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性：艺术审美的道德底线

王岳川

清华美院帅松林教授最近演讲中认为：“丑恶乱怪，却成为了今天所谓艺术的四大法宝，这简直就是玷污了人们的传统，玷污了人的本性。我们回顾一下毕加索他在画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在画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在画自己母亲的时候，他可不用现代艺术。……就像毕加索晚年所说，是社会需要。他们需要我就画这些东西，而且我画这些东西还有大把的金钱，还有美女，何乐不为？但是问题是，谁需要，难道是老百姓需要吗？不是统治阶级需要统治阶级，就是希望你们通过艺术把你们引向生活之外的谜团中。而现代艺术就是影响生活之外的谜团最好的精神鸦片。所以这种荒诞的、抽象的、丑陋的这种。现代主义。他不是我们人类的文化的发展的方向。这种以丑恶乱怪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它必将在人类的前行中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尽管帅松林观点比较尖锐，但是却把西方现代艺术的要害点明了，也表明了中国学者具有的清醒的中国立场。

我想转换一下角度，论说“艺术的道德底线”问题，同样是一个难题。因为在不少哲学家艺术家看来，艺术也许是在道德的彼岸——“超越善恶的彼岸”（尼采），也就是说超越于道德之上的。但另一些艺术家美学家却认为艺术是提升道德的，甚至可以“以艺术代宗教”（席勒）。这两种说法都有合法性和片面性问题。其实真正的哲人往往将艺术灵性作为诗人哲人追求的目标。因此，海德格尔要人们转变向外求索的欲望，凝神静思，体会诗哲的灵魂时感受着的愁绪，使自己成为趋近诗思的人。这种强调诗意的倾听和本质直观的方式，就是以有限的生命把握人生意义和价值。只有尽心澄情，才能存神见道。这一观点对西方艺术影响重大，其后阿多诺、布洛赫、马尔库塞都相当重视通过人的感性审美生成去解救人们被遮蔽的心性，使人在“合道德”中又“超越道德”。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世界。但全球化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而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的过程。这意味着，全球化使得第三世界发声成为可能。现代艺术有一个尖锐的悖论：制度现代性与审丑现代性。制度的现代性讲求理性、规范、新教伦理，而审丑的现代性则张扬非理性、反权威、反道德——“丑恶乱怪”。但在西方，由于制度现代性非常严格，因而审丑现代性仅仅作为一种文化游戏者出现，未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主流。而中国则不同，由于制度现代性正在建立过程中，审丑现代性的游戏人生态度作为一种思潮则成为当下一种主流，在美术界、书法界、演艺界、诗歌小说界等等，“丑恶乱怪”泛滥成灾。不知有毒，反以恶为有趣，可谓问题多多。

近些年来，行为艺术的发展在中国有负面的影响很多。一些艺术家通过身体摧残的方式显示了自己在社会空间存在中的感受，并对社会加以自己的另类言说。有一些是带有游戏性的、甚至是将西方的性与艺术、造反与艺术、权力与艺术、反抗与艺术贯彻在自己的行为艺术中，出现了一些以丑恶、肮脏、恶心来展示身体的极端方式。比如，新近出版的《不合作主义》，《后现代谱系》，以及最近一次带有国际性的艺术家行为艺术活动中，都出现了诸如自我伤害、暴露身体，对身体恶心的涂抹，甚至是吃死婴等极端的表现方式，使得审美离人们越来越远。

“丑恶乱怪”使得先锋日益变成了非先锋，他们为自己过度失当的所谓创新而激起内在的恶的欲望。但这种“创新”、这种“激欲”不能正面地传给他人，只是传给他人恶心和精神压力，这也许是中国一批二手现代派在挪用西方后现代艺术过程中失范、失当的苦果。

