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输出与中国文化的未来

—在澳门大学的讲演

 王岳川
 

  历史上的澳门，是以思想交流和宗教交流为先导的。地理大发现和东西航路的开通，使得西方人对东方的神奇氛围十分倾倒，同时也想进行东方殖民和思想传教。

  在几百年以前，有一个叫沙勿略的传教士，到澳门的门口历经七年而不得进，他只好去日本，发现日本受到中国文化深刻的影响并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他想，如果要把天主教传到日本，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传到中国，然后辐射亚洲。如果让中国人信奉天主教，连皇帝都成为教徒，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便一帆风顺了，中国就可能变成天主教国家。但是，当时他进入中国非常难。由于中国封海,想进入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一个传教士，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中国大门口却几年不得入，最后死在一个海岛上。后来利玛窦等更多的传教士将沙勿略的基本思想继承下来，并逐步加以实现——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的接触。在我看来，澳门更应该是一个思想文化、宗教交流的前沿。她在中国的文化交流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一）  经济发达与文化对话的前沿性

  当代有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叫赛义德，提出了“东方主义”。其实他是从新的角度“发现”了近东和中东的文化意义。“近东”当然是产生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而“中东”是争夺石油的基地，而“远东”却被西方忽略了。远东的日本已经脱亚入欧，不认为自己属于远东，所以成了西方七国中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被西方看作“远”东的中国，谁来“发现”呢？靠赛义德吗？靠周蕾（从香港到美国的一个学者）吗？我认为只能靠我们自己。

  然而悖论出现了。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有的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其实在西汉时，中国就有灞桥纸等多种纸了。一波未平，二波又起。韩国有学者提出，木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是韩国最早出现的，西方还有人认为是一位德国人发明的。如果这些事实成立的话，我们非常骄傲的四大发明就只剩下两大发明了。我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东方周边国家，不同我们比经济、比军事、比科技，反而要来给我们比文化呢？而且要抢占这古老发明的制高点呢？在我们发展经济而不重视文化之时，东西方国家是否更重视了呢？

同样，日本的一个考古学家，十几年以来频频作伪。我们知道，一个科学家频频作伪是拿他的生命和前途开玩笑。他将一些文物不断埋在地下，然后带领一帮人煞有介事地挖掘，说是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屡屡得手。去年终于事败而被揭露。他想说什么呢？他无非想以这种作伪的方式说明，日本的文化没有太多的受到中国的影响。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当赛义德不太重视“远东”，当东方已经发达起来的国家开始同我们打文化仗之时，我们应该怎样来考虑中国的文化战略呢？我们今天应该重新在跨文化语境中来思考中国文化还剩下什么？可以看到，很多人今天仍然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从头到脚都已经西化了。我们的发式再也不是王国维梳辫子的发式，我们穿的衣服再也不是对襟衫了，我们西装革履说洋文喝咖啡，思考的是国际性的事物，写作的方式再也不是毛笔，传达的方式也变了。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西方认为全球化就是全球同质化本质主义化。也就是说，今后世界上只有一门语言，那就是英语；今后只有一种文化，那就是美国文化。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可爱呢？一点不可爱。我在日本作客座教授两年，发现日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料理的味道都是一样的，都是生鱼片，都是绿芥末、酱汤等等。如果想想咱们中国，从北面的黑龙江到南面的澳门，菜的味道都是一个样——同质化的中国菜，你觉得有意思吗？如果全球就变成了一种如此单一的文化形态——美国式的文化，那是人类的悲哀和人类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应该思考一下，英语有十三亿人在说，但这十三亿人基本上汇聚的都是精英，汉语有十六亿人在说，但其中有八亿农民，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汉语文化，即以汉字为母语的文化，该何去何从？

  问题接踵而至。我们知道，中国在二十世纪曾经做出很大努力要废除汉字。从二三十年代的钱玄同、到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中央领导，都想不断地简化汉字，一直简化到三版、四版。简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汉字拼音化。当时的一个基本的考虑，是汉字输入很慢，今后在国际战争国际交流中很吃亏，因此只有把汉字废除掉并拼音化，才能进入世界性主流文化。日本同样废除过中国汉字，过去日本常用的书面写作中大约有三千个汉字，后来基本上只在名字上保留了一点，大部分都废除掉了。韩国同样也曾废除汉字。但现在日本人、韩国人发现，去掉汉字以后很麻烦，很多意思的表达，无论用英文或用片假名来表达,都很难表达清楚。因为汉字魔方具有一种向心的凝聚力量。在废除汉字的过程中，中国人遭遇到了更大的问题。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设想一下，现在我们的汉字已经废除了，我们用的是拼音，那我说一句话大家肯定能听懂：“今天下午我在这儿讲演，我们都很愉快”。但是我说一段古文，那就困难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或者是“反者道之动”，或者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等等，你听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而必须要把它重新翻译成白话文才能懂。

