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与大国文化创新力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博导）

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形象？这一问题在大国崛起中显得越来越迫切。

晚清以降中国遭逢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从世界中心沦为“远东”这样的边缘，遭遇到文化身份的诸种危机。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一直在不停寻找并确认自己的身份，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形成了“现代化”文化价值取向。现代化具有自己的合理性，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但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现代化不是美国化，而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并非全盘西化，而是全世界脱离物质贫穷、脱离思想困境、脱离低下的生产力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就是创新。

中国古人并不缺少创新的勇气，孔子的“吾从周”就包含了这样的因素，但在今天，无论思想、艺术、制度还是科技层面，创新都变得很难。例如当代中国学术论文都要有所谓“创新点”，但很少真正创新之作。纵观学术体制内硕士、博士的选题，往往是过去西方人研究了几十年、上百年的问题，偏偏无视或不讨论当代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这种令人不解的状况恰恰代表了当代中国缺少创新的现实。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创新问题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回望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史，真是既令人尴尬、又感觉非常奇怪——历史上，中国人其实是最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在科技生产领域影响深远的‘四大发明’自然不遑多论；就思想和文化艺术方面，从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精彩纷呈，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曲的不断流变，再到遍及各地丰富民间艺术的绵延悠长……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不仅原创性都非常强，而且更是代有创新，多数都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有些内容迄今仍在熠熠生辉，发挥着其独特的价值。譬如《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直如陈年老酒，历久弥香，在世界上至今备受推崇。为什么今人却迟滞了发明和创新的脚步？中国人的思考和创新活力是丢失了，还是在哪里被阻隔了呢？ ”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习惯了在一种固有的时空模式下看待文明，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间序列中，中国永远是一种历史遗留物的形象，对待西方的现代化只能“追赶”，而作为边缘的东方只能“靠拢”西方，这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而言无疑作茧自缚。中国有必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崭新理路。

一  新世纪呼唤中华文明的创新之道

中国被预设了“前现代”的身份，按照这种模式，中国将很难超越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超越西方。今天中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排名却不容乐观。在此意义上，中国只能将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要赶超英美就变成了一个很难实现的梦。与此同时，后现代思潮却过早进入中国并在文化领域引起更多争议，造成了认识上的冲突——中国是否进入了后现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刘小枫认为中国还处于现代性未完全展开的阶段，像陈晓明、张颐武等当代学者却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笔者是国内较早研究后现代的，但我不鼓励、不热衷于在中国推行后现代。

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中国以西方现代性的时间体系作为坐标。西方的知识体系使得中国永远落在了时间维度上的滞后层次，因此需要加入东方的空间感。人类要回到康德的时空体系而不是仅仅回到丹尼尔·贝尔的时间体系。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人类的本体论应是时空本体论，而不仅仅是时间本体论。现代（modern）是一个时间概念，意指正在过去的一霎那间，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其引入使得中国的现代文学、现代汉语、现代思想、现代哲学、现代宗教都以这个时间为坐标，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在思考人类的文化圈、文化创新的维度的时候，应该有空间层次。在此基础上，应该重新修改西方这种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时间观，提出从大陆文明到海洋文明再到太空文明的时空序列。

在我看来，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形态应称为“大陆文明”。不管是在古希腊还是东方，“大陆文明”都曾经在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创造过辉煌。大约在1820年左右，欧洲的GDP和中国第一次持平并且略有超过，三十年后达到了10.6：1，从此和中国拉开了距离。在之后近二百年的海洋文明当中，中国痛失良机，失去了占地球70%的海洋世界。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于世界的，曾经辉煌过的大陆文明被西方的海洋文明征服了。八十年代的政论片《河殇》代表了当时流行的的一种“审父”情结，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宣扬中国要告别黄土地，走向标志着现代化的蓝色海洋文明。然而海洋文明的胜利是沉重的，即使在西方人们也并不都认为它预示着人类的未来。但当代中国依然热衷于海洋文明的讨论，争论中国“距离”海洋文明还有多远，依然是用海洋文明的方式来衡量中国。今天的中国当然要追求海洋文明，但是不仅仅限于扩张的海洋文明，而是同时走向的新文明平台——“太空文明”。

太空文明的竞争已经初露端倪。据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2万亿美元。在21世纪的头十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大批自己注入到全球空间产业，大约为6500亿-8000亿美元。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总资产。这预示着一场由中国参与的，对宇宙空间的重新分割已经悄悄开始了。这种分割意味着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欧洲和美国取得了相当的一致性，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处在大陆文明亦步亦趋地追赶海洋文明。当前流行的手机和数码相机也都是太空文明的结果，早期的卫星胶片在太空进行拍摄后要靠降落伞送回地面，但经常掉在敌方的领土内，后来专门研制了数码技术并逐渐应用于民间，今天汽车的GPS定位系统，则依靠美国政府花数百亿美金做成的24颗全球定位卫星。这些都说明，今天人类的日常生活已经不能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模式来分析了，中国并非处在从前现代过渡到现代的过程中，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和西方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人类文明的明天拓展出新的天地。

