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观念审理与人文价值透视

 

 

时胜勋 刘巍

 

 

 

 

摘要：当代书法问题重重，这涉及书法艺术本体问题。书法分为手写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和印刷文明时代的艺术方式两类。当代书法属于后者。从精神症候上说，当代书法以尚“西”、尚“俗”为主，问题多多。人文价值是人类的精神底蕴，就中国而言体现为对个体、文化、自然的重视。当代书法人文价值问题需要注意文化与艺术、技法与精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全球等四重关系。由于当代书法处于多重的人文困境之中，当代书法的人文价值不仅是一个现实性问题，更是永久的精神性问题。

关键词：当代书法 艺术本体 人文价值 精神性

 

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当中最具民族魅力的一种，今天依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近年来，当代书法却问题重重，在遭遇当代艺术、商业资本、市场逻辑之后，书法是什么，书法的本体是什么，书法是人文艺术吗，书法将来该走向何方，就成为迫切的问题了。今天当我们面对汉字书法艺术的时候，肯定会脱口而出，书法具有人文价值，是人文艺术，因为它本于中国文化。但是，你能说“书法主义”或者某些低俗丑陋不堪的所谓书法蕴含着人文价值吗？显然，书法具有不具有人文价值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才能弄明白这一问题本身。

 

一、古今书法的精神嬗变

 

第一个问题，何谓书法？这个问题似乎太简单了，人人都可以回答，不就是用毛笔写汉字吗。可是，书法就是用毛笔写汉字吗？如果书法可以泛化为写汉字，那是对书法艺术精神高度的让渡。

从远古的结绳记事到文字的产生，记录典籍，文字和书法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曾有一度文字就是书法。但是，文字与书法有着本质的差别。文字的根本在于其意义本身。“牛”，无论何种字体，总是对所有牛的概括，而书法的根本在于形式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生命意义。平常说的写汉字其实都是从文字角度而言的，如写信、答题、签名等等，是认识、交流功能，还未上升到艺术功能（如展示、阐明价值等）。不过，很快就有人反对，像魏晋二王的信札、唐楷难道也只是认识功能，而没有上升到艺术的功能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古人所处的是非印刷的手写时代，书写占据核心地位。在非印刷时代，几乎任何涉及文字的行为都是手写（刻），由于弥漫性的文化语境与高强度的、长时间的训练及与生俱来的书写模式，使得书写抵达存在的高妙境界，因而也给人以美的享受，如《多宝塔碑》、《寒食帖》等，而这正是艺术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的信札、碑帖是书法作品，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情感、生命、文化的艺术化表达。在此意义上，书法是文化的。

书法的最大优势是汉字，而其最大的劣势也是汉字。然而，书法建基于汉字并非意味着书法只能是附庸，书法书写汉字绝非被动，而是一种超越。这得益于长时间的书写训练和人文素养（文史哲），是对汉字美与汉字文明（宗教、哲学等）的深度领悟。在古代，由于处于书写文明时代，所以汉字的诗意书写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到了印刷文明时代，汉字书写大面积萎缩，书法的人文素养逐渐消散。虽然作为艺术的书法还保留部分人文素养，但也在日益形式化、专业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中国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1]都是古人识字阶层必备的基本功，是“成人”的标准。而如今，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艺术也日益分化和专业化。艺术自律观念的出现是西方近代以后的事情，艺术具有审美超越的意义，如康德等人所倡导的。现代艺术始终秉有反抗束缚与精神救赎的功能。这种定义与传统的作为生活方式的艺术是有巨大差别的。

由此可以说，书法有两个定义：一是作为手写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的书法，与政教、文化、生命等为一，是生命的外化形式，是存在性、本己性、非自觉性的，体现着无目的的目的性。二是作为印刷文明时代（信息文明时代）的艺术方式的书法，随着社会分化，与生活拉开距离，更注重技法性、形式性，其自觉性也更强。于是，那种存在性的生命情感意向和文化价值氛围被艺术的自觉性、目的性所取代，这也预示着其人文素养的消散。

 

