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精神力量

 

　——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访谈

 

 
 

时间：2014年5月25日中午12:30-14:00

地点：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

 

 

　　针对当下道德失效的社会状况，文艺作品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文艺如何处理它与世界、与道德的关系？它可以推动道德重建的进程吗？究竟何种作品才是有益的？

　　 

　　                          道德失效阴影下的文艺作品

 

　　青评论：影视剧《甄嬛传》红火了很久，有一种批评认为，它宣扬了一种“比比谁更坏”的价值观，里面的主人公们在宫中攻心斗角只为了自己上位，这种批评是不是有道理？

　　王岳川：这部剧我没看过，因为现在90%的低质量的书可以不看，90%的低水平的电影可以不看。我只能针对你说的“比比谁更坏”说说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更”字很重要，今天人们认为拳头大就是真理，老百姓爱看，钱更多、房更大、车更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只要成功了就好。它其实说明了后现代社会道德失效的影响，当道德迷茫，在时空中找不到座标的时候，人们就会比效率，最终结果是人性越沦落。

　　 

　　青评论：您提到后现代社会的道德失效，能具体解释下这个理论吗？

　　王岳川：好的。后现代和现代、前现代有所区别。在农耕文明的前现代，道德是百姓的重心，无论是西方的《圣经》，还是中国儒家、道家的训导，都是如此。传统农耕文明崩盘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本体论法则成为：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用时间的分分秒秒来切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表，作为参考背景的时间，变成了人的本体——人的时间有多少、金钱就有多少。

　　这样一来，过去有关“善”的高和低道德训导，在今天就变成了财富多和少的训导。尼采说“超越道德的彼岸”，指的是植根于土地的深厚的传统道德，变成了工业的竞争，这就跟过去退让、谦和、仁者爱仁、王权而不霸权不一样了。到后现代，又加入了空间的维度，上午还在纽约吃饭、晚上就在北京喝酒，因为科技发展，空间被压缩。

　　农耕文明时，时空是统一的；到现代，割裂了时间；后现代，又割裂了空间，很多人处于一种漩涡状态，不同身份的人物在同一个时代Ｔ台上“狂舞”，消失了善恶、混同了美丑、解构了真伪。在中国还没准备好、未完成现代化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三重撕裂，价值观就出现倾斜和迷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青评论：所以，当下红火的文艺作品，比如《甄嬛传》，还有《小时代》，里面有意无意地表现对物质的崇拜，被很多人批评，它们本身可能就是社会道德失效的产物？

　　王岳川：我走了50多个国家，没看见任何一个国家的电视台，敢播半分钟和骗术有关的节目。可惜有些没有底线的小品节目，告诉观众一个只值20块的拐杖能开价200，获得10倍利润，而按照《资本论》的说法，10倍利润已足以让人疯狂，如果电视台传播：勤劳不可能致富，唯独行骗可以永保只赚不赔，那么人们都会出现极大的价值误判和行为失范。现在的确“不差钱”，我看还有一点“只缺德”，这是我们的现状。

　　一些小品节目集骗术之大成，攻守同盟、指鹿为马、假公济私、攀龙附凤，把民间很多的黑暗东西，堂而皇之搬上荧幕。大家在笑的过程中，像吸鸦片一样只是受了毒，但是没有解毒剂。同时，观众又通过收视率、通过金钱，奖励了这样的创作者。这是很不正常的，价值观是一个艺术家能够成功的关键。

　　另一个好的例子是陈佩斯与朱时茂的《警察与小偷》，到最后警察说，我哪怕不娶你的姐姐，一辈子打光棍，也要把你这个小舅子捉到监狱里边去。他代表了正义的底线，法大于私情。

　　 

　　青评论：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让文艺作品受到社会道德失效的影响？

　　王岳川：这个机制是收视率至上带来的。当我们的道德环境出现问题的时候，艺术家、敏锐的作家借助了这种风气，迎合收视率。收视率只表明观众看得多，却没有准线、“有奶便是娘”，是反道德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现在各个省的读书频道几乎全线覆没，只剩下央视的《读书时间》，还搞到深夜12点跨子时。中国人只有在深夜黑摸摸的在黑暗下读书，似乎真理怕见阳光，这导致亚洲地区中国是人均读书最少的国家。

　　美国收视率的计算方法，按照城市70%，知识分子、教师、白领10%，农民20%的比例来进行加权，说白了，中产阶级的兴趣成了这个国家的兴趣，但中国不是这样，由于农业人口比例大于城市中产阶层，导致收视率严重失范——100个教授比不过10万个农民。具有艺术精神高度的节目永远处于收视率宰割下的中国底层。我们就会退到蛮荒时代，人们就不再读书。

