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生态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王岳川[1]

 

内容提要： 中国文化在中国可以分成三个方面，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实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是儒道释三家。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佛家文化主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除思想文化以外，还有艺术文化，主要是琴棋书画。另外，还有实用文化，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实用文化。这种文化形态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紧密相关。本文从五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儒家文化仁义和谐三纲八目的精神维度，道佛文化空灵妙道与慈悲圆融的内在澄明，华夏艺术文化的精神生态价值，“慎独”思想具有反贪倡廉的现实意义，以及尊重道义的中国优秀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国哲学精神的开放性使得中国艺术精神成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氛围，一个具有宇宙论、生死论、功利观、意义论的价值整体。在中国精神与西方精神的对比中，一般是提出“道中心主义”进行言语述。事实上，中国精神的来源相当复杂，内涵颇为多元。    

 

一   儒家文化：仁义和谐三纲八目

 

中国思想文化主体部分大抵可分为儒家、道家、佛家。

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幽妙境界，展现出中国文化的自由精神。中国人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中建立自己的形象和本质，相反，中国人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把握自己的本真精神，获得自己的本质特征。

中国哲人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 ，[2]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3]庄子“象罔得珠” ，[4]都反映出生命心性本体的整个过程之中，在“在欲除利”的返归本心的心灵“还原”道路上。说到底，人仅六尺之躯，近百年之寿命，纵有家财万贯，不过日食三餐；纵有广厦千间，不过夜眠一榻；纵有惊天伟业，死后不过盛一尺之匣。 那么，何以时时狂傲欺世并“只有功名忘不了”？！ 外在的“名利”二字使多少人忘其本性而身败名裂，又为世间添多少征战杀伐。

儒家文化强调的是和谐之境，儒家精神的“三大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5]“明明德”就是强调发扬内在的光辉美德。因为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 ，强调性善论，将美好的东西发扬光大起来。第二条“在亲民”，就是当你已经学成了，具有了新的思想和人格，你要去“亲民”， 就要启蒙他人，“亲民”也就是“新民”，让他者变成新的。自己得到了知识，一定要传播，造福于人，而不是自己独享。第三是“止于至善”，终止在最高的善，最美好的境界，止于至善。强调要达到尽善尽美，最高的标准。屈原上下求索，九死未悔， 是止于至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是止于至善，还有更多的一些英雄不达到至善不停止下来。三纲说明，儒家表现出积极的入世态度，启蒙别人，达到最高境界，把自己的德行做到最好，这些是很难的。

 “八目”是实施三纲的具体做法，有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一，“格物”， 穷尽事物的本质。“格物”就是把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精细化、理论化、体系化、系统化。格物强调对事情的了解要透彻，比如写书法，要对笔、墨、纸、砚等加以透彻地了解，对五体书要了解，历代书法大师和法书要了然于心，这样书法才能写的神骏。

第二，“致知”， “致知”的“知”即“知识”的“知”，古代又通假为“智慧”的“智”。致知的知识是体系性知识，是对格物的提升，只有体系性的知识才不被别人击破。这种体系性的知识不在于数量之多，而在于智慧之明。现在很多人知识很多，叫知道分子，而缺乏智慧，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只会照本宣科，而不会慧眼识得真与假。知识尤其是哲学、美学、文学，本质上就是无功利的，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它只是发自内心的体悟，是对人生有限性的体会，帮助你去发掘内心的价值。知识不能让你高人一等，却能让你自我超越。智慧是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弱水三千，吾取一瓢饮” ，今天的很多人不知道损，只知道损别人，不知道把自己损下来。