二    太空文明时代应努力提升文化创新力

东亚崛起无疑传达出当今世界的一种新动向。人类经历了文明的演进，从“大陆文明”的传统模式，进入到现代性“物竞天择”的“海洋文明”模式，当今世界的文化竞争已经进入到后现代“太空文明”时代，人类活动的半径已经拓展到外太空，因而人类的文化视野必得大大拓展，任何盲目短视或僵化保守，都将失去大国崛起的重要机遇。近来，美俄日韩等国近日纷纷发表太空计划，拉开了太空争夺的序幕。人类的“太空文明”时代来临了。

人类文明史可以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远远领先并影响了西方。可以说，如果没有纸，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指南针西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贵族阅读的沉重的《圣经》，西方的大学也不会成为平民的知识圣殿。

然而，在海洋明文崛起的时代，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而被抛在西方身后。18世纪以来，蒸汽机的发明使西方的现代性开始加速，19世纪的热力学、电磁场理论、生物进化论使得现代性的西方开始成为人类的“话语权力中心”：照相机的发明使画家对对象的逼真描摹相形见绌；蒸汽火车和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感觉；电影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感觉方式和视觉方式。20世纪，飞机、通讯卫星、电视诞生、电脑出现等，更是让西方在科技、军事、经济领域获得话语霸权。中国不仅在整体上感受到自我身份的失落，而且痛感亡国灭种的灾难，在启蒙与救亡中中国开始了自己新形象的寻求，并整体上形成百年西化的“现代化”文化价值趋向。

如今，太空文明的竞争已经露端倪并很快走向白热化。美俄日韩等国近日纷纷发表太空计划。2005年以来，美国提出太空计划和“太空权”的领先性，力求将全球霸权扩展到太空，加紧备战未来的“太空战”；韩国强调太空时代不应落后应争当太空大国，并确立了国家太空开发目标是尽快建立“太空作战基础体系”，并积极筹划未来“宇宙司令部”；印度提出太空时代，宣布将组建自己的太空机构，研制能够监视导弹发射的低轨道监视卫星，并准备研制可重复使用的小型航天飞机；俄罗斯组建的军事航天部队和导弹太空防御部队，具有太空监视防御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监视敌人洲际弹道导弹的活动和太空目标；日本也加紧进行航天器的研究开发，制定了小卫星发展战略，以使航天器向高性能、长寿命、多功能和网络化方向发展；中国在太空文明时代同西方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不仅成功地发射了载人飞船，而且正在实施登月计划，正在各个领域全面开发外层空间。

太空文明时代起决定作用的数码、信息和网络技术，正在修改新一代人的关于宇宙看法的文化编码，在此前提下，人类思考问题和入思方式都需做相应的世界观扩充。太空文明并不是纯粹科技的，代表着人类崭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创新。真正的创新应该获得技术力量的同时，积极地推动精神世界的发展。随着“太空文明时代”的到来，对东亚价值也形成了更大的挑战，使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创新的危机”。创新成为任何知识生产者和思想拷问者所不断追求的目标，意味着必得追问：中国是否将成为新世纪思想文化输出大国？中国崛起为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和谐之音？“太空文明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文化序列定位”、“国家形象定位”、“政治价值定位”、“思想立场定位”的各类难题应如何解决？这无疑都与提升文化整体创新能力密切相关。从太空文明的角度，会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文明的走向问题。同时，更需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境遇有所自觉，否则我们将不知身在何方、从何起步、有何危险。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尤其应该有这份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从本土文明的现状和危机中寻找其蕴含的希望。

在太空文明时代，文化立场尤为重要。太空的概念是时空合一，无论从思想的时间纬度还是空间纬度而言，问题思考者的身份立场都是关键点。身份定位不同于往时，任何“无立场”或“滑动的立场”都是难以成立的。在我看来。从中国问题出发看世界的立场，不是给定的一个预先的答案，而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或一种思路。寻找中国立场，表明我们仍然在本土身份中求索对话。真正的中国立场是一种合法性的平视对话，是人类面对同一个终极问题的获得的澄明解答。

可以说，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人类文明的明天拓展出新的天地。如果说，中国错失了500年前大航海时代并遭受了二百年的苦难，那么，中国没有错失“太空文明”时代。中西方将在太空文明时代重新审视对方，明白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的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中国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才能使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动，获得双赢。换言之，中国将重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成为新文明形态建立的强国。

三  东亚崛起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

新年伊始，频见报端的消息除了美国要打伊朗等世界性军事动向以外，吸引眼球的就要数东亚南亚文化的最新国际动态了。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以后，又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强调二十一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在地区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周边国家对大国文化形象有新的体认。当然，对此类文化之争我们不得不深加关注。

