完全一样、都有“新意”。创新不是喊出来的，是水到渠成的过程。历史上有个性风格的书家，并没有天天喊着“创新”的口号去标新立异。“技”、“道”并进，书法呈现新面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着明显个性风格的苏轼称“我书臆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种书法并不是他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他放松的心态、文化的积累、人生的体悟等的自然流露。我们不反对创新，但是如果连传统的精华都不能吸收，那么，我们创新的根基与出路又将何在？

也许在热闹之后，书法真的应该回归本心，回到书斋中，回到无声的宁静中，修养、学识、境界、文化的体悟是不需要热闹的陪伴的。

二、笔墨、造型所体现的文化约定

历史上的很多命题可能不是科学的，但是却被人广泛接受。中国书法技巧、造型语言被赋予了道德伦理的内涵，书法具有了象征性的含义便是这样一种情况。为什么在书法审美中，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因为对于线条、造型，历史已经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审美范式。比如，雄强、阴柔、中和等，这些本来只是技法、艺术层面的描绘已经具有了人格性的特征，并被附加于艺术创造者的评价范畴体系。比如，颜真卿书法的宽博、雄强、丰腴与他忠臣志士的人格相联系，他的线条笔墨具有了伦理化的意味，特别是从宋人欧阳修、苏轼作出这种解读之后，道德人格评判成了书法认识一个重要的方法。这是书法审美合乎“情”的演绎，但是并非是合乎“理”的一种科学的论断，随便找出另外一位忠臣义士文天祥的作品，用颜真卿的笔墨阐释人格的理论立刻变得捉襟见肘。所以，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书法作品中的文化精神是后人解读出来的，特别是“知人论书”后品味出来的，并非她本身所具有的。但是这就是艺术，书法艺术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不断被赋予伦理化的解释的过程中发展的。人们决不仅仅满足于欣赏这些书法作品，而是希望借助于文字、书法联想到人物的风采，所以，虽然“书如其人”有着种种的局限，但是，想让这种联想式的书法批评模式退出历史舞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是民族审美的特点。所以，人们都在重复“书者，如也，如其人，如其学，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样的话。艺术终究不是科学，如果抽掉线条造型外的文化内涵的品位，书法将只是外在形式的展示而已。所以在客观公正地看待“书如其人”的命题之后，我们还得借用这样的命题。米芾曾经批评过比况奇巧的书法评论现象，但是这种用自然物象和人物情态比喻书法之美的情况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一直被沿用，这就是书法艺术的象征性含义，这也是她本身具有的无穷意味的一个体现。随着时光流逝，一些道德伦理的观念在书法中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比如忠臣义士的人格虽然仍是我们所敬仰的，但用这种思维方法、阐释原则解释当今书法，颇有些刻舟求剑的意味。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仍然提倡一种“正”、“大”的书风。这是民族文化所提倡的，也将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规范延续下去。例如书法过于柔媚不好，过于霸悍不好、造型过于夸张不好；用墨枯涩可以体现生命的沧桑，圆润又可以表达生命的血脉充沛，端正严谨体现正襟危坐的庙堂气象，过于圆滑体现人格的不够深沉与轻浮，造型潇洒流畅可以展现才子风范，夸张恣肆展示人物不平与豪放。……哪一种造型情态、笔墨表达不是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引申为人格要求）的一个体现？民族审美的传统造就了书法笔墨、造型的基本范畴语言，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不可能完全割断这种传统，需要在遵从这种传统下加以发展，无视这种传统等于无视历史。完全抛弃这种历史的约定，也将被历史所抛弃。

