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岂成空，万里梦魂中”——追忆李泽厚的美学人生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1-11-05

 

“往事岂成空，万里梦魂中”

——追忆李泽厚的美学人生

 

 

时胜勋

 

2021年11月2日，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去世，几年前曾出版小书《李泽厚评传》，今摘录若干片段，作为对李泽厚美学人生的一点追忆。

引言  作为难题的李泽厚

这个难题在于：为什么李泽厚在二十几岁便在哲学、思想史、美学领域崭露头角？为什么在十年文革结束后，他却在四五年内迅速出版了他的重要代表著作，从而在80年代如日中天？为什么在90年代之后，李泽厚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以后反而不断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加以深化、落实？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我们又如何认识他半个世纪的美学之思？这些问题都不能轻易下断语，而应进行清晰的分析和描述。

作为美学家与文论家，李泽厚最具原创力的美学之作距今也有数十年了。无论李泽厚如何深化、拓展，一个事实便是，他思想的巅峰期已然过去。这里并非贬低，而是说明，任何思想的发展都是经历一个从酝酿、成熟到解释、说明的阶段的。思想家的特征在于不断地提出原创观点，同时又坚持和完善这些原创观点，这是思想的立场，也是思想的宿命。对李泽厚的定位，思想家可能更为合适。李泽厚最具开创性的地方在于以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理论为基础，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与美学，先后提出或着重阐述的观点有：自然人化、美与美感的区别、美感的二重性、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情理交融、真善美的和谐关系、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美是自由的形式、积淀、实践理性、乐感文化、人的自然化、新感性、儒学第四期、情感本体……尽管有很多想法并没有具体的落实，但这种开风气、把握思想前沿的思想家风貌是扑面而来的。

李泽厚与中国美学学派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或集中涌现，或零零星星。但是，能够在五十年内都有着影响力的学者并不多，其中就有李泽厚。李泽厚首先是以朱光潜、蔡仪等人的反对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美学舞台上的。

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美学大讨论，可谓空前绝后，参与此次讨论的人员近百位，发表的论文有300多篇，还出版了6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整个美学讨论主要集中在美的本质问题上，即美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但对派别的描述却并不一致。

一是划分为四大派，但四派的称呼也不同。当时的看法有：美是主观、美是客观、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和美是物的客观社会属性。李泽厚分为：主观派（高尔泰）、“静观的机械唯物论的反映论”（蔡仪，也可称为客观派）、“主客观统一论”（朱光潜），李泽厚对自己并没有立派，倒是朱光潜称之为李泽厚派。文革后有这样的看法：朱光潜的客观（唯心主义）派、高尔泰的主观（唯心主义）派、蔡仪的唯物主义派和李泽厚的实践派。还有一种看法是，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派、高尔泰的主观派、蔡仪的客观派和李泽厚的实践派。二是划分为三大派，即主观派、客观派与主客观派。三是划分为两大派，即认识论派和实践派，将朱光潜、蔡仪、高尔泰等划分为一派。其他还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划分。无论如何划分，李泽厚都是50、60年代美学派别中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学家。

文革结束后，美学上的争论延续了50、60年代的线索，可以视为美学大讨论的余波。70年代末，蔡仪发表了一篇长文《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批评所谓的“实践观点的美学”，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李泽厚和朱光潜。文章问世后，迅速在美学界引起了反响，与李泽厚年龄相近的一批青年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评价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手稿》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有别于一般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历史已从抽象的美本质的争论进入了以人性自由为标志的“美学热”时代，《手稿》既是美学热的理论先导又是理论依据。随着《手稿》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经典，李泽厚也进入其学术影响的鼎盛时期。

进入80年代之后，四大派别代表人物的影响力表现不一。只有李泽厚的影响力空前扩大，朱光潜、蔡仪、吕荧、高尔泰等均因年龄、思想的历史性及个人经历等因素没有对整个80年代产生持续性的影响。80年代的中国美学主要是实践美学，强调主体性、社会性、文化性和价值论，区别于以往的意识形态美学、反映论美学（认识论美学）。进入90年代之后，如日中天的李泽厚迅速淡出美学界，而美学的时代主题也从实践美学走向了所谓的后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在80年代已有表现，在90年代尤为活跃。后实践美学内容比较复杂，包括各类的生命美学、体验美学、存在美学、形式美学等，与当代西学关系密切。后实践美学主要是对实践美学的超越，更加强调个体性、体验性、超越性，从广阔的人文文化空间进入个体精神世界或符号世界。