二、当代书法的“西”与“俗”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书法？如果说当代和唐代是一类概念的话，无可厚非。但是，当代有两个致命的问题，一个是唐代等朝代都是封闭的，而当代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时间的和空间的），对这样一个还处于变化期的时代，如何来限定书法？另一个致命问题是，当代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时代精神。因为我们知道，书法史有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是，一代有一代之精神，如魏晋尚“韵”、唐代尚“法”、宋代尚“意”等，[2]那么当代将呈现何种艺术精神？有两个概念可作备选。

一是“西”，或“新”，这里的西主要体现为现代化，或者说反传统。当代尚“西”在日本现代书法体现最为明显，开启了少字数派。[3]尚“西”就是崇尚西方，崇尚现代化，将西方的一套美学观念引入中国，如现实主义、形式主义、个性解放，从而斩断了中国书法“技近乎道”、形而上、人文气息等悠久传统。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中，书法面临两重危机，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引进，和对封建主义文化的全方位的反叛，体现在吸收西方美术精神，废除汉字，全面引入拼音文字，汉字在现代史上背负了不应该背负的沉重的历史枷锁。二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视书法为有闲阶级（地主阶级）的游戏，无关大众，对表现个人情调、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艺术观念也予以否认，从而提倡通俗易懂、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如简化字，如文革大字报等。在两重危机之下，书法都首当其冲，婉约柔美的帖学被抛弃了，内心的呢喃与倾诉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雄强大气的碑学和激扬躁厉的现代性书法。书法所承载的存在感、人文情怀、哲学意蕴等已经被剥离，而成为时代发展的晴雨表和传声筒，书法走向了现实主义、工具主义和集体主义。

然而，当代尚“西”的时代精神也有其缺憾。历数中国现代书法史的大家如康有为、于右任、沈尹默等，在革命启蒙救亡的时代任务中，虽也积极拓展现代变革，[4]但从社会效应而言，不如文学那样深入人心，如鲁迅的《阿Q正传》等，也不如美术那样激动人心，如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不如音乐那样扣人心弦，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我们几乎找不到那种深刻表现时代、影响时代的书法作品。这提醒我们一个尖锐的问题：书法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究竟占据何种位置？

另一个概念是“俗”。书法本来是很高妙的艺术，在古代是识字阶层的生活方式，“达其性情、形其哀乐”[5]而已。当代尚“俗”的主要原因在于印刷文明时代的来临。在印刷文明时代，手写书法的出路是艺术化，但不期然却遭遇大众化、通俗化乃至商业化的挑战，各行各业都参与到书法之中，这使得书法艺术化被稀释掉了。

书法艺术化被稀释掉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俗的泛滥。这里的俗有三意：追逐利益（金钱、权力、声名）之俗，缺乏相关训练，技法平庸，但由于利益驱动，有人对此乐此不疲；无创新之俗，研习书法的初级阶段是临帖，但是很多人止于此，在创作上缺乏新意，落于窠臼；精神之俗，就是缺乏艺术家必备的精神状态，纠缠于俗务，在艺术创作中没有灌注自己的生命气息，对生命、文化、精神、世界、人类等缺乏敏感性和深度的关注。

第二大问题是艺术化的极端化表现，甚嚣尘上的现代主义书法就是例子。关于现代主义书法前文也有所触及。所谓现代主义书法是对手写汉字的挑战，出现了很多尝试。主要有三类，一是挑战汉字规范，可以不写汉字，这种行为有的是提醒人们思考何谓书法，如白谦慎的一些书法试验，有的是获取西方人的青睐，如徐冰的新英文书法，不一而足。二是挑战书写，不用毛笔，不用手，不用纸，不用墨，借用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手法，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如拼贴、装置、行为等层出不穷。三是挑战精神，就是将书法视为挑战权威、挑战传统的方式，其中夹杂了很多意识形态的因素。当然，也不否认有些书家吸收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强调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这一点在于西方制度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两分的结果，当文化现代性再也无法忍受冷冰冰的制度现代性的时候，其叛逆性就凸显出来，西方艺术从审美到审丑一路狂奔，完成了自己的蜕变。这也是西方艺术自律观念的最后崩解。

