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艺术话语？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2-05-28

什么是中国艺术话语？

时胜勋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艺术话语研究的兴起

话语理论是20世纪后期以来最为强劲的学术思想，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人文学科的基本研究面貌。在此语境下，艺术话语应运而生。艺术话语是 20 世纪后结构主义转向过程中出现在艺术研究领域的新兴问题。巴赫金、罗兰·巴特、布迪厄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深入论述话语交往、话语阅读、艺术场域等内容。

艺术话语研究的专业化方面最突出的是门类艺术话语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学话语研究，这主要受到话语转向的重要影响。1985年，荷兰语言学家冯·戴伊克编辑的《话语与文学》（Teun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new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es of literary genre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Pub. Co., 1985.）出版，共收论文12篇，探讨话语与文学的密切联系，涉及修辞学、文体学、话语分析等领域。戴伊克还出版了《话语与语境》（Teun A. van Dijk,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提出了语境的“社会-认知”的属性。1989年，英国语言学家罗纳德·卡特编辑的《语言、话语与文学：话语分析导引读本》（Ronald Carter ed., Language,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 an introductory reader in discourse stylistics, Unwin Hyman, 1989.）出版，同年，英国语言学家盖伊·库克的《话语》（Guy Cook,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出版，1994年，《话语与文学》（Guy Cook,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the interplay of form and mi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出版。这些研究多数都是由语言学家完成的，纯粹的文学理论家进行的话语研究较少。

大约同期或稍后，艺术话语研究也出现了。1986年美国学者杰西卡·普林茨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艺术话语/艺术中的话语》（Jessica Prinz, Art discourse, discourse in art (1960-1985),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86.），1991年该书出版（Jessica Prinz, Art discourse/discourse in ar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该书所关注的正是后现代以后，艺术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语言、话语上这一事实。这些艺术（往往是一些概念艺术）认为语言是不可或缺的。这部书主要关注的是抽象（概念）艺术与语言的关系。该书是第一部明确以“艺术话语”命名的专门著作。2008年，两位比利时学者Nico Carpentier与Erik Spinoy 选编的《话语理论与文化分析：媒介、艺术与文学》（Nico Carpentier ,Erik Spinoy ed., Discourse theory and cultural analysis media, art and literature, Hampton Press,2008.）出版，该书多篇论文借鉴文化研究话语理论，将其对抗性、霸权、不确定性等观念应用到文学艺术分析，拓展了当代艺术话语研究的理论维度。

由于Discourse一词除了话语、（专题）论文外，也有对话、讲话、谈话的意思，故此，艺术话语本身就可能是非常动态化的。一些西方的先锋艺术家和理论家喜欢尝试用这种方式。如1990年美国策展人罗素·弗格森等编辑出版的《话语：后现代艺术与文化的对话》（Russell Ferguson（et al）ed., Discourses : conversations in postmodern art and culture, New York : New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90.），该书另有中文译本《艺术论述：后现代艺术与文化的对话》（吴介祯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9年版）。更有甚者将艺术家的谈话、对话、访谈做成有声杂志。如《听觉艺术》，是1973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有声“杂志”（磁带），是英国概念艺术家威廉·福尔隆创立的，主要是和当代艺术家的对话。1994年出版《听觉艺术：当代艺术中的话语与实践》（William Furlong ，Audio arts : discourse and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art，London : Academy Editions ; New York, NY : Distribu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St. Martin's Press, 1994.）是对这一杂志的文字呈现。这种对话学术在思想界并不鲜见，如福柯、萨义德、布迪厄，均有访谈集，对艺术对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艺术对话大体显示了当代艺术家的前卫姿态、前沿意识和现实态度，将艺术和话语体裁（讲演、对谈、访谈等）紧密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或者将自己高深的学问以通俗而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进而使艺术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现实、文化、社会，不在仅仅局限于学院规范和封闭的文本。