李泽厚淡出美学界，有多重缘由和意义，既涉及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的转换，也涉及对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发展的总体评价。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在美学的历史谱系上，李泽厚究竟有何贡献、具有怎样的意义等问题，是必须面对并作出回答的。

早期美学成就

李泽厚在50、60年代的美学思想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阎国忠认为，李泽厚推动了审美社会学的发展，提出实践概念从而超越认识论美学，把人本身作为美学的最大课题，美学从抽象概念到了具体的实际问题分析，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兴趣。不过，这些成就并非为李泽厚所独有，而只是说明李泽厚更为突出地表现了出来。薛富兴认为，李泽厚开创了审美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路向，注重主体，开拓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美学研究道路。在我看来，李泽厚50、60年代的美学思想成就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李泽厚初步奠定了美学的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研究路向。他提出的“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是他的成名命题，也是其遭受诟病的地方。如果撇开所谓主观性、客观性或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归队，李泽厚的美学元命题应该是“美是社会性的”。客观性主要针对朱光潜而提出，但其内容主要也是社会性的。社会性主要针对蔡仪而提出。李泽厚的美本质论的社会学向度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历史性维度，强调其发展性、积淀性，第二是文化学维度，强调宗教、政治、经济、艺术等综合性的方面，第三是人类学维度，强调了生活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因而，客观性虽然重要但不是李泽厚美学的最重要的概念。客观性主要强调的是唯物主义，但唯物主义并不能穷尽美学的全部问题，或者说所有的美学问题并不能都放在哲学层面加以讨论。美是客观存在的，其存在的广阔领域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身。

第二，李泽厚具有敏锐的学术敏感性，将“自然人化”的概念引入美学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在中国的发展。“自然的人化”是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内容。李泽厚曾说“在国内美学文章中，本文大概是最早提到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企图依据它作美的本质探讨的。”虽然蔡仪在其1947年中的《新美学》一书中就提到了马克思的这部手稿，但就文章而言，李泽厚的确是属于最早的，并且“自然人化”也是李泽厚着意强调的，与蔡仪的关注点不同。“自然人化”的观点还在其后期做了深入的讨论，成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核心理论。

第三，李泽厚对人民性问题有深入独特的看法。《关于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1955）一文是李泽厚的第一篇文艺理论论文。在该文中，李泽厚认为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在于，“它具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的内容——它以形象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人民思想情感和它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理；反映了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因此，李泽厚认为不能将抒情诗的内容和风格完全看作是个人情感的现象。该文提到的“社会氛围”后来成为《美学四讲》中重要的概念之一。1957年出版的《门外集》中收录的《谈李煜词讨论中的几个问题》（1956）一文也涉及人民性问题，李泽厚认为李煜后期词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不仅仅在于表现了“被侮辱被损害的”情感，还在于李后主通过“人生的慨叹”和“通过往事的追怀”的独特方式使这种人民性情感具有了更强的艺术性。李后主的人生意义问题在李泽厚后期得到深入的开掘。这两篇论文应是李泽厚最早的两篇美学论文。有人以为李泽厚是在同朱光潜、蔡仪的论辩中形成自己的美学思想的，大体不错，不过事实上是，李泽厚在同朱光潜、蔡仪论辩之前已有成型的论文发表，其中对社会性内容的强调已经甚为明显。

第四，正是由于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多方面成就使得他成为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代表，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薛富兴认为“新一代美学家李泽厚的崛起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之发展前景”。不过，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充满个人性的理论思考了。

第五，李泽厚以自己独特的美学之思为中国的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多篇论文的主要思想多体现在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1961-1980）一书中，如关于“美的本质是客观社会性”，“美的形态”，“艺术种类”等章节。

发现儒学的文化价值

儒学在李泽厚的思想成型中起着转折性和深化性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末，李泽厚除着手撰写《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外，他还系统展开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思。1978年底，他的《孔子再评价》一文完稿。这篇论文或许没有198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有名，但却是李泽厚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开篇之作，是李泽厚思想的另一方向的滥觞。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知道为什么李泽厚后期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情有独钟，并且认为自己的三大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儒家思想。

