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东方思想
19年前的北大先锋演讲：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1-08-06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王岳川
【本文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于2002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学所做演讲全文，学习俱乐部转载。】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谈一些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些我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可能朋友们会认为某些问题有些迷误，有些眼障，甚至有些误区，都可以再讨论。
我讲的题目是《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题目本身似乎就是个“问题”。“东方”已经在那儿，谁去发现？发现什么？怎样发现？“文化输出”，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必要性吗？我有时想，这个时代比较奇怪，奇怪在于人们从八十年代的“诗歌时代”——充满了激情、意识形态以及乌托邦的时代，走向了“小说时代”。小说是虚构的，等到虚构不合时宜，再往前发展就到了“散文时代”，于是写“我的猫”、“我的狗”、“我的鼻涕”、“我的眼泪”之类，非常务实而世俗化。这个时代越是超越性的，越是乌托邦的，就越是不合法。散文时代时间不长，又转入了“传记时代”，满书铺里面都是这样或那样的传记。传记时代以后是“新闻时代”——人们从沉重的思想和超越性的文字中解脱出来，于是有人说：“我看见美国打萨达姆的时候，好像是所有美国电影里最好看的镜头。”可是他们忘了，如果这些洲际导弹掉在自己头上就不一样了。新闻的阅读已经逸出了思想，丧失了精神内在性。于是世俗法则变成了这样：人们不是思的太多，行动太少，而是人们行动太多，思的太散太异。“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当这变成当代信息价值伦理的时候，人们就不断去寻求人是怎么咬狗的。于是花边新闻层出不穷，使得整个民族在思辨伦理和思想层次上慢慢后退。今天的原创性思考变得非常可疑，看看今天都有什么新闻，追新、求新、逐新，取代了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和反省。所以，我今天的讲演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发言”，也是一个可能悲观大于乐观的发言。
一、为什么要提出发现东方的命题
我想跟大家一起思考。我们这个民族是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的民族，而今天似乎再也不能产生“新诸子”了。那产生的是什么呢？是“小男人”和“小女人”。我觉得原创性的思想，哪怕是有误区、有谬误的思想，在今天也变得非常可贵。
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一直是保持多元宽松精神，对第三世界民族持一种很友好的态度，但最近一次的发言却表现出无可奈何的西方中心感。这种无可奈何有两个原因：第一，多元的现代性是不可能的。西方有西方的现代性，中国有中国的现代性，日本、印度、非洲也有自己的现代性这种理想情形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一个现代性，那就是西方霸权式的现代性。而且他有一种说法，全球化的结果是什么？它可能的结果是全球殖民化。这种说法令人吃惊。一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华人学者也提出一种看法，他说我是一个中国母语论者，中国是汉字单字最多，历史也最长，到今天是五千年，还有人认为从最初的形态开始已经有六千余年。问题是按照现代性的一元化模式，按照后殖民化的本质模式来看，全球化最终却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只有一种文化，就是美国文化。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轻松了。这种说法同样令人吃惊。
问题不仅仅在于西方人怎么看，还在于东方人自己怎么做。韩国在几年以前提出一个有问题的命题，说造纸术是韩国人发明的。他们拿出一张纸，经过测试之后，这张纸确实比蔡伦提前二百年。人类是相信科学的，如果确实这样的话，中国的“四大发明”就变成了三大发明。同样还有一种说法，说活字印刷是韩国人发明的。其实这并不新鲜，若干年之前就有一写说法，说德国有一位发明家约翰·古登堡在1450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我们知道活字印刷的真正发明者是毕昇（1040年），他比这位德国人要早400多年。那么活字印刷是不是韩国人造的呢？是不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变成了两大发明了呢？值得我们思考。
