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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亮 | 中国文化危机与书法的兴衰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4-02-24
中国文化危机与书法的兴衰
郑培亮
近年来，专业媒体上学者、评论家们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是有关书法家的“文化素质”问题。有的人感喟世风日下，世道不古，书家一代不如一代；有的人挥笔直书，大加鞭挞；有的则预言，传统的书法在当代已经走入穷途末路，所谓的“书法热”,就是传统书法最后的辉煌，是回光返照;还有的说,书法大国真正到了危机时刻了。
似乎书法家的文化素质问题已经暴露得十分严重，简直是岌岌可危，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有的书家常写错字，甚至是获奖作品；有的书家抄错了古人的诗词，抄错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懂诗词的真实含义；有的书家甚至平仄不懂，填诗作词基本上是门外汉；有的书家对古代传统文化了解甚少，有的在电视大奖赛上当众出丑，丢人现眼。等等。
不仅仅是学者、评论家在议论，中国书协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展览、评奖中，加上了文化素质考核一项：光写一手好字还不行，还需要看看文化素质的深浅。导向很明确：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倡导书家重视文化素质的积累。
姑且不论评论家们说的是否属于危言耸听，也不管他们说的是否在谱，这里只说书法家的“文化素质”。文化是一个很大、很宽泛的一个概念，一个范畴。什么是文化？学术界对文化的内涵有大文化和小文化之争。所谓大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精神成果的总和；所谓小文化，指文学艺术。五四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文化，才思考何谓“文化”。梁启超、李大钊、薛福成、梁漱溟、陈独秀、钱穆、蔡元培等学者都曾经论述过，有的从中庸思想层面，有的则从伦理本位出发，各家都从不同侧面阐释了中国文化，都力图抓住中国文化的核心，都在自觉地探求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①但他们研究的对象都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古代的文化。以当代人来看，现今所谓的“文化”，除了传统文化，还应包括现代文化。如果说到书法家的文化，范畴可以更加明确，就是国学基础，就是文、史、哲。所谓素质，就是文化素质，其核心是人本意识、人文精神。素质是我们为人、为学、为政的基础所在。②由此推理，书法家的文化素质是其从事艺术创作的基点和根本，是其艺术成就能否取得、取得多少、高低的基础参数。一言以蔽之，文化素质不高的书家，注定难成大器。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问题的展开，这里说的文化素质，主要指的是知识层面，不包括道德与精神。
书法家的文化素质真的是那么差吗？
从当前的现实来看，书法家的文化素质下降似乎成为一种必然。
首先是书法的实用根基被严重削弱，甚至是釜底抽薪式的连根斩除。不用再反复地说科举被取消，那已经是清末，很遥远的事情了。就说现在，电脑的普及应用，我们连硬笔字都已经懒得去写。过去，人与人的交往，书信是其中重要的沟通方式，现在，全国邮政系统信函的业务大为萎缩，一个电话，一个短信，什么都解决了。现在的青少年，不必说拿古人那一套复杂繁琐的称谓去写信，估计有的连“此致、敬礼”放在哪里可能都很陌生。十几年前书法家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武之地：书写牌匾，但这几年，这点活也用不着书法家去干了，因为电脑上舒同、启功、刘炳森等众多书家的字体都已按照一定的造字组合程序输入到计算机里面，人们想需要谁书写的牌匾，在电脑上直接打印即可，要什么体有什么体。
根基的削弱，最明显的现象是书法的从事者与受众都在大幅度的锐减。有的人说，中国书协会员六、七千人，泛滥成灾。我看，如果与中国的人口总数相比，只能说书法家在人群里还是“稀有动物”，比例太小了。沈鹏先生在一次政协发言中，也提到相关的问题：“书法迎来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特殊的‘书法热’时期。这种‘热’主要是在专业圈内，年轻化和专业化在增强。而在圈外，书法一方面有不少的爱好者，一方面也在降温。”③这一理性、冷静的观察很现实的说明了当代书法的发展现状。是的，在书法家们对刚刚公布的某一条评审规则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一个普通的社会人第一可能不知道，第二可能知道了也不关心，第三可能惊诧于书法家何苦如此“较真”。