李泽厚对孔子的研究最突出的一点是将文化-心理结构引入其中。这一时期的李泽厚思想已经成熟，文化-心理结构的理论成为他的核心理论。在《孔子再评价》开篇，李泽厚就说明，孔子思想“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对中国民族影响很大的文化-心理结构”。

孔子所维护的是周礼。周礼是“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范、仪节”，其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孔子的仁学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仁”观念的系统提出是孔子思想创造性的体现。如果说礼是外在的，那么仁就是内在的。正是这一内在的精神，使得中国思想没有导向外在的上帝、神，而是导向内化的人心，因此中国虽没有宗教，但孔子的仁学结构却具有宗教的调节心性的功能。孔子的仁学结构有四个因素，即血缘基础（孝悌、等级）、心理原则（即原则在心，礼自外作）、人道主义（民主性、人民性、社会性）、个体人格（主动性、独立性），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整体原则——“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构成了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实践理性即李泽厚后来使用的“实用理性”。实践理性是一种理性精神或态度：“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用理知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在人道与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种均衡”。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践的特点”，“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这种理性是生活理性、经验理性，不是完全内在的，也不是完全外在的。实践理性就是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

李泽厚同时看到实践理性自身的缺陷，即“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有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的作用”。科学技术仅仅成为无关大雅的小技，而艺术则成为道德的载体和外化，只有在老庄楚骚那里，艺术的自由精神才大放异彩。不过，从积极角度而言，实践理性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和“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当代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未来，仁学结构将有可能成为“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一种重要贡献”。

如果说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着重分析了孔子仁学结构的消极方面的话，那么，在《孔子再评价》一文则恰如其分地将孔子思想的本身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凸显出来。李泽厚并不是宽泛地讲儒家，而是回到这一文化-心理结构中进行反思和阐扬，而这也就是李泽厚所谓的“儒学第四期”。

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李泽厚将孔子思想定位在仁学结构，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点是具有新意的。但发扬这一结构并不是没有前提的，第一要发展科技，在物质上摆脱贫困落后。第二要反思历史，从制度上、心理上肃清仁学结构本身的消极面。这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另一方面也确立了其未来目标。晚年李泽厚的思想主题之一就是中国心性智慧的发扬光大。

李泽厚以《孔子再评价》为起点的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发现，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这部著作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有一个自我的评价：“在三本书中，我自己也的确比较喜欢这一本。原因是尽管材料少，论述粗，但毕竟是企图对中国整个传统作某种鸟瞰式的追索、探寻和阐释，其中提出的一些观念和看法，如‘乐感文化’、‘实用理性’、‘文化心理结构’、‘审美的天地境界’等等，我至今以为是相当重要的。我总希望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文化传统在东西方人文世界进行真正深入的对话中，能有自己的立场和贡献。”

实践美学与审美理想

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的美学著作以“美学三书”为代表。其中，《美的历程》影响巨大。对全书的评价，最著名的是由冯友兰作出的：“《美的历程》是一部大书（应该说是几部大书）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这些不同的部门，你讲通了。死的历史，你讲活了。甚佩，甚佩。”

《华夏美学》中的儒、道、骚、禅以儒为主而相互补充，以心理情感为本体，对人的自然化等等理论命题的阐发，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因此，至今似仍可以说，《华夏美学》是李泽厚美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

作为体系的定型，《美学四讲》有其独特的贡献。《美学四讲》是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的美学概论性的个人专著。应该说，从美学专著上说，《美学四讲》还不是第一部，1989年之前的确有专著出版，但是，从其思想的成型而言，《美学四讲》无可否认的是新时期以来的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的美学专著。《美学四讲》是李泽厚美学思想文本系统化的载体。李泽厚说，“我的美学观点主要在《美学四讲》一书里”。《美学四讲》全面贯彻和体现了李泽厚的美学理论，是其理论代表作。该书2006年出版了英译本。2010年2月，《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第二版出版，本书是美国乃至于当今西方世界一部最全面、最权威、最有参考价值的文艺理论选集，李泽厚《美学四讲》《艺术》篇中的第二章，即“形式层与原始积淀”入选，成为进入一直由西方理论家统治的文论选的第一位中国人。编者认为，李泽厚“所发展的精致复杂、范围宽广的美学理论持续地值得注意，特别是其中关于‘原始积淀’的独创性论述。”