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列宾和他的朋友在雪后的院子里散步，朋友看见路边雪地上有一小片黄色的污渍，显然是狗留下的尿迹，他就顺便用靴尖翻起雪把污渍掩盖了。没料到列宾很生气，说，几天以来他总是到这里来欣赏这一片美丽的琥珀色。这个故事说明，美在于人的心中，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阐释美，如果没有一定的约定，美很难有一个标准。而中国书法线条、造型的这些“约定”在一定程度上就提供了一个接受美的标准。因为有了这些约定我们才有了判定优劣高下的出发点。当这种约定被忽视的时候，便出现了以丑为美、以粗率为精华的现象。
当然，多元的文化格局，也造就了多元的书法表达，比如，过多讲究形式，讲究外部感官的刺激。我们没有必要一概排斥这些探索，它体现了某一时期人们的思考，但历史是无情的，它将无情地淘汰那些没有顾及历史传承，民族审美习惯、没有深刻思考的“创造”。

三、书写文字的文化暗示作用

虽然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形式，近来受到一些质疑，但是，在大多数的场合，书写汉字依然是有着绝对主导地位的表达形式。我们不否认探索性的书写艺术表现形式，但是，非得离开汉字的书写表达一种所谓的书法艺术的时期还没有到来，什么时候到来也未可知，汉字的拼音化、甚至取消汉字的想法不是没有过，但是并没有行得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汉字的书写艺术、汉字文化的规范性、约定性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中国书法从成熟开始，在表现的内容上，几乎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多诗词、雅文、警句，这不是偶然的，包含着很大的合理性，书法情趣的表达和文字给人的暗示可以相互发挥。比如，书写的风格与内容不可能不考虑“合人、合时、合地”的要求。作品挂在何地，送给何人，写什么内容，这一切都要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

有意味的书写内容可以与书法艺术相互结合共同创造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取消汉字书写艺术，是一种知难而退、避难趋易的行为，是舍弃丰富走向单一的行为。

实际上，单从艺术性而言，汉字的形状可以为书法艺术衍生出无穷的变化，可以表现出丰富的视觉形式，这种形式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何况，书法可以借助于汉字的内容为书法表现服务。书写的汉字本身具有了对书法艺术不可缺少的暗示作用。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代表作享有着“三大行书”的美誉，大体代表了各自行书的最高水平，历史之所以接受这样评价，书法作品表现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其内容或优雅或沉郁，都与作品的艺术风格交相辉映，相互借重。再如弘一法师圆寂前手书的“悲欣交集”，也正可以与其当时的心境相互印证。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了文字辅助作用，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书法很难得到这样高的评价。

如果取消了文字在书法艺术表现中的作用，我们的欣赏方式将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品味”转变为“浏览”，由笔墨线条的联想与结合文字的意趣而生发的审美将变成不需要阅读只需要走马观花的观看，这等于人为削减了书法艺术丰富的表达语言。一件优秀的作品，决不可能仅仅是形式上的新奇，她还需要在内容表达上有非凡的功力。

四、书法带给人们的人生感悟

形式美、技巧美是书法艺术所要追求的，任何一位书法家都不会忽视它们的作用；但是，如果为了这些目的，为了人们视觉感观的强调而失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底蕴、美学追求，那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失去灵魂的外在形式。一篇好的书法作品，不仅在于笔墨线条良好的驾驭能力，还能让人领略到线条之外的“墨外之境”，而这些是作为优秀作品，特别是经得起检验的作品的共同特点。也就是只有在文化中才能够体现其文化价值含量。即便是当前的书法创作出现多元，蕴藏在书法中的文化是不会过时的，它将具有永恒的价值。除非中华文化被其他文化替代或自行消亡。

