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文化的和谐与创新

王岳川

　　                        (澳门诗词大会上即兴讲演)　　

　　我们知道，中国是“大陆文明”当中的佼佼者。什么叫大陆文明呢？就是农耕社会，它占地球的30%，可惜在近500年的时候，有一支强大的力量把中国从陆地文明的“四大文明”的大国，最优秀的国家，变成了次发展国家，欠发展国家，甚至是个落后停滞的帝国，强大的力量就是西方。西方掌握了世界发展的第二阶段“海洋文明”，海洋占地球的70%，于是它就拥有了世界。中国的大陆文明使得诗国的宏大叙事，变成了海洋文明包围的欠发展的小诗。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下。

　　第一，古典诗歌观念与形式的创新。我们的祖先在陆地文明做了创新，从观念层面可以说，最早的诗歌是“诗言志”，志者，心也，心跟形而上学观念相通，它源于孔子的思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成为人格完成的初阶。同时，诗歌又具有“兴观群怨”多种功能，而且，诗歌还可以达到“立己达人”之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诗歌伦理告诉人民做人的道理，“一言以蔽之”，在孔子那里，诗歌已成为与“仁者爱人”之“仁”紧密相通。那么，到了汉代的“诗达情”，从“志”到“情”，诗歌更加感性化了，它是其感“自然之美”与感“情感之美”的统一。到了唐代，诗开始强调“品”，当然，“品”很早就已提出，但是系统的提出“二十四诗品”的是司空图，于是做一个诗人很难了，在做到如此多如此高的“品”，代表诗格和人格的想辅相成。诗不仅仅具有言辞之维，二成为了人生修为，变成了人格的体现。到了宋代，诗开始“妙悟”，与宋代的理学紧密相关，人们从品人格的完成，变成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哲学思考，变成了对极限思想的冲击。诗中有哲学，诗中有“道”、“信”。到了近代的王国维，诗歌开始谈境界了，王国维拧出一个“境界”来，正好说明了近代以来，人的境界和诗歌境界已经开始降低，人开始往下降解，诗歌周边文化风味和人文环境已经不生态了。王国维要清洁世界，提出了“境界”说。

　　但是，西方文化的滚滚洪流并不允许中国人从“志”、“情”、“品”、“格”、“界”就可以走出来，尤其是全盘西化的激进时代。也有人可以提出，“难道中国古代就是完全是和谐的吗？完全创新的吗？”有不和谐的，屈原的《离骚》就是发牢骚，就是对天地人生的一种追问。但是我们难道不可以从《离骚》当中看出一些人对自然、对自我、对命运、对天地的怀疑吗？难道它是和谐的吗？是和谐的，因为它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的伸展，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的诉求，充满了对未知天命的大胆探索，充满了对自我思维深渊的探测。《红楼梦》“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是创新的吗？是创新。尽管有对唐诗的吸纳，但是《红楼梦》对那些女儿们不幸命运的无限同情和渴望解救，对大厦将倾的命运寻求根本答案，同时，也是对人性的恶和对恶的抨击的呐喊。中国诗国的世界视界很大，没有必要将其边缘化。

　　同样，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式的创新，我们知道，从《诗经》的四言为主开始，然后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为主，然后到了七言诗、到了排律……诗歌越写越长。还有是韵的拓展。诗要押韵的特征随着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今天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几乎不押韵，诗歌的吟诵性和歌唱性正在消失。同时我们还必须得面对格律问题，今天的诗人已经不要平仄，甚至不要声调，不要意象。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国诗歌在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创新之后，走向了一种后现代平面化？走向了一种我称之为一种没有深度的边缘化的“诗行”。

　　就我来看，中国的诗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陆地文明时期的产物，如“白日依山尽”，“黄河之水天上来”。如今它面临一个问题，便是西方海洋性的文明的冲突，冲击，中国诗歌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如果还是写“空山鸟飞绝”，“万迹人踪灭”等等，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当面对海洋文明，中华民族它有一个新的契机，一个新的危机。很多诗人找不到感觉，找不到土地，找不到自己安身的地方，就开始写一些，比如说，叫做是西方的“丑诗”，写一些不押韵的诗，甚至写一些痛苦焦虑，带有自杀性质的诗，诗人顾城自杀了，戈麦自杀了，很多诗人自杀了，这说明现代性造成今天的很多的中国焦虑，焦虑我想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应该重新获得解释。