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老外不与我们比军事、经济、科技，却要跟我们比我们自己看不起眼的文化？为什么我们自己都不重视的东西，他们这么重视呢？这说明了什么呢？文化在未来社会到底重要不重要呢？一波未平，二波又起，日本一个考古学家，不断地往地下埋东西，最初的时候大家不明就里，以为他要出新。于是他把一些距今一千多年、两千多年大概是相当于中国先秦时期的东西不断地往地下埋。屡屡得手，大名远扬。一位科学家愿意拿自己的声誉和学术生命就开玩笑，他想做什么呢？最后一次他把距今2600年前，已经是春秋时期的东西埋在地下，被一位法国科学家发现。经过红外线摄像仪照射，召开新闻发布会曝光。在挖出文物的时候，大家都大跌眼镜。他想证明的是日本文化没有受中国影响。我们都知道汉唐时代，中国对日本影响非常之大。他把年代推到2600年前，你还能说我们影响了他们吗？西方人如此妖魔化中国，东方国家也一样。
我想问一个问题，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发现了近东是西方文明资源的来源。发现中东是他们今天石油的来源，但是他们不去发现远东，因为远东的日本已经脱亚入欧，远东的中国不知道由谁来发现。于是问题就变得非常尖锐了，这个问题在西方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也一样。那就是中国不能变成一个完全富足的国家，因为它的经济和政治。中国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快，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于是在十几年前出现了对中国新策略——“七国论”。因为按照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说法，中国将在四十年后超过追上或者赶上美国，这使西方很不安。西方采取“七国论”，先是港独，“九七”以后港独不成功了。接着宣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韩独（朝鲜已经打出鲜明的旗号，要资本主义化，而且在边贸已经开始了比深圳还要厉害的特殊关口）。中国的现代化变得非常麻烦，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造成这一局势除了政治、经济原因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文化。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汉字，我们很难说中国多民族是一个统一国家。香港一位著名学者说，香港是第三个国度，原因何在呢？他说他们的语言是广东话，与大陆的语言不一样。而我们自己也在自毁长城——长期以来我们不断地要废除汉字，起码要拼音化，拼音化其实就是废除汉字。三四十年代，钱玄同提出过；七八十年代，高层领导人提出过。我们简化汉字一共四次，最后几乎都很滑稽。设想一下，如果我现在用拼音读一句古文，我看没几个人可以听懂。它不是被电脑时代取代的，而是废除汉字取代的。如果一旦废除汉字30至60年，中国汗牛充栋的善本古书《十三经》《二十五史》将毁于一旦。上海人发上海人的音，广东人发广东人的音，福建人发福建人的音，我们还能听懂吗？语言的内在肌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同意日本提出亚洲是“筷子文化”，而坚持认为亚洲是“汉字文化”。如果是筷子文化，那可以改变习惯，用叉子就行了，可是汉字的思维逻辑进入文化精神是不能随便更替的。我们今天做文化的事情并不是不重要，但很多人都认为做文化还有什么意思呢？赶紧做新闻，使得今天新闻传播学院要比中文系考分高得多，而且去向要好得多。原因就在于从“诗意时代”进入了“新闻时代”。但是新闻时代不是人类的终结，也不是人类的高峰，它只能是人类过渡时期的一个平面化时代。终结这个时代的将会是一批新的思想家，一批新的为中国文化复兴努力的人文工作者。
西方人还是不放松，《华尔街导报》有一篇文章说，中国是“花架子”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完满的、和谐的。它的上半身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指的是上海、深圳、北京，也可以包括广州和西安；下半身却穿着破裤子和草鞋，那就是西部。于是当人们将目光投向广袤的西部，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没有马儿跑，马儿下面还没有青草，下面都是污染。如果中国下面可以穿上西裤和皮鞋，那才是完整的中国。完整的美好的中国形象，需要我们一代代的努力。