“西”、“俗”只是两个比较突出的方面，并不排除还有“古”等其他内容。无论怎样，在当代尚“西”、尚“俗”的冲击中，书法如何突围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三、人文价值是书法艺术的本体依据

 

第三个问题，何谓人文价值？西方人文价值传统在古希腊时期体现为对人的重视，一是对人自身的赞美，比如《断臂维纳斯》、《掷铁饼者》，这是艺术领域。二是对人的理性的重视和高度自信，那时西人认为哲学就是“爱智慧”，就是“练习死亡”，从而形成了深邃的自我意识。

这两点到了中世纪都被否定掉了，对人的赞美蜕变为对神的赞美，对理性的自觉蜕变为神性的自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人的价值才重新得以彰显。此后，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等不断涌现，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以至于出现了理性中心主义和科学中心主义，其结果只是看到局部的人，而没有看到整体的人，这就是“单面人”，[6]或者看到西方的人，没有看到东方的人，这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7]这是人的提升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那么在现代西方，人文价值究竟体现在哪呢？就是对人有限性的警惕，这是一切哲学家、诗人的最高理想。人是有限的，面对无限的世界，人不应该自居为中心。这凸显了反思性、批判性的立场。在资本主义日益发达的时代，人文价值尤其显示了其重要性。然而，西方的人文价值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就是它只是有限的、局部的，而非全面的、整体的，是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的，并不针对广大底层和广大非西方。如果说这样的人文价值值得推广的话，也必须普遍化，就是说人文价值必须是针对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是个体性的精神修为。用马克思的话说，“个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8]因此，人文价值最重要的是要回归到个体性，经由个体的精神性上臻达人类的精神性——存在、超越与自由。

在中国，人文价值又体现在何处呢？钱穆在临终前认为，“天人合一”这一观念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贡献。[9]中国哲学强调“阴阳和合”，[10]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中庸” （《礼记·中庸》），这些是中国书法最为深厚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人说，“文明以止，化成天下”，重视自然与人文的统一。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注重对人之德性的关注。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强调内在精神的重要性。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表现自然精神的高度。在书法领域，蔡邕说“书者散也”（《书论》），强调书法的心灵澄明。刘熙载说“艺者道之形也”（《艺概》），视书法为道的体现。中国文化中这样的对人、对文化、对自然（道）的关注俯拾皆是，这就是中国的人文传统。

魏晋信札、三大行书、狂草等，多是个体精神、情感的流露。篆书、隶书、魏碑、唐楷，这是时代精神的文化表征。在中国文艺史上，对个体（情感、生命、精神）的强调，如《古诗十九首》，如《兰亭序》，如《红楼梦》等；对文化（政教、天下、苍生）的强调，如“诗言志”，如儒家之《大学》，如曹丕之《典论·论文》，如张载之“横渠四句”等；对自然之强调，如庄子的“逍遥游”，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如山水画之“气韵生动”，如李白的天然之美等等，个体境界、文化境界、自然境界构成了中国艺术的人文价值的三重维度。

 

四、当代书法的人文实践的三重维度：现代化、全球化与精神化

 

思考了什么是书法、什么是当代书法、什么是人文价值三个问题，现在我们来看当代书法的人文价值这一问题。

当代书法的出现是全球化的结果，人文价值是面对全球化的时代命题。就文化资源而言，我们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吸纳了新颖独特的西方现代文化资源。无论是传统文化资源还是西方现代文化资源，它们只有立足并适应当代中国实际才能发挥其巨大的人文功能。这就是当代大国文化创新实践。那么当代文化实践体现在哪里呢？

其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命题，就是从传统中蜕变，适应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为这个社会提供精神食粮和智慧支持。[11]其二，中国文化的全球化，这是一个列国竞争的时代，抢占文化的高地既是文化的尊严，也是文化安全问题，更是文化创造力、影响力、竞争力的表现。[12]其三，中国文化的精神化，这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终极任务。[13]在这三大实践中，书法有着不可或缺的人文意义，即只有面对这些问题，才能使当代书法的人文价值实践更具自觉性。