　　 

　　                          文艺作品的“人类性”

　　 

　　青评论：如果把道德败坏归咎于某些文艺作品，是否牵强呢？

　　王岳川：我们不要小看文艺的力量。有些人认为不过就是一篇小说、一首诗歌，非也。文艺的力量很大，抗战时很多人走上延安，早年都是读了一些文学作品，也有很多少年人受英雄主义作品的影响。文艺作品能对人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常说少不读《红楼》、老不读《三国》，也是这个道理，文学作品，对人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举个例子，曾经有个读法学院的姑娘，长得很漂亮，天天读街头上的粉红色小说，找了一个男朋友，剃个光头。我一看那光头就犯嘀咕，就觉得他心不正。结果有一天，长期近墨者黑的她因为贪婪而诈骗被抓，在监狱到现在没出来，七八年了。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女孩儿就像青春的树芽、青春的花朵一样，被这些通俗的快餐文化给败坏。如果能受到好的影响，她今后会是国家的女法官，人民的女律师，鹏程万里，可转眼就被毁了。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文艺作品，包括小品、相声、电影、电视剧等等，对人的教化作用。如果认为它只是茶余饭后的娱乐而已，并不重要，那就是看轻了它。

　　 

　　青评论：从根本属性上讲，文艺作品到底是尼采所言“超越善恶的彼岸”、超道德的？还是说它有道德性？如果有道德性，终极的底线在哪里？

　　王岳川：所有的作品都是超人类的，面对整个人类说话，没有国界之分，尤其在今天，语言翻译变得如此方便。不过，作者是有身份的，有国家的身份，这就造成了不同身份间道德底线的差异。

　　我把作品分成四个层次，分别展现为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宇宙的关系。写人与自我最容易写；写人与他人的，就是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不太容易，因为要写出这个社会的形态；人与世界，更难写，比如《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说的都是人与世界的关系。

　　最后一个层次是人与宇宙，比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望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什么都没说，却把什么都说尽了。还有孔子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春江花月夜》里有天地大美，《葬花词》悲叹所有的女儿逝水落花，这就叫人间情怀广被的宇宙性。

　　 

　　青评论：您曾经说过，人类性是艺术的道德底线，什么是“人类性”呢？它是否具有一个大概的范围与标准？

　　王岳川：创作者在表达我与自我、我与他人关系的时候，可能会缺乏人类性，只有自己在其中。但是有责任感的创作者，他会写人与世界、人与宇宙。比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人类性指的是孔子讲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不忍之心”。那么在今天，就是说要关心他人，利人也利己。

　　因为，人和动物不一样，人通过契约来达到对他人的关心，我认为这是道德底线。但这个底线早就被突破了，今天写人与世界、人与宇宙的作家，那种眼光豁达、登高望远，内心充满了“悲欣交集”的仁爱和慈悲的作家太少了，甚至绝迹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太多了，变成极端的自我主义。

　　再举个极端的例子，当一个人只有“我”的时候，比如万民之上的乾隆皇帝，一个人写诗写了将近4万首，有半部《全唐诗》之数，但没有一首脍炙人口被传颂至今。而张若虚仅仅两首诗，其中有一首《春江花月夜》名传天下，其“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惆怅无边，是人对宇宙永恒、对生命飘逝的至深关怀，这就是“大爱无疆”。

　　 

　　                            文艺创作的道德考量

　　 

　　青评论：那么文艺作品到底有没有义务成为道德敦化的助力？

　　王岳川：一般而言没有义务，如果文艺作品教化的口味太重，反而让读者很不爽而排斥。如果有，这个义务也应该隐含在作品的整体审美氛围之中。什么叫做“寓教于乐”？为什么孔子说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是《诗经》，礼是道德，乐是音乐。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主要目的不是说“关雎”之事，而是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动物的相似性说到人间的爱情。人要有联想机制和比喻的本能，不然这个人就是《阿Q正传》中的“吴妈，我要跟你困觉”的阿Q那么直接了。还比如孔子向音乐家苌弘请教古琴音乐，甚至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孔子本来是美食家，结果连口腹之欲都被审美至乐取代了。

　　另外，我也不赞同用一种东西反抗另一种东西，说教化不甚理想，于是就反教化，这种姿态的源头是相同的，过犹不及！教化的作用不是说露骨地训导，会让很多人反感。反观我们过去的教育，赤裸裸的道德训导往往不行。

