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与再中国化

王岳川、余三定访谈录

 

一、关于学术转向问题

余三定（教授）：

我对您的学术研究一直比较关注，对您的研究成就曾做过梳理。我发现，您的研究并没有固定在某一特定的领域，而是在不断扩大和转换，您一向以西学研究著称，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您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却经历了一个从西学到中学的学术转向， 您自己对此是怎么看待的呢？

王岳川：

学界很多朋友对我的所谓“学术转向”很感兴趣，我的学术研究也确实经历过几个转折，但就我而言，这么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其实并没有发生所谓的转向或位移，而是一以贯之的，即使有所谓的转向，也只是针对各个时期问题的不同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学界同仁说我以西学著称，是因为我差不多研究了近20年西学，但我从最初写《艺术本体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到《中国镜像》、《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等，即所谓的从西学转入中国问题，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做西学的目的在于知己知彼，我的想法很简单：西学只不过是我真正学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的背景，我需要全球化时代西学背景的深度阐释，故而我研究西学，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而非将其作为一辈子研究的终极归宿。从西学转入中国文化的研究，是我学术生涯自然生发出来的必然趋势，我的学术的最终目的是“当代中国文化阐释和理论创新”，所以我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君子的意义在于他不命定般地将自己定型在一个领域，不应像器物那样有容量之限制，而是心怀天下，乃至于无所不通。君子度量宽宏，胸襟博大，气度似江海纳百川，以宽广的胸襟来看待万事万物，力求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最终在“德体器用”中达到“一以贯之”之“道”！因此，我没有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限定在文艺理论领域，尽管它是我的专业。我认为，在专业之外还应该有大的人文关怀，在今天学科化体制化日益促狭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还是回到王国维的这句话：“学问无古今，无中西”，全在于学者用公正的心去研究它们。故而，我认为，中西之间要区分，但不是要本质主义地分成两半，中中有西，西中有中，中国曾经影响过西方，中东曾经影响过古希腊，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再互相影响呢？我不相信一个目无“天下”的学者能够把学术变成“天下之公器”，如果他不知道有天下，那么他所做的学问只是为稻粱谋的学问。如果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北大百年无数先贤风骨精神和理想人格的真实写照，那么，“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则应是新世纪学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我坚信：关系人类命运的中西文化交流关系，不再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而只能是“互体互用”，使民族主义和冷战立场让位于人类的互相理解和文化互动，使东西方消除文化误读，使人类的未来成为东方和西方共同关心和构筑的远景，那就是我的终极向往——“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余三定：

我注意到，您已经超越单纯的文艺学领域而进入到多个重要人文领域，比如您对国学与书法的研究，音乐与美学的研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影响巨大的成就，因此我以为，如果简单地称您为文艺理论家的话并不全面，准确地说应该称您为“人文学者”。而且我以为，称您为“人文学者”，不仅是说您的研究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宽广，更重要的是说您具有人文情怀。您能对您的治学历程进行简略介绍吗？

王岳川：

好的，正好借此机会总结一下30多年来我个人思想史的推进脉络。

什么是人文？人文本质上是领悟自身、穿透自身，不为世俗生活表面现象所左右的一种精神感召和感悟。记得乾隆下江南，站在金山寺让方丈数长江中有多少艘船。方丈惠林和尚说只有两艘，一艘为名，一艘为利；倪云林在52岁时把家产散尽后浪迹天涯，其后他的画作荡尽俗气，具有穿透力；左宗棠经历了一次穿透和自我超越——他天天监督造房，招致建筑工人厌烦，工人说，我修的房子从来没垮过，但我修的房子经常易主。左宗棠突然醒悟，锱铢必较的名与利终归是别人的。我认为，人文之识就是人文精神所体现的四个维度：难度、精度、高度、深度。没有这些“度”，就不会获得认识、眼光、胆识、超越，也不会获得自省。“通”就是通中西、通古今、通史实、通门类。这才是比较完整地把握了人文通识。