此外，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导致了整个国民性的审美能力的下降和欣赏品味的降低。笔者曾经非常偏激地认为：当代书坛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传统的破坏从而引发的是非颠倒、雅俗不辨、美丑不分、观念混乱、价值失落这一现实问题。④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些滥竽充数的“书家”，基本功很差，风格恶俗，从专业角度来判断，这些人的“作品”根本不入流，但他们却在现实社会中大行其道。评论家不要酸溜溜的批评这种“书家”到处招摇撞骗，假如媒体多一些鉴别，普通的大众、收藏作品的商人们粗通笔墨，对书法略知一二，起码知道《兰亭序》是什么样，那么他就有一定的区分，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关键是，不要说知道《兰亭序》的风格特征，恐怕知道王羲之的都不多。在专业圈子里，羲之是书圣，要顶礼膜拜，要反复研读临摹，圈子外面，王羲之是谁？
环顾周边的现实，很不乐观。
以建筑为例，四合院是北京建筑的典型形象，古代皇城则是中国建筑的辉煌之作。建国后，我们先把城墙拆了，除了文化学者的几声叹惜，老百姓拆得热火朝天，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心疼。改革开放以后，百姓富裕了，要求改善居住条件，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高楼大厦、立交桥的确反映了北京的现代化进程，但走到欧洲考察的人们才发现，西方，现代化并不意味着高楼的林立、拥挤与喧嚣，等我们想起来保护的时候，很多东西已经不复存在。
再看一看清华大学。今年五月十一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应邀来大陆访问，并到清华大学演讲。演讲结束之后发生的一幕令国人无地自容、惭愧不已：在清华大学的校长代表校方向宋楚瑜先生赠送一幅小篆作品时，结结巴巴，不能识读，当场卡壳，大出洋相；坐客央视国际频道“宋楚瑜大陆行”的另一位清华大学国际研究所的著名教授，在节目中又把这幅书法作品中的“小篆”说成了“小隶”。我们常戏谑地说：“地球人都知道”，这回应验了，因为这是电视直播。
《球球时报》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援引新加坡《联合导报》的文章说，全球有三千多万在中国以外的学生在学习汉语，世界上一百个国家的二千五百所大学和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但是，上个月底，上海复旦大学举行汉语文学大赛，夺得第一名的竟然是一支留学生队！
又据二○○五年八月一日上海《报刊文摘》，今年中国的高考，广东考生在作文中得到五十分的不足百分之七，一些学生照抄某些流行歌曲的歌词或作文说明的文字来应付了事。而在古文翻译中，有一万多人得了零分。在一道采用比喻手法仿写句子的试题中，有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十万多考生得零分！
还是回到本文最初的话题：书法家的文化素质真的就那么差吗？
比起大学校长、教授、精英们，书法家的文化素质不见得差；同样比普通的社会民众，包括在校的大学生，更不一定差。特别是在对文、史、哲知识的掌握上。由于书法家从事的创作以汉字为载体，又常以古代诗词、歌赋、对联为书写对象，所读书论又常与古代文化相关，应当说，书法家是与中国古代文化走得最近的一个群体之一。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在“文、史、哲”方面属于“术业有专工”，学有所长。尽管有一些书法家经常写个错字，出个洋相，那是个别人的问题，但作为一个群体，主动或被动地正在接受看中国文化的熏陶与感染，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要比普通国民高很多。只是，由于专业的特殊性，人们对他们的瑕疵看得要严重一些，谁让他们是吃这碗饭的呢？如果是歌星，不要说写错一个繁体字，把自己的姓名全部写错，也没人管。管他干吗？
不要总是批评书法文化环境的没落与衰败，不要老说什么书法大国的危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书法面临的困境仅仅是当前传统文化危机的一个缩影而已。或者说，这就是大环境与小气候的关系。传统的诗词、戏曲、建筑、服饰，在今天都面临着生存的问题，不独书法如此。
中国文化的兴衰，将直接决定书法的生存与发展。
从上一个世纪初期，因愚昧与落后挨打以后的中国人，开始对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取得了当时乃至今天相当多人的拥护：中国文化封闭、守旧、沉闷、僵化，没有创新能力，不能与国际接轨（我们现代有些学者大扯“与国际接轨”，其实这种观念早已有之，一点也不稀罕）。怎么办？接轨有没有便捷可行的办法？这时候，汉字成了众矢之的：这玩艺说起来之乎者也，写起来横竖撇捺，麻烦、费劲，这就是阻碍民族文化发展的绊脚石，最大的障碍，废了它，换拉丁文，换拼音。从五四以后对汉字文化的第一次批评到 “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批判，民族文化断了文脉，传统国学出现了人才断层。进入当代，中国文化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护，中国人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心理与五四时期的感受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什么西方这么发达，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么多年了，还这么落后？受西方思想观念影响，一些人文学者再次对国学进行反思。这场反思从题材、内容上并没有超越五四时期的学者与作家，由于当代学者自身存在的文化缺限，即他们都没有五四时期鲁迅、胡适等人深厚的国学根基，那么拿西方文化解剖、治理中国文化时，常常手足无措，反倒不如前辈的反戈一击来得狠、准、稳。这场反思总的来说，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培养了一批反传统的斗士，引进了一些西方思想流派，国内的文学艺术更加不中不西。