第三，“诚意”，心意要诚实，不骗人，不自欺。今天中国艺术的“诚”已经很少了，中国的各大拍卖行里面有一条定律：只拍价钱，收佣金，至于作品的真假，一概不负责。今天各大拍卖行的真迹大大少于假货。康德说的“不许撒谎”：“不管谁撒谎，也不管他的动机有多善良，都必须对它的后果负责”，“在所有声明中都要讲实话是理性神圣的无条件的命令，它不受任何利害打算的限制。”“因为诚实的责任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区别，不管是对我们有责任对他们讲实话的那些人而言，还是对我们可以不跟他们讲实话的那些人而言，都是一样有效，因此这是一个在所有环境下都生效的无条件的责任。” [6]“不许撒谎”的“不许”就是“止”，“不许”在这里是一个绝对界线。据说，有好事者就问康德，如果杀人犯逼上门来，使得你交出朋友所藏的地方，如果你说不撒谎而把朋友交出来，那你岂不就是一个助纣为虐，跟杀人犯同谋的人吗？康德痛苦地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说“不许撒谎”。别人不明白就问为什么？他说，如果是为了救朋友就撒谎，看起来这个事情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撒谎”变成了“人类本性”，如果“撒谎”变成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么你今天撒了谎，明天就要用十个谎去圆前面那个谎，后天就要用更多谎言来使前面这十个谎自圆其说。这样一来，撒谎就变成了人类的本性，人就变成了一个“撒谎的动物”，这就很可怕了。康德坚持认为“不许撒谎”！这“不许”就说明了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没有什么原则可以出卖。“不许撒谎”就是对人的“至善”的高要求，这深刻体现了他的心定、心静、意志力、思虑周详和精神最高境界。在康德看来，这一次他的朋友因为他不撒谎而死了，但是他维系了人类的不撒谎的权利和尊严。这就是“不许撒谎”的深刻意义。可以说，康德认为，由于我不撒谎维护了人类不撒谎的正义，从而使人类良知得到最大的尊重。 相反，当代一些人变得非常“聪明”，人们都听不懂康德的话，到处欺骗而漫天忽悠，并以此为乐。这无疑和康德所说的相左，和古人所说的诚意相反。在《庄子》里面有一个人叫尾生，他约了女友在桥下幽会，结果上游的水涨了，尾生没有跑到桥上，也没有跑到岸上，却抱着柱子淹死了。 为什么？就是因为坚守诚信。 “诚”极为重要，甚至一本《大学》都立足于“诚”字。“诚意”之后是“正心”。此时的“心”就如同一块透明的翡翠，一块珍贵的宝石，经过了纯净心灵陶冶精神之后，在言和行上达到君子所具有的合度与规范，并以这样的君子风度去治理国家，使天下和谐太平。

第四，“正心”，做事心要端正，摆正心态。就是让你的心灵处于不偏不倚的中正状态。这很难做到，因为很多人是心不诚、意不正。儒家强调重心，一个重要的词叫“慎独” 。不要以为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可以为所欲为，不要以为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就可以随便干什么，不行！儒家强调为天地立心，如果你立的心是一颗恶的心，那么天地就为之变色。相反，你立的是一个诚心，那么天地就清明太平。从这个方面说，正心很重要。

第五，“修身”。前面四个步骤是内在功夫，而“修身”就开始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修身是内在心灵的提炼和完善，是由内而外、内外兼修。首先修姿态：“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在接人待物、行为方式等上要谦和、合度，要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第二是修语言，讲话要文明、礼貌，不能脏话连篇。现在人的语言没有美感，发嗲、搞笑、故弄玄虚，语言的通透性荡然无存。第三是修心，心身合一，修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心病要由心药医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修身对于准备进入公共领域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第六，齐家，把庞大的家族秩序与人际关系理顺，做得整齐。简单字面来说就是让家里亲和慈孝，规范有序。这个家不是小家，而是大家庭、大家族。在古代一个家族非常庞大复杂，往往四世同堂，甚至有的家族十几世都同堂，可能有数百口之众。就像《红楼梦》的荣宁二府那样。这么一个大的家族如何管理？如果管理不好，中饱私囊，贪污腐败，那么这个家族就会五世而毁。《红楼梦》家族里的管理者不就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了吗？伶牙俐齿的王熙凤没有学儒家，而是学了法家，脸上一团火，脚下一把刀，口蜜腹剑，做了很多缺德害人的事，害死了别人，也害死了自己，更害了整个家族。这是相反的例子。

第七，“治国”，国是诸侯国，指一个区域，要造福一方百姓。如果真能把一个家族整理好、治理好，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他就可以进入第七步——治国，管理诸侯国，或者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省。

第八，“平天下”， 一国治理好之后，可以进入第八步——平天下，以自己的德才让天下太平！儒家用诚意修身等来规范一个人，统称一个词，叫做“內圣”，让人内心干净起来、神圣起来。内圣之后可以做“外王”。 “外王”就是在外在政治领域中去做对世界、国家、他人有用的事。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不是培养文学家、理论家，科学家，而是培养让天下太平的伟大的政治家。儒家文化理念的最高目的是平天下，就是让天下和平、太平。所以，强调的是和平之境，目的是治国。可以说，儒家从最细的地方开始，通过对一事一物的认识，达到对天下的囊括，境界是很高迈的。可惜历史留给儒家的空间太小了，儒家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往往是空有豪情，而最后却是铩羽而归。所以儒家知识分子用第二套法则来协调自己，就是道家法则。