  可见，文化的毁损不需要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需要外族打进中国，只需要我们自己废除汉字，两代人之后就不可能再懂我们的二十五史、十三经、诸子百家了。汗牛充栋的中国古典一下就灰飞湮灭，只剩下象裘锡圭先生、象李学勤先生这样的学问家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可以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让某些朋友读到“我高兴有一个朋友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看我”，你觉得这样稀释了的孔子的话有意思吗？在日本人看来，东方文化是“筷子文化”。我倒认为，东方文化是“汉字文化”圈。用筷子获用刀叉没关系，因为它不会左右我的思维，不会影响我的生存方式，但是如果不用汉字思维，中国人就命定般的丧失了文化的根基和土壤。这就是我对以汉字文化为基础的汉语文化的体悟。

  如果汉字一旦出现了问题，中国的问题就大了。现在，比如说客家人说话，或者操广东话、上海话、四川话，以及某些方言土语的人在交流之时，大家觉得非常困难。所以秦始皇统一汉字使我们今天随便拿起一本书来都可以读。但是我说，你在用汉字之时，你却可能没有意识到你的背后有一种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在支撑着你。

  今天，在西方出现了一种分裂中国的“七国论”。首先是 “港独”，97没成；然后是“台独”，现在仍在进行；然后是“藏独”，仍在活动；然后是“疆独”，然后是“韩独”，就是我们的朝鲜族与南北韩问题；以及“蒙独”等等。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国分裂成了七个国家，“中国威胁论”就解除了。那么我要问，有什么才能把中国凝聚在一起呢？只有文化、文化心理结构和汉字。所以到目前为止，发展经济我认为没有错，但是文化切记不能忘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我从80年代研究西方学术上慢慢将眼光转回来，考察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做。当中国拿来主义一个世纪后，我作了一个社会学调查：二十世纪中国什么样的书被翻译成了英文？我让我的两个博士生到欧洲和美国，查遍了重要大学的图书馆。然后我又同另外两个博士生到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去查，二十世纪中国又翻译了多少西方的书？结果大出所料。二十世纪，我们被西方翻译过去的书不超过一百本，还有一些是在西方求学的中国人写作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出版；而我们翻译的西方的文、经、哲、政、经、法、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书，不下十万本。算一算这笔帐，一个世纪西方翻译我们的书才不到一百本，中国文化被“误读”被“妖魔化”就是必然的了。同样我还要举的一组数据就是，公元1894年之前，日本每一年要翻译70本中国的著作，可以说对大中国佩服得五体投地，“甲午海战”打败了中国以后，再到公元1911年，16年间日本翻译中国的书一共只有3本，而且还是明代的数学书。你觉得16年中他还看得起你吗？他还会认为中国文化是健康、有力、清新的文化吗？他已经认为是一个东方的睡狮、甚至是一条死龙了。从过去一年翻译70本中国书，到16年只翻译3本，日本再也不重视我们了。所以日本大量的翻译西学，使得我们的梁启超、王国维拼命学习日文，从日本翻译过来西学书。于是，学界就有了“镀金派”（留学欧美）“镀银派”（留学日本）之分。
 

（二）   中国当代书法正在流失传统资源

  新世纪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的三个问题是：传统、现代、后现代。就书法而言，可以说中国当代书法正在流失传统的资源。

  既然书法是中国汉字文化的审美化、艺术化和诗意化，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书法发展的更好呢？而且，新加坡在1985左右年成立了“国际书法联盟”，居然就没有中国。要知道，书法可是从中国开始的。世界书法联盟居然把书法的诞生国排除在外，匪夷所思。我们应该好好反省总结我们自己。一反省才发现，中国当代书法已经变得非常零乱和问题丛生。

我在1998年去日本东京大学拜访一个日本教授，他非常不屑地从拿出一捆字，说你们中国当代书法不行了，你们祖宗的书法还不错。我说何以见得？他就把他的那些书法打开，我一看，真是脏、乱、差。我再仔细一看，还有很多是假的，是在北京旧物市场卖的假货冒充大师。也有一些名家的作品，但写得很差。你写那么差，为什么还要送人呢？这可是国际文化交流，人家非常认真。后来又在广西机场碰见一个人，这一次事件对我影响特别大。这是个我在十几年以前认识的书家，没想到现在已经在日本非常火爆，挣了很大一笔钱，居然在日本修了一个会馆展出作品。我一听以为他发扬光大了中国的二王传统，很感兴趣。他把书法作品集送给我以后，在飞机上我翻了五六页以后再也不敢看了。我好不容易集二十年、三十年，天天努力才养成的那种古典的、雅致的、神骏的、高雅的气息，不能因看这几幅字而被改变。所以古人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讲得很好。有些事情是不能看得、不能说的、不能做的。做得多了，说的多了，看的多了，你自个的本质也就变了。他的字是集天下脏、乱、差之大成，把最差最难看的那些书法败笔，全都写到一幅字里边去了。他命名他的书法说成最具有“创新”的“后现代书法”。我很疑惑，难道日本人真的不知道书法的好坏了吗？为什么这样的假书法家却能够如此风行天下？而一些真的好书法家却没有人过问呢？我说我正好是研究后现代的，我同你探讨一下怎么个后现代法。如此的败笔书法能够挣得大钱，也是把我们的书法真是丢人丢到国外了。这说明这个世界缺乏理性的分析、缺乏理直气壮的理论批评家。