从国内来说，艺术话语经过了从偶尔使用到明确使用，再到自觉研究的阶段。艺术话语逐渐成为当代艺术家、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笔下的关键词。1985年，曹威凤对艺术话语有一段描述：“一篇艺术话语是思想美学内容、组织结构、语言表达手段这三要素组成的有机的整体。”（曹威凤《试论俄语中的隐喻与篇章的关系》，载《外国语文教学》1985年第4期）此处的艺术话语主要指的是整体的语篇，主要是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进行作品的解读，是话语语言学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

1990年，舒群的《图式话语与字词话语 艺术语言研究的嬗变和延伸》（载《美术》1990年第5期）是笔者所知的国内第一篇专门研究艺术话语的论文，他借鉴福柯话语理论，认为艺术话语即艺术话语实践，话语实践就是某种语言的研究，因为研究本身也就是一种实践活动。1993年，中国文艺理论界召开了一次以“美学与现代艺术”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有学者将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提炼为“重建人文科学话语系统”，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在现代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重建自身的话语系统。”（姚文放《重建美学和现代艺术的话语系统——“美学与现代艺术”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学术月刊》1993年第9期）

1993年，王岳川的《后现代文化艺术话语转型与写作定位》（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在标题明确提示艺术话语的论文，该文将西方艺术话语前沿——后现代话语引介到国内，强调后现代文化艺术的话语转型对写作构成新的挑战。1994年，王一川提出当代美学的“修辞论转向”，其关注的“正是艺术话语同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强调“话语-文化语境的互赖关系”。（王一川《走向修辞论美学──90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实质而言，这种修辞论（话语）美学无疑是话语转向的必然反映。1996年，柴小刚使用“纯艺术话语”一词，意指坚持纯艺术这种理念的创作观念和思潮。这里的纯艺术旨在“追求智慧的纯粹性或基本的陈述”的个体话语, 它以“完美、理智、精雅为基本特征”，其核心就是形式主义。（柴小刚《纯艺术话语是对当代艺术本质的背离》，载《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文章更明确地使用和讨论中国艺术话语问题。2003年，罗徕对网络艺术话语作了论述，并辩证思考网络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关系问题。（罗徕《网络艺术话语——兼论传统艺术的立场和灵魂》，载《装饰》2003年第11期）2010年，黄宗贤认为，当代艺术话语应该超越流俗与前卫，尝试重构当代中国自己的艺术话语，从艺术创作方面，强调了艺术话语自我意识的重要性。（黄宗贤《艺术话语重构：跨越流俗与“前卫”的合谋》，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7日）2011年，李兴涛提出并讨论“中国当代艺术话语体系”，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前卫艺术）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到新世纪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立场和话语体系，仍然跟在西方艺术后面走。（李兴涛《浅析中国当代艺术话语体系的重建》，载《大众文艺》2011年第18期）2012年，凌晨光指出艺术话语自身的建构性特征。（凌晨光《艺术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载《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暂且不论上述论断的有效性如何，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对当代中国艺术话语的建设与反思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对此，笔者在《中国艺术话语》中以中国艺术为核心，关于中国艺术话语做了初步的系统阐释。