我的问题是：中国应该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里面谈到西方人、中国人以及我们与自己文字的关系，面对全球化都会有思虑和焦虑，这些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我的看法是，全球化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应该分层面谈。很多人都认为全球化就是全球统一化，甚至包括语言和文字、文化的统一。我的看法正相反。我在日本生活了很长时期，我发现与中国有很大区别。日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个地区的菜是一个口味。生鱼片就是生鱼片，饭团子就是饭团子。它确实是一体化、同质化。我们设想一下，在中国如果山东鲁菜、四川川菜、广东粤菜、上海菜都是一样的话，那还有什么滋味。如果全球化就是这样的全球化，我倒是觉得不如差异化。全球化不是完全同质化，而是逐步分级的差异化。
何以见得呢？因为在我看来，全球化可以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科技一体化。正因为科技一体化，所以清华大学在过去十年和未来十年都要比北大热。道理就在于技术官僚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核心和希望。似乎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短、平、快地将西方所有最好的东西优势平行地移植过来。谁最快呢？不是我们学文的，而是真正的工科。我也希望可以最快地拿过来。所以邓小平到了日本，日本天皇请他坐新干线列车，下车之后很骄傲地问了邓小平一句：“您觉得怎么样?”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会有的。”现在的上海已经有磁悬浮列车正在搭线，所以科技从来就是你愿意就可以拿来。西方人从不认为火药、指南针是中国的，不因为觉得这个国度落后而不用，他们不但用了，而且把中国放鞭炮的技术变成放大炮，打进门来了。科技是百分之百的可以采用，今天的技术官僚走红是应该的，但是他不会永远走红，原因还有第二点。
第二，制度的并轨化。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当然还连带包括法制制度。并轨化就出现差异了。我去俄罗斯，坐到边境时要换轨。我最初不明白，全球的火车应该差不多，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不一样？原来当时高层担心俄罗斯的火车一下子开到北京城，所以要把轨道变窄一点。我们的制度也一样。就是跟别人不同，但如果是变窄一点的话就优越了吗？今天发现不行。当然，制度有的不能并轨，比如在人权上差异就出现了，那些蓝皮书、白皮书都反复说明中国的特殊性。因而制度的并轨化是百分之九十，于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今天又走红了，他们可以成为左右我们最高级领导的智囊，就是因为提倡差异、讲中国特色。人文学家就没有人来咨询，但是不要着急。甘蔗从尖吃起越吃越甜，从根吃起越吃越淡，我想人文学者大抵是从头吃起的。
第三，思想的对话化。于是人文科学出台了。最先想到人文科学将要出台的人是一个科技方面的专家，如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先生。他认为清华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将不再有优势，因为北大是综合性大学，有世界上独一无二强有力的人文科学，而清华的优势仅仅在于工科。它的中文系对全校学生仅仅进行唐诗、宋词的欣赏，而真正高层次、超越性的发展却没有。所以清华倾其财力，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挖了不下十个一流或二流的专家。于是清华的人文科学上了一个台阶。但是人文科学像酿酒一样是不能着急的，保存得越久远越香浓。清华大学就面对这样的问题，要培养怎样的人，如果是一个理科专家，仅仅听了唐诗、宋词就变成一个人文关怀学者了，康德、黑格尔就千万不要做了，这太简单了。人文科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思想的对话化”。我们都知道有中国哲学、美国哲学、法国哲学，但是从来没有听过中国化学、美国化学、法国化学的说法，差异性更大地出现了。差异性的出现就需要人文科学之间进行对话。我们今天很多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文化上的误解都是因此而生的。最近一位著名学者齐泽克，不同意亨廷顿的说法。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他则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这意味着，人文科学将在十年之内走向前台对世界发言。其实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绝大部分都不是技术官僚。而在中国这是因为从四人帮的禁锢中走出来，科技变成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必要的过程。但是仅仅是过程，今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我相信更多的会有高瞻远瞩，像蔡元培校长这样真正的人文学者。