中国文化在一个世纪以来，可谓是历经劫难，却又大难不死！
太不容易了。我们可以看一看世界上、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往往一场战争，一场自然灾害就被灭掉了。中国文化却没有，“近代以降，中华文化不但暴露了它的封闭、愚昧、落后、挨打的一面，更显示了它的坚韧性、包容性、吸纳性、自省能力、应变能力与自我更新能力。”⑤
劫后余生，国人更应倍加珍惜。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护民族文化愈发重要，愈发紧迫。我们可以看到，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一方面鼓吹全球一体化，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主流文化来对待，甚至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现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中西文化不存在孰优孰劣的比较，我们当然也不存在抵制、防御西方先进文明的狭隘心理，问题是，失去传统民族文化之根的中国人，是实现了世界大同，还是“国将不国”？我们的房子、语言、交通工具、服装，以及思维模式都和国际“接轨”了，而且融会到国际性的时代潮流中去了，那么，中国人在哪里？再微观的说到书法，“在中华传统中，书画同源，汉字影响了我们的造型艺术，催生了我们独特的灵动的气韵、风骨、写实、写意、言志、抒怀、寄托……等观念”。⑤没有汉字，就没有书法，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书法的内容、意韵与神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以现实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以及被西方强势文化占领阵地的可能性最大。一是中国文化劫后余生，身受重创；二是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熟稔与认同远不如上个世纪；三是西方文化对世界各个角落的渗透占领，前所未有；四是还有相当多的国人对中国文化仍然不知呵护，有的变本加厉，短期行为，刻意追求“创新”，力图实现所谓的“现代化”。这是令我们忧心忡忡的一面。
以目前大的社会环境来看，仅靠某所高校培养数十名研究国学的专业学生，仅靠名家们的强烈呼吁，中国文化的振兴，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同样，高等院校每年招生一批书法专业学生，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局面。我们也不需要它“立竿见影”，人文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以历史的经验来看，某种艺术的自觉式的繁荣，既得力于国家的昌盛、经济基础的雄厚，又往往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和推动，这其中包括政策的扶植，比如教育的投入。同样，以目前的文化环境来看，短期内，使书法家们个个吟诗填词、饱读诗书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现代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书法家不可能样样皆能；现代的社会发展节奏越来越快，书法家不可能个个坐下来终日看书；现代的社会生存需求，也决定了书法家和他人一样，奔波劳碌，换取功名，否则就不能养家糊口。一句话，书法想回到古代社会中的文化环境中去，纯属梦想。因而，我也就不赞同某些学者对古今文化环境的厚古薄今式的评价。只批判现实，并不一定起到解决问题的作用。
关注书法发展的文化大环境，立足现实考虑问题，也许会使我们少一点盲目的冲动和激情，少一点抱怨和睚眦必报，多一点宽松理解，多一点自由与和谐。看一看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现实性的问题需要解决：书法创作上继承的任务远未完成；一些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初见成效，但还有待巩固和深化；一些中青年书家，在实践上承接民国、建国后书法发展的大势，有的在某些领域，不让前贤，但整体性的风格还不够稳定；在理论研究上，实践与理论的脱节一直未能根本解决，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在人才培养上，书法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但在实施、操作过程中，常有漏洞；在书法人文环境的培育上，真正的艺术批评氛围还没有建立，和文学、美术相比，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在市场的运作上，也缺少相应产业发展模式，基本上处于多元无序状态。等等。