  我对日本教授说，请您到中国故宫博物院去看看我们的“中国书法精品千年回顾展”，请您到中国美术馆去看看“二十世纪的中国书法展”。回国以后我到故宫博物馆去看了“千年回顾展”，展出的是魏晋以降的所有书法精品。进去了以后我很惊讶，这么大的展厅里边竟然空无一人。而仅仅就在门外，就是摆了很多摊的甬道上，人庭若市，人声鼎沸。果真是黄钟毁弃，瓦罐雷鸣！我就盘腿而坐，在唐代冯承素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前，仔细品味而不能去。过了一会儿，近来了一批日本的游客。他们问那个守门小姐，说可以拍照录像吗？居然回答：“随便”。我们知道，千年相传的国宝是绝对不能用闪光灯去拍照的，结果让外国人大拍特拍，令人神伤！我从早上十点坐到晚上五点，将所有的作品都看了，心追手摩，牢记在心。这一天进来的中国人不超过三十人。我真为千年杰作的寂寞而伤心。中国的精品文物在故宫博物院展出，每五年才一次，每次展出三个月，但是进来看的人如此之少。中国人真是富得已经不再关注我们的精品文化了吗？在一味追西方的路途上流逝着中国书法资源时又有谁来关心中国书法精神重建？传统对某些人而言已经慢慢变得很遥远，甚至有些人就认为传统已经是可以丢弃的东西。还有全盘西化论者说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好东西，应该全部丢弃。这里边问题很多。

  但是我并不是说我们应恪守传统不变化，我也希望现代转型。我注意到，日本书法将中国传统书法范式现代化了。从王羲之开始写的书法大多是手札这么大，毛泽东写的书法作品也是这么大（前一段时间看毛泽东书法作品展，居然有四尺长的巨幅中堂，一看就是作伪的）。所以它是一种文人类的书法。日本书家认为这不符合国际审美惯例和国际审美共识，因此把中国书法改制了。不在一张小纸上密密麻麻写很多，它不具有展厅和现代居室的视觉冲击力。他们大胆作成了两米见方、甚至是四米长两米宽的大型斗方或横幅，上面也不是象王羲之《丧乱帖》、《姨母帖》、《兰亭序》那样写很多的字，而是写一、两个字的“少字数”——这种具有张力的现代书法引起西方美术界的震惊。你看那纸上就那么单一的墨，居然就只两个字却令人远看近看惊心动魄——“黑云压城城欲摧”，给人一种重大的心灵震撼。这种“极简单主义”黑白对比，呼应了西方的现代观念主义美术倾向。这样，日本的现代书法走进了西方，拍了非常高的价钱，一次又一次的把中国的书法挡在了后面。我的看法是，中国书法肯定在部分形式上要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但并不是把字写得脏乱差，还说是什么后现代。

  我在研究中国九十年代书法文化时，发现了这样一些让人困惑的事情。一是一位美术家，他在中国作了一次后现代行为书法表演，表演的方法是把宣纸铺在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溪上面，然后就用毛笔在宣纸上面写字，写了一阵子以后呢，水就把那个字不断的冲淡了。宣纸上面有写若隐若现的踪迹。于是他说，这就是后现代行为书法。还有人写男性之笔女性之纸的“踪迹书法”，里面游戏成分很大。这还算是比较文雅的，起码还在用笔墨宣纸在写。

  有一个叫徐冰的艺术家，1989年春天在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做了一个有新意的事情：他说阅读鲁迅的一句话：我横竖睡不着，半夜起来翻开中国古书，读了半宿读出两个字：“吃人”。鲁迅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刻骨铭心的批判。徐冰受到启发以后就更加虚无，他采取一种极端方式：将中国字任意加上偏旁，看着都是汉字，但是没有人认识——变成了“新”仓颉造字了。他把整个中国美术馆的天花板上全写的是这样的“宋版大字”。我当时进去仰头一看，一部中国古书，写的就是“有字天书”，但是你不认识。他其实就是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种吃人不吐骨头的文化。他终于被西方看中而身价百倍。