　　 

　　青评论：中国古人常说，文以载道，这个“道”是一成不变的吗？还是说，会受到时代风气、所属地域以及文明程度的影响？比如，历史演进的必然，统治者的政策需要，以及不同文化对超越道德底线的宽容度，等等。

　　王岳川：这个“道”是变的，也是不变的。变化的“道”，会受到时代、地域、文明的影响，比如说儒家的道、道家的道、佛家的道、基督教的道、或印度教的道，都是不一样的，还有我之前提到的“古今之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不同道德。古代的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孝、廉，今天则是国家利益，公民权益。历史演进与政策需要，都对“道”的定义有影响。“人心不古”，说得就是曾经的道德底线被不断让渡。

　　但我认为，总还有不变之道，那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这是超越时代的，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人类性”。

　　 

　　青评论：说到教化，您认为不能太直接，现在许多人反思曾经的红色经典，以“高大全”来的方法塑造英雄人物，并不那么容易让人信服，它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水到渠成的，滋养观者的心灵，对吗？

　　王岳川：记得我中学的英文课本，写了太阳和寒风打赌，看谁能把在地上奔跑的人的棉袄脱下来。狂风说我来，吹十级狂风，结果棉袄裹的更紧；太阳说我来吧，红太阳一晒，人感觉到整体的温暖，衣服就被人自己脱掉。有艺术魅力的陶冶难道与此不是惊人地相似吗？

　　所以我认为，文艺作品的最高教化，就像阳光普照一样，让人轻松就把冬天的裹甲除去，人不再是“套中人”，重现赤子之心。相反的，如果用寒风去吹，人会自个儿裹得越来越紧。作品越是情动形言，水乳交融，越是能感动人。多少人读“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泪眼婆娑。作品有诸多人间关怀和“体道之心”，才会感人至深！ 

　　 

　　青评论：电影《色戒》中，有一些对欲望的描写，刘小枫因此批评李安“不道德”，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岳川：我跟刘小枫是朋友，我也很喜欢李安的电影。作为宗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刘小枫，去批评李安的电影，很有理论勇气，但似乎有些着急。勇气在于今天的理论家都从批评家变成了表扬家，喝彩一片，而刘小枫敢于站出来批评，说明知识界还是有良知的。

　　着急指的是可能准备不够。如果看更多的李安的电影，可能就不会那么急切地说不道德了。李安电影里的确有很多暴露性的镜头，但似乎不可仅仅从道德规训的角度去评，要从他立身处世的整体创作态度角度去看。李安整个作品的精神气质具有多面性，某个层面其实是一种表现手法，一种叙事形式。在我看来，李安要表达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一种压抑中的人性的突破和反抗。

　　  

　　                    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有利于道德重建

　　 

　　青评论：当下中国面临的道德滑坡问题，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是有益的？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有利于道德重建？

　　王岳川：一位德国人写过一本书，叫做《欧洲的道德重建》。我看了以后，觉得很空。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遭遇到后现代，什么都推翻、颠倒、打乱、还有搞笑，就觉得不能接受。道德重建不是那么简单，文艺作品要推动中国的道德重建，路很漫长。

　　首先，今天的中国没有哲学流派。西方20世纪有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哲学等等，但是中国没什么哲学流派，但是有不少哲学史家。 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缺席，道德重建就没有思想的基石，连一个可以倚靠的哲学根基都没有，在悬崖上建立一个道德体系怎么可能呢？所以今天的后现代时期的道德问题，变成了丧失根基的虚无主义话语。

　　第二，文艺界缺少知识人的共识，也就是人文情怀。现在和80年代不一样，当时是启蒙的时代，涉及到新和旧的张力。中国是旧的，西方是新的；西和中，西是好的，中是差的，这种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现代性和如今多元化、差异化的价值观，几乎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世纪之交的整个中国艺术媒体界，是被美国带着走的：欧洲学美国，日韩学欧洲，港澳学日韩，大陆学港澳。到现在，更是直接学美国。美国从过去的清教徒主义当中走出来以后，再也不厉行节约了，过去勤俭持家，变成了保守可笑。可以说，美国在很多方面带了一些不太好的头。尤其是美国的波谱艺术、行为艺术、裸奔艺术，还有一些就是被西方称之为空碗艺术、恶心艺术等等，使得文艺的精神价值维度大滑坡。有一部电影叫做《购物狂》，看一看里边那种购物的疯狂性，充斥着名牌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我认为仅仅在本国寻绎文艺的陶冶问题很难，因为全球化时期媒体，尤其是网络如此畅通沟通，收看各种形态和观念的节目已经成为遥控器主人自己的事情。