近些年来，东亚的崛起使得大国文化形象成为世界认同的焦点。世界北半球有最富的三大洲，北美洲的文化、政治、经济都统一起来，欧洲的经济、文化，连货币都已经统一，唯有作为“后发地区”亚洲没有统一起来。北美或者欧盟出大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而亚洲的机遇和危险似乎都双重存在。看看今日亚洲，东亚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不少，诸如朝核争端、东海局势、台湾问题、南沙群岛纠纷、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争端等，均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再加上日韩问题和俄罗斯等问题，大都一触即发。一些人认为和平之世应高枕无忧，我倒觉得应该居安思危！

在新世纪国际话语权争端和地缘政治文化语境中，韩国对文化输出可以说是作为国策对待之。为了扩散“韩流”在东亚的影响，塑造东亚大国形象，可持续地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使全球更多的人认识到韩国的文化的重要性。而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如今又对中国和平崛起抱有很深的成见，为了成为未来亲善的大国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有鉴于全世界正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仅仅236万，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确乎有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我们知道，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学习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而开办的，是为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而设立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覆盖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共123所，对传播中国文化形象作了扎实的工作，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经达到4000万人左右。在全球化时期，传播语言对传播本国文化，使他国人对本国文化亲近认同确有成效。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除了经济军事这类“硬实力”以外，向海外传播扩散本国语言和文化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这种软实力在全球化时期反对“霸道”张扬“王道”中大有用场，缺此不可。可以说，充分尊重差异性文化，是未来人类和平共处的重要地基，东西方文化互动是人类做出的最富于人性魅力的选择。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东亚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尽管由于冷战心理模式的作祟，周边有的国家对中国仍然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这一点无法改变：人类文明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中国必将与日本韩国印度共存于东亚和南亚，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构。因而，日韩等国在文化误读和文化战争的国际大形势中，明白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选择了具有持久力量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使其不落中国之后，达到抗衡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目的。也许少一些冷战思维的话，孔子学院、世宗学院、日语中心各自不断开拓，会使东亚文明整体海外传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全球化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基本完成之后，“文化对话化”和“宗教非冲突化”已经成为各国首脑的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战略理论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说明在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导致世界性战争。其后东欧著名思想家齐泽克提出“文明差异论”，说明在一种文明形态内部同样可能爆发文明冲突。因此，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文明对话的差异性、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视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对话互补，就将为文明冲突付出巨大的代价。

同时，还必须注意“宗教冲突化”问题。宗教冲突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美国想终极地解决这个难题，却因到处插手而陷入更深的战争冲突中。如今世界大格局中出现了新的声音：反对文化和宗教的单边主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提倡文化的多元主义，倡导意识形态的多极化，都是对所谓西方制度“一体化”和西化思想“同质化”的反拨。可以这样说，今日世界让科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解决文化冲突和宗教冲突问题，无疑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文化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尖锐问题应由人文学家、政治家和宗教学家来解决，当然，还要看这些“家”心中有没有学术的“公器”，眼前有没有“天下”大局。

四  亚洲价值与大国文化竞争力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

在我看来，科技制度的并轨化已经成为过去，它们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甚至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解”，当代思想战略大师学者需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往深里看，现在一些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外还乐此不疲地打文化仗。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两大已经遭到了质疑。印度学者质疑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权，因为异想天开拿不出证据而成为学术界笑柄。韩国学者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质疑中国的“雕版印刷”的发明权，用《直指》质疑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其后更是提出若干违反历史常识的说法：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的称之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王羲之《兰亭序》是用韩国的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而日本考古学家藤村新一长期弄虚作假将文物埋于地下尔后“发掘”，将日本历史从3万年推到了70万年，无非想说明日本文化是亚洲最早的文化形态，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这种伪考古使其最终成为世界考古史上最大的丑闻。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要如此这般地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后会有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的图谋呢？为什么有外国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港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鲜独……？这里面的问题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可以说，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富裕同时，文化建设变得空前关键。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并重，才能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创造有价值的新思想新体系，其大国形象才能春风化雨般地和谐服人。

中国文化历经重大冲击而仍具凝聚力，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有价值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把本民族的好价值发掘出来，找到普世性国际性文化共识框架，重新铸造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新思想。“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分不开。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在文化竞争中获得体系创新、流派创新、范畴创新，有效地提升大国的文化竞争力。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是当今国际形势中重要的新文化战略，必须坚持东西互动的基本思路、中国立场的身份意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原则。这个世界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意图一元而单维地发展，只能东西方共同开始文化价值与精神生态重建，纠正西化单维时间观而强调价值论和境界观，减少东西方文化误读和冷战对抗，获得人类的多元并存与和谐共生，强调欣赏差异性中的“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大国文化安全意味着必须提倡文化可持续输出。文化输出并不是宣扬民族主义，而是相信多民族文化可以并存而不相害。历史上有过多次中国文化热，明天或许会再次出现。未来的亚洲将有50亿人口，占整个人类的一半，不断腾飞的经济和和谐安康的生活显示了文化的向心力，据此专家预言新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该在欣赏西方优秀文化乃至人类优秀文化的同时，去思考如何通过文化输出使“他者”也尊重并欣赏东方民族的差异性文化。

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文化创新和可持续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