  过了几年徐冰回到中国，提出了一个新理念“英文书法”。北京的七个批评家赶紧写文章，说是“中国书法走向了世界”。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因为写汉字书法不管你多好，德国人看法国人看还是很头疼的事情，他看不太明白。这下子居然走向了世界。结果我仔细一研究，问题就大了。这不是英文书法，这是“后殖民书法”。他怎么做的呢？他将中国书法的“永字八法”，用英文字母分别表示，告诉西方人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古代的汉字和书法，其实是西方的字母构成。这是令人气堵的“后殖民文化现象”。好多老外就象学气功一样交美金学写英文书法。他这种身价不菲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妖魔化为代价的。我认为是将汉字和汉字历史在西方人心目中给“自我妖魔化”了。中国学者应该发声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不欣赏这种以贬损中国或东方艺术的方式而对西方中心加以怂恿的所谓“创新”。

我们应不断的慢慢的进行“文化输出”和文化的“自我启蒙”工作。今天中国的学生，由于长期用的是电脑，所以对书法已经很隔膜了。我们做了一个实验，请几所大学学电脑的学生用笔写一篇文章，结果十个字就能错两个字。他们由于长期以来只需要敲电脑，都几乎不用思考了。而现在电脑可以自动把词组连缀成句，不需要人去思考汉字的构架。这种文化根部的“非中国性”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这次到澳门办我的个人书法展并同梁披云先生的对话，主要目的是强调：汉字仍然是中国文化教育中很重要的维度，而汉字的美化——书法是后现代电子传媒时代不可或缺的中国艺术精神载体。

  但有几个基本问题仍然存在：我们进行书法教育之时青年一代已经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我不太清楚，象澳门大学国学是很深厚的，还有多少的朋友在练习毛笔书法。我招了一些文艺美学博士生硕士生，基本没有喜欢书法的。所以我在想过去象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都是大官同时也是大学问家，王羲之的《兰亭序》本来就是美文而收入《中国哲学文萃》（英汉对照）里；还有象康有为这样的大学问家，都花大力气研究书法同时也是很好的书法家；象于佑任这样的高官也是大书法家和学者。但今天好象书法写得很差的大官也敢题词。真正的书法教育变得很艰难。

  也许，全球性的反传统成为时尚病，结果不尽然。1997年，东京大学的一位教授系主任到北京大学做半年的访问，他太太跟着他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她觉得很苦闷，为什么呢，因为她是日本的一个片假名书法家很想写书法。教授就给北大提出要请一位学者型书法家来教他太太书法。结果北大请我去，就每星期去教一次。我去了以后一问，才知道她是日本的片假名书法家（就是带有点草书性质的流动的日本书法）。我就开始给她讲唐代的颜真卿的《多宝塔》。没有想到教了一个月以后，我感觉非常震撼。我那天去了以后，她说“教授，你看看墙上两幅字，那一幅是您写的，那一幅是我写的”。她其实告诉我，她的书法同我的书法已经可以乱真了。她仅仅写了一个多月的多宝塔。我回头一看，写得果然非常象，但是走近看，能看出问题。后来，我就说那我们就开始写行书，写王羲之《兰亭序》（兰亭序在日本有非常高的声誉，说起二王都简直觉得了不得）。我练《兰亭序》练了二十五年，每天都要在古琴音流中写十几行。我就告诉她很多基本要求，某些关键、一些特殊技巧，防止出错和怎么把握内核。没想到她练了两个月以后，写了一幅《兰亭序》，请我隔了两三米远一看，似乎可以乱真。她又提出她还要学怀素的狂草。不可思议，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她怎么会想到要去学怀素和尚的那种狂草呢？就是“大声绝叫三两声，满墙纵横千万字”，“醉来信手两三行，醒来却书书不得”的那种狂态，是中国书法的灵魂和舞蹈。我练怀素也练了很长时间。我就告诉她：怎么样用笔，怎么样使转，怎样往下走，怎样担夫争道而相互避让——“担夫争道”，就是两个人过一窄道或独桥，相当于两行字之间的关系，怎么侧让呢？两个人都直着走，肯定有一个人要挤下桥去，于是就你侧我让、互相鞠让，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这就是草书间距互补的真谛。看一幅字写得四平八稳，每个人都是正经危坐，这不是书法而是状若算子。恰好在鞠让收放中做出完美的空间分割才是真正的书法。过了两个多月，我就再也不敢教了。她以每天练习十个小时的刻苦和心摹手追的感悟，又写得可以乱真了。这位日本女书法家回到了日本以后，发奋创作了几个月，在日本开了一个书法个展，影响很大而身价飙升。我想，中国人在日本写得很脏乱差的汉字之时，而日本的书家却到中国来苦学了最正宗的传统书法，这一反差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层思考。