我从不认为满地走的都是圣贤，不认为满地都是哲学家美学家，更不认为满地都是文论家。真正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文论家美学家，机会很小。只有与时代的命运相激相荡，才有可能玉成大师。正如王国维的思想历程一样：有人说王国维的学问从来不和当代发生关系，而是闭门做自己的大学问。我说非也。看看王国维早年的日记，天天在学德语、日语，痛苦不堪，那是为了翻译叔本华、尼采，去启迪民智；当他发现一战就把西欧打成废墟以后，就相信梁启超旅欧游记所载，于是写《人间词话》，讲童心慧眼和赤子之心；当他发现甲骨文被老外拿出国，已经研究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马上开始精研甲骨文；当他发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他马上用他的全部力量研究敦煌学；最后他发现蒙古即将被“独立”出去，他就投入了蒙古史的研究。可以说，王国维因此成为心怀家国“君子不器”的大师！

人文学问有四条腿：“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我觉得这四条对做学问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把它作为我做学问的“十六字心经”，表达了我在世纪之交三十年做学问的体会。

实际上，我并非一开始就从事西学研究的，大学前我一直读经史子集，大学时做唐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并对中国文化上古和中古思想文化问题花了不少功夫，可以说长期潜沉国学之中。这里谈谈我选择学术的过程：我作为77年大学生进大学后，同学们让老师们紧张不安，彻底改变了大学的读书风尚。新大学生的无与伦比的求知欲，使得这群大学生看书像狼盯上食物一样。知识匮乏时代之后，每一个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这样渴求而挑剔的眼光都会心里发虚不寒而栗。学生对老师造成巨大的压力，让老师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没想到学生会“如狼似虎”。作为这一届的大学生，由于亲身经历了知识匮乏的“文革”时期，因此，我们这一代学者有着比较清醒而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认识到大学四年应该成为人生最重要的思想能量储备期。大学期间，我每天十几个小时狂读诸子、经史，尤好老庄，还研究过文字学、金石学和书法学。苦读苦背成为我大学生活的唯一“活法”。这段时期，几乎只看“国学”书而陶醉于这种鉴往知来之学，真相信“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精神是照亮生命盲点和世界暗夜的光。大学时候，我就是从传统文化研究、从研究杜甫开始的，为了写作《杜甫诗歌意境美研究》的毕业论文，我经常枯坐在图书馆善本书室，苦读苦写，最后以9万字的《杜甫诗歌意境美研究》的论文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用新方法研究中国唐代诗歌的先行者，当时有人不认同，但今天已经成为共识。这应该是我文艺理论研究的起点和思想的积累。

考研究生进入北大后，我深切地感到北大学子接受现代西学思想非常前沿，我那刚刚有点眉目的“国学”话语在研究生们高谈阔论胡塞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马斯洛、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颇为时髦的话题面前时，“失语”了。当时，我想，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做古代文论或古典美学，以不变应万变；另一是更新知识结构，发现新时代学术问题，进入学术前沿语境。我当时想，与其向后退，不如往前走，应好好补习现代西方知识型话语，思之再三，我选择了后者。我采取的方法是从现象学入手，尽可能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源性问题，发现新时代学术问题，以进入前沿话语语境。

做西学，首先必须解决外语工具问题，必须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在我看来，读原著是做西学的基础，于是，在翻译了十几篇西方学术论文之后，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全心着手翻译Robert R. Magliola ,Phenomenology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并用了近一年时间细校两遍，对原著逐字逐句的斟酌使我得以透过语言直接切入思想层面，明白了语言不是思想的“皮”而是“思想”的对等物，这使我对英文学术著作的读解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得以通过现象学进入存在主义诗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为线索的学术清理和自我知识系统的提升的过程，学术视野，思维框架有了新的拓展。研究生期间，我认识到理论自觉是重要的，于是试图通过“文艺本体论”去重审文艺学话语。1986年至1988年初夏，我完成了25万字的《艺术本体论的当代意义》的论文写作，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其后，论文易名为《艺术本体论》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留北大任教是我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讲授《文艺美学》、《20世纪西方文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美学》等课程中，我开始重审20世纪西方文论问题。其时，后现代成堆的问题已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我仍采取先精读并译释原著再从事写作的办法，开始了“后现代问题”研究。两年后，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和专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脱稿交付北大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写了《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主编了《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等著作。进入1993年，在世俗化大潮冲击下，我开始写一些“文化研究”的反思文章，同时开始关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20世纪文化艺术“问题”和“问题意识”。可以说，我的学术自信和自醒是由西学体悟和中国立场保证的。

