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书法”时代语境与大文化价值

詹冬华

当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书法也可以有多种存在方式。但必须引起重视的是，当下书法只顾及技法形式一途，舍却了原本丰饶的文化土壤，导致书法文化与国学基础的贫乏。我们不应满足于表层的笔墨狂欢，而应当思考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在新时代如何发挥其价值功用。“文化书法”将书法视作中国文化的内核，强调回到文化的根基处，[①] 提倡书文俱进、技道双修，用文化的沃土滋养书法艺术，使之根深叶茂、葳蕤生光。

一、“文化书法”的时代语境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40余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国家、省、市、县在内的各级书法家协会体系。近年来，每年都有200余人加入中国书协，加上其他省、市、县级协会的会员，这支书法家的专业队伍还是很庞大的。同时，全国各大高校也设立了相应的书法专业，可以招收本科、硕士、博士。书法在学科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书法实践教学、书学研究、书法批评等方面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当代书法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作上过于倚重技巧形式。当代大量的书法展赛激发了书写技巧及形式表现的一面，使得美术化的形式因素占上锋，作品中字内之“能”的成分多，字外之“妙”的东西少，作品看上去很养眼，却难以动心，无“神采”，缺“境界”，没有“余音绕梁”的审美延留效果。也因此，这样的书法很容易被复制或摹仿。

二是书写者文化学养不够。主要表现为书写时容易犯文字和文法等方面的错误：或是文字繁简不分，或选用版本不佳，或款识舛误纰漏，如果书写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更是错讹频出。在书写自撰诗文时，或平仄对仗有误，或文句浅俗，不合诗律文法。

三是书法理论素养有待提高。有些书家基本不了解书法史，不懂书法理论与美学，仅守住自己所熟悉的碑帖，其余领域基本陌生，书法文化视野狭窄，其书法根不深，叶不茂，难以持久。

四是书法代表作品的缺席。当代书法存在一个悖论性的现象，尽管书法家不断地产生，但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却始终缺席。关键性的原因是，书法与文化传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毫无疑问，当代书法家非常重视作品的创造，但这个作品只是视觉图像层面的作品，考虑的主要是用笔、结构、墨法、章法等形式层面的问题，亦即书法的形式本体问题。而对文字以及背后的文化意义层面几乎不考虑，认为这不是书法要考虑的问题。这种分解、割裂式处理，为书法做了瘦身处理，使得书法在很短时间内得到局部强化，呈现出技法形式快速进步的繁荣景象。但当这方面进展到一定程度时，书法就很快遇到发展的瓶颈。当书写技法不再是秘密，任何人只要训练得当都可以掌握较高水平的书写技法时，书法就不知道如何走下去了。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可以代替书法家写出高水平的作品时，这一问题将更为突出。所以，书法必须回归文化，回归生命，实现技法形式、生命情感、文化境界的深度融合。这里所说的“作品”，不是纯技法意义上的视觉图像，而是包含了文字内容在内的，体现了书写者特定时空境遇下的所思、所感，并寄寓了书家的人格气度、精神情操的艺术符号体系。其中既有线条符号，又有文字符号，二者实现了有机统一，线条的形式意义与文字的内涵意义熔铸成为独具一格的书法面目。而且，这件作品是独一的生命，它不能被别人甚至书家本人所复制。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了书法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北大中文系王岳川先生有关“文化书法”的系统思考，已经在美学界、艺术界尤其是书法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与现实实践意义。那什么是“文化书法”呢？对此，王岳川先生有较为明确的界定：“‘文化书法’是文化大理论的诉求，它要求从事书法的人具有相当的文化积淀，在经史子集方面，在诗词歌赋方面，在韵律格律平仄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要求。‘文化书法’突显书法作品的文化属性，基本以书写中国经典——经史子集为主，提倡自创的合乎格律的诗词，或者是具有当代意义的作品。同时，在笔墨结体中，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夫，又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注重书法家文化内涵和艺术深度，尽量通过大学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升新世纪中国书法的国际文化竞争力和艺术创新力。”[②] 王先生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在书法中的意义和作用。一方面，书法要以国学经典作为主要书写内容，这可以保证书法作品的思想文化意义不会自行流失。如果书写的内容文意粗率鄙陋，格调卑下，就算是再好的线条形式也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文化书法同样重视艺术水准的提升，注重传统技法功夫与现代笔墨视觉效果的结合。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书法要彰显国家民族的文化身份，参与国际性的文化交流对话。正如王先生所言：“文化与人、与书法密切相关，书法只有表现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和每个人的生命指纹、生存特点、心性特征，才可以使我们通过书法形式和线条还原这个国家、民族、个体的‘文化心电图’。在这个意义上说，书法是‘文化心电图’，出现在纸上的那些符号，并不仅仅是纸上的线条，而是文化意绪导致心跳的结果。通过这个符号，可以感觉到每个人的心跳和心灵的曲线，这样才是真正读懂了书法的内在符码。”[③] 这一观点高屋建瓴，从整体上提升了书法的文化站位，激活了书法的文化基因，这使得书法有可能在大国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北大书法所提出了“文化书法”教育的16字方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④] 在王岳川先生看来，“文化书法的根本含义在于——走近经典、兼容并包、强调文化、守正创新。”[⑤] 这里所说的经典，主要是魏晋以降以二王为中心的帖学体系，同时也包括历代碑学体系。文化书法不仅强调经典的重要性，也注重吸纳民间书法的丰富营养，比如秦汉简牍、帛书，敦煌写经等，实现经典书法与民间书法的互动与融合。文化书法以文化的传承创新为己任，强调走“守正创新”的道路，反对搞歪门邪道。倡导“文化书法”的必要性自不待言，它应是书法走向世界的不二选择。

