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刺激，蓄势已久的解放洪流，不免有些全盘西化之势，以西方文艺理论来阐释民族艺术的书法，不外在二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以西方理论之体系化特点来构建中国书法之系统性，比较成功的是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邱振中《书法的形式与阐释》等，二是以西方理论学说来解读中国书法，如克莱尔·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尼采的“日神与酒神精神”、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对中国书法的理论提升无疑功莫大焉。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纛（dào），在当时是刺激了国人麻木的神经，获得空前共鸣。我早年受其风气熏染，也写过《怀素狂草与酒神精神》等类文章。对比中西文艺观点，以西补中为主流，确实使中国书法界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境界，在全球文化视野下重视审视中国书法之价值所在，优势与缺陷皆暴露无遗。也不免套用西方理论框架，如叶秀山的《中国书法美学》、陈方既《中国书法美学史》、陈振濂《书法美学》等，许多术语都明显西化，带有西方理论体系化特征。这其中圈外人余秋雨《笔墨祭》等唱出的悲歌又走向另一暗淡之境。

　　然而，任何艺术之存在就是合理的。中国书法经过三次大难而终不灭绝：第一次“五四运动”的拼音化，如钱玄同拟取缔汉字。第二次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批判封资修，差点把书法一起干掉。第三次电脑革命推行英文，最终承认中英文各有妙处，中文更为简便。

　　中国书法逃过三劫，历经沧桑，大难不死，挫而弥坚，更能显其闳约深美。当然，理性的思考，不可全盘否定西方理论对书法的影响。辨证地说，西方理论强势入侵，强为书法之解人，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有了西方理论的刺激，一方面激活了书法与当代艺术交流的潜在基因，一方面又被当代艺术思潮带入魔域。许多研究者生搬硬套，忽略中国文化土壤的特殊性，而以外来文化作参照，强为解说。作为回应，有志之士更须立足中国文化土壤，在中国文化形态中来研究书法，获得拓展。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调整研究角度。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不少有识之士能够立足本土，从中国文化生态、哲学土壤（以儒道禅为主体）来论述书法，获得长足之进步，如姜澄清《书法与〈易经〉精神》《士人与书法》，韩玉涛《写意——中国美学之灵魂》，周汝昌《永字八法》《神州自有连城璧》，樊波《中国书画美学史纲》，李一《中国美学批评史》，王岳川、金开诚编著《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等，各有开掘，别开生意，使书法研究更倾深入。可贵之处，大家更注重史论互参，取精用宏。如丛文俊《古典的真实论文集》、曹宝麟《抱瓮集》，又如黄惇、华人德、丛文俊等编著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更是别开生面。遗憾的是唐、清二代最有生发点之二卷，却写得一般，未能尽意。带有综合性质的研究专著如黄惇百万余字专著《中国印论类编》上下册等，将文论、书论、印论、画论、诗论等综合列出，搜罗宏富，沾溉学林，功莫大焉！

　　20世纪90年代逐渐回归的生命美学，更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元典精神，作为研究当代书法之出发点。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间接涉及书法研究，或直接对书法研究作了思想上的启蒙。以学济书、以史证论，成为研究方法之主流。而在美学界，审美文化之崛起、生命美学之弘扬、中西哲学终于找到共同之处。西哲尼采鼓吹之生命动力在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之合一，更看重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生命冲动和醉的生命体验，与中国庄子所倡导的“解衣般礴臝（luǒ）”“放恣形骸之外”等不谋而合，直指人心，直揭生之意义和价值。中国哲学自强不息、先忧后乐、兼包并蓄、蒙以养正、持盈保泰的生命驱动和生命守衡，给书法艺术的创造找到根据。理论没有失去其合理内核，而是思考维度更锁定在人之本身。天有好生之德，人须具三才（天、地、人），贯通宇宙—苍生—人生，天道、地道、人道平行发展，方可生升出高妙自然之艺。

　　拙文《书法美学的三重生命说》等已借鉴当代成果。21世纪百花齐放，理性回归已成大势。立本于书家生存智慧所遗留下来的日记、语录、碑帖、信札、散论、题跋、边款等细微之处，探寻书家思想火花爆燃之际的生存状态，应能接近真实、还原情境、洞悉心境。2020年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便是全方位、多角度研究苏轼生命哲学和生命轨迹的成功之举，使我们更加立体地欣赏到一位饱经忧患仍不抛弃乐观的文艺全才和文化大家。

　　基于对宋代书论和书法闭口不谈其时代哲学的怪现象，我在读博期间写成《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至少弥补了宋代理学与书论之空白。研究书法之矛盾现象，恰恰能揭示出生命活动中之变异规律。如米芾之唐装之宋调、王铎之入晋与自创、张弼的馆阁体与自由体的矛盾等，皆可捕捉到书家人格之多重性和复杂性。由此撰写了《朱熹书论的矛盾二重性及其价值》《李鸿章书法的矛盾性研究》《黄山谷草书是酒意与禅意的结合》《康有为书论的矛盾性及其价值》《高等书法教育的矛盾性发展》等，更加立体和生动地展示出书家和书论的内在渊源。同时还准备从矛盾性出发研究苏东坡等人的生命印迹和书学思想，以真实反映理学影响下的士人心态和应变规律。

　　如果从历史长河来俯瞰，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西学东渐给了中国书法以启蒙，90年代的理性反省，再到21世纪的生命美学实践，可以简单概括为唯物美学→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由此使中国书法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并逐渐走向辉煌。东方独特之艺术缪斯——中国书法，正在沐浴着朝阳飞翔于苍昊之中！东西文化正常交流自然能带来书法理论的深入和深思，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

转载于《书法报》2021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