在我看来，人好像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生命、时代和母语，却似乎可以在“一切选择都是被选择”的前提下，选择用血性母语去言说自己的生命、时代和思想。人生经历往往与学术历程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因为，真正的学术以践证为本，本性皈诚，渐修顿悟为重，不以微名小利一孔之见为意。使生命充实而有光辉的学术，是需要追求才可能（而非必然）获得的。

二、做学问的十六字“心经”

余三定：

您把做学问的方法归结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能解释一下您的这“十六字心经”吗？

王岳川：

可以说，这十六字“心经”是我在长期以来做学问的一点体会，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执教北大多年后，则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我做学问时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在20世纪初的学术大师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而且他们的国学底子和西学底子都非常厚。“世纪初一代”的知识分子——清末民初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大致可归为这一代，这一代国学底子厚，既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又具有相当深刻的文化生存危机感，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中，借鉴西学以立论，坚持“中体西用”，并能在学术上获得相当的成就。相反，进入50年代以后，大概是向前苏联学习，学科分类非常精细。比如说在文学领域，研究古典文学和研究现代文学完全不搭界，尽管都叫文学史。这种过细的分科，造成每一个行当只出专家，而很难出通才和大师。我常这样告诫自己，要反省自己做学问的方法，要尽可能打通古今中西，单精通一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

我经常感慨，人生苦短，每个学者都只能留下一点点东西，我们应该打破文科方面人为地分成文、史、哲、政、经、法。人应当是一个整体性的人，十六字心经就是还原这个人成为整体性的人。西学需要做，所以我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是将其作为方法论。但国学根基是学者的根本，是一生学问的落脚点。“当代问题”是做学问的价值关怀。正如王国维每一步学问都跟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关一样。

我从来不认为有纯粹客观的学问，也不认为能完全脱离今天的“处身性”。“未来视野”，我认为能达到这一点的学者微乎其微。很多人认为自己的研究很超前，但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当代无史，当代不好评论，无法盖棺定论。一般做当代文学或文化的人都谨小慎微，不过多批评别人，但最终经不住历史检验。历史总会得出公正的结论。“未来视野”非常关键，用更高更远的理性尺度来观照今天，穿透时代的迷障，在今天“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时候，发现其话语的不合法性，将未来视野的现行见到。总结一下：国学思考我现在还在深入，对我来说主要就是回到经典性的研究，首要关注先秦刚健清新的思想；西学方法是我进入问题的角度，也是审理任何中国问题时所不能忽视的当下语境；当代问题应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的立足点；未来视野促使我思考全球化是全盘西化还是人类化世界化？世界化的含义是世界整齐划一的一元论还是一分为多的多元论？这些都需要批判性地思想击穿！

人是有局限的。今天的人看“五四”一代学人也会对他们的偏激或保守颇有微词。也许几十年后的人看当代学者做的事情，或许会觉得不无可笑罢。但对我们这一代学者而言，只能一息尚存勉力而为：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三、怎样读书治学

余三定：

　　学者的生活与书斋分不开，您是位大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读书人，我注意到，您曾经主编过一套《一生的读书计划》丛书，您能谈谈怎么读书治学吗？

王岳川：

我一生最爱的事情就是读书，最喜欢劝别人的事情是推荐其读好书。初中时无数个深夜在被窝里打手电读书，直读到电池流水。大学读书，读到眼睛迅速近视到几百度。在大学期间，沉醉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是我的“日课”，每日十几个小时昏天黑地苦读苦背成为我的生活方式，这段时期，在阅读中陶醉于鉴往知来之学，精神世界被照亮。研究生期间我无数次进入藏书巨富的北大图书馆大库，那塞天塞地的书架挤满了哲人威严的眼睛。我意识到，自从有人类以来，已经有约九百亿人逝去了，几千万册书在九百亿人这个分母中，渺小得几不可言。而个人经年累月又能看几摞书？写几许文章？在知识的海洋前，一滴水是易被“忽略不计”的。