  我回来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到现在没有一个学生跟我说：王老师，我花五个月跟你学王羲之、颜真卿和怀素。就是我免费教我的学生们，他们都不学，而人家拿着钱到中国来住到宾馆里给你学，而且学得如此认真，如此沉醉。我们中国人能做到这一点吗？你说不是现代后现代吗？日本已经比中国更现代了，她为什么还这么“前现代”呢？她说朝思暮想字体，每天在身上划练习。我们知道，王羲之，包括唐代的很多书法家，都是身上自己划字体而划到太太身上去了。太太说，我体是我体，你手写你手，你怎么写到我体上来了呢？书家一下子明白了，去临摹别人的东西写别体他体，永远没有前途。我手写我“体”，要写出自己的字体。王羲之才创立了他的字体。

  我在想，不是我们已经很富裕或很现代了，也不是我们的当代文化了不得了，而是人们对自己的文化很不珍惜。另外，中国的文化在新的世纪是不是准备再翻译西方一个世纪呢？再翻译10万本？西方是否再一次的漠视中国文化的存在价值呢？或是一个世纪仅仅翻译中国100本书呢？我认为文化“拿来主义”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做什么的问题，应该提到了我们的议事日程上。
 

（三）  重申中国文化输出在新世纪的意义

  近几年，我有一个新的思想：二十世纪是我们文化拿来的世纪，就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西方好的东西都拿来，拿了一个世纪以后，我倒觉得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拿来主义和“输出主义”并行的一个世纪。当代的很多文化误读，都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造成的。我称之为“妖魔化”。大家一听“妖魔化”这个词以为很大，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去内蒙看成吉思汉墓，因为西方对成吉思汉十分崇拜。结果我的博士生一上车就说，老师您现在想一想内蒙呼和浩特是什么样子？我说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或者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他说这是“妖魔化我们内蒙”。我到了省会呼和浩特一看，同北京没有什么区别，看不见草，看不见牛羊，满眼都是洋房洋楼。学生说你是带一种“前见”“偏见”来看内蒙。难怪，我在北京见到很多老外都说，不知道北京的五星级宾馆豪华到那种程度，而一直认为你们还是李小龙时代留着辫子，到处都是垃圾满天飞呢。他没来中国之前看了一些电影和书籍，这些书里面载有梳着辫子的中国人的图片，在电影中他也“巨型想象”着中国。怎样才能不再巨型想象？怎样才能让他们亲切地感受到当代中国发生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新世纪主动进行“文化输出”。

  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沙勿略到了澳门的门外，千辛万苦历尽艰难想进来，没能进来。是什么支撑他？他为什么要如此遭受磨难？他是在做文化和宗教输出！他想如果他把西方的宗教让中国皇帝接受了的话，那么这几万万人不都是全接受了吗？其后的很多传教士，学中文，学中国的礼仪，三跪九拜，甚至把《圣经》按儒家的一些词汇翻译过来，目的就是让中国接受他们的思想。我想问一下，今天中国还有哪个知识分子、哪个博士硕士有这种站在一个国家国门之外要想把中国文化传播输出的愿望和百折不悔的意志？我所看到的大都是跑出去后很少有回来的。我们知道，玄装取经取到真经并带回长安。但你知道革命第二天吗？他回来的六年以后，他取经的那个地方，二十七个民族发生了重大的战争，他取的那些经文毁于战火。今天，季羡林先生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当时唐僧取回的部分极重要的经文，重新译成英文和梵文，然后输回印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化事件。但今天很少有人有这种想法了。所以我每次读到那些传教士一个个前赴后继的到中国各个地方去，甚至到中国最穷的地方去，四川、山西等等地方去传教（我的家乡四川到处都是天主教堂），不禁掩卷长叹。但是，今天中国文化人已经少有这种自信、自强和眼光了。

  有人会说，西方文化那时很强盛才能传出。错了。唐代时候的景教（基督教）并不是全球的强盛宗教，而唐代长安政治经济之发达可谓全球之最，是外国人梦想进入的“天堂”——犹如我们今天去巴黎、伦敦和纽约一样心醉神迷。他们为什么在不发达之时能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文化传播出去。今天，中国已经现代化之时还自卑缺乏底气和传播不出去呢？为什么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不断提出，中国在四十年以后将同美国的生产力齐平，二十年之后将与日本齐平之时，中国还没有意识到在经济大国中文化输出的重要性呢？日本已经在85年之时开始他们的整体“文化输出”了，因为他们不希望西方人把他们看成是经济动物。而中国人今天是否应该有这个共识？

  无疑，书法文化输出有很大难度，因为汉字西方人不认识。但是季羡林先生告诉我，他说不一定，他在德国读博士之时，在后面的黑板上写了一首诗，德国教授进来以后讲课居然没讲课，直接走到黑板前看了好几分钟，说线条非常美。没想到书法线条令老外心醉。我这次来澳门举办我的书法展的当天，葡萄牙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就直接给我发出了邀请，希望我明年到葡萄牙去展出我的个展。我问了一句：您对中国书法有什么感受？他说线条很美。他可能读不懂汉字，更读不懂草书的汉字，但他觉得线条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活动，呈现出一种东方美的独特魅力。我们今后是否可以把线条尽可能的按照国际性的审美共识，把它尽可能加以美的组合，审美化、诗意化，我想是有可能输出的。

