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陈晓华（博士）

在中国文化中，书法自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历史赋予了它这个地位，它也为历史增添了厚重与无尽的风韵。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历代对书法的品评各有千秋。我们应该在历史长河中认识书法，因为书法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书法是书法家的又是人民大众的、书法是艺术的又是具有市场前景的、书法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一、书法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

书法自它产生之日起，就融入中国人血脉中，从最初仅为描摹勾勒来表情达意，从与之相应的神话传说所谓仓颉造字鬼哭狼嚎开始，书法就书写着中国人的感情与思绪，传写着道德与技艺，为文化中一种，又是独具性格的一种。在甲金、篆刻、隶书、草书、楷书等形态中，一路走来，书写着中国的独特艺术，书写着每个历史片断中书写者独特的情感与体验，折射出历史的光芒。　

这个艺术沉积在历史中，赋予了历史爱恨情仇，传达出时代的呼声。为了秦朝千秋万岁的需要，李斯担当起了“书同文”的文字改革重任，这个任务对于李斯来说既是为自己政治生涯添上更完美的一笔，也是不负自己才华再展士人风采之时，更是士人创“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梦寐以求的契机。在这个追求下，艺术与政治被李斯结合得几近完美，在加以简省删改的大篆及吸收民间的一些简体、俗体字基础上，李斯的杰作小篆诞生了。不过，这个艺术的创造者，他能把真实的艺术与政治结合得相当美妙，但他的政治与虚幻艺术的结合，即政治艺术却并非自始至终天衣无缝。在秦始皇尸骨未寒之时，他竟然就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书写了致命的败笔。他默许了赵高杀扶苏立胡亥，却自叹生逢乱世不得以：“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看似尽忠无果生出无限无奈！李斯的这个无奈被司马迁一语道破天机：“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1]既极其精彩总结了他的一生，也道出了他慨叹的真相，令后人在品味李斯留下的美妙的书法艺术时，亦不免生出无限思绪与遗憾。

其实，与李斯政治生涯一样，李斯的小篆终归也是有弊端的，而且在他志得意矜之时已露出端倪。据传，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的程邈，闲来无事，琢磨起狱官的用篆书写的么牌的繁简，竟然也功德圆满，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创出一种新的字体，连秦始皇看了也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只不过秦始皇或许为了李斯的面子，或许不想再大费周折，只是将这种字体限定在官狱中使用。既然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徒隶之书，恰如其分，既局限使用者又凸显特定发明者之功，秦始皇可谓聪明。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隶书的萌芽，那些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即是。

随着秦朝的败亡，汉朝是不会再给李斯面子的。正是雄强的汉代付予了隶书广阔自由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令隶书以它的优美之姿来表述自己时代的博大与壮美，篆书彻底退出了历史正面舞台，成为供时人观摩把玩的艺术，使其如其创造者一样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任世人评说。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对隶书承上启下的地位给与了高度评价。然而，历史总是无情，当隶书方兴时，一个新兴的字体艺术亦在崛起。汉简上的汉隶与碑刻的汉隶虽然同为一家，但因书写对象不同的缘故，在不经意中竟然分道扬镳。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心，富于幽默感的汉简上的汉隶如同写意，显示出自然率真之性，已经透露出了晋人行草的信息。时易事移，下一个纷乱的魏晋南北朝就该是另一个书法艺术的天下了。书法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

二、书法是书法家的又是人民大众的

令人遗憾的是，如此具有中华特色的书法，发展到今天，竟然多是书法家的专利，其余大众多为受众者。不过，也正因为一个是主体一个是客体，一个在创造一个在欣赏，因此我们还是要肯定一点，那就是书法虽然是书法家的，但依然与人民大众血肉相连。