如果仅仅关注现实中不利的一面，我们感受到的可能是悲观与沮丧。事实上，任何事物的发展，还有它积极的、阳光的一面。因为与此同时，我们还听到、看到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从国家领导人，到杰出的文化学者，从中央到高等院校，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空前高涨。
新华社北京2003年8月12日电，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他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不断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的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大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积极研究借鉴先进的文化产业管理方式。在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同时强调：在文化观念上决不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决不简单模仿，坚决防范、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的侵蚀，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李斌的长篇通讯，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九十四岁高龄的钱老，躺在病床上，他对总理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他所指的，也是当代社会传统文化艺术的缺失问题。病榻上的钱老向总理坦诚建言，赤子之心，忧患之情，令人感动，令人崇敬。钱老的话，已经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瞭望·东方周刊》第二十四期刊登记者专稿：五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正式宣布在人民大学组建国学院，并于今年招收本科生；“近两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明显加大。二○○四年七月，国家宣布将开展‘汉语桥’工程，内容包括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等十个项目，其中，‘在海外建立一百所孔子学院’这一内容，尤为引人注目。”
在“二○○四年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作家王蒙对未来汉字文化作了热情的期待与展望：“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建设文化大国。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中国的形象,是解决许多麻烦问题,实现持续发展、和平崛起与国家整合的依托。中华文化是全体华人的骄傲和共同资源。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上的强势文化的最重要的比照与补充系统之一,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没有中华文化的人类文化,将是多么残缺的文化!” 他指出：“中国应该明确地放弃汉字拉丁化的目标。” ⑥
中国人大恢复国学的举动，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能否成功？还难以预料。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国学热”中，北京大学培养“国学大师”试验的失败，人们还记忆犹新。今天的探索，究竟能走多远？不管怎么说，普及、试验，不绝于耳，屡败屡战，是好事，不是坏事。它说明，
中国文化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文化生存的环境正在逐渐改善。可以欣慰的说，小到书法的生存，大到中国文化的发展，已经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已经摆脱了过去文人的“纸上谈兵”，正在走向具体的落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修复重建，任重道远。
对当代书家来说，既承载着历史的重负，又面临着新的抉择，既要实事求是的面对现实，又要充满自信与希望。生逢盛世，恰遇中国文化振兴的历史机遇，比起烽火乱世中笔耕不辍的前辈，我们很幸运，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注释：
①②参考张辛《文化文物》，见《在北大听讲座》第十一辑，新世纪出版社。
③ 沈鹏《推进中国书法事业可持续发展》，见《中国书法》二○○五年第五期。
④ 肖鑫、郑培亮《书坛时弊与“丑书”》，见《中国书法》二○○三年第八期；
⑤⑥ 王蒙《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该文系作者在“二○○四文化高峰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