 

二  道佛文化：空灵妙道与慈悲圆融

 

道家为知识分子留下逍遥游、退守的空间，如陶渊明、苏东坡等皆是如此。道家的最高境界是妙道之境，目的是治身。道家有两个人很长寿。一个是老子，据记载活了160多岁。还有一个更长寿的，叫彭祖，据说活了800岁。其实上古时期的一年，春天一年、夏天一年、秋天一年、冬天一年，一年等于四年。这样看来彭祖大概活了二百岁。长寿的秘诀自然是修养身体，如何肆意消耗身体必然是使身体不堪重负。所以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清静”、“无为” ，由此完成了治身养体，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天人合一。
    道家强调空灵、妙道、逍遥。如果艺术少了道家空灵的一环，就坐实了，缺乏玩味的地方。道家说的“妙”是一种化境，是生命空灵之道。也就是说，是以生命为美、以生命为善的精神升华。妙与精神的“虚实”紧密相关，即既重视物质又超越物质，既把握现实又超越现实之上，与事物的独特性和普遍性相联系，因而能够实中见虚，虚中见实，虚实结合，进而抵达玄妙之道。妙道与悟性有关，对生命世界有所领悟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道家追求生命空灵之境，以养生为美，以惜生为善，以等生死为精神升华，既重视物质又超越物质，既把握现实又超越现实之上。可以说，禅宗强调境由心悟，只有达到生命的瞬间感悟，才能使人生产生高远的意义，才能对空间的无限有限加以超越，对瞬间永恒加以把握。

佛家强调的是治心，慈悲为怀，众生平等。丧钟为谁而鸣？为我们每个人而鸣。佛教治的是贪婪心、是非心等顽疾。佛教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不要汲汲于功名利禄、文治武功，不要迷恋于一时悲欢离合，而要注重本心。这一点和道家注重自然有不小的差异。

佛家强调的是慈悲，慈悲为怀，强调“圆融”，强调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圆融一体，在日常处世中体现宽博慈悲。圆就是禅，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圆融一体的，只有将自己的对生命悟性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待人、接物、处世中体现宽博慈爱，才真正具有活生生的生命体验，才能把握自己的本心，直观自己生命的内在光辉，使生命充实而有意义。佛家强调“慈悲之境”

仁义（和谐）、空灵（妙道）、慈悲（圆融）是中国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在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者并重，儒家的“和谐之境”，道家的“妙道之境”，佛家的“圆融之境”是三家的最高境界。中国文化既有仁者爱人、自强不息的儒家文化精神，也有道法自然、无为空灵的道家文化精神，也有从悲欣交集专注本心、慈悲为怀的佛家文化精神。可以说，中国文化把一个人的身家性命全部管了起来。儒家强调刚健清新积极进取，道家强调养生退守全身远祸，佛家强调生死轮回彼岸世界。在这里，儒家的仁爱之心尤其重要。人生必得经历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再由社会人过渡到审美人，任何强行的超越或不切实际地幻想往往以悲剧告终。

经过后世文化的碰撞融合，儒、道、释已经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最重要的三大支柱，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儒家强调“仁义”，仁者爱人， 义者为天下先 ，强调“中和”。“中和”强调中国人意识中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讲求消除心与物的对立，达到心物合一，知行合一，使宇宙与生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具有了和谐之美。因此，诉之仁爱中庸、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人格修养。中国文化张扬一种和谐的精神，使人正直而不傲慢，行动而不放纵，欢乐而不迷狂，平静而不呆板，达到一种均衡、稳定、平和、典雅之美。

简言之，中国儒释禅文化精神共同构成一个鲜活生命体，一个不断提升文化氛围，包含宇宙论、生死论、功利观、意义论的东方价值整体。中国思想重生命哲学与生命意义价值论，中国文化张扬一种和谐的精神，使人正直而不傲慢，行动而不放纵，欢乐而不迷狂，平静而不呆板，达到一种均衡、稳定、平和、典雅之美。

 

三  精神生态：华夏艺术文化生态

 