我想，人一生大约最多有三万天。《红楼梦》妙玉最赞赏范成大《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中的两句：“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而唐寅《一世歌》中更真切地说道：“人生七十古来稀，先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闲愁与烦恼。 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 ……”生命如此短暂，难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既然一生最多能读几万本书，而不能读尽天下书，就需要探究读书之道。于是我慢慢摸索读书门径：泛读，精读，读经典，读对经典的阐释和论战，读善本，读善本提要，补“小学”（文字训诂），补史（史识、史料、正史、野史）；从疑处疑，也从不疑处疑，从跟着说到自己说，力求说点新东西，并不惮于不成熟。在生命和学术的凝聚含藏的几年苦读中，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质素即超越了个我视域而关注人类问题的眼光慢慢地从生命中升起来。

经验告诉我，读经典性的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西学是必读之书，从古希腊一路读下来，会使人全面修正自己的话语系统和心灵编码，并在瞬息万变潜流涌动的学界中，保持刚正不阿的学术眼光和遗世独立价值情怀。然而，泰西语种纷繁，皓首亦难穷经，如果一个人一定等到精通了数门外语再思想，他就有可能让自己的灵性和思考僵化在语言规则中了。因此，选择最重要的外语方式进行学术资源撷取，足矣。通过语言进入思想的底层，重要的不是纳入哲人的结论和训示，《庄子》中轮扁早就对桓公说过：“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而已”。重要的是获得一种整体性思维，一种穷源究底本质直观的基本学理，一种进入问题的入思角度和人性升华方式。也许，有时读书会令人蓬头垢面甚至“心斋”“丧我”，但没有这种阅读进入的功夫，就没有思想诞生的可能，对西学就会终身处于隔膜和一知半解之中。

但一味读西学仍不足取。大学者应具有高蹈的境界和中西互动的眼光，问题结穴处，终归与大涤——无论研读古代还是当代，无论研读中国还是西方，都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现世虽不见用，或能有裨后人，关键在于关注问题的意义。中西对话如果不在“跨文化”之间、“主体间性”之间、“他者间性”之间进行，问学的深度和推进力度就要大打折扣。在读与思中，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刻地感领到：无论是读书还是被书读，书都需要人这一主体才能彰显意义。藏书而不读书，以书为巨大的光环来遮掩内在空虚，无疑是一种过分精致的矫情。读书固然重要，但读书本身不是目的，沉浸或玩味于渊博，而终于丧失自己的独立见解，甚至满足于成为“两脚书橱”，是难以提出真正的有思想创建性的观点，更难以形成真正的思想体系。

读书使我学会了从生命深度中学会了用赤子童心看待这个世界。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我们个体的生命。在我经年累月的读书生涯中，在沉沉夜幕下的静寂与都市的喘息中，我领悟到，读书在方寸之间可以拓展出寻丈之势：读书是思考的前奏，是自我思想诞生的产床。思想者的阅读永远是创造式阅读，理解并领悟他人思想，同时又能将那些书中思想的正反面问题及其有限性逐一审理清楚，绝不屑于把他人的思想碎片作为自己的思想坐标。在读书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创造“同一心境”的过程，是与人类优秀文化艺术和思想大师对话、与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家对话的过程，在阅读与思考中凝神静思返身求己，这就是我理解的新世纪学者的使命。通过读书和言说，向世界可持续性地传播中国文化，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真实想法和长期实践。在有些人看来未必有效，对我而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罢了。

余三定：

在快节奏的当下，在读图时代，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能静下心来捧一本书细读，已经成为一种奢侈，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王岳川：

六经之首的《易经》启迪我们，变中有不变者！确乎如此，信息化时代的网络文明把纸本文明的游戏规则打破，今天一些人都是网络搜索，资料性的东西都被装入大数据库。钱钟书这样的学者在过去纸本文明、印刷文明时期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记忆天才，在后现代网络文明、无纸工业时期，却被认为连文化泰山、文化昆仑都称不上了。一切技术的进步都是人类偷懒的结果，人想偷懒就要发明，偷懒的好处是节约了有限的、黄金般的时间去思考更重要的事情，把人类的创造力激发出来。网络时代的阅读，好处在于强调了每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每个人的参与性、合法正当地游走于网络的海洋，这一点是民主、自由的体现，不可剥夺，同时也激发每个人创造、哪怕是初级创造的想法。但消极方面，则是使真正的写作天才、思想大师混同于普通人群，他们思想淹没在无穷尽的、狂躁的网络垃圾当中，再也没有慧眼把他们从土里拔出，黄金和瓦砾混在一块了。由于狂躁和自恋，人们迷恋自己的天地，不再关注他人，不再爱人类爱世界，人类变得空前自恋自爱，而不再是“仁者爱人”。