　　我认为是海洋文明的西方现代性带来一个大写的“丑”，导致古典诗歌之美的式微。学术界把西方的现代性成为“丑学”。那么，古典中国是强调美，是什么使得中国的诗人认为古典诗歌不再美了？我认为，现代诗歌它面临着四层冲击，冲击是西方的“三争文化”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是竞争乃至恶性竞争；团体之间是斗争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国际之间是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的战争。而中国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社会是和谐，在天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和平。强调和为贵，不战而屈人之兵，代表了中国人不好战。那么，西方人却恰好相反，过分强调个体的绝对自由导致了竞争，强烈的竞争导致了战争，极端的战争导致了世界大战。竞争、斗争和战争使得“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在西方，这样以来，西方诗人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想法“奥思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为什么当五百万波兰人，当六百万犹太人被他们送回屠宰场和毒气室的时候，他们集体向天呐喊，“上帝你在什么地方？”“圣经的神出现吧！”“耶稣你拯救吧！”一片沉寂，于是他们死了，人们从此不再相信有上帝，不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从此不再相信那些诗告诉他们的所谓的美好——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从此，西方人掉进了彻底的虚无主义，掉进了对人世间怀疑论者的“我不相信”，掉进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宇宙的彻底分裂，分裂之后的诗歌还能再美吗？分裂之后的诗歌如果再写美好，他们就认为是撒谎，他们宁肯写一个撕破了的丑的世界，也不愿写一个撒谎的伪善美好的世界，这就是西方“丑学”诞生的原因。

　　那么，可以看到从现代到近代到当代到后现代，西方的诗歌出现了重大的转型。想一想，歌德的《浮士德》，一个浮士德，一个重要的代码，就是浮士德与魔鬼的订约打赌，谁敢和魔鬼打赌？最后浮士德打赌输了，他死了。艾略特接着写了《荒原》，诗人能站在茫茫无边的白茫茫的一片大地，蒸干的荒原上，前无路，后无道，不知从何而来，不知此生为何物，不知明天向何去。可以说，艾略特代表现代西方人对世界的彻底绝望，剩下的就是后现代诗人美国威廉斯写了一首诗，叫做《便条》，今天这首诗居然成了中国现代诗人的圣经。《便条》： “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这么一个留言的条子，他把他的音节分行以后读出来以后就是一首诗。但是这是诗吗？诗人曾经代神立言说出天地玄奥，今天的诗人疯狂了，他告诉你现在不需要审美体验，不需要形式的完美，不需要呕心沥血，只需要形式分节就够了。今天很多人在进行后现代试验，我和许多先锋艺术家诗人对话的过程中，他们都无限追捧这种“便条”模式——把精神内容完全踢出掉，只剩下形式的空碗。因此在四川有一个诗人终于发明中国的第一长诗，一个句子有近百字，好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确实是很独特，但又有什么意思呢？除了列出超级的字数，他还能干什么呢？但是我认为这已经不是诗。诗神已经远走！

　　难道诗歌就是散文的分行吗？这影响了中国诗人，于是，日常生活非诗化、非格律化，成了当代诗歌的语境。那么回过头来看现代中国诗歌，胡适可以说是白话文第一次向古典诗歌的冲击，首先把没有文言文写的诗，或者说浅显文文言文写的诗变成了白话文，把平仄格律基本去掉，但是保持了他们一部分，其后是翟永明，写出了诗是“肉身化”的诗《你为什么不来与我同居》，女性的大胆的呐喊，冲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容和它的伦理界限。其后是“梨花诗”，加上那个男诗人在公开场合的公开裸体，诗终于和性和裸体和肉身完全扯到一块了。再回头看一看经典诗歌的“诗言志”、“诗言情”、“诗言品”、“诗言境界”，到了今天“诗言身”、“诗言体”“诗言性”“诗言裸”，中国的诗确实走到了一个边界。国人有没有可能反省一下，中国的诗未来的发展应该是什么？