从现代化角度而言，时代的巨变给人们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精神困境，人们迫切需要在艺术中得到启示、得到安顿。中国书法是否为这个时代提供精神食粮？我们的汉字书写能否表情达意，看着一幅一幅的作品，能否引起我们灵魂的震颤，给我们提供精神的动力？大家看启功先生、欧阳中石先生的书法，温柔娟秀，赏心悦目，给我们以无尽的精神享受。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书法并没有跟进。在各类古典园林中，对联、匾额比比皆是，然而在都市家居、公共场所中，书法缺席了，我们看不到书法的踪影。书法摄人心魄的精神关怀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从全球化角度而言，中国汉字在西方语音中心主义面前抬不起头，始终作为次等符号而存在。英语（拉丁文字）至上主义阴影笼罩全球。其实，汉字是充满魅力的文字，有它独立的价值。书法体现了中国人对线条的把握力度。李泽厚先生说书法是线的艺术，[14]进一步而言，书法是汉字线条的艺术。由于是线的艺术，汉字书法拥有了建筑美和音乐美。这是西方拼音文字书法所难以比拟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书法艺术本来可以有更大的作为，然而在现代艺术发展史上，日本的现代书法以其对线条的试验获得了西方抽象主义绘画的青睐。中国现代主义书法所做的种种努力已经落人之后。中国书法走向全球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书写内容的障碍，西方人欣赏线条没问题，他们也止于线条，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深意必须学习汉字、汉文化、汉字艺术。[15]书法是汉字美的集中体现，它书写着汉字的美丽精神。在大国崛起的时代语境中，书法家对此须有充分的意识。

从精神化而言，中国书法有着极广大的群众基础，这本是好事，但是却在大众化中无法迎来提高。这归根到底没有放对书法的位置。或者成为升学之特长，或者成为盈利之工具，总之，无关个体精神超越。个体精神超越不是脱离文化、脱离历史的。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研习汉字就是亲近文化，就是对古老汉字文明的重温，走进篆隶楷行草的意义世界。书法是人文修养的重要部分。因此，书法最初不是去创新，而是去传承，是“温故”，去遍临诸家。在此意义上，书法是历史的、形式的，彰显艺术经典价值。第二阶段是“成一家之法”，遍临诸家的结果不是成为诸家的复制品，而是有自己的面目。在此意义上，书法是技法的、创新的，彰显汉字审美价值。第三阶段是“技近乎道”，书写文化，经史子集无一不可入书法，在此意义上，书法是文化的、传承的，彰显汉字文化价值。第四阶段，“达其性情”，道法自然，真正实现自我的精神，彰显汉字生命价值，用汉字的线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志向、精神。这一阶段很难达到，因为需要创生书法家特有的内容和特有的形式。

用书法来表现感情，首先须有相应的感情，这是有其“情”。其次需有特定的承载内容，比如诗歌、散文、小说等，这是有其“文”。最后是需有专属性的文本形式，像王羲之的《兰亭序》。这是有其“神”。拿《兰亭序》而言，有其情者，这是对生命无常的感叹，有其文者，这是一篇自创作的富有高度和内涵的哲学散文，有其神者，这是一篇独属于永和九年彼时彼地王羲之之“心迹”。

 

五、当代书法人文价值的四重关系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当代书法只有面对全球化时代处境，才能彰显其重要的人文意义。但这只是一个方向，就具体实践而言，当代书法如何具有人文价值，我认为有以下四重关系需要注意。

其一，处理好文化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在当代书法界有这样的争议，究竟书法是文化的还是艺术的。从历史角度而言，书法首先是文化的，它是生活方式，身心一体，而从当代角度而言，书法首先是艺术的，它是专业分工的结果。艺术的本质是精神超越，是精神的提升、灵魂的净化。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提升人们对生命的感悟。书法是文化的，它传承文明，彰显伦理，感化人心。深邃的经典，优美的名人名言与诗词佳句，都是书法表现的对象。作为艺术的书法偏重个性，是情、文、神的统一，作为文化的书法偏重历史性，书写经典，深入文化。这两种道路，我认为“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如能妥善处理，书法既能彰显文化，又凸显心灵，真是善莫大焉。