二、中国艺术话语的内涵

本课题是以中国艺术话语的当代性思考为主题，首先确立了中国艺术话语的中国问题意识，即从价值追问到中国表述。从设想和研究实践而言，本课题主要内容大体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要探讨何谓艺术话语，它的来龙去脉、内容、意义等。中国艺术话语研究立足当代性，这种立足是“反思的当代性”，是对当代持一种反思性的立场，而不是一味靠拢当代性。对当代性的反思既是接近，也是分离，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中国艺术话语研究的当代性追问应该反思当代艺术研究的“前沿”与“问题”，即追问什么是前沿，什么是问题，要对作为艺术史前沿的现代艺术研究状况做了批判性审理，并为后续研究确立基本的思想语境。作为主线，艺术话语的基本概念是中国艺术话语研究要诠释的首要问题。艺术话语是世界学术界话语转向、图像转向、文化转向合力的结果，其根本趋向是一致的，即重视艺术自身的多样性、动态性内容，不再是从艺术本身看艺术，而是从更为广阔的时空看艺术，或曰“从形式到历史”，从“文本到文化”。随着视界的开阔和深拓，当代人对艺术的理解更为多元，也更为开放、稳健。艺术话语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意义在于明确“如何表述当代中国”是艺术的主题，即“中国表述”，无论这种表述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表述当代中国”并不意味着反映论的老路，也不意味着个人主观主义的退缩，而是意味着“谁在表述”、“向谁表述”、“为什么表述”、“表述什么”、“怎么表述”等等一系列的话语实践、艺术实践和文化实践。当代性思考还应直面当代艺术发展对艺术的挑战。在众多与传统艺术迥异其趣的艺术大量涌现的时候，重提事关艺术价值本体的“什么是艺术”之问就很有必要了。西方学者提出了“类艺术”观念，强调形式对价值阐明的重要性，艺术并不仅仅是艺术，而是艺术形式与价值观念完美结合的产物。

其二，探讨艺术话语的叙事性，即艺术叙事问题。艺术叙事是表述实践的中心。艺术叙事要解答的是“艺术如何表述”这一问题。艺术叙事具有价值建构的重要意义。艺术叙事有多样的表现，除了艺术自身的叙事（艺术品、艺术事件、艺术世界），还包括艺术理论的叙事。艺术理论的叙事一方面让艺术世界“秩序化”，同时又将艺术理论自身“再秩序化”，形成“元理论”。艺术理论“经典化”是艺术话语权的重要部分。“经典化”造就了文艺和文艺理论，但并不意味着经典就无懈可击了。理论“经典化”既包括外在运作，也包括内在的逻辑，后者更为重要，这是理论的内因。经典理论的产生对中国艺术话语权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理论的“经典化”的根本在于实现从知识到权力知识的转变，它们通过意识形态策略、学统化策略实现，而我认为权力知识还应该走向“反思性知识”，它通过个人化策略实现，这对学术研究而言尤为重要。艺术史叙事是艺术叙事的纵向维度，即时间维度。从性质而言，艺术史叙事有三大模式，即动力模式、空间模式和时间模式，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叙事。从根本上说，中国当代艺术史是围绕着现代性开展的，具体又表现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形式主义，但又有着自己的特色，因而迥异于西方现代性，由此“中国现代性”就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内核。艺术史决定着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和对价值的理解，一种艺术史也就意味着一种艺术价值观。西方现代艺术史叙事范式呈现多元性的特征，表现为社会史、艺术史、技术史、精神史、形象史，同西方文明史有着密切的互证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中国当代艺术非常有意必要，即：西方现代艺术是区域性艺术，而非普适性的艺术。

其三，探讨艺术话语的叙事实践或者说表述实践，特别是精神实践，这是中国艺术话语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回答价值建构的关键。表述实践实质上是表述的艺术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问题。在我看来，有三个方面不可忽视：

一是艺术立场，无论任何人，都持有某种立场，只是这种持有未必都是自觉的、情愿的。真正的艺术立场总是将艺术放置在广阔的文化空间之中，而非纯粹立于艺术本身。于是，我们既有艺术的立场，也会有文化的立场、社会的立场和哲学的立场。这些立场的汇合使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和对自我的理解更加全面。究极而言，艺术总是对人而言的，故此艺术立场的根本是人的立场。