第四，宗教信仰的冲突化。这就更难。我的一个好朋友写过一部重要著作。我曾说这本书洋洋洒洒四十万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通过陶渊明堵死了道家的道路，通过《红楼梦》堵死了佛家的道路，通过鲁迅堵死了儒家的道路。世界上就只剩下“一个上帝可以拯救中国”，那就是基督教。但是问题就来了，我说，如果只有一条路可以救中国，其他都是死路，你用什么方法来唤起这十三亿人呢？如果用普世性的方法或者强制性方法，那就可能走向是过去的话语权力性。我认为只能是个体与上帝之间默默的沟通，当我们采用外在的方法去强迫别人信仰的时候是危险的。我宁可在这个时候提出信仰的多元化。但是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今天的信仰冲突是空前的，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技术官僚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我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全球化不是本质主义同质化的过程，而是逐渐差异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光技术官僚重要，人文学者同样重要的过程，尽管时间非常漫长。
二、现代化的初阶不是西化而是东化
有几位教授对我说，他们是全盘西化论者。我觉得很可敬也很可畏，可敬可畏之中我想说一些不和谐的想法。有些人认为中国人一无可取，关口骗子很多，中国人撒谎、不爱干净、不成大器、没有远见等等，甚至连沙尘暴都是中国独有的。但是我专门查过资料，美国三十年代沙尘暴厉害极了，后来退耕还林还草才慢慢解决。
我的看法是，当代人缺乏内在性、超越性思考。思考者是少数，大部分人是消费者，消费的同时吃着先驱的“人血馒头”。但是真正的思想并不因为不思想而存在，而恰恰因为缺席而变得可爱。现代化，按照西方的定义是中世纪神学倒塌之后开始的世俗化过程，距今五百年。大家可以看一本书《中西文化五百年》，有很多事实告诉我们东西方之间的现代性复杂关系。
首先中国是1840年战败的，1894年又战败一次，迄今为止一百六十年。五百年以前开始的现代化之初，当时中国的生产总值，经济社会地位、国家形象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本书能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西方现代化之初，中国是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更早一些的传教士，如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到达中国的杭州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看见美国的纽约和法国的巴黎一样心醉目眩。今天反过来却认为中国完全不行，事实不是如此。在现代化最初的时候西方汲取了很多中国的营养。伏尔泰写于1745年的《人类思想史新提纲》可以证明这一点。很多历史著作中都表明在现代化初期，东方曾向刚从神性中心走出来西方输出了平民化、世俗化和人性化的东西，包括一些非确定性的人的思想。今天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开始由领先到与西方持平乃至落后了呢？有材料记载，当西方开始拓海开疆的时候，中国却开始禁海封海。而且中国使用某种制度的时间都特别长，比如纺织工具，今天中国的纺织业非常发达，向海外输出的东西非常多，但是我们多锭纺车的发明经过了1300年，而西欧从手摇纺车的出现到多锭纺车仅要了200年。还有冶金，中国从春秋末期到十五世纪，差不多2100年，而西欧仅用了400年就超过了我们的质量。中国总是喜欢长期保持稳定、不变的形态，特别怕变化。
最近，我看到《文艺报》有几篇文章批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是痴人说梦，说他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句话是不是季老说的还待考）是想当然尔，说他认为“中国文化将滋养西方”是阿Q精神。我倒是觉得季老不是可笑，而是很可敬。起码，他是在精通西方，留学德国十年，对欧洲文化极为了解，对印度文化掌握极深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些思路都值得我们注意。注意的问题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今天的近东、中东、远东的关系，远东已经没有谁为中国说话，前景仍然不乐观。
“妖魔化中国”现状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谁来阐释中国，中国自己怎么看自己？
三、为什么在新世纪要提出发现东方？