写什么样的书法，是书法家个人的事；书法书写的境界是什么，也是书法家个人的事，自古由然。所谓“天趣者，神是也；人趣者，生是也；物趣者，形似是也”[2]，目标心性不一，遂有百味。心与思、志与气、爱与恨，人世诸端，皆能表于这方寸之上。墨舞飘际，便是文字、绘画、音乐浑然一体之时。故王羲之曰“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大抵书须存思”[3]。苏轼道“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4]。

因此，书法是可以品的，也是需要品的，在品中方能促其成长乃至壮大。而这个品虽原则上是书法理论家的独家任务，但任务的最终完成者却是人民大众。只有得到人民大众认可的书法才有生命力，书法理论家其实起的是推介普及的作用。

书法既然可以品，那书法究竟有几品？按照书法理论家的评定，书法有上中下几品，还有神、妙、逸、趣几等，甚而更细。唐人李嗣真《书后品》分书法为十品。明人高濂在品评书画时，分为三等。清人包世臣在《艺舟双辑•国朝书品》言“神、妙、能、逸、佳”[5]五级。

然而，真正有生命力的书法，还是经得起人民大众考验的，即要经得起人民大众的品，所以书法最终是人民大众的。我国人民大众的感情是朴实的，只有那些有高尚志节的书家之书法，才会被人民大众真正接受，而历史亦证明，具有千古美名的书法作品恰是那些气节高尚品格端正的书法家的书法。

确然，无有端正或高尚人格，其书法虽本身可观，但实际上众人却望而却步，赞叹其一手好字之余更多的是对其人品道德的唾弃，对其书法并不会如偶像般崇拜，更不会放到很高的位置去褒奖，正如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6]书法自有其德的要求。故而，颜真卿的字因其人的“忠孝”遂在产生理学的宋代确立了其名家的地位。黄庭坚评价苏轼的书法时则更看重苏轼的学问文章：“余谓苏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7]在黄庭坚看来，超卓的学问文章更赋予了苏东坡书法的令名。而宋徽宗瘦金书虽然把书法推向一个新阶段，但他的瘦金书并没有如颜真卿等一样获得赵氏专利。因为其失德，历史给予了他无尽惩罚。秦桧一手漂亮的书法，惠顾者众多，却似乎没有赢得任何赞赏。所以，岳飞、康有为等人下笔自有浩气在。赵松雪因其处世圆滑、为人少骨气，其书技再高超，也只赢得“奴书”的美名。王铎亦不会因为在入清后的草书中表现出无穷的愤懑与忧思，就改变其气节欠亏的形象。从某种角度言，其秀逸婉转中所体现出的刚健豪迈、苍郁挺拔的气骨，正是投降者不得用的必然结果。历史上郁郁不得志者，往往退而为书策，或者逃禅。王铎的逃禅就是他的书法，在他的草书中书写今生的无奈，完结自己的余生，在最佳的草书境界中无意中成就了自己少有人企及的草书高度。

当然，人民大众的这个品又不可能完全和政治脱节，帝王的好恶亦会一定程度左右人民大众欣赏方向的。当然，帝王为自己统治长治久安，不会傻到去推崇品格恶劣气节低下者的书法的。

可见，书法的生命力根本还在于广大人民大众的喜爱和参与。当然，人民大众中也不乏好的书法作品。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抄写者应大多是书法优秀者，当时抄写者入选的标准是楷书端正者。又在曾国藩的幕府里，就有一人专门从事抄写文书工作。此人不能出谋划策，也无其他特殊才干，但薪水很高，每月五百两银子，与当时的左宗棠、李鸿章、赵文烈等一流幕僚的薪水不相上下。曾国藩也算是论功行赏，按劳付酬。当时有人不满，曾国藩做了一番思想工作，为这名“写手”作了辩护。这名“写手”虽然从未写出一篇好文章，也算不上大书法家，但是，写出的字也还算漂亮，难能可贵的是他一天能写一万到两万小楷字，无人能比。曾国藩用人所长，使其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作出了突出贡献，理当拿最高工资，其他嫉妒者便无话可说了。在现代更是如此，业余书法高手如林，好书法作品无数。时有政府部门，或群团组织，或人民团体举办书法作品竞赛，都能收到大量好作品。