二、“文化书法”的大文化价值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书法的符号体系最为独特，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也最为紧密、直接，它以最为简约而又直观的方式呈露出书写者的情感生命体验、文化涵养修为，同时也间接彰显国家的文化形象与民族的精神风貌。正如熊秉明先生所言，“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文化书法”既要回归经典，激活传统，同时又走向世界，引领未来，具有重要的“大文化”价值与现实功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汉字为原点的文化延展。书法符号由两个维度构成，一是偏重于意义释读的文字，二是偏重于视觉感知的线条。前者是魂灵，后者是肉身，两者相辅相依，缺一不可。书法一方面要表现线条的质感与动势，借助线条传达情感与体验；另一方面要将线条围构成汉字，并借助汉字进一步表达书写者的所思所感。由此可见，汉字是书写行为的必然结果，不写汉字的书写称不上书法。数段扭结在一起的线条可能是有审美意味的“墨象”，但不是书法，其意义世界是闭锁的。建基于高质量线条的“汉字”向观者敞开了一个朝四面八方延展的大文化殿堂。以“中”字为例，当我们书写楷书的“中”时，首先考虑的是该字的结构，其外形表现为中锋垂露竖（或悬针竖）穿过一个宽扁的倒梯形。隶书、行书的结构基本类似，草书的笔画有所减省，方框简化为横折，左下部再以向上的挑点引出竖画。如果再回溯到篆书，“中”字的方框写成椭圆或半圆形，石鼓文的“中”在竖画的上下端还标出两根短横线，甲骨文、金文的“中”也是如此，横线呈飘动状。这实际上是华夏先民测量日影以“立中”的情形，中间的竖线代表测量日影用的“表”（最初为人体，后用木杆），横线表示用于校正“表”是否垂直的“綩”（飘带），圆圈表示确定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托盘。“中”表示不偏不倚，立于正中。经测量而确定的“地中”与“天中”相对应，先民以此地为中心立国，称之为“中国”。此后，“中”的天文、地理学意义逐渐发展衍生出“中正”“中庸”“中和”等哲学、美学意义。直到今天，“中”字的这一原发意义还运用在中国邮政、中国银行的标志中。[⑥]文化书法不会满足于将眼前的汉字写漂亮，而且还要知晓这个字的前世今生，了解这个字的篆、隶、草、行、楷的演变历程。因此，书法家应具备一定的文字学、训诂学以及书法史方面的知识。这样一来，书法家对所写汉字具备丰富的“前理解”，不仅在运笔结字方面“下笔有由”，而且在意义解读方面也能“成竹在胸”。因此，书法家应做到“五体”皆能，并在常用汉字的书体演变及字形意义方面完成基本的知识储备。