《美学四讲》深刻体现了李泽厚思想的连贯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李泽厚一再说明，其美学的基本观点在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已经成型。这一点是有合理之处的。但是，我认为其“深化”则是在70年代末，借助于康德哲学、儒家思想等理论资源，对马克思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如自然人化、积淀理论、文化-心理结构、情感本体、礼乐文化、天人合一、实践理性、建设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成为80年代以后一再出现的命题，这也体现在《美学四讲》及其前身的四篇讲稿中。当然，其中也有变化，比如从原来的偏重美的本质的讨论，转向了对审美心理的重视，进一步深化了对自然美的看法，将形式美纳入社会美，提出“人的自然化”等。

似乎评述完《美学四讲》之后，李泽厚的美学也就结束了。这是有道理的，李泽厚说过，“《美学四讲》以后，我就告别美学了。”1989年以后李泽厚出版的各类著作，也都不是专门讨论美学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再继续写呢？本套丛书既然是美学家、文论家丛书，那么，李泽厚的文论研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但是，李泽厚的文论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文论，而是哲学的文论，即对文学进行本质性探讨的文论，其美学观点也多体现于文论研究中。

近期李泽厚对实践美学进行了自我的学术描述和清理。在2004年一次关于实践美学的讨论会上，他接受实践美学一词，但表示实践美学还没有开始，要去做起来，也就是用实践美学的观点去研究美学（审美）问题。

李泽厚对实践美学有两个描述，一个是“从哲学上说，乃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亦称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美学部分，它以外在-内在的自然的人化说为根本理论基础，认为美的根源、本质或前提在于外在自然（人的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的历史性的改变；美感的根源在于内在自然（人的躯体、感官、情欲和整个心理）的人化，即社会性向生理性（自然性）的渗透、交融、合一，此即积淀说。”另一是从学科上说，“以‘美感二重性’、新感性或审美心理的‘数学方程式’或DNA‘双螺旋’为中心的展开。”第一个描述是哲学美学，第二个描述是美感或审美心理学。实际上，在我看来，实践美学还应有第三个描述，就是艺术，通过艺术分析进一步呈现实践美学的审美心理学，或者通过这种审美学心理学来创作文艺。艺术不仅仅是审美的，艺术具有安顿人生的意义。在此意义上，艺术似乎要超越于美学，但却在哲学之内，或者可称为艺术哲学。正是这种人生意义使得艺术不断“发展延伸着人的美感双螺旋或方程式”。

实践美学的内在逻辑的展开必然是对科技工艺美学（环境美、实用美学、生活美学、审美文化）的重视，这就是《美学四讲》中的“工具本体的诗意”。在艺术总结之声甚嚣尘上之时，实践美学清醒地认识到艺术自身形式化、装饰化、娱乐化的危险，但不是通过艺术拯救艺术，而是通过生活扩大美学的范围，提升艺术的境界。今天的日常生活中的美学现象正是实践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情况和如何可能展开个性的各种创造性、偶然性和自由愉快，包括处理现代科技所产生的现代时空感、速度感和不确定感，将是人类进入小康生活后的重要美学课题，这课题关系于人（个体）的潜能发展和开展。”尽管实践美学也强调日常生活审美，但与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完全不同，它有着哲学的根基，以个体潜能发展为重心，是注重人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安顿，而不是简单的消费和享受。

在此意义上，艺术也就找到了终结之后的生命之木筏。艺术的泛化乃是基于“度”本身。度，中庸之道也。在度的基础上，一切皆可称为艺术，只是艺术侧重的是形象世界的度。在这个度或者度的本体论基础之上的仍然是人生意义。在商品化、市场化、娱乐化的“散文世界的生活无聊”中，保存理想和热情。这个理想和热情是人的自然人化，它是面向个体和未来的。这就是暮年李泽厚的艺术审美远景：“执着人间”，“回归天地”，由“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到“以美立命”。