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读书和思考当然就是要学会拒绝、否定、怀疑，并以此去发现当代话语矛盾，敞开多种冲突中的新阐释空间。“读、思、写”尽可能统一起来，因为读得愈多，歧路愈多，思路愈险。入思愈深，困惑愈多。就学问而言，我坚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义理”主要是指哲学入思方面，“辞章”大抵指语言修辞运用方面，“考据”则侧重对考古学最新材料的运用和文献学修养的根基。

在研究中我强调文本细读和考据相结合的方式，主张在读东西方大哲思想时，注意考量每位思想家的思想脉络，考察其怎样进行思想“还原”？在知识考古学的“人文积层”中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有何盲视？怎样评价？如果将人类思想的进展比做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要进一层弄清楚他们属于学术中的哪个环？他们用了怎样的方法去试图打开这个思想链条上的结？我意识到，问题意识对学者而言极为重要，带着问题去发现更大的深层问题，发现问题的集丛和根蔓，而不是被浩如烟海的书本控制了自己的思想和旨趣，也不轻易相信任何所谓问题解决的答案。在我看来，思考是生命的磨砺，应在艰难磨砺中找到所向披靡的思想利剑，而不是将学术看作一种藏在口袋里把玩的饰物。

我们始于迷惘，终于更高的迷惘。人生和读书多歧路、断路、绝路，只有一条道能走通，那就是正路！

 

三、文化输出与发现东方

余三定：

全球化已成为学界的重要话语，但我注意到，您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研究重心却开始发生了转移，抑或说是侧重，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问题，2003年出版了《发现东方》一书，其后又出版了《文化输出》，描述了中国文化的远景，并在多种社会文化实践场域为奔走呼吁，请问您是怎么思考这一问题的？

 

王岳川：

我出版《发现东方》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西方通过全球化让世界变成“地球村”，中国崛起让西方霸权日益变小。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在于：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我们必得注意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上的“水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引申开来，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的各个部分往往优劣不齐，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水平。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信任，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汉字文化圈”已经被“美国文化圈”取代。只有“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良性解决。在世界原教旨主义倾向日益抬头，奥巴马主义走向霸权主义老路的危险时刻，我们既不能走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也不能走抄袭西化的道路，只能在宽容中庸、立己达人中走以中国自身为主，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守正创新的文化强国路。发现东方，意味着强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同时还意味着，中国文化守正创新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世界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和谐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

而我出版《文化输出》则认为：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必得向海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文化战争，并在国内学术界和国际文化领域寻求双重对话，将20世纪的“全盘西化”转化为21世纪“中西互体互用”。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在战争频仍而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在全球遭遇地缘战争威胁和核战爆发危机时，我们必得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中国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东方文化守正创新必然使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遭到质疑并走向终结！

我认为，中国文化可持续输出，已然关系到大国文化安全。前沿学术对话可呈现当代中国思想变迁踪迹：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精神世俗化平面化问题；无论是厘清美国全球化时代正在走向衰竭，还是提出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中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日，都意在强调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不能再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败坏国家精神。中国崛起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开始吸收中国经验智慧。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世界文明进程。我们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

可以说，世界与中国、本土与他者一直成为我的研究的基本语境，因此研究西学，不是想成为西学研究专家，而是将西学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语境，一种审理“他者”的场域，其目的是想反观中国问题。这样我的研究重心渐渐发生了转型：一方面是主编了近百卷的《中国学术思想随笔大系》和《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另一方面是出版了多本学术专著：《中国镜像》、《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全球化与中国》、《中国书法文化精神》（韩国版）、《发现东方》、《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文化战略》、《文化输出》、《书法文化身份》、《美丽书法》等。

