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经典 守正创新

——黄君寔先生的书法境界

王岳川

多年前，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招生工作会议上，有专家力推香港黄君实先生到北大给书法研究生们授课。后来，在几次书法雅集上见到黄先生，一派儒雅之气，令人肃然起敬。

其后，我了解到黄君寔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学系学士，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硕士，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东方美术史硕士。是一位书法家、画家、学者、书画鉴定家。面对这位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学和美术双硕士，我感到文学与书法结缘会带给人一种文化上的雅致和深邃。

君寔先生要出版新作品集，邀我写一篇序言。面对先生深厚的文化修为和跨文化交流的国际视野，以及他在书法上下的种种苦功，我感到笔端的沉重。

黄先生少时习楷，多以柳公权《玄秘塔》、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为则，后游学日本，得睹智永《真草千文》墨迹，以之与虞字相佐证参照，感悟到楷书用笔之法。其大楷气势完足，而小楷崇尚右军《乐毅论》、《黄庭经》，献之《十三行》等帖，写得精到疏朗。可以说，黄君寔书法上目睹真迹，直追经典，苦学多年，最后自成面目。他对书法认识不断深化，对书法感情不断加深，对书法的感悟不断提升，已然说明在学书过程中，从书法自觉和生命自审的晋帖唐法宋意中寻找书法文化基因，将魏晋风骨唐宋意韵作为审美风范，整合在自我书法创作中，完成人格提升和文化传统的延伸。他坚守了书法的文化底线，使得书家在书写创新中融入自身生命对书法文化密码的理解，在书写中展现强烈的自我人格精神投注，从而将书法看成涵养人文情性的一种重要方式。

重视经典书法成为黄先生的日课。他深信董思翁所云“学书须观古人真迹”，为确论也。他在行书上，以王羲之《兰亭序》摹神龙本为宝，心摹手追，获启示良多。后遍观唐太宗《温泉铭》、褚遂良《枯树赋》、杨凝式《韭花帖》、米襄阳《蜀素帖》等，乃知诸人书法，皆从《兰亭》精神气质中化出。于是，直接师法二王，崇尚晋韵，同时临摹晋人写经，着意在气息韵致上古调新纳，绰约其神，努力营造着典雅而雄浑、大气而文雅的平和简淡、古朴自然的书法意境。

黄先生草书从孙过庭《书谱》入手。“近十余年间，每有闲暇，即取历代草书名迹，玩其点画，记其章法，舟车旅宿，未尝稍懈。于素师自叙、山谷草书诸帖，尤深慕之”。这种对经典书法的潜心把玩，出入其间，使得黄君寔先生身体力行走上了“文人书法”之路，他坚持书法不是技巧的表演，而是应当汇集心性才情，是诗和书法甚至诗书书法印的统一。这种高品位的文人书法是学者书法，这意味着他不是为金钱而书法，为参展而书法，为洋人而书法，而是为一种超凡脱俗、遗世独立的精神，一种全身心灵肉的震颤，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感动，一种感悟世界之心的哲理悟性而书法。他说：“或展纸挥毫，录前人诗句，至得意处，则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心手两忘，恍然若醉。古人之诗意墨痕，皆为我所有，浩荡澎湃，泻乎胸臆。斯时之乐，未足与人言也。”我对黄先生大写胸臆，获得大乐而心气相通。在我看来，文人书法在近半个世纪的边缘化说明人文精神出了问题，人文精神不兴与国学修养减退是民族文化衰败的症候。诗、书、画在国民教育和大众文化圈层失去了应有的土壤与环境。据此，黄君寔先生强调在艺术道路上坚持深度模式反对平面性的虚无主义模式，从而为新世纪新时代做出新的艺术阐释并留下新的艺术尺度。

看过黄先生书法展并细细品尝他的书法集，我注意到，黄君寔的书法创作以大作品居多。无论是大中堂《前后赤壁赋》，还是尺八屏临张芝《冠军帖》，他甚至将张孝祥《念奴娇》写成长达六米多草书横幅，其汪洋恣肆的才情和“表里俱澄澈”“万象为宾客”的胸襟一览无余。他的草书手卷韩愈《石鼓歌》长达11米，草书手卷白居易《琵琶行》长11米，草书手卷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长达12米。观其字我感到草书创造在其形式完美之中更需要升华出一种精神冲击力，没有这种生命的激情，磅礴的超越理性，写出的作品往往是面目呆板。我看到一些人的作品人为痕迹太重，少有自然天成的境界。我喜欢黄先生这类充满天趣才情、大气盘旋的作品，体现出一种“大书法”“大境界”“大气象”。在书法创新上，我欣赏这种守正创新之路，是在“正”上面的“新”，其所表现出的基本美学特征是“正大气象”！所谓“正”是强调对中国书法传统书法的精神把握，所谓“大”意在标举大气磅礴的书风。

如果将黄君寔先生仅仅看成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就减低了他的文化重量。黄先生不同于一般书家的地方在于，他还是一位学者，一位鉴定家。他编辑出版《宋元明清四朝翰墨》，书法著作有《王羲之（兰亭序）真伪辨》、《顾洛阜藏宋元法书名迹》、《文徵明及其交游》、《项元汴与苏州画坛》等。这是这份深厚的学养使其书法造诣上多了一些文化厚重感。他还是一位不畏强权有正义感的的学者。在他三十出头时候，国内几个大家正在讨论《兰亭》真伪问题。他敏感地感到郭沫若的说法不足为信，于是用文言文写了两万字的《王羲之（兰亭序）真伪辨》，以理性和功力说话：“兰亭真迹已亡，固成定论，何必横生枝节。寻郭氏之论，皆本李文田，李说既不能通，郭氏无法自圆其说，乃强僧智永为《兰亭》之伪作者耳。此犹顾颉刚之疑夏禹、胡适之之非屈原，虽可惊世骇俗，苟邀一时之誉，终难成定论也。李氏生于碑学盛行之日，又未见《神龙兰亭》唐人临摹等墨迹，所知所宝，独『二爨』等碑，何足以知右军？若郭氏既见真迹，其余晋唐法书，目睹者当在不少，竟信此不根之言，发为无稽之论！且考证之学，贵乎缜密，必有充分之证据，始克翻案，郭氏所引以为资者，仅一二出土墓石，其取唐宋人说，或曲解其文，或割裂其义。若清后诸人之论，大率多为闻见不广，书法造诣不高，或对帖学存有偏见者，诚本末倒置也。至云唐后人所见右军书，大抵为经过粉饰之赝品，尤属妄断。孙过庭《书谱序》云：「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旨哉斯言”。

时隔多年，我们今天读读这段文字，其才情和正气跃然纸上。有了这份文化清醒，就有了这份学术从容，在学术与艺术之中，黄君寔获得了双重的深度。其文字说理绵密，层层剥笋；书法不喧哗不张扬，平平实实，返朴归真，画作用笔简洁，构图和谐，在舍弃一些繁复景物的同时，以简单粗犷的线条留下自己心中之景。他转益多师，从传统中学到笔墨，又力求获得自己的面目。这种努力在他的文人书画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难能可贵的是，黄君寔先生理性思考与自己的创作有着针芥之契、并将书法鉴定和书法创作实践加以有机的结合；在书法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宏观地把握历史与当代，在守正——回归经典中获得书法的创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书法，是亚洲汉字文化圈得到全新的弘扬中的书法创新。在黄先生奔走于太平洋两岸的努力，书法艺术必将成为人类性世界性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