 然而，如果读者认为李泽厚满足于美学家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2010年，李泽厚就不无吊诡地说：“……美学家是不成立的，我最讨厌别人叫我美学家。”“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我不会有墓志铭。”一切哲思无不指向人生，或许美学的终结才意味着人生的真正开始。

学者李泽厚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李泽厚始终处于思想界的前沿位置。1979年4月，年届五十的李泽厚晋升为研究员。1980年6月，当选中华全国美学会副会长。1980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委会委员和美学学科主编，当选中华全国美学会副会长。1981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任期1981年～1991年）。1982年赴美讲学。1987年受邀赴新加坡任东亚哲学研究所（今东亚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下属独立研究机构）高级研究员。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李泽厚在80年代成为国外名动一时的学术大家。

李泽厚说，“1987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说，我们很早就读过李泽厚的名文，获益匪浅。我当时脸红了。”同样的现象还发生在日本。“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惊讶地对我说，以为我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人们无法相信这个如雷贯耳的大学者才50出头，在一些人眼中李泽厚似乎应该是和朱光潜一样年纪的。

李泽厚学术声望日隆，对知识分子而言，有一个“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李泽厚对做官并不感兴趣，尽管他有做官的机会。80年代，社科院确实想提拔李泽厚当副院长，或明或暗说了多次，李泽厚因此遭到很强烈的反对。他对这件事兴趣不大。这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因为李泽厚对当官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官有什么好处？第一是有汽车，对我不是很重要；第二是有秘书，我不需要；第三是房子大一点，但我后来住的房子和副院长一般大，对门就是常务副院长。而且当官有个坏处，要开各种各样无聊的会。用3个没必要的好处换这个坏处划不来。我这个人一辈子最讨厌开会，现在也是，包括学术会议，觉得无聊。”

李泽厚在80年代始终是一位思想的先锋和导师。赵汀阳认为，李泽厚应该是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从哲学、历史学到美学，都有当时最突出的成就，在学界和文化界几乎无人不晓。面对80年代的思想导师，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虽然他并不很想带学生，但哲学所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只好答应招收研究生。

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赵士林在硕士毕业后，准备报考李泽厚的博士生。但是，在进入考场面对试题的时候，大家都懵了。赵士林说，“他招的专业是中国美学史，考的题是西方哲学史，一道中国美学史的题都没出，没人像他这样出题的！我只得了20几分，很多人都是0分，相对来说，我是不错的了。”赵士林回忆， 李泽厚有两个招生名额，最后只招了赵士林，他成了李泽厚第一个博士生。为何这样出题，赵士林觉得李泽厚那样出题是有道理的：“做关于中国的学问，不懂西方，没有比较的视野，那也是做不好的。”

硕士生的考试同样热闹。1985年，24岁的赵汀阳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报考了李泽厚的研究生。他就是冲着李泽厚这个名字去的。到考场后，赵汀阳发现，整个教室60人全都是报考李泽厚研究生的。“听说别的教室还有，这只是一个考点，全国还有很多考点。” 拿到试卷，赵汀阳吃了一惊：“他规定答每道题不许超过500字，超过了倒扣分。”成为李泽厚的学生之后，赵汀阳问他为什么这么规定。“李泽厚说，500字还说不清楚，证明这个人脑子糊涂之极。他是考学生的脑子是不是足够清楚。”

赵士林说，“他对学生既严厉又宽松。我的一些想法他听了以后毫不客气地否决，但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你的论文，爬着写、走着写、滚着写、躺着写，我都不管，只要符合我要求。” 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李泽厚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从来没有让学生帮他查过任何一条材料。“这不是突出的德行，而是基本的规范，我也不让学生帮忙查资料的。现在很多老师的活让学生干了，与抄袭无异。”赵汀阳说，“他要我们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追随他的思路，这种态度非常了不起。”

尽管李泽厚在社科院哲学所并没有带多少个研究生，但无疑整个80年代，李泽厚都被视为青年导师，尤其是他那《美的历程》是青年学子枕边书，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