其二，处理好技法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中国美学历来强调“技近乎道”，不假人为，“熟后生”（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得意忘言”（《庄子·外物》），显示了对有形世界的超越。艺术直抵本心，出神入化，这才是最高境界。这一境界是靠他的学识、修为、感悟来体现的，如《多宝塔碑》，如果不是散发着颜真卿对大唐文化精神的深度认同，如何成为经典？好的书法家应该是有诗人的情怀，有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有宗教家的救赎精神，不仅是饱读诗书，而且是阅尽人情冷暖并深爱这个世界，是不忍离去的流连，是徘徊无尽的爱恋。是从技法的“崇山峻岭”冲击到精神的“高原”，而不是使精神成为“荒原”，就如同八大山人的绘画，技法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幅一幅畅饮凄恻、倾泻心灵的作品，感动无数心灵。就像启功先生的书法一样，其技法并非不可超越，但是启功的书法体现了他做人的纯净、平和、温润，是字如其人。

其三，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波德莱尔说，艺术分为两部分，一半是瞬息万变的，这是现代性，还有一半是永恒不变的，这是传统。[16]传统之所以永恒不变，乃是对现代性加以筛选之结果。在历史上，有层出不穷的现代性，如楚王爱细腰，李煜爱小脚，但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人们喜欢的还是生命美。生命就是传统，而美容、时尚就是现代。传统乃是历史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对人的重视和关切。传统是人类的精神底蕴。这些亘古不变的精神价值就是传统。传统就是大地，是苍穹，而现代就是变量价值，是草木荣枯，是云天变幻。追求传统本身就是价值，它可以不必成为现代的一部分。中国书法追求的传统并非仅指二王、唐楷等传统，更是二王、唐楷之下的华夏人文精神。法国艺术理论家让·克莱尔引用埃贡·席勒的话说，“艺术不可能现代，艺术永恒地回归起源”[17]，以决绝的方式提示了艺术对人类内在精神的坚守，对书法也是如此。

其四，处理好中国与全球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文化语境问题。就是西方人在不理解汉字的情况下，很难理解书法艺术。于是一些好事者专注于形式线条的可读性，从而增加书法的认同感，这种做法短期效应足，而潜力不足，并且有很大的副作用。问题更大的在于，这种方式很可能抽空了汉字书法艺术的精神，使其破碎化。美国艺术不是全球艺术，而是美国艺术，是服从于其全球霸权的国家战略，因而将美国艺术打扮成全球性的艺术，奥斯卡成为全球电影的标准。美国奉行文化霸权主义，他们没有王羲之，就要用彼洛克、克莱因的抽象表现主义来打败你三千年的书法传统，用拼音文字的花体书写打败你徒手线的汉字书写。[18]文化的竞争绝非好坏之竞争，而是生死存亡绝续之竞争。中国与全球的关系绝非文化产业的高度，而是文化软实力、文化安全的高度。中国书法不进则败。因此，中国当代书法回归中国本身，立足中国，“彰显中国价值，发扬中国智慧，传递中国精神”[19]，才能在21世纪的文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当代书法人文价值实践的困境及其出路

 

当代书法的人文价值不是一个空话，而是一个需要积极实践的命题。然而，如今的书法实践等，恐很难承担这一任务。因为真正的具有人文价值的书法恰恰是指向内心的，指向灵魂的，是生命的“分泌”，而非量产。即便如现在的各种书法展览、教学、培训等，它能不能产生真正的具有人文主义的书法家，也令人担忧，因为当代书法处于重重困境之中。

第一，书法艺术生命体验不足。人文价值绝不仅仅是停留在话语这一层面，而必须落实为深层的体验层面。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评比出来的。纵观人类历史，伟大的艺术家哪个不是尝尽人间冷暖，涵咏百味人生？如屈原、王羲之。今天，书法作为艺术，如何实现它的人文功能？它的精神超越性何在？无可置疑，我们几乎不可能再写出像《兰亭序》、《颜勤礼碑》这样的书法作品了。它们是情到深处乃佳，是生命的勃发。而有些书法家都是有意为之，是带着强烈的目的性乃至功利性、商业性，经过了千百次的试验之后，写成了这一幅作品。要让他在作品里投射某种深刻的感情，体现无目的性的生命存在感，显然很难。