许多人会问，“东方”不就在那嘛！但是“东方”已经被妖魔化了。中国不就在那嘛！但是中国已经被误读了。“妖魔化”这个词听起来比较可怕，其实就是不正确的理解，凭自己想象出发的阐释。比如我的一个博士生同我去内蒙参加学术会议，问我：您想内蒙的呼和浩特是什么样子？我就说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学生说不对，实际上呼和浩特跟北京已经很接近。西方人也说，中国的昆仑饭店与他们的相比一点都不差，他们还认为中国还停留在李小龙时代而且梳着辫子呢！你想全世界不可能有很多人到中国旅游，误解是必然的。如果不需要“重新发现”中国文化魅力的话，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中就有可能变得疏离而不太重要。但是“发现”谈何容易！人类文明都需要反思和批评，我们接受西方对中国文化适当的批评，但是也不应该过于美化西方文化，更不能美化日本文化。日本有部电影，说一个母亲已经苍老，她的儿子在风雪交加的夜晚，把她背到山上，说您在这自己慢慢死吧！如果这种文化也值得赞同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可悲的。
同样，很多人认为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高，那是一个吃饭和读书都不要钱的地方，中国有这个能力吗？其实，西方国家也曾经是王权和血腥专制。如英国圈地运动时期，广大农民丧失了土地，纷纷涌进了城市，城市却出台了惩办贫民的法律——“血腥立法”。抓到一个乞丐，第一次鞭打，第二次割掉半个耳朵，第三次死刑。亨利七世时期英国绞死的流浪者有七万两千人，你还觉得这样可爱吗？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英国官方对很多海盗、冒险家、航海家关系密切。有一艘巨大的海盗船，英国女王曾经登上这艘海盗船，封一名海盗为爵士并且命令将这艘船永远保存。可见英国女王是多么鼓励开拓海疆到外面去掠夺。而中国此时却是闭关锁国，封海封岸，自然就慢慢地落后下来。
新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位思想家提出“发现东方”，只有我们自己提出这一理念。但是“发现”的困难接踵而至——中国传统的制度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学术研究方式层面都不再具有合法性。比如制度层面上，今天还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吗？今天的学术方式已经变了，所以王国维钱钟书也许跟我们开了个玩笑。王国维很早就采用现代西方论文方式写《红楼梦研究》，尽管用的是文言文，他开辟了中国现代论文的新模式。再也不是“子曰：……”，而是逻辑命题开始。这与他翻译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文章有关系。钱钟书写《管锥篇》，用了中国传统的诗话、典故、随笔式写法，今天还有谁敢用这种方法写博士论文？也就是说，今天西方的学术制度已经神经化了，已经固化在我们每一个博士生、每一个博导的心里，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合法。钱钟书《管锥篇》的写法是中国学术表达最后的惊鸿一瞥。既然制度层面、文化层面、语言层面都不合法的时候，中国如何可以被“发现”呢？“发现”什么呢？其实神秘的东方已经被解魅。今天的文章内容、注释、关键词已经很规范，可是读起来不美，当代文章大多是求真，而不是求美。
此外，今天的学者思考的问题已经与时代关系不大。有人曾经反驳说，跟时代关系大有什么用呢？但孔子之所以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思考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时代相连的。王国维的学术底线是什么？为什么他在二十几岁时要痛苦地学日语。我读了王国维的日记和书信，大量的文字都是说他学日语的痛苦。他翻译了尼采、叔本华，就是要唤起民众与西方的接触。当晚清结束之后，他去了日本，又开始研究甲骨文。为什么呢？因为一批法国、日本学者掌握了大量的甲骨文开始研究，他不甘落后要为中国文化寻找原始的文字编码。后来他又研究敦煌学，就是因为敦煌壁画被大量地搬到海外博物馆，他很心疼。最后他研究蒙古史，他已经注意到蒙古将在那个时候分裂，告诉晚清的遗老遗少大清的江山不可分割，最后外蒙古还是被分走了。可以说王国维做的学问，尽管从早期到晚期人们说他是美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是注重他分类的意义，没有看中他在历史演进中的发生学和考古学上的意义。反思一下自己，我们今天说的“打通”或“跨学科”等问题是很多的。因此，中国要提出“发现东方”，是因为我们文化与西方相比，在近二百年变成了次等文化，变成了一种可以低视的文化，需要“重新发现”。
我们要重新发现中国，“发现”什么呢？一是创造生成自己的关键词。二是从审视传统到审视自己。过去我们一味地审判自己的父亲，“五四”为最，觉得父亲很多地方都错了。所以有一个行为艺术家，前不久获了美国的最高艺术奖，跟着鲁迅学习——鲁迅晚上睡不着读书，读出两个字“吃人”。他也晚上睡不着，读鲁迅读出两个字也是“吃人”，但是吃法不一样。他把汉字改了，比如“王”字，他加一个食字旁，“岳”加一个金属旁，所有的汉字都加上不同偏旁而变成谁都不认识的“字”，将无数这样的“字”刻起巨大的书页，称之为“析世鉴”。他这样来读中国的史书，发现全不认识，这震撼了西方。近年来他搞“英文书法”，说“王”字是英文四个“I”构成的，他这样解析中国所有的汉字之后，自认为破解了中国所有汉字的密码，西方人特别愿意花大价钱学习，因为他们“误读”了中国古老的汉字是由西方26个字母构成的。这样的“阐释”中国，发现东方，是否合适呢？我是很忧虑的，我们不是要审判我们的父亲，当务之急是审判我们自己，应该看看自己哪些地方有问题。结果是回到五四以来讨论了近一百年的问题：应该全盘西化，还是半盘西化，还是本土化。