对中国文化之“道”与“艺”的思考，代不乏人，但是艺海无边，难穷其境；而小道易求，大道难觌，只好借助语言，也许，“道”在“言”中。沉迷于“周行不殆”的道之动，确乎感到“惟恍惟惚”。《老子》使我悟着点“道”的精神，将其放在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和中国艺术的文化精神中去考察，更感到“艺”与“道”的关系紧密。就中国文化精神而言，哲学是诗学之魂，而诗学是哲学之灵。通过广义的文化诗学视域去看哲性诗学精神，进而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逐渐加以世界化，确乎是一件有大文化意义的工作。

将艺术问题置入文化视野中加以探究，可使思路更灵活通透。文化是“人化”与“化人”。文化价值的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的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当代文化艺术的定位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在文化选择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文化之根系乎人，文化目的则是为了人——人自身的价值重建。

中国艺术文化主要表现在诗歌、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之中。它们构成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诗歌讲求境界，有境界则为高妙，无境界则流于低俗。境界的高下，不仅是生命人格高下问题，也是艺术价值高下的关键。诗人骚客那深厚绵邈的情思，通过非常贴切的语言表现出对宇宙家园的爱心，升华出一种寻找家园的深切情愫。中国音乐特别重视音乐自身的魅力和人的心灵的境界，强调音乐陶冶人的性情、改变人的心灵结构的作用。《二泉映月》那缥缈的琴音如泣如诉，将听者心灵荡涤得格外透明。中国音乐除了主要表现的线性结构的民族性以外，还以琴心对应的方式作用于人的精神，不管是古琴、古筝、二胡、埙、箫，都直接影响并生成中国人的审美心灵宇宙。同样，中国的书法绘画对中国人的心性有极大的影响。中国书法绘画的主要特点在于，以其极简略的笔墨、精粹的徒手线去表现人对万物的情思，用线条的起伏、粗细、曲直、干湿、轻柔、光润的不同变化去传达出书画家的精神人格襟抱。

中国文化对世界有意义的普世价值有“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和合”等。在具体精神文化尤其是艺术文化上则表征为：

第一，和的价值。西方文化强调竞争。个人是竞争，集体是斗争，国家是战争。[7]中国是“和为贵”。孔子总是坚持“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老子厌恶战争，认为兵者乃“凶器也”，不宜多为；墨家讲“非攻”；连孙子兵法也提出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很多的思想尽管派别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是以和为贵。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是和的文化。这个文化现在被西方边缘化，被西方打败。但它一定会铁树开花，一定会成为让西方人刮目相看的新生态文化。

第二，慢的价值。中国文化给人一个慢的印象，京剧慢慢唱，二胡慢慢拉。书法除了狂草，慢慢写。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美国青年到了云南丽江，看到一个老太太早上晒太阳、择菜，下午还在那里晒太阳、择菜。美国青年说“老太太，时间是金钱，时间是效率，你这么慢慢腾腾地干嘛呀？”老太太抬头看看他说，“小伙子，慢慢走，前面是坟墓。你走那么急干嘛？”今天这个“慢”字很重要。现代人匆匆忙忙地生，匆匆忙忙地长，匆匆忙忙地吃饭，匆匆忙忙地喝水，匆匆忙忙地看通宵电影，匆匆忙忙地结婚，匆匆忙忙地离婚，匆匆忙忙得癌症，匆匆忙忙死去……今天的人太匆忙了。今天是个狂乱、焦躁不安的世界。结果，人类越是加速，世界的报复就越是强。空调、汽车越是多，气温越是上升。上升两度，海平面就会增加6米，人类处心积虑建设的沿海城市就会淹到水下。上升6度，海平面会上升60米，世界地图将重画。[8]人类正在加速破坏自己的生态家园，破坏赖以生存的地球，破坏自己的惟一栖居之所。所以我相信，“慢”一定会重新出场。西方人忽悠说“时间就是效率，效率就是金钱，金钱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快乐”，把人绕进去了。而今天，英国人提出了“慢生活主义”，可谓迷途知返。