　　第四，当代世界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已经白热化。美国文化、快餐文化导致的整个社会群体急功近利、麦当劳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消极影响。 在其影响下，中国当代文艺也出现了文化贫嘴化、生命缺钙化、价值空洞化、精神低俗化。联合国警告说：当今世界，全球人口中精神病占1％，艾滋病人占1％，自杀者包括自杀未遂者占1％。也许，人们得到了金山银山，但是失去了绿水青山，人们的钱包鼓了起来，但是人们的灵魂瘪了下去。这确乎值得文艺界反思。

　　

　　青评论：从创作人的角度来说，是否需要考虑作品的道德性？

　　王岳川：我认为这不是选择的问题，还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比较好。清朝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里的一句话：“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他是什么人，他写出的就是什么东西，装是装不了的。所以用《中庸》里边话说，这就是“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没有什么比你隐藏的看得更清楚，没有什么比微小东西看得更清晰，所以“君子慎其独也”。只有作家心里有关爱万物、悲欣交集的情怀，道德训导才深邃，才是血肉一体的。不然的话，无论是人，还是作品，都是两张皮，故事叙事和道德训导都是贴上去的。

　　举一个例子，俄罗斯的别林斯基在活着的时候，那些写烂小说的人，全都不敢拿出来发表，只能锁到抽屉里边。别林斯基刚一死，那些人争先恐后将烂小说就全部拿出来发表了。可以说别林斯基是个文学批评标杆，立在那里，很有威慑力量。

　　 

　　青评论：创作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

　　王岳川：“君子慎独”创作者需要慎独、自律，这也是我们道德重建的哲学根基。

　　比如，出版了《季羡林学术精粹》的季羡林老先生，他写很好的文艺作品，自律做得也非常好。我从1981年到北大见到他，拜他为师，有差不多30年的交往。他永远穿一身中山服，戴个软塌塌的帽子。他当年出书拿了18万的稿费，是很可观的数目，我说，季老，您别把存着稿费的银行卡弄丢了，他说，不会丢的，让秘书拿着卡里的钱，给他的家乡临清修了一条公路。

　　但是他对自己很抠门。他爱吃冰激淋，到了90岁都没改，买个冰激淋为了便宜，每次就买一大桶，老人家吃不了几口，盖上盖子放到冰箱里边。结果，第二天串味了。大家每个人凑钱给季老买了一个小冰箱，结果他勃然大怒，我从来没看他发那么大脾气。他可以拿18万给家乡修路，而给为自己喜欢吃的冰激淋不串味买冰箱，他却舍不得花——君子行不言之教，其人格之美自然凸显出来。一个自律的创作者，他的精神自然会通过作品表现出来。

　　 

　　青评论：对当代文艺重建道德而言，应该有哪些对策，更宽容，还是更严苛？

　　王岳川：我认为是过宽过严都不行，应该找到一种中间的方式。太宽，没有底线；太严，则罚不胜罚。

　　首先，要有真正的批评家，不是从红光亮、高大全的根基出发，而是要有自己评判的底线，要有真正的道德操守，要敢于说“不”，为文艺界提出有价值、有建设性的意见；其次，类似央视这样的大媒体，要有意识播出好的节目、发表好的作品。如果实在创造力有限，那就播一些国外名著。现在垃圾东西太多，所以李银河说，99%的电影、电视和书可以不看。这是什么道理？就是彻底失望、绝望；

　　第三，评奖机制很重要，屡屡让那些低级庸俗的东西获奖，将败坏整个社会的空气。

　　我有个理论，人类文明是不断地往下降解的。最早的哲学是希腊哲学，满天星空，中国则叫五行，用金木水火土把整个世界揽括了。到了中世纪，就是神学和上帝。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理性“我思故我在”。现代哲学，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尼采的“虚无”。到了后现代，就成了下半身“欲望”，讲原始的性冲动。

　　这是一个从天上的星空，到自然本体论，再到神本体论、到大写的人的理性本体论、到人的盲目意志冲动本体论、最后到人的本能本体论的过程。不过，我认为春夏秋冬会循环，人类本体的重现也有循环的态势。今天重新探讨这个文艺的力量问题，就是对灿烂星空的呼唤、对人理性思想回归的呼唤、对艺术正能量的呼唤。不要认为文艺失范的冬天漫漫，其实春天就要来了，而且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