　　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诗再也不应该跟着西方的现代派后现代派走了，诗人应该放弃虚无主义尊重中国的现代性。今日中国既不是农业或者是说的陆地文明，也不是海洋文明，而是同先发国家共同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太空文明”，中国有了神六，用了GPS定位，有了更多的数码的传递方式，有了更多的人文交往的电子形式，中国正在和美国和欧洲一样进入太空文明。我对中国太空文明充满理想。太空文明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生态文化”，它的诗歌，将是生态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有人可能说，它能够减少污染吗？它能够扼制地球升温吗？它能够使今天的很多的有毒气体有毒食品减弱吗？不可以。但是，诗歌可以改造生产这些食品的人，可以改造那些要去修大坝，甚至造核污染，造核武器毁灭人类，人类自杀的人的思想，它可以影响他们的下一代。

　　诗歌，它更多的不是自然生态平衡，而是精神生态平衡，更多的不是自然生态的改造，而是一种文化生态的改造，它将使得未来的人更加充满了理想，，不再是一个落后的停滞的帝国。我相信，中国的GDP的崛起，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崛起，将使得中国人开始一个新的历程，那就是重新认识到自己重担——文化崛起！我今天特别想说一句话，“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很长一段时间诗人们忘记了天下，也忘记了公器。诗歌将重新成为人生修为，将重新影响下一代，具有真正的勇气和魄力把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美境界加以传承，把一些过时的僵化律令加以改变，偶魄力吸收西方现代500年的经验，纳入中国新世界新诗歌体系之中。因为，的形式从四言到了排律，到了长字数，的思想观念不能再发展去未必真实发展。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诗歌，既不能完全走古典诗歌的路子，也不能完全走西方现代派的路子，应该走中国诗歌创新之路。创新，我认为，要吸收古典诗歌的已经，加上现代西方人对田地、对人、对人和自我、人和社会的冲突和张力的重新解释，来找到自己的方法。二十一世纪中国应该创作一种以古典诗歌为主体的带有现代性的供全人类共同欣赏的“中国风”，这才是中国诗歌未来的可能性。

附：

发言提纲:           

                      中国诗歌时空和谐的创新美

　　　                   一  中国诗歌文化精神的和谐美诉求

　　在文明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转换中，中国文化不断扬弃自身的负面效应并获得全新的精神命脉。文化精神兴衰依仗于“周行不殆”的道之动。思想“大道”的深厚廓大，可以使人在中国文化总体精神考察中，直观体认“人”与“道”的内在联系。道在言中，言与道存。正是通过历史长河中的浩瀚文献之“言”，我们才能通过真切地当代意义阐释，把握并领悟中国历史文化之道。

　　中国诗歌是文化精神的集中呈现，这一诗歌文化的精神特征体现为“和谐”之美。中国思想文化主要是儒道释三家。艺术文化主要是蕴含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精神超越维度。实用文化则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范式。应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关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走向。境界的臻达不仅使人能把握自己的本心，展现自我生命的内在光辉，而且可以表征出中国文化的幽妙境界，展现出中国文化的自由精神。

　　中国诗歌文化精神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强调仁心与天地万物一体和人的文化陶冶建构作用，强调“深体天人合一之道”，讲求天地人“三才”统一，以道德理性、感性慧心、人文境界为依，内外兼修。而人文精神所标举的诗歌艺术精神，是一种“穷观极照、心与物冥”的人生审美体验和精神境界，一种技进乎道、以形媚道、以艺写意的审美人格完成。可以说，中国诗歌讲求境界，有境界则为高妙，无境界则流于低俗。境界的有、无、高、下，不仅是人生人格有、无、高、下，也是艺术价值高下的关键。道与艺具有一种无限与有限的关系，是以有限之“艺”抵达无限之“道”的过程。

　　关心人的心性超越、灵魂安顿，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的维度，在中国诗人那里是独有见的。重视性灵、气韵、意境、神形、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注重凝神寂照，澄怀味道，游目周览，俯仰自得，创造出的艺境泊然无染，空灵幽渺。中国哲学和美学相当重视艺术对灵魂的提升功效。因为美和艺术把未来的理想先行带入历史现实，艺术积淀着人类的远古无意识，并从一个更高的存在（道）出发，召唤人们进入生命审美境界，从纯审美中规范现实向纯存在转换。

　　以文化艺术之清泉洗涤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这就是中国诗歌美学精神的和谐清新之美。