20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遭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具有不同形态，有古希腊的两希精神（古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有文艺复兴时期以降的理性精神，有20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两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单线性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20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隐含着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思想话语，在不断西化的当代人那里出现了与其生存状态和精神寄托中断的裂缝，因而导致新转型学说——新儒家、新道家、新佛家等的出现；而西方基督神学的思想话语资源，与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尚存诸多话语冲突之处，难以急切整合。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大抵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融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思想话语资源，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缓解。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国家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是被逐渐边缘化的，晚清以降中国遭逢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从世界中心沦为边缘的“远东”，在世界历史和文化上一再缺席，遭遇了深刻的文化身份危机，不断被误读、曲解和妖魔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就显得越发重要和紧迫。我提出“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守正创新”，是源于对东方主义、现代性、全球化与文化战略等诸多问题的深度思考。一个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目前看来，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信任，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比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多得多，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西方中心主义者没有那种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文化冲动和价值诉求。在我看来，一个能够广泛地影响世界的大国，一定是一个思想家辈出，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中，不断推出新的整体性思想体系的国度。更直接地说，就是不再拼凑他国的思想文化的百衲衣，而是以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建构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体高度和阔度——必须在人类文化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文化力量。

今天要做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的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还有哪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一种补充，一种对西方的质疑和对话？当代中国人是否能创生带有中国新世纪文明特色的新东方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做出自己怎样的解答？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当有更开放的心态和新的看法：弄清“发现中国”的意义。对待中学西学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学不分古今中西；面对西方的器物类、制度类的先进体系能够“拿来主义”式地接受，而针对思想和宗教信仰问题也能够展开多元文化对话。所以，我提出要重新思考我们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保守地拿来就用，而是要重新设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并进而思考四个问题：第一，中国文化当中那些已然死去了的文化，应让它永远死去，比如“黑幕政治”、“家天下”、“束胸缠脚”。第二，某些文化片断可以整合起来的，就应该重新整合起来成为新文化。第三，重视那些中国人独创的差异性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让它在世界文化大潮中构成差异性的一维。第四，中国新世纪的原创性问题。中国是否满足于做“肢体国家”而不是“头脑国家”？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我认为创新是可能的，创新就在于中国人独特的生态文化意识和精神生态意识。

在中国已经深切地了解西方而西方对东方仍然不甚了了的前提下，重新清理思想文本和文化精神，在“文化拿来”中做好“文化输出”的准备，使文化对抗走向真正的文化对话。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内容不仅是传统文化，还有现当代中国文化，因为，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而言也是一种东方经验的独特补充。

特别要注意的是，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工作的主体仍然应该是中国学者。我常常在想，中国在国际化的学术话语是否只能有西方人提出来？中国思想是否应该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问题而非边缘问题？真正的学者应该提出在国内能获得学界认同，在国际可经得起批评辩论的中国思想。我们必须对西方神话般的“普世价值”增补差异性思维角度，打破文化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全面总结中国现代化经验中的“中国模式”，使知识界切实在文化创新和中国思想的世界化上做出努力。所以我现在做一个工作，想把二十世纪经过欧风美雨的中国著名学者关于中国现代性思考集中翻译出版，让西方人了解一下中国人经过了这么艰难的现代化经验，经过了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向西方求火，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品格。

我们更年轻的一代学者应该坚持“文化输出”，将这一理念转化为长期而浩大的民族文化振兴工程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文化输出”工程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向世界整体性推出古代和现代中国思想家群体思想，不仅注重中国古代经典向西方主动翻译输出，而且注重将经历过欧风美雨的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著作系统地海外推出；还应在“读图时代”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卫视手段，传播具有深厚中国文化魅力的作品，系统地“发现东方”探索“文化中国”的精神价值；同时，从“汉语文化圈”振兴和和谐的“文化外交”的角度，增大“对外汉语”的教学和办学，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的理解者和爱好者，以加强中国同世界的对话和互动的文化心理接受基础。全球化中信息和经济的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文化互补化，起码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使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西化了两个世纪的世界，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让中西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互动中，真正“发现”东方优美的文化精神，体味中国创建人类“和谐社会”的诚意。

中国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真正崛起，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整体性地守正创新，意味着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审美感受方式，东方文化形态成为东西方互动的人类文化形态，将使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达到和谐协调而成为人类的福音。

未来三十年中国学界的主要工作将是从美国的“去中国化”，到我们的“再中国化”。将那些失落的中国美丽精神重新展现光彩，为人类带来更多精神价值财富，从本民族文化精神高度向人类共同精神高度出发，坚持文化拿来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在21世纪能够成为人类思想！

原载《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