第三、柔的文化。今天的女人不柔了，变成“我的野蛮女友”；今天男人不柔了，家庭暴力触目惊心；今天的政府官员不柔了，强拆强作；今天的媒体不柔了，惟恐天下不乱。我们的世界需要柔的文化。只有柔，才能写出冰心，写出泰戈尔，才能有真正的托尔斯泰式的艺术和关爱。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艺术是人的艺术，而人是文化的人。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写意达情的象征符号，是中国文化意识的凝聚，是自由生命之“道”的本体活动。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标志着传统中国艺术对现代人审美意识的重塑，而且也标志着现代人的开放性使中国艺术成为走向世界和进行文化对话的当代话语。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9]把人格完成于音乐中看得非常重，可见艺术对人的意义非同小可。两千多年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 把人格的完成和宗教全身心的震撼联系到一起。现代人被无穷的格局所区隔，这些格局就是学位、职称、票子、房子、车子乃至于无尽的消费主义欲望和无限扩张的企图。这些被区隔的东西之总和被称为“modern”，现代是在综合性思维之后出现的很重要的区分性思维，即把各种学科乃至整体分类化、细微化、精细化，以表现出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区分性。当我们在无限膨胀我们的区隔和欲望时，身体开始造反，吁请生命复归生态和谐状态。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书画对人生修为和人格完成有诸多可为之处。我们看到徐悲鸿的《奔马图》就会由衷地升起一种天行健自强不息的正气。事实上，当代艺术有很多的邪气、歪气、病气、惰气，却缺少浩然正气。当我们读《兰亭序》时，就会想起春和景明之时，王羲之等42人在曲水流觞中拿一支笔管、一张素签，轻轻地行云流水般写下去，写出了一片天机的《兰亭序》。 书法在艺术文化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坚持保存中国古代文化精粹，并在现实生活中成为经典文化的当代审美表现——书法保持了中国传统中已经消失了的那份记忆，即集体无意识和它的文化碎片。

可以说，关心人的心性超越、灵魂安顿，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的维度，在哲性诗学家那里是独有见地的。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诗文、书法、绘画、金石、音乐）重视性灵、气韵、意境、神形、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注重凝神寂照，澄怀味道，游目周览，俯仰自得，创造出的艺境泊然无染，空灵幽渺。哲性诗学相当重视艺术对灵魂的提升功效。因为美和艺术把未来的理想先行带入历史现实，艺术积淀着人类远古无意识，并从一个更高的存在（道）出发，召唤人们进入审美境界，从纯审美中规范现实向纯存在转换。以艺术之清泉洗涤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这就是人与艺术精神的内在契合，也是人重获精神生态的本真写照。

中国实用文化中的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同样值得关注，它们已然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礼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民间文化、服饰文化等看得很重，就强调在日常用度中抵达中国文化的深处。

总体上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一种中庸平和、辩证宽容、知足常乐，幽默圆熟的多元特性。一般而言，中国人往往注重强调智慧并淡化技术精神，更重视直觉而不太重视逻辑关系。中国人往往注重朋友日常间的信赖，只有经过长时间深切了解后才有可能成为可信赖的同仁。因此，中国人在接人待物上又显出重现实轻理想的实在性一面。中国文化制约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瑕瑜互见而呈现出：独善其身与公共精神的淡化；社会平等思想与特权意识并行；自由观念与浪漫逍遥共在；时间观念弱而办事效率缓；法律意识薄弱而心灵冲突巨大。

 

四   “慎独”思想：反贪倡廉的当代意义

 

中国儒家将修身的最重要方式称之为“慎独”——“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君子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一定要谨慎。[10]荀子将“慎独”与“诚”相联系：“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11]人是社会的人，在社会中人可能戴了一副社会面具。这个面具使得他本身不真而表象为真，本身不善而表情为善，本身不美而装饰成美。但这没有用，只有在其独处之时也能彰显自己的德行、真善、美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在人前戴上人格面具，私下里却原形毕露。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这种面具只能骗人一时。儒家强调，更重要的是要由内向外表现出一种表里如一的美德操守，这个人才是可信的。在儒家看来，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私下里，都应是堂堂正正的君子。正可谓：“独行不愧影，独卧不愧衾。”[12]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13]小人处在闲居的时候，就去做缺德的事情，进而养成一些恶习。“无所不至”，怎么坏怎么来乃至五毒俱全。“见君子而后厌然”，当他看到了光辉朗照德行高尚的君子之后，突然觉得自惭形秽，原来世界上有这样高大完美、目光深远、声若洪钟、心无芥蒂的高人，回头一看自己形神猥琐。于是，他就有所行动，即“揜其不善”，首先就把那些不好的不善的比如进退失秩、动辄骂人甚至打家劫舍等事掩盖起来。因为他面对高大光辉的君子不能表现自己的丑陋，就将“揜其不善”而遮盖起来，但并没有摒弃它。“而著其善”，即把那种表象的善展开来，表面似乎成了一个君子，但其实是一个伪君子。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然则何益矣？”[14]那些自认为藏拙、护丑、纳虚、作伪，并故意显示出自我大美的人，表面上像是个君子，但是旁边人看他们“如见其肺肝然”，就像看到了他们的肺和肝一样清晰无疑。他们所作的恶即使被掩藏起来，却仍然处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被人所唾弃。儒家一再强调“君子慎其独”，就是在独处独居的时候，在没有众人眼睛盯视的时候，在没有神性眼睛盯着的时候，在没有他人监督的时候，也要做到跟平常一样的状态，这样才可以称为君子。中国有一句俗话，“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就是说别人不知道，但天地知道。有些行贿的官员或者作恶的小人说，这件事情绝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而君子就会告诉他“天知地知”！怎么可能逃掉呢？最好的办法是，不善的事、坏的事绝对不做。