因此，书法家更有责任激励人民大众的书法创作，培养千千万万的书法爱好者，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也是为书法界千秋大业计的大事。最好的是在我们的小学一到六年级都开设书法课，把书法教育作为小学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就会有千千万万的书法爱好者，我们的书法事业就会后继有人，书法这一传统的艺术就会代代相传。同时书法创作虽然是书法家的，但有了人民大众的学习，书法才会更加兴盛。因此书法家应很好担当起引导的重任，把人民大众带入书法领域中来。

我国群众性的书法活动不少，大致可分为四类，每类都还存在不少的问题，需要专家引导，国家也应该依靠专家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完善法制。

第一、是学习活动。现在各类书法培训活动比较多，但是基本没有纳入中小学教育的正式内容，基本都是一些课外的素质教育，很不规范。那些书法老师的素质也是良莠不齐，有的所谓课外辅导简直就是唯利是图，误人子弟。应该把书法纳入中小学的正式教学内容，应改培育和造就高素质书法教师队伍，书法教师应该是书法高手和书法家。

第二、是竞赛活动。我们不时能在报刊杂志及其它媒体上看到书法竞赛活动的启事和新闻，大多数的活动都能收到不少好作品，能够评现出一批经典之作。这种竞赛活动对于推动群众学习书法和欣赏书法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评选出的佳作会发挥对群众学习书法的导向作用。因此，竞赛活动的举办者应该要请书法高手和书法家指导，坚持公平、公开、公正评选，千万别被铜臭味所污染。

第三、是健身活动。书法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活动，书法家应该学点医，让书法学与医学杂交，使得书法健身活动更加科学有效。退休人员参加书法健身活动的较多，他们有时间，有雅兴练习书法，也十分关心自己的健康，有不少书法健身的体会。我们的书法家和医学家应该深入这些常练习书法健身的退休人员，既向他们学习，总结他们的经验和体会，又指导他们科学进行书法健身活动。

第四、是商业活动。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市场几乎将一切社会活动一网打尽，书法艺术活动也不例外。这本身是正常的，书法艺术与市场经济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一方面，书法艺术与市场经济结合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市场能够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平台，市场利润能够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动力。如果一项艺术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则必然会被社会淘汰。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必然会产生艺术，当然也包括书法艺术。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去追求文化艺术享受，就有人会去琢磨如何把字写得更美！另一方面，书法艺术参与商业活动，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书法艺术能为某些地区或某些行业插上腾飞的翅膀，这是有目共睹的，无需多说。书法艺术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应该既坚持艺术标准，又追求利润，二者不可偏废。然而，近些年来，书法作品竞赛，书法展，名胜古迹的书法作品欣赏，书法收藏，书法买卖等活动的艺术味太淡，铜臭味太浓，有的简直就是唯利是图。我们的书法家应该要有艺术良知，应该要有艺术气节，应该要坚持艺术标准，抵制对艺术的亵渎。

不过，令我们遗憾的是，东晋以后没有一个书法家超过了王羲之父子，唐代以后没有一个书法家超过虞世南 、欧阳询 、楮遂良、 颜真卿 、 柳公权 ，这令笔者感到遗憾和困惑。长江水总是东流去，哪有逆流而上的？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为什么书法的颠峰就滞留在1600多年前了？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超过前人的作品问世，超过王羲之父子和虞世南 、欧阳询 、楮遂良、 颜真卿 、 柳公权 等书法泰斗诞生，这一希望当然只能寄托在书法家身上。

目前，国人的书法总体水平还不如日本，这虽构不上什么耻辱，但也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所以，中国应该有更多的金牌，有更多的世界第一。我国本来就是书法的发源地，也曾是书法大国和强国，政府应该支持和奖励人民大众学习书法，使我国国人的整体书法水平有较大的提高，赢回我们应有的地位。