书法中所体现的审美原则，实际上也是中国哲学的体现，呈现的是传统的古典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东方的文化精神。阴阳互补、虚实相生、中和为美，这些对立统一的法则在书法中得到深刻的体现。特别是通过对于章法布白的经营，很能看出书家在这方面的智慧用心。比如，“计白当黑”，在有墨的实处能看到气象，而在没有墨的虚处更能看到一种耐人寻味的想象的韵致。虚实相生、相发、相照，使得黑白艺术具有了哲学的韵味。特别是狂草书法，比如怀素《自叙帖》，缠绕有力的线条切割空白的过程就好比舞蹈演员在挥舞彩带，静止的作品尽显动感情态。黄庭坚草书线条左右穿插避让，在舒缓的用笔过程当中，体现了一种对线条的理性把握，既狂放又收敛，欲放还收，给人一种伸缩有度，从容不迫的潇洒与从容。在这里，除了黑与白、动与静，还有轻与重、快与慢、涩与滑等辩证关系的处理，所以，真正的书法艺术作品，是无不涵盖了中国哲学或者说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不惟创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创作（或者无意识中与中国文化暗合），欣赏者也应该体会到这种深意。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诘问，“某某的字好在哪里啊，我怎么看不出来”？这就是没有把书法线条语言与渊深的中国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而只是在片面、孤立地看待线条和空间。

书法艺术最高的层面是境界，而这个境界也同样取决于文化品格。书法艺术是通过笔墨表达内心世界，最终是要用有形的笔墨表达不可视的情趣、品格、意境。一幅作品，如何欣赏她的妙处，大概与境界分不开。不同的文化境界，不仅支撑了中国书法不同的风格和品位，也正好从不同方面体现和满足了人们的审美口味。例如以大的风格来分，书法无非是以沉着雄浑、严整朴茂的阳刚气势为一路，人们用它来体现坚毅、果敢、进取的精神，这暗合了儒家的审美境界，这时的书法可以激励人的斗志。以虚淡、散远、沉静、阴柔风格为一路，体现道家的无为、自然境界，而此时的书法可以消除疲劳、陶冶性情，解除落寞，使得精神体验到宁静和闲适。还有一种不求线条的丰富变化，在笔墨的挥运中不知不觉省去浮华，倘佯于真如之境，这又类似于佛家的“空”境。这三种境界使得书法这门简单的艺术具有了广大的适用空间。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书法的影响和渗透。同时，根植于中华民族思想深处的儒家、道家思想相互补充、互为表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心理。道家追求自然、消极无为，远离尘世，求得精神解脱。儒家注重人事，积极入世，强调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遵从伦理。两者看起来似乎是水火不融，相互排斥，实际上，却是同一个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并且互融互补，互为表里。中国人往往进而儒，退而道，得意时忠君报国，失意时隐逸山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诸葛亮一方面“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方面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是这两种思想的交融，碰撞融合构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主流。

当然，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让书法承担种种“主义”的角色就有一些把书法的功能夸大化。我们往往把研究书法的知识反过来，要求书法中也要加以体现。比如，禅宗思想影响了人们思维，用禅宗的思想解释中晚唐狂禅之风，解释怀素的书法，认为怀素将禅宗的思维用于书法创作（笔者也曾有此想），而实际上，怀素是披着袈裟的士人，他的书法并没有包含禅宗的文化内涵，从《自叙帖》的内容，到他挥写时的心态，都是一个渴望成名的世俗之人的心态。有时候把他的草书阐释得云遮雾罩似乎是说明文化含量的丰富，相反，这是用机械的文化论阐释书法的典型，将书法变成了一种不可琢磨的“玄学”。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电脑对于书法的冲击已经是有目共睹，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对中国书法的命运提出了自己的担忧。钢笔取代毛笔，电脑取代钢笔，书写汉字，受到了高科技的严峻挑战。我认为，我们大可不必这么悲观。固然，科学、民主是我们争取的价值，但是，这不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需要一块空间，给心灵以栖息之所，在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消解内心的疲劳。这是它自娱功能的体现。将作品加以展示，也是让人家在审美之中享受到乐趣，甚至可能引发心灵的共鸣。所以，越是现代化的时代，精神的、内在的世界有时候更需要艺术来填补。一种文化越是清醇，越容易有生命力，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艺术在融合中才能有巨大的生命力。简洁的书法作品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因此，书法在实用性减退的时代，虽然表面是成了一种技艺，但是她的文化功能反而加强了，并且以后还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在书法技艺之上再赋予她更丰富的、更有生命力的文化因素。笔墨天地小，蕴含乾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