如今，画家觉得布上油画超已经很难超越前代大师，只好转向行为艺术、抽象艺术、荒诞艺术。行为艺术荒诞艺术实际上是把空间的张力变为时间的流动，行为过程一刹那就结束，它改写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发展了后现代的过程观，理念是有道理的，但是过多的掺入了“政治波普”的东西，比如对抗集权，实际上使用后现代的形式完成现代的命题，马尔库塞称之为“反抗的文学”。行为艺术在操作过程中过于想达到艺术之外的反道德东西。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仍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地线——调动人性和人类性的共同的心性价值，创造既合道德又超越道德的更美好的东西，应该和人的生活的温馨、内在的感动和不断的精神拓展紧密相关。艺术毕竟是一种不断延伸的精神形式，艺术还没有完全沦落到人的形而下的本能低俗模式中。

进一步看，一些艺术家缺乏相关的历史文化感，缺乏民族国家感，以自我为中心，以游戏心态对待严肃的艺术，甚至怎么赚钱就怎么干。不少出道不久的人文化素质低，历史感觉弱化，对时下的一些所谓本能艺术非常倾心，把事实真实的一面歪曲了虚假化了，产生了诸多不良游戏心态，也助长了年轻一代逆反心理。同时，传媒的炒作也是让很多理论家非常头疼的事情。传媒为了商机，为了赚钱，会违背传媒应有的规则去行事，为了寻求某种轰动性的效应不择手段。这些现象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危言耸听地夸大新闻；一种是杜撰虚假新闻以炒做市场。这两种都是不合法的，比如今天很多媒体从业人员，不负责任地恶意对某个事情加以褒贬非常常见，这对中国艺术的反审美非道德化起了促进作用。

可以说，当前的大众传媒的“捧星机制”有大问题。真正有高瞻远瞩意识的艺术大师和文艺批评家，对飞速发展的传媒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和机会。而一些制作人、经纪人，反倒成了广大民众思想文化的指导者和青少年厚黑学的人生指南者。其结果是捧红了一些徒有其表的明星，明星的浅薄反过来增加了文化的无根状态失水状态。迅速窜红而成了明星的人，其自身成长发展的土壤不深厚，本人没素质，成为非文化主义拜金主义者，其前景实在堪忧。可以说，文化界不乏拜金主义、消费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文化冷漠主义，这种风气直接影响着当代人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心态。

在我看来，玩艺术的艺术“家”的生存不应是故作先锋的孤立，不是在自己的创作中反道德而是力争获得超越性境界。真正反道德的丑恶乱怪的艺术家往往脱离公众，而公共领域中的公众今天已经不是庸众，他们每个人正在成为日常艺术家，并以自己的审美观来评价艺术家。艺术家的专业界限和独特身份正在被改写和唾弃，一味地反道德除了恶心是没有前途的。

当代世界文化发展主流是：张扬生态文化和生态美学，注重对文化市场的整理，对文化垃圾的加以清理，这对中国文化市场加强文化圈的法制性和制度性的建设，用以规范文化圈人们的言行举动，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也是中国文化界非常紧迫也非常必要的工作。我们应以一种宽阔的人类眼光、一种生态文艺学、生态艺术观的思想，将人类亘古以来所有美好的有价值的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艺术要素抽离出来，使它非空间化而置换到自己的艺术创作空间中。不应一味坚持线性的时间观，用反抗和丑学的激进艺术来一味对抗拆解这个社会和世界，因为这类被西马和解构主义用过的方法已经显示出消解时代的局限，如今，应该进入新世纪建构生态学的更大的历史语境中，即天地人的全面协调、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协调、语言和行为的协调、精神和物质的协调、生活与体验的协调。只有这样，艺术家才会真正的寻找到自己的艺术尊严，才可能真正寻找到自己的艺术地线。

反审美反道德的“丑恶乱怪”艺术没有真正的未来。在价值层面上我赞同的是：我们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如今同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艺术。我们只可能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或者人类性的基本价值平台。我们在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中，只能是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的“文化软实力”，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艺术形态。只有这样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整个世界精神的文化生态平衡。

毕加索是精明的：“他给母亲妻子画像不做丑陋现代艺术，而用现实主义绘画，是他本能本性所决定的，他绝对不能把一个丑怪的怪物意味着这是我的母亲。所以他在画自己亲人的时候，他不得不采用了生理、心理都认同的现实主义艺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广大人民老百姓民众喜欢现实主义艺术而讨厌现代艺术”。

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