三、书法是美学的又是具有市场前景的

书法是艺术，艺术需要交流，所以书法是有市场的。

中国读书人自来的雅好情趣就是收藏，只是钟情对象各异而已。东汉杜林“于西河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一卷，每遭困厄，辄握抱此经。”陆游自称书癖，他在《示儿诗》中说：“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书法作品当然也是古代收藏家秘不示人的珍宝之一。

早在汉代以前就有人开始收藏书法了，不过当时还不是纯粹的书法收藏行为，还兼有其它目的。如被收藏的作为王臣器、重器、礼器的青铜器，上面就刻有“书法作品”的铭文。这即是收藏书法作品，也是传承礼教。还有更早的“河图、洛书”之类，也是如此。到了汉武帝时，便开始了纯粹的书法收藏。正式创制秘阁，“以聚图书”。这些图书是当然的书法作品。 到魏晋南北朝之后，不仅有官方收藏书法，即所谓“公家收藏”，还出现了官僚、贵族、文人、雅士、富商收藏书法作品，即所谓“私家收藏”。 物以稀为贵，此时的书法作品开始成为商品，随着金钱的流动而流动。每逢开国之初或太平盛世，是书法作品行情最好的时期。而每逢战乱，则往往祸及书法作品。我国失传的图书大典基本都是毁于战火。如，我国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及其第一任丈夫在太平盛世就散尽钱财收藏了大量书法作品，后来这些艺术瑰宝大多毁于了战火。她的第二任丈夫也好收藏书法作品，只是品行太差，在此不必多提他。古人收藏书法多是喜爱，知己友朋之间赏玩赠送有之，但秘宝是轻易不会卖出的，最后流失出来，一般是后世家道中落，子孙不孝，卖以求财。当然，也有以书法作品赠送上司的，宋代的袖珍本书就是专为送礼而生产的。但书法收藏到今天，这个珍秘书法作品的特点发生了一些变化。纯粹为个人嗜好收藏者有之，但求名炫利注重经济效益的更多，加以识别能力有限，市场风险往往比较大，同时书法市场一直偏冷，升值的利润空间不大，长期占用有限的资金不值，而且书法在国内拍卖市场一直处于边缘化的角色，价值被严重低估，行情颇低迷。比如一件明清名家的书法同当代艺术家动辄上千万元的天价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文征明、郑板桥的书法甚至还不如范曾的画价高。民国名家于右任、谢无量的书法也不过区区几万元而已。要改变这个现状，扩大宣传是必要的，同时也应该普及书法知识，提升鉴赏水平。当然，市场自身也可提升书法事业。

此外，鉴于书法自身的艺术性，书法可以用来拓展旅游市场，也可用来拓展包装市场，这无疑也拓宽了书法市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国丰富的书法艺术遗产充当了“仙”、“龙”的角色。一座荒凉的庙宇，只因有了古人的墨迹便能远扬四海；一座不起眼的古亭，只因书法家的缘份而永载史册；一个偏僻的乡村，只因有一个与书法有关的传说而妇孺皆知。书法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它融于自然、装饰自然，并赋予大自然生命和灵气，从而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纷至沓来观光旅游。书法艺术是中国旅游的一大特色。碑刻、摩崖、匾额、楹联，在我国旅游胜地比比皆是，也是各景点的看点，且往往又以其数量之多形成特色，几乎成了名胜古迹之地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如有“桂海碑林”之称的桂林七星岩、西安碑林、镇江焦山碑刻群、五岳之首的泰山、“大字之祖”的南朝梁《瘗鹤铬》碑刻；黄山清凉台的“灵幻奇秀”、“天然图画”、“清凉世界”；海南三亚的“天崖海角”、“南天一柱”等石刻；武夷山、崂山等山石壁上的题刻；以及现代的常德诗墙等，都各具特色，被书法爱好者们所倾慕向往，书法艺术极大地增强了所在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力。又现在商品的发展趋势是附加值不断提高，而包装越来越精制，越来越美观是增加商品附加值的常用手法。把书法艺术运用于包装，正是生产企业使包装美观高雅从而增加商品附加值的常用手法。