诗人李泽厚

    李泽厚除了有哲学、美学、思想史的成就外，在艺术创作上，李泽厚颇富才情。这是因为早年的家庭影响，也因为他自幼对文艺的向往。在前文曾提到，李泽厚在中学时代就写过小说、诗词，成为青涩青年的艺术象征。青年以后的李泽厚逐渐将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艺术上的表现并不太突出。但是李泽厚的才情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只要读一读他《美的历程》等就可以感觉到，这种文字大抵可以当做美文来读，因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诗意。90年代以后，李泽厚随笔文字越来越多，虽失之过多，但有些文字读来还是颇为清新的。如他的《蒲公英》，不是单纯的对生命的赞美，而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生命的思考。如《每一个女人都需要生一个孩子》，该文题目非常生活化，但全篇笔墨都是谈哲学，由哲学而女人而人生，可以说李泽厚的确将哲学与人的关系把握的极为自然。

在诗歌创作上，目前所见的李泽厚的诗歌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李泽厚近年答问录》中。关于自己的诗歌写作，李泽厚有一个说明：“余乏诗才， 亦素不专心于此。偶有所作，乃顺口溜之打油，记一时之实遣一己之兴以自娱而已。自知诗格平弱，不足寓目，数十年极少示人。前日小友予沉携去一组并予发表。人生鸿爪，转眼成尘，率性再录数首以纪印痕， 均不堪回首忆当年之旧作也。抄毕慨然。二○○六年六月于Boulder。”对于这组诗歌，杨斌先生曾有专文解读。在我看来，在这里，我们将进入一个感性的李泽厚的精神世界，我们可做的，就是去阅读这些诗作，并体会李泽厚在20世纪的人生。

 

虞美人

 

绵绵风雨家园泪，

极目江山碎。

晓来烦扰上危楼，

千里沉云何处放离忧。

 

凭栏欲向东风恼，

莫笑华年早。

少年心意总殷勤，

望遍山花春意却难寻。

          

此词作于1945年春，时年15岁，正上初中，此时抗战尚未结束。

 

七绝之五

 

江南春水碧如天，岂有豪情问酒船。

盼得明朝归去也，杜鹃花里觅童年。

 

作于1961年春重游北京大学时，共5首。1960年冬，李泽厚第二次下放劳动结束回京，周扬点名让李泽厚参加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编写工作。对李泽厚而言，总算可以进入学术研究了。诗作中的前三首如“再写诗”、“勒燕然”、“又芳菲”等表现了情感积极向上的学术抱负，后两首如“向江南”、“觅童年”等则表现了思乡之情。

 

    无题

 

高峰谁与上，

长记秋晴望。

往事岂成空，

万里梦魂中。

 

录自《浮生论学》彩页所附诗歌，时间不详，李泽厚于1999年8月1日过四川二郎山，或为此时所作。

 

相比李泽厚的理性人生，诗意人生似隐秘不彰，但这种隐秘不彰正预示着人生的另一种面孔，就是这种人生需要你的追寻：“在这样一个散文世界——尽量去寻找一些栖居的诗意吧，珍惜你的人生和生活”。

思想的效应

    李泽厚从1955年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美学之思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新世纪以来，李泽厚不断问世的著述讲谈，多数是对以前思想的阐述、说明，那种摧枯拉朽、别立新宗的气魄已经远去。那么，作为思想的后果，李泽厚的美学成就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效应和启示呢？

纵观李泽厚一生的美学思想，其特征与启示大致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宏观的大历史、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这是由哲学（思想）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李泽厚美学、思想史都纵贯古今，气魄宏大，其思想资源囊括中国传统（儒学）、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康德哲学（主体性）、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存在主义（个体性）、后现代主义（偶然性），可谓古今中西兼有。在学科领域上，广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文化学、艺术史、科学理论等等，从广度上似乎也很少有人能超越。这些思想、学科、理论在李泽厚那里往往是相互交错、阐发、勾连、引证。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思想-文化-美学体系恐怕真是时代的绝响了。当然，因为大，其缺点也就很明显，即具体阐释不集中、细致、深入，给人以空泛、杂糅之感。其框架、体系庞大，论题繁杂，过于综合化，且对很多问题都运用同一套理论，时显牵强。