“此谓诚于中形于外”，[15]只有内在的肺腑心肝呈现出“诚”才会形于外，外表才会和内在相统一。三国蜀相诸葛亮忠心为国鞠躬尽瘁，给刘禅上《出师表》多次进行北伐，终因积劳成疾。在病入膏肓即将离世时，仍“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16]将士无不为之动容，跪拜于地，齐声高呼：丞相保重！正是孔明这种诚于中而形于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精神，才会千古感人肺腑。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君子最重要的就是“慎独”。[17]在所有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己成了自己灵魂的法官，成了自己行动的监视器，成了自己一心向善的道德律令。天下的万物不难战胜，最难战胜的是自己。儒家就是要战胜最难战胜的自己。“胜人易，胜己难”，要自己约束自己、提升自己，做到表里如一，哪怕极小的瑕疵也要去掉，通过这种艰难的人生修炼达到最完美的境界。

儒家最重要的器物是玉，因为一块玉里有了一点点杂质，也要尽量“如琢如磨”地去掉。真正的好玉通体透明，很少有杂色，这样的玉不仅是价值连城的瑰宝，也是光辉人格的体现。孔子在君子生命中以玉作为象征品质，标明自己德行高尚文质彬彬。孔子曾说：“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慎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18]古代君子必佩玉，与玉形影不离，用以规范言行不越规，人格具有玉的光辉为君子。玉成为德的载体和君子的化身，所以君子以玉比德，孔子用《诗经》说明君子与玉的契合“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19]这意味着，儒家的人格理想是“秀外慧中”，强调把自己内在的光辉温润地、和谐地、得体地表达出来。这就是玉的人格光辉。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20]君子“慎独”，曾子把它形象化了。当你在一个地方独处的时候，可以想到有众多的眼睛在看着自己；在做什么坏事的时候，有很多双手在指责自我。[21]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其严乎”——岂不是很严厉的吗？你怎么可能逃掉呢？东汉杨震通晓经典博览群书淡泊名利，而有“关西孔子”之称。他到东莱出任太守途经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为答谢杨震以前的举荐之恩，夜里拿十斤黄金到驿馆拜见杨震。杨震断然拒绝。王密说：“夜黑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回答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说没有人知呢？”说完将黄金掷于地上。[22]就此而言，君子必须慎重对待自己的独处，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阻断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的发生，使充沛的道义伴随自由主体。[23]慎独在古今君子中不乏其人：如柳下惠对女子“坐之于怀，至晚不乱”；[24]曾参临死守节辞季孙[25]之赐；[26]曾国藩的“日课四条”：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其所谓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以上种种，无一不是慎独自律、道德完善的体现。[27]同时，中国古代还对“慎”有多方面的阐释诸如有慎独、慎染、[28]慎微、[29]慎初、[30]慎终[31]之说，影响弥深。

儒家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对待独处的不同态度说明了慎独对诚意的重要性。对诚意的阐释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进一步地阐释。

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总结道：“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32]

 

五  尊重道义：中国优秀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我看来，在儒道释三家中，影响中国人最深的还是儒家思想。在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战争、灾难、瘟疫和人的精神生态失衡的状况下，儒家思想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东方思想的光辉仍然透过历史的迷雾而映射出来。