  古代精品文化的输出同样重要，如四川的三星堆、内蒙的成吉思汗、湖北的编钟等，皆为上品。我曾谈到这几个文化符码可以向西方介绍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本土虚无主义者。谈到三星堆青铜雕塑时，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说，中国的雕塑不行，当古希腊雕塑已经美仑美奂时，中国雕塑还不敢雕人，只能雕那种傻大粗的鼎。我马上到湖北省博物馆看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细细考察出土的编钟和各种青铜器，我看到了《青铜尊盘》，其复杂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尊盘共雕饰龙84条，蟠縭80条，尊盘中尊与盘的口沿均雕饰以透空花纹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圈靠内层铜梗支撑，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这是用失蜡法一次制作成功的。到现在用高科技都难以重复。是怎么做的模子，能够如此繁复精美。西方人用重金买这二百多公斤的鼎，可以想象这是什么价值。而这位教授说中国不能雕出人面，错了。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人面像，顺风耳千里眼，脸是1米5宽的巨大的脸，它的眼球伸出16厘米长，非常了不得。西方人认为不是中国人造的，认为是外星人造的。为什么中国就不能造这种青铜人面像呢？完全可能。而且有一个奇怪现象，中国说问鼎中原，“鼎”是权力的象征。三星堆的权力表达是同西方一样的“金杖”，一根1米4 到1米5的金杖。由于经过了三千五百年了，里边的木头已经完全毁掉了，但是外面包的金皮还在。可以说，中国的三星堆比希腊的文化还要早。它的雕塑不能说是不美，还有很多女性的装饰品，细如发丝，细如骨针，非常漂亮。所以不应该妄自菲薄。

  还有刚才说到的湖北隋州的编钟。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亲耳告诉我，中国的编钟不行，连十二平均率都不是。我听了以后带着这个疑问请博物馆专业人员用锤子敲整套编钟，他轻松愉快的就半音阶下行，就是钢琴的黑白键下行的方式就敲出了十二平均率，而且一个钟可以敲出两个不同的声音。在两千四百年的战国时代，我们中国的十二平均率就已经出现了，为什么我们音乐学院的教授就一叶障目看不见呢？令人不解。

  中国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传统我有四重态度。第一就是看看我们两千多年的文化，哪些些已经变成死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就坚决抛弃之，什么裹脚啦、束胸啦等等。第二要用另一只眼睛去看，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我们的硬盘需要整理一样，需要把它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第三，可以看看两千多年的文化中，那些是可以弘扬光大的还有生命力的文化。我不相信一个民族有十三亿人，文化死掉了以后她的精神还不死，这是不可思议的。第四，就是要看那些文化经过与西方思想碰撞以后变成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不仅滋养中国，有可能变成世界的共识框架。我认为这四个层面我们都应该去思考。

  我们还需先从头做“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因为一个不懂得自己历史、自己文化本源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未来的。就像尼采所说的，有人永远只懂得向这个世界“索取”，而不是“塞入”。尼采说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对这个世界创造和塞入意义，一种就是取出和消费意义。可惜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取出和消费意义，很少有独创性的为这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塞入意义。我们今天的有识之士应该来做这个工作。

  回到话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书法，应该是“技进乎道”。今天很多人已经把书法绘画变成了谋生的手段，变为稻粮谋，很多人把艺术变成了一种可以操练的技术。但我还是相信中国的古训：“技进乎道”，技“宏于道”，“道”提升“技”。从技术层面深化到道的层面。

  我最近正在做一件事，就是把我写的一本《中国书法》翻成英文，出版以后让西方人容易看懂中国书法的内在含义。同时准备邀集北大、清华和北京几个著名教授书法家作国际性书法巡回展，通过讲演和演示书法的方式传播中国书法艺术。要输出文学，让他了解中国文学、哲学、史学、经学，可能难度更大。我们一个世纪以来，输出的文化，主要在器物类，我称之为实用文化上。输出了景泰蓝，输出了鼻烟壶，输出了丝绸，输出了瓷器等。这些都是器物类。但是思想文化包括三层。第一层是思想文化，就是经史子集，这些很少输出去。第二是艺术文化，而艺术文化中的书法，被宗白华先生看作是中国文化的灵魂，同时也被一些哲学家认为是中国艺术中的哲学，它最抽象——“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将天地万物的颜色还原成黑白二色，从这最简单的颜色中，从线条的千变万化中，体会到世界的诸多诡秘转化和“生生之谓易”。应从头开始清理我们的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同时也清理我们自己的思想，看看在二十一世纪之时，中国可以输出什么样的文化精品，可以为人类的文化增加怎样的文化精神，可以东西方文化互动而消解文明的冲突，可以怎样不再有文化输出以疗治西方之病的想法而回到减少文化误读的平等对话的正确道路上来。
 

