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艺术理解艺术

何金俐

苏立文先生在吴冠中先生作品入藏故宫博物院仪式座谈会上还风趣地谈到了他的一个经历：2006年5月，他在重庆出席的一个讨论会上，一个女孩礼貌地告诉他“已经老到不能明白新艺术了”。他接着说，“我恒常地问自己这道问题：……究竟是这件艺术品有问题，抑或是我有问题？或许两方面都有问题吧。……没错，我是不懂那瞬息万变的语言。所以要么我必须学好它，要么就得闭口不言。但从我有限的知识看来，大部分的当代艺术语言――不单在中国――已为市场的力量媒体持续的索求及强烈的愤世嫉俗情绪所侵蚀。”

继而，他说，“我相信标准是有的，就是永恒的真与诚，对生命、自然与艺术本身的激情，以及将这些表达出来的技巧，这些质素仍然是事情的中心所在。我们必须做到的，是学晓与新式样的艺术语言为伍，从中寻索出上述的质素；倘若此间并无它们的影踪，即将新语言彻底地摒弃。这是件无关于获取正确观点的事情。今人所以仍然读着十九世纪英国艺术家、评论家约翰·拉什金(John Ruskin, 1819-1900)的著作，并不是要知他的观点如何――他无视古希腊艺术与文艺复兴艺术已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而是因为他美丽的篇章，以及对艺术的全情投入，乃是同时代人物中的佼佼者。……在这一点上有许多评论家并没有履行他们的责任……好像每一件曾经被摆放在展览或艺廊中的作品就足以证明它是艺术。在我看来，这样是不足够的，也太简单了。就算我可能会冒犯艺术评论者，我也要向他们提出我的忠告——请用一个更加有活力和挑战性的眼光去看待现今的艺术。”

当我说“让艺术理解艺术”的时侯，我也曾经质疑自己是否像超验主义者们所做的那样，将“艺术”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但我知道不是。“艺术”，对我来说，像一个理想。对“艺术”的理解，就像对“人”的理解一样。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大写的可以进行“概括化”的“人”，但当我们谈到“人”时，我们仍旧有对“人”的一种类似大写的概念。我们有西方在对“人”的追问上，所经历过的“神”的仆人，启蒙精神中的人，人道主义中的人以及佛洛伊德笔下的人的概念。还有中国哲学家笔下畅想的那个与自然万物合一的人，那个处于和谐社群生活中的人的追求和设想。“人”对我们来说是这样一个模糊而遥远，我们时时处身其中，却有常常又在其之外而思索的存在。这同样适用于来谈艺术、谈艺术精神：古希腊雕塑与绘画以人与奥林匹斯诸神的和谐，塑造了完美的感性和理性自然和谐的人体，大卫的眼睛一如阿波罗般的光明、澄澈，中世纪的教堂画，受难的基督和他的伟大的母亲的悲痛，是为人类受难的赎罪者跪拜在上帝下的卑微和无助，他们的眼睛不看任何的东西，他们的神情卑微而沉痛，而启蒙精神和现代精神下的艺术家开始大量创作肖像画，人体比例的谐和，眼神中的坚定和自信说明活在那个血肉之躯中的“人”真的沸腾了，此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绘画中，“人”的形象在达致顶点之后，无法避免的进入分裂状态，我们看到更多被面目全非的人，“达达”正是这样的代表，这个被分裂的人和我们被分裂的社会一样，都给我们支离破碎的视觉。相反，古代东方艺术的追求一直比较沉静，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始终洋溢在画面上，无论“无我”还是“有我”……。

现代社会以来，在中国流行的许多术语都似乎需要某种现象学追问，中国历史或者任何历史上都曾经经历过新学语的输入，而这些新学语再被纳入中国语境中的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质疑，有的只是新事物融会的欣喜，只有这一次，我们似乎恐慌了。在尼采“perspectivism”的理论下，所有的perspective 都成立。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关注和质问这样的问题？对此的每一个现象学追问，有的只不过是一个personal perspective的暴露，有的却提供很多有用和令人欣喜的思考。

这是一个视觉主义的社会。或许，也说明艺术真正的视觉时代的到来。

——节选自作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出站报告“结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