首先，儒家思想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塑型。因为儒学是向内发掘自己内心的“扪心自问”，是进行心灵的反省的“致良知”，是让人拿出自己本真知觉的精神醒悟。儒家并不是鼓吹让人获得千万的财产之后才变成一个伟大人物的学派。相反，儒家认为，颜回的高尚在于他于清贫之中对道的追求，清贫并不意味着个体德行（道）的低矮。

其次，儒家思想强调尊重历史，尊重教化，尊重道义，对今天而言意义重大。当代社会是一个被西方中心主义怂恿的消费主义社会。在全球化中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人都想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这有正义和合理之处，但消费主义是在超出个体支付能力的情况下，过分地向整个社会攫取，去获得那些非礼之财、非义之财，以及自己永远花不完的钱财，导致多少人因人性败坏而锒铛入狱，使得多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一点上，清贫持重、坚持道义的儒学思想并没有过时，而且很有必要将儒家的“忧道不忧贫”， [33]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思想发扬光大。这对抵制过分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过分的个人主义，都是大有好处的。

再次，儒家思想还特别强调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的和谐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设想一下，西方哲学家说“他人就是狼，他人就是地狱”。如果每个现代人都变成损他利己的人，对这个社会都疯狂攫取肆意拿来，不劳而获却坐享其成，现代社会岂有安宁之日？因此，克制自己非分的欲望，去供奉一份公心平常心，通过对自我内在精神美德的光大发扬，去做有利于这个世界和谐发展的事情，当然有其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这些都体现出传统儒家思想超越历史的不可泯灭的价值。

最后，还应区分儒学思想中哪些精华应该继承，哪些糟粕应该抛弃。大致上说，儒家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儒家又称为原始儒家，孔子、孟子思想，包括《大学》、《中庸》思想是其代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健康、清新、平等对话的思想，“忧道不忧贫” [34]的思想，以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5]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应该发扬光大，因为这对人类整体都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先秦儒家的刚健清新的思想，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其中就包含《大学》的作者曾参本人的诚信品德。据载：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36] 可以说，“曾子杀小猪”的故事体现了先秦儒家质朴清新的诚信思想，这种思想对后世中国人格的完善和完成影响颇为深远。

现代“大学” 主要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等方面。古代中国的“大学”则主要强调对内在道德心性的开发和完善，二者有所区别。这一侧重内心完善的大学教育与现代大学并不是冲突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重新阅读先秦的经典，重新审视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说明古代思想有其亘古长青的魅力。

在新世纪海内外新一波的中国文化热中，推动中国文化的精神阐释与研究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这些阐释研究犹如一颗颗精美的文化翡翠，呈现出中国文化的纹理。沿着充满意蕴的文化心理踪迹，我们得以走近经典并重新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在守正创新中感受新世纪大国崛起时代中的“正大气象”。

我认为，唯一可以让中国软着陆、被世界认同的关键就是文化。文化可以帮助中国来说服世界所有的人，告诉他们中国是和谐的、内敛的、非侵略性的、主张和平共处的文化。当年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西方人开始大为不理解，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一种漠视。西方人从小形成了一种战争、斗争、竞争的“三争”思维模式，[37]不能接受和平共处，总是需要战争才能称霸世界。中国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西方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却是“对立产生和谐”，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怎么能对立？对抗起来了怎能和谐？所谓“和而不同”，强调的恰恰是差异性的和谐，而不是完全雷同。所以小人是“同而不和”，为了某些卑微的利益产生冲突和斗争。

在20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仍有生命的活生生的精神——生态文化、绿色和谐精神、辩证思维、综合模糊思想、重视原本性与差异性、文化价值观多样性、以人为目的的“仁者爱人”，等等，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弥补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失。当前在西方“生态文化”思想迅猛发展， 无疑有着东方文化精神栖息在其中。东方生态精神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中说：“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文明是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而梅因（Sir Henry Maine）却误以为希腊与罗马文明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埃及及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止。”

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不能再让全球化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继续下去。在我看来，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西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七国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提升自己文化的国际地位，参与调整世界的文明进程。我们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崛起是当务之急，必须花大力气整合民间文化资本，把各个领域大师整合起来，有目的地宣传成为引起国际重视的知名人物，使得西方的硕士博士论文能以他们为题目，表达对东方精神的无限向往。