（四）  关于书法文化与文化输出的问答录

  主持人：谢谢王教授给我们做一个精彩的报告，从中国文化的大视野来谈中国书法。王教授是研究文学的，对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深有研究，他对书法又有如此深的修养，各位有什么需要和王教授交流的。

  问：现代科技进步了，一般的人很少注意到书法，中国人不再重视中国文化。新的一代没有更多的历史经验，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青年一代没有太多的意义？

  王先生：我想分成两个问题来回答。第一是关于书法和科技的要求。书法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实用性，为传达意义，这是它的日常交流性；二是它的艺术性，书法的实用性逐渐丧失，它的第二个功能即纯粹的艺术性就突出了，今后的书法有可能会变成一门纯粹的艺术。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现在很多青年对中国文化不是很感兴趣的问题，这确实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需要改变。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教授认为，目前技术官僚在中国做得很成功，大多数是清华人。但清华大学在十年以后要遭遇到文化危机，所以要尽可能的扩招文科，壮大文史哲。为什么？根据国际惯例，不会是一个技术官僚群永远高高在上，技术思想不会永远左右社会。相反，到了最高层，比方说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这些最初的整合成功以后，“思想对话化”与“宗教冲突化”问题将浮现出来，而这不是技术官僚所能够处理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家，象蔡元培这样的思想大师才能处理。所以清华从全国挖了很多教授，要在十年之内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大学，改变清华工科形象。我认为这是有远见的。从近处说，每个人的悟性非常关键，可能这一代人向往的是欧洲文化美国文化。我执教北京大学，仍然比较乐观，因为我想弘道者不必多，古人说：五百年才出一个圣人。一息尚存，必有薪火相传。但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中国文化，起码我们在西方呆了很长时间的朋友都知道，不管银行家、教授多么有钱，他在周末不会去唱卡拉ok，而是带着孩子和夫人去听古典音乐或看歌剧。这就是教养。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审美共识和心性提升。

  问：既然书法是一门艺术，那么您的书法教育观点是什么。

  王先生：我昨天去了澳门劳工子弟学校讲演，这个学校号称是澳门第一电脑学校（澳门的中学是平均十人一门电脑，这个学校是四人一部）。我去参观他们的学校并作讲演，下边却坐了很多小书法家，而他们的楼道里摆的都是若干届书法比赛优秀奖作者的作品，然后他们拿出作品来让我评点，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和小书法家们交流非常的愉快。所以，我的想法是从孩子抓起，作为一种文化教养也是可以的。我也和澳门书法家协会主席深谈过，昨天还和澳门艺术学院的系主任也深谈过澳门的艺术教育问题。澳门保存的中国文化是比较多的。我只是想说，书法是我们中国的国粹，还被西方人、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所喜欢，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多喜欢一些。就这么一个很低的要求。

  问：王老师，您认为学书法是否一定从篆书开始呢？

  答：不一定，从楷书起就可以了。篆书有一部分是象形文字，最初的写法很难。大家想一想当时我们的老祖宗找到一块牛骨一块龟骨，拿一把刀在上面刻字，是相当艰难的。当时刻下来未必好看，因为骨头很硬，而我治过篆刻，知道那是很不容易刻的。但今天为什么觉得好看了呢？它经过了五千年时光的磨损，它自然就有一种风化朴茂的效果。尤其是碑文更是如此，我们今天觉得什么张迁碑、乙瑛碑、石门颂，斑驳陆离，气势沉雄，其实，你去看看那些出土的真正汉简墨迹，就没有那种风化效果。什么道理呢？因为墨汁写到竹简和木牍上以后，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刻到石头上以后，经过了两千多年的风化，就觉得苍茫厚重。其实那不是原来张迁、乙瑛碑的本来面目，而是人与大自然的合作的结果。我的看法是，从唐楷入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用毛笔、墨汁和纸，清清楚楚写下的。练好书法从楷书开始比较合适。如果特别想追宗那种古典的笔意，去练一下隶书篆书也是可以的。但是从楷书入手并心有所获以后，可以尽快地进入行书，让生命的气息流动起来，让你的个性发扬起来，我想这是解决书法最有效的技术途径。

  问：王老师，您认为书法哪个方面最令您着迷？

  答：着迷？这问题提得好。书法有几个不同境界：

  第一个境界就是干净。这个词要去体会到王献之的小楷、体会到董其昌的小楷之时，才能体悟到它的深意。书法下笔之时一撇一弯勾，写的非常神骏，干净利落，你就体会到了“干净”的含义。这两个字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不容易达到的境界。