　　                    　二  中国诗歌重视生命时间本体维度

　　中国诗歌对时间性问题的感悟，使其成为生命本体论的集中体现者，其代表作除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还有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下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然而，我这里先不讨论“前见后瞻”的“大史”，而只讨论诗人个体生命的“小史”。不妨领略一番辛弃疾《丑奴儿》和蒋捷《虞美人•听雨》的意境。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个人审美体验在时间上，短则需一瞬则可体味人生执著追求和自然终古之美，长则终身方能唤起灵肉俱释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澈悟。辛弃疾《丑奴儿》：“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到老来“识尽愁滋味”，却道“欲说还休”。天凉了，又是一个秋天，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秋天，但山河破碎，壮志难酬，到哪里去安顿自己的心性灵魂、去抚慰自己的一腔悲愤呢？“欲说还休”，面对生命中的本真体验，语言已然失去了重量，“说”不如“休”，其间熔铸了多么深沉的无奈和难以言说的痛苦。也许，如诗所示，人生深度体验的解悟的获得是以毕生经验为代价的。

　　同样，蒋捷《虞美人•听雨》也异曲同工：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香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

　　点滴到天明。

　　遥想当年，红烛香罗帐中，少年与歌女正是年少青春，人生得意之际，雨声宛若笑声一样清脆可人；而时光流逝，倏忽间人到中年，客居他乡，在一叶扁舟中，唯见天地空茫，雨声中夹着离群孤雁的阵阵哀鸣，不觉悲从中来，难以断绝；到如今，两鬓斑白，孤身寄居在荒凄的僧庐下，长夜苦雨，寒侵布衾而辗转难眠，思其一生飘泊江湖，历尽悲欢离合，却只留得一个灵肉老迈之躯。雨打空阶，敲在耳里，也分明声声敲在心上。

　　人生苦短，转瞬就是百年。生命的意义只有在生命的尽头才能本真地体味。这正如康德所说，审美体验中感悟“有时是一下子发生的，有时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三  中国诗歌注重宇宙空间本体的当下呈现 

　　空间问题在中国诗歌体系中非常重要。

　　请看柳宗元《江雪》哲思之境：如柳宗元《江雪》。全诗仅仅二十个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在一片一尘不染、万籁无声的境界中，诗人借隐居在山水之间的不畏严寒、专心钓鱼的渔翁来象征性地抒发自己在政治苦闷和精神守中状态。从这幅接近死寂的画面上，可以体味到渔翁精神世界之光扩展着、浮动着、活跃起来，传达出作者在自己的理想不为世俗之人所理解时，只能摆脱世俗一往独前，坚定地去求索那种执著的精神。再深一层，我们就会顿然发现，《江雪》一诗的视角上是一个由大到小、由面到点的圆形哲思结构：千山—万径—孤舟—渔翁—钓丝。使诗人身之所居为千山万径环抱之中，人与自然的对立消解了，宇宙精神的吐纳吸饮，使独钓者从山川中超拔出来，成为大地意义的“命名者”。

　　渔翁身居千山万径之中，泛舟江湖之上，俯仰宇宙而心宇澄静。诗人以宇宙空间万象的广袤，来映衬自己饮吸无穷于自我的襟抱。这山川漠漠空间正是可以把诗人全身心安放进去的恒寂世界。于是诗人“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大观小，又以小观大，俯仰天地而后回归自我。这是与西方那种人与自然对立而产生的疏离感大异其趣的。诗的首二句目击道存，目的在写出“空无”，但又不直写“空无”，而先将我们带向茫茫“千山”、幽幽“万径”这“有”的世界，而突兀地用“绝”“灭”二字对“有”断然加以否定，于是从有到无只是瞬间的把弄，“无”的存在无所不在，体悟和暗示了“无”、“混茫”、“太虚”这创造万物的永恒运行的“道”。

　　但诗人没有向无边空间作无限制的神游，而从无边世界回到万物和执著的自身，从而表明诗人当时所深切体验到的极高境界：在求索之途中，自己已经达到人迹罕至之境，不再希冀能得到别人的携助。这是诗人当初所真切体验过的从而传达出来的一切人生经验和知识所构成的终极大彻大悟之化境。使人能于实中悟虚、有中体无、少中味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