二是以国学为根基的文化修为。既然书写必然以写字为结果，那我们总是要写点什么。在当下，键盘、手指是文字输出的主要形式，拿起毛笔写字已是奢侈之举，总不能用如此奢侈的审美方式记录一些杂乱无章的文字或者毫无意义的生活流水账。这样一来，“写什么”成了与“怎样写”同等重要的问题。“文化书法”之所以强调要书写经史子集等古代国学经典，提倡书写自作诗词，目的是要从整体上提升书法家的文化修养。书写经典不是机械的抄录工作，实际上是用笔墨阅读作品。当书家的笔墨技巧熟练到一定程度，其书写时的注意力不会全部聚焦于书写本身，因为此时的书写基本上交给了肌肉记忆，书写者的精神会部分进入到经典作品的意义世界之中，意义释读在缓慢的书写过程得以延长、细化，这就反过来激发书写者学习或重温经典的热情了。这种书写与读解之间的良性循环不仅会为书写者带来意想不到的知识收获，而且，久而久之会使得书写者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为充盈，审美格调得到擢升，书法的气韵境界也因此慢慢养成。试想，如果我们用小楷抄写3500余字的《中庸》，那一定是一个书写兼解义的复合型审美创造过程，其间的喜乐不仅来自妙笔生花，还有对经典微言大义的心领神会。如果我们对书法史上的经典作品进行临习，这个过程将会更加明显。总之，书写国学经典，实际上是换一种方式进入中国古代的思想高地，深入传统文化的腹地，挹取文化的源头活水来澄明、历练书写者的心性修为，从而滋养书法艺术。

三是以美育为中心的精神养护。相对于当下日常的快节奏生活，书写的过程往往显得比较慢，这正好是一个为身心释放压力并进行自我审美教育的过程。在当代社会，人们时刻处于竞争之中，学习、工作中的“内卷”成为常态，“躺平”就意味着放弃。因此，不仅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精神上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抑郁症、强迫症、空心病、双重人格等心理疾病正逐步损毁人们的精神后花园，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抑郁症表现为无力感与无价值感，强迫症表现为对某些无意义的事情的执念与行为，而压力与焦虑是导致以上心理疾病的关键原因。文化书法不以炫技为目的，而以修身怡情为旨归。在书写古人的经典作品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价值的自我认同，同时也可以转移注意力，缓解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所带来的焦虑感，从而使内心的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相比之下，职业书法家因为将书法与利益捆绑在一起，书法圈内的竞争、内卷的情形依然存在，书法原本所具备的怡心悦性功能在名缰利锁面前萎缩了。文化书法则不然，书写不为稻粱谋，而是当作一种闲适的审美生活。可以说，也只有在这种无急切功利诉求的审美生活中，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精神养护。

余 论

文化书法预设了两个高度：一是文化（包含学养、思想），一是书法（包括技法、形式感），只有当这两者实现有机统一的时候，才能出现真正的文化书法。从文人学者这一方面说，他们必须有扎实的书写功底，具备良好的书法悟性，宽博的书法文化视野，敏锐高远的书法审美眼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才可以将自己的文化素养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笔墨线条之中，并且有可能自觉地规避一些粗鄙村野的、流媚甜俗的、矫揉造作的书法趣味，而主动选择那些精丽高雅的、遒劲郁壮的、自然质朴的书法形态。从专业书法家这一方面来说，他们应尽可能地广读诗书，遍览经典，与古人相吐纳，与时贤多交流，虚旷其心，增富其艺，摆脱名利羁绊，养活一团春意思。坚持下去，他们会不断反思并提升自己的审美格调，重塑书法的审美面貌，自觉摒弃那些智巧雕琢的书写感觉，代之以大气磅礴的、或神俊洒落的、或高迈出尘的笔墨境界。这样写出来的书法才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书法，它既与古人的书法有着血脉关联，又与当代人的书法审美期待相吻合。

当然，文化书法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文人学者或者专业书法家可以单独实现的，它需要大家达成共识，共同努力。可喜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各级书法家协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书法专业机构，已充分认识到文化对于书法的重要性，在各类大展赛及招生考试中加大了文化考核的力度，这对于书法的整体推进与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王岳川：《百年北大：从文人学者书法到文化书法》，见王岳川主编：《文化书法论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②] 王岳川：《学院派书法与文化书法的前景——与陈振濂先生对话》，见王岳川编著：《书法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页。

[③] 王岳川：《文化书法与书法文化生态——与韩国金炳基先生对话》，见王岳川编著：《书法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④] 王岳川：《百年北大：从文人学者书法到文化书法》，见王岳川主编：《文化书法论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9页。

[⑤] 王岳川编著：《书法身份》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⑥] 参见朱英贵：《汉字形义与器物文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