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关注中国形象和中国身份的新世纪重新阐释，让中国文化逐渐世界化成为可能。人类不应再以俯视或仰视的眼光来看待他者，而应该学会平视，尊敬彼此的差异。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出现， 已经使得中心主义不再可能，使得过分的傲慢变得可疑，所以平视西方、平视中国是我们正当的要求。同时，我们彼此都需要发现并尊重差异。[38]

在新世纪海内外新一波的中国文化热中，推动中国文化的精神阐释与研究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这些阐释研究犹如一颗颗精美的文化翡翠，呈现出中国文化的纹理。沿着充满意蕴的文化心理踪迹，我们得以走近经典并重新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在守正创新中感受新世纪大国崛起时代中的“正大气象”。

 

[1]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论室主任，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出版著作40余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2]《论语 先进第十一》。

[3] 老子《道德经》。

[4] 《庄子》。

[5] 曾参《大学》。

[6] 康德著《康德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420-421页。

[7] 参王岳川、胡淼森著《文化战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 苏言著《上海沉没》，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 《论语》。

[10]  历代对“慎独”有不同解释，尤其对“慎独”的“独”有几种不同理解：一是马王堆帛书及郭店竹简《五行》中的“舍体”说，“慎独”指“独立性”——“舍体”即专注于“德之行”统一于内心的状态；二是郑玄的“慎其闲居之所为”说；三是朱熹“人所不知而已所独之地”说。我以为朱熹的解释超越了郑玄一步，而更有合理性。

[11] 《荀子·不苟篇》，《诸子集成》2，第29—30页。

[12] 南朝齐·刘昼《新论·慎独》“故身恒居善，则内无忧虑，外无畏惧，独立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宋史·蔡元定传》“贻书训诸子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

[13] 曾参《大学》。

[14] 曾参《大学》。

[15] 曾参《大学》。

[16]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一百零四回，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

[17] 梁漱溟认为“儒家之学只是一个慎独”，其对慎独的重视超过了古人。古人对“慎”“独”的解释值得重视：先看看对“慎”的解释，强调慎包含的“顺”“神”“重”“思”等含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坤部》：“慎，假借为顺”，《尔雅·释诂》：“神，慎也”，郝懿行《尔雅义疏》引杨倞注：“不敢慢即慎矣，《玉篇·心部》：“慎，思也”；而对“独”的解释，强调“单”“特”“独用”“独见”“特立独行”等含义：《广雅·释诂》“特，独也。”《淮南子·氾论》：“必有独用之听，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也。”《吕氏春秋·制乐》：“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礼记·儒行》：“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70页)

[18] 《礼记‧聘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94页。

[19] 《诗经·秦风·小戎》，（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70页。

[20] 曾参《大学》。

[21] 王阳明以诗表意“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咏良知四首示诸生》；“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答人问良知二首》）。

[22] 范晔《后汉书》“（杨震）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60页）。

[23] 曾国藩“日课四条”中强调了“慎独”的重要性：“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24] 《论语·微子》提及过柳下惠“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29页）当评价颇不高。其后《孟子·万章下》和《荀子》也提及柳下惠。千余年后，元人胡炳文《纯正蒙求》相加描述：“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郭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不乱附妄》阐释道“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晚不乱”。于是，“坐怀不乱”似乎就成了定论。

[25]季孙，鲁国贵族。

[26] 《礼记·檀弓上》：“曾子寝疾，病。……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77页）

[27] 黄仁宇认为：孔子“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参黄仁宇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28] 《墨子·所染》曰：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湛，必谨所湛”者，此之谓也。”（张纯一《墨子集解》，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14-21页）。

[29] 《周易·系辞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8页）《荀子·大略》：“尽小者大，积微者著。”（《诸子集成》2，第333页）《淮南子·缪称》：“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沈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陆贾《新语·慎微》曰：“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王符《潜夫论·慎微》“小人以小善谓无益而不为也，以小恶谓无伤而不去也，是以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圣人常慎其微也”。

[30] 《尚书·蔡仲之命》曰“尔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终”（（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7页）；《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礼记·经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牦，缪以千里”。

[31] 《老子道德经下篇》曰“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诸子集成》3，第39页）；《尚书·蔡仲之命》曰“尔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7页）；《贞观政要·慎终》：“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32]《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33] 《论语·卫灵公》，（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18页。

[34] 《论语·学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57页。

[35] 《孟子·公孙丑上》，（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85页。

[36]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诸子集成》5，第214页。

[37] 参王岳川《发现东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8] 参王岳川《文化输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