  第二是神骏。神是指有精神，骏是指骏马的骏，这就比“干净”要高一层次，有生命的力度和精神的动能在里面，能够焕发出自我的审美意识。

  第三是飘逸。飘象旗帜在飘，逸就是感觉到陶逸、横逸、安逸。要能把字写得飘逸潇洒是很难的，就是要让它在静态中动起来，感觉到人的生命气息在流动。有一位书法评论家说，一个字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生命体，它里边有骨，有肉，有血脉，有笑容。中国书法是从干净，到神骏，到飘逸这么一个过程，写得好了，对人的气质的养成很好。

  最后是境界。有了境界的书法，人就有了儒雅境界，就显得温文尔雅，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主持人：中国人在世界文化上的地位问题，就是怎样弘扬中国文化的问题。今年暑假我再次去大英博物馆，在中国的展馆与其他国家的展馆相比较以后，非常难过。中国文化在保存东方文化的同时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后来我就和专家谈，他说你太敏感了。因为我当时看了展出的希腊、古罗马的卫城建筑，非常详细，非常有震撼力。但是到中国这边却震撼不起来，东方莫非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吗？我自己感觉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王教授讲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中国文化怎样让外国人理解的问题，是非常具有新世纪意义的重要问题。我后来跟一些教授谈，他们给我这样一个建议我也接受，就是说在研究西方文化之时，我们是有差距的。西方专家研究西方的详细程度比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是要强，我们对东方自己文化的研究是比较弱的。比如说，象王教授这样对书法有这么深刻看法的我听到的不是很多。所以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如何重新让我们的文化发扬光大起来。

  问：刚才您说过怎样发扬中国文化，您提到思想层面，外国的东西可以输入中国，但是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输出去，是道家的还是其它的什么思想。

  王先生：我们已经慢慢的脱离书法谈思想了。我最近几年在做一件事，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发现东方”，一个叫“文化输出”。但“东方”已经在那里了，谁去发现它？用什么来发现它？有必要去做吗？赛义德之发现了近东、中东，周蕾发现了远东，但是她只注意到香港等。日本不需要发现了，它已经变成西方了，所以只剩下中国了。中国迫切需要“自我发现”，这种“发现”就需要总结文化深层内容。刚才提到的三重思想文化，怎么做？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思想的工作。

  首先，挑出从先秦古迹里一直到清代中的重要作品翻译成英文，这个工作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做过一些，可惜他们很多是老外翻译的有不少错误，再加上没有导读，就像我们今天读柏拉图、苏格拉底，如果没有导读，这样一本《理想国》，人们恐怕也会不知深浅，所以需要我们自己展开。集中力量翻译影响中国的一百本经典，很有意义。这个工作正在做。我大抵是受了玄奘的启发，他“出国留学”——到西方取经，历经了多年回到中国后，在大小雁塔开了译经场翻译佛经，并进行到底。那么，我们今天只能小规模地翻译。

  第二，把二十世纪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季羡林等的思想结集出版并翻译。我在1995年就开始做了，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20世纪学术文化随笔》一百本。这些学者经历了欧风美雨之后的中西思想火花碰撞的结果。

  第三，翻译六十本“中国当代文化生态”问题，如中国书法生态、中国戏剧生态、中国建筑生态等，分析考辨各种文化形态在二十世纪的痛苦发展和未来处境，做六十本。整套书一共260本书，都是翻译成英文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资金问题，这是一个正在解决的问题。我想，一个人有生之年一定要做真正的事情。六十年以后我们都在另一个世界里，所以我们只有把“有效生命”这一笔有生之年的“存款”用好，用到应该做的事情上去。当我们把这260本书放在外国人的书架上之时，他会对“远东”的中国有新的解释和了解。这时文化误读就会少一些。千万不要认为“文化输出”就是要拯救西方的精神文明，这是痴人说梦，我们再也不可能有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那样的拯救西方的思想了。

  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输出”，是为了不让西方误读我们。毛泽东说我们总是向西方学习，西方总是打我们，我们该学还是不学？当然还是要学！让他由少打到不打为止。我们面对一个强大的西方，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它，我们是与人为善的，我们是有悠久历史的，我们的祖先就是温文尔雅的。通过文本阅读，他们会知道中国是一种可以对话的和平和的文化。

  就文化输出而言，我是比较低调的。有人问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输出，这其实是想说明只有“高势位文化”才可以输出。我想问，为什么西方人要去看云南丽江？丽江文化难倒比现代的北京或者西方还要高明吗？难道就人类不可以怀着古之忧思吗？我们去看的古罗马文化就比现代美国文化具有高势位吗？“文化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也不是水往高处流的文化竞争，而是使一种平等对话变得可能，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常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