今天，在全球化的大势下，要使中国文化被世界更好地了解，需要输出中国优秀的文化。书法走出国门，势在必行。书法走出国门，必然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无比魅力，亦将预示着书法将会被更多的市场接受，书法市场的前景将是很广阔的。然而，我们需要警示自己的事，如何把这个艺术市场保护好，不至于在利益面前迷失了书法自身，不至于在外国友人面前出卖并玷污了国粹。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如何规范书法市场，既展示中华形象，又不失书家利益。其实这是并行不悖的两方面，做好了，可达到双赢。这个书法“市场”包括书法理念的更新，书法环境的造就，书法精神的再塑，全民书法的倡导，书法人的培养，中国书法的走向，一直到书画交易市场的正统化等。

终观书法的现状，展望未来，未来的书法市场亦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机遇是国学复兴，举国重视传统文化，欣赏书法的人将会越来越多，这为书法发展做好了上层建筑及群众基础的铺垫。挑战是由于电脑的出现，书法的功能被部分取代，基本只剩下了艺术欣赏功能。人们很少写字或基本不写字了，练习书法的人也会减少，这不利于书法的发展。

四、书法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中国友尚异邦，从未把书法据为私秘。韩国、日本均承受了我国的书法，并一直重视有加，视之为“道”与“艺”。然而，到今天，似乎有觉得这个师承关系已经可以抛弃，自己的书法可以卓然独立，法与道应一统于艺中者，也就不顾历史事实，酝酿书法申遗。曾几何时，书法申遗者，还欲与我国一争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的话语权。面对复杂的国际态势和挑战，作为千年来东方文化的代表，我国文化是否仍能持雄踞之势，获得话语权，我国文化身份何在？我国现代化的意义如何描述？21世纪我国的形象如何塑造？是摆在国人及引领思想前锋的知识界的头等大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书法，应该如何面对机遇，回应挑战。既塑造自己的国内国际形象，又为中国文化身份正名，为中国文化形象代言。当北京奥运会徽使用了中国印章，奥运会徽下面的年代用书法书写时，这个问题就显得越发迫切。

概言之，也就是上个世纪初以来如何继承传统，吸纳古今，融合中西的问题。亦即不能走民族主义道路，也不能走全盘西化道路，只能走“以中国自身为主，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整合创新的文化新路”。书法该何去何从，书法界有识之士已经做出了不少思考。我认为，书法的未来与走向问题，应有别于前此的古今中西问题，因为它选中的继承发扬对象是书写的艺术。因此，既应大力拓展书法本身所蕴含的技艺传统底韵，又要把它放在全球化形势下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发扬的大环境中去升华并夯实它的理论；既把它推向学院，又培养人民大众对它的认识与感情；既在中国令它大面积复苏，又把它推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同时，也认识中国的书法。故而在新世纪新背景下，鉴于书法与中国人特殊的关系，其意义就远迈往昔，其价值则又超出了以往诸多论争。

毛笔有它不可缺代的魅力，书法是中国的，同时书法也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正可以通过书法这一桥梁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让西方人更多地体认中华文化。

（陈晓华：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1] （汉）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明）高廉：《燕闲清赏笺》中卷，雅尚斋遵生八笺卷之十五，古杭高廉深甫氏编次。

[3] （东晋）王羲之《书论》，载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4] （北宋）苏东坡《苏东坡题跋·论书》》，许伟东注，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

[5]  (清) 包世臣：《艺舟双辑》，《翠琅玕馆丛书》本，第二函。

[6] （清）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0页。

[7] （北宋）黄庭坚：《题东坡书远景楼赋后》卷五〈山谷题跋〉，《汲古阁丛书》本，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