其二，地基坚实，主线分明。大是优点，但祛除其缺点之后，我们仍能发现，李泽厚的思想基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他的“自然人化”理论（主体性实践哲学）。这是其理论的核心。尽管这一核心并不是李泽厚的原创，但可以视为具有原创性的转化和阐释。李泽厚对马克思哲学造诣深刻，理解独到，他紧紧抓住马克思的唯物论，由此引申开去，创立自己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一点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李泽厚的杂之所以没有完全成为缺点，就在于其基架的坚实。李泽厚的哲学美学不可能是定于一尊的，但其开宗立派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其理论限度仍有可商榷、讨论的地方。另外，李泽厚思想的发展主线分明，研究重心从认识论反映论到实践性主体性，从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又到对情本体的研究，其轨迹有一个从思辨哲学到心灵哲学的转变，切合时代主题。

其三，原创核心观点的放射性及衰减性。放射性指原创核心观点的强度巨大，衰减性是说原创核心观点的相对减少，二者不是就影响而言的。从他创造性地阐发“自然人化”之后，其思想范围再也没有超出它。尽管他也有独具特色的“儒学第四期”等提法，这已不再是美学领域了，而且其架构仍建基于“自然人化”理论。可以说，在理论的“强度”上，50、60年代是其思想的“原创时代”，洋溢着青春的魅力和爆发力。但原创往往难以持续，李泽厚其后的理论都是对这一原创理论的完善、补充、强调与运用，美学思想也从原创阶段走向了运用阶段。这里也有一个悖论，如过不去阐释补充，又如何产生重要影响，反过来，如果仅仅思想不断、毫不连贯，历史又如何去筛选？这或许取决于社会历史状态与思想心力强弱。

其四，对分析-逻辑的倚重。李泽厚一直倡导引介分析哲学的对概念的重视，他通过对概念、命题的细致细微分析而获得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立场。如对美感、实践等概念做了严格的区分，划分讨论问题的不同层次，如美学的三个层次，强调论题的相反相成，如自然人化、人化自然等。在美学上，李泽厚有四个图表，分别是关于美、美学、美感和思维的。这种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层层深入，显然得力于李泽厚自身的哲学素养。

概括来讲，第一个特点是“宏大”，视野遍及八方；第二个特点是“结实”，思想地基扎实，理论骨架有力；第三个特点是“放射性”，起点高、强度大，但却是衰减的；第四个特点是“逻辑性”，讨论问题强调范围限定、层次展开、论题互动、思路自洽。这四点可以说是李泽厚美学思想的优点和启示。今天做学问大致围绕这四点，要么做“宏大”，但这需要广泛的阅读、钻研、贯通，但失之牵强附会、杂糅肤浅；要么做“结实”，将自己的理论地基夯实打牢，尽量成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失之刻板，不灵活及独断论倾向；要么注重爆发力，一开始就提出振聋发聩的看法，或者一开始就形成自己的基本思想，做开创性的工作，但问题在于，从开创到守成，这必然是以放弃原创性为代价的；要么注重文本、概念上的层层推演、递进，虽或不能有大气象，但思路清晰，具有逻辑的自足性和自洽性，这可以说是“自圆其说”，但这可能遭遇新材料、新观点的挑战，因此，如果不及时更新，就会显得过时、顽固和陈陈相因。

这四点是双刃剑，可能成就一个人，也可能毁了一个人。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思想家，第三点（原创性）尤为重要，要注意的不仅是做大做强，还要注意如何自我超越，而不是沾沾自喜，不是小规模的修补，而是从否弃自我到再造自我，不断地寻找原创根基。其次是第二点的厚基础、强骨架，可以是原创理论，也可以是理论资源，但要避免过度阐发，注意自己的限度，不要一味走向大。再次是第四点，是思想的内在自洽与逻辑衍生，尽管可能更为技术化，但也同时包含着思想，将熟悉的、常见的问题条分缕析，发现问题、层层推进，进而自成一家，要注意的是不断吸收新材料、新观点，不要为逻辑而放弃现实。我倾向于将第一点放在最后，这个通才、全才也许对某些人仍然有吸引力，但我认为，这个时代还是需要专家和实践者。李泽厚并不热衷于做专人、专家，这是他的选择。其实，只有在专家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成为通人，李泽厚也是从思想史、哲学、美学专业到对大文化、大历史、大人文的思考的。这个最后未必是最坏的选择，只是它指向一种更高的学术思想境界。

 

（本文摘自拙著《李泽厚评传》，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