第二，书法的价值阐释不足。当代书法的最大的功能不是展示、阐释、阐明价值，而是交流等实用功能。书法要实现它的艺术精神飞升就必须疏离交流功能，突出阐释价值，强调深入文化、历史、精神，有感而发，强调无意为之，强调一气呵成。由于书法尚缺乏较纯粹的艺术环境，这使得书法走向更深刻的人文价值较为困难。一些特立独行的现代书法家倒是有这样的纯粹的艺术环境，其交流等实用功能被降到最低，然而他们的书法几乎没人读懂，这就走向了艺术的反面。真正的好的艺术，要有突出的阐明价值的功能，如书法之篆隶楷行草，一笔一划，一字一文，彰显汉字的美、文化的厚度。尤其像《兰亭序》这样的伟大作品，饱含深情，生命的迁逝感突兀于眼前，令人心动。因此，书法是价值的阐明，体现了生命的真实性、文化的真实性、价值的真实性。[20]

第三，书法体制的不健全和利益板结。一方面书法谁都可以进去，进来之后就有利益的交换，这是资本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艺术的纯粹性日益消散。艺术本来是反利益的，是超越利益的，因为它是精神自由的天使。梵高、高更生前都不是腰缠万贯的人。他们所专注的其实不是利益，而是一种自由性、批判性的思考。而如今的书法很少有这样的作品，应试、应景、应邀之作成为主流。由于当代书法体制的存在，使得利益板结化，已经很难真正推出真正的艺术家了。因为艺术家从来是自由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但是如今的书法家为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这一体制而乐此不疲，只要加入，就是国字号的书法家，名利双收是可以预见的。这是一个标准严重扭曲的时代，从根本上说这是有悖于艺术的初衷和规律的。

最后，书写者所需的是内在精神召唤。真正的书法家不为任何外在呼唤而来，他只是依靠自己的本心来思考天与地，灵与肉。放眼中华大地，书写者们正在忙着训练，忙着展览，忙着宣传，忙着做与艺术无关、与人文无关的事情。我们的呼唤，他们也不会倾听，而真正的书法家也不因无呼唤就不出来。艺术家总是生活在清贫中，甚至赤贫中，但却是精神富有者。像孔子、颜回这样的哲人正是“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对艺术家也是如此，“忧艺不忧贫”。艺术家都是资本链条中被剥削最严重的一环，但他是精神富有者、精神贵族，在这种清贫中，他实现自己的价值。像巴尔扎克一样，拼命写作挣稿费还债，但从来不粗制滥造。他说：他要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所未能完成的事业。可以说，艺术是生命的爆发，是精神的跃升，是对世界的把握。是这些精神的富有者垒起了人类灿烂辉煌的精神大厦。

当代书法的人文价值是一个诱人的字眼，也是一个稀缺的元素，然而要实现这一点显然有上面提到的重重困境。如果说当代书法的人文价值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它更像是永久的精神性的问题。书法的人文价值太过深邃、太过超拔、太过艰难了，在这样一个消费化、平面化的世界里，谈论人文价值似乎恍若隔世。但是，人文是一切伟大艺术的底蕴。对那些富有人文情结的书法家而言，人文不是一种工作，也不是一种事业，而是一种梦想，“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21]。

 

[1] 《周礼·保氏》。

[2] 金开诚、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陈振濂著《现代日本书法大典》，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4] 朱仁夫著《中国现代书法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5] 孙过庭《书谱》。

[6] 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7] 赛义德著《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9]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

[10] 《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合”。

[11]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著《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9——文化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 王岳川著《全球化与中国》，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 唐君毅著《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 李泽厚著《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15] 一些西方汉学家坚持认为书法是形式的，无关内容。如苏利文：“书法的评价标准不是书写内容，而是书写本身的美感。”苏利文著《中国艺术史》，徐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16] 波德莱尔著《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页。

[17] 让·克莱尔著《论美术的现状——现代性之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8] 桑德斯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19] 时胜勋《艺术话语的思想脉络与中国艺术话语问题的提出》，载《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0] 朱良志著《南画十六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1]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