二是艺术身份。艺术身份强调艺术话语实践的主体维度，任何艺术从业者都有自己的身份，同时根据自己的身份组织自己的话语。就艺术家而言，真正的身份实践是“艺为心声”。全球化时代让中国艺术遭遇到身份危机，自己创作的艺术是不是中国艺术，多大程度上属于中国艺术，并不是简单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身份也并非和传统绝缘，建构一种新身份并不是凭空的，而必须深植于传统之中。今天我们取得的各类成就何尝不是立足传统之上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反传统，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继承传统，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创化传统而已。深植并非复制传统，立足传统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西方化”中走出，走向“再中国化”和“再世界化”，让中国艺术立得更高、看得更远。艺术话语权是艺术身份非常具体的问题，艺术话语权是艺术话语延伸到文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表现，体现了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和文化实践性。艺术话语权是艺术话语的权力场域，这告诫我们，艺术话语绝非一种类似纯艺术的东西，而是充满着权力的斗争、资本的增值、价值的整合与艺术秩序的重组。在后霸权与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不断发展，而中国艺术与文艺理论却缺乏国际话语权，因此应该积极争取这种话语权。

三是艺术精神，特别是从精神资本角度审视中国艺术遗产。艺术精神资本资本指的是艺术自身再生产的体系化与可持续性，它连接了艺术家的人生，也连接了中国文化。中国当代艺术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创造更多的经济资本，而是创造更好的文化精神资本，无论是艺术思想体系（哲学），还是主题体系（价值观），或是艺术表现力体系（技法），都应该有个人化乃至国家化的创造、积淀，它是“核心竞争力”或曰CPU（中央处理器）。艺术精神对中国当代艺术不是皮毛，而是灵魂，在文化现代化的语境中，应重新审视中国艺术精神的当代价值，发掘其积极意义。新世纪的到来充满挑战和机遇，挑战在于，从时间角度左眼，作为双刃剑的现代性带来了财富，也导致了技术时间、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等的出现，在此情况下，中国艺术应紧扣人文主义的时代脉搏，恢复整体性价值，重建中国艺术的精神叙事。机遇在于，新世纪是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世纪，从空间角度着眼，探讨中国艺术的符号体系和全球审美共识的达成，是新世纪中国文化复兴题中应有之义。

通过上述研究，本课题要表明的是，当代中国艺术并不仅仅是当代的，它同时融会传统，吐旧纳新。在文化全球化时代，表述中国就是在建构世界（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真正的世界性的艺术必是源自人文内核的、富有民族精神和时代意识的自主性艺术，也即有效链接古今、中外、心身的艺术，由此它才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性艺术，才有可能在21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

三、中国艺术话语研究的意义

本课题注意方法上的创新，艺术话语研究属于中国当代文艺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艺术史、艺术批评、文化史研究模式，而是采取了话语实践模式，注重当代文艺的自我能动性的价值建构。话语实践模式就是通过反思、对话展开对当代文艺话语实践的理论基础、当代性语境、叙事逻辑、话语权力与表述实践（主体性）等问题的思考。

本课题在理论上的创新，本课题也是国内首次专门研究“艺术话语”，在理论上有三点意义：第一，揭示艺术的话语（交往、交际、表意实践等）本质，系统诠释艺术话语的基本理论，如6W2H结构。第二，凭借艺术话语理论，将艺术还原一种以话语为核心的意义交流与价值建构活动，如艺术与人文学的密切关系，开启了艺术社会阐释、政治阐释、道德阐释、美学阐释之外的新的一种阐释——价值阐释。第三，中国艺术话语研究秉持后结构主义转向的学术精神，从单纯文本、作品、符号中超越出来，将艺术话语的动态性结构、场景、处境等加以彰显。

由于话语本身的实践性，本课题也是一部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项目，其表现在于：其一，艺术话语实践（表述）的主体性不仅关涉艺术家、艺术批评家、艺术理论家，也关涉普通人，也即艺术话语与所有人相关。其二，艺术话语实践（表述）是物质、社会、精神的综合，这就是话语的“后形式主义”特征，从而使艺术更自觉地审视与社会、文化、哲学等的联系。其三，话语实践性使中国当代艺术在新的时代对“古今中西”这一老问题重新思考，从而使中国艺术话语真正成为具有当代实践性的艺术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