今天的中国全盘西化明显占了上风。我想举一个例子，在国外有一个电视辩论会。甲方是东方人，大部分是女性；乙方是欧美人，大部分是男性；丙方是孩子们。甲方说，我们确实想全盘西化，连老公都是西方人。但是西化不了，当你要表达最隐秘的情感时，用英语、法语或者日语就表达不出来了，说出来就变味了。乙方认为东方人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吃蒜，撒谎，好可怕。最后轮到了作为混血儿的孩子们说：我不知道我的国家是哪，不知道我的母语是什么，不知道我的父母将来是否会离婚，我将来要信仰什么。这个关于全盘西化、半盘西化、本土化的争论，值得关注。一个朋友跟我说，这不怕，混血儿经过八辈子的混血不就全盘西化了吗？这个想法不错，我见过一个老太太，她告诉我她有十六分之一的德国血统。但是问题是他们哪怕只有十六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仍然会有“寻根”的冲动。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到了西方，学会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没有像玄奘一样经过八十一难，从西方拿回真正的东西。玄奘是从中国到印度再回到中国的远行者，而且坚定不移地回来，今天大家却是要坚定不移地挤出国门。我认为，全盘西化、半盘西化还是本土化都是个人的选择，每个人只能对自己负责。
四、如何在文化拿来中坚持文化输出
一个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bier）的传教士，在1552年12月病死在广东的上川岛，他在澳门外徘徊了好几年没能进来。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当时既是可以制约远东的经济要塞，也是宗教传播的地区。他最大的理想是把天主教传入中国，最好是连皇帝都信教，但是发现在中国儒教特别深入人心，所以他至死都没有完成自己的理想。
后来的传教士是大家都熟悉的利玛窦，沙勿略的“文化适应”策略对他影响很大，他进入中国之后学习中文和中国的传统礼仪，甚至翻译《圣经》的时候用了很多儒教的词汇，靠学习东方成功地推进西学。中国不能被动的等待，我们难道要等待西方学者发现汉语的精髓之后才能满足自大的心吗？目前，西方的老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中国的诗从北岛以后已经没有意思了，因为已经全盘西化了，北岛的诗可以不加任何解释地翻译成西文，但是《文心雕龙》、唐诗和宋词诗肯定不行。因此，日本人总是认为只有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才是完美的中国。新的一批汉学家也在呼吁阐释中国。但是我的看法是，这些汉语学家都不能为中国来阐释中国，只能靠我们自己。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文化透支和文化赤字。从1900年到2000年，中国翻译西学的书估计不下将近十万，文史哲政经法，还包括数理化。但是西方翻译中国的书却非常少。巨大的文化赤字是非常可怕的。是不是这种巨大的文化赤字在新世纪还要继续呢？可能是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思考，中国的文化是不是要在网络时代失去合法性？我曾经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言，当我提到中国需要文化输出时，一位教授站起来反驳我，说王教授提出文化输出，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输出了。我真的为他而无地自容，一位教授居然说中国一无所有。后来我看看自己——自己头上理的发是西式的，西装领带是西式的，说的英文是西式的，看的书也是西式的。确实，中国还剩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把汉字废除后，当我们把中国的许多习俗废除后，当您跟父亲吃饭都是AA制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全盘西化了。但是这些之外，我觉得中国还是有东西的，中国的东西在于要去“发现”。中国的文化一定要输出，如果不输出，文化的误解，文化的妖魔化是必然的。在我看，面对西方和东方有四种姿态：仰视、平视、俯视，还有歧视。我们只能平视。但是问题在于你想平视，别人却不愿意，你想输出别人却不愿意接受。他们会说，你的输出与我们的汉学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如美国有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先生，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观察的视角不同。西方人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的，而文化输出是中国学者从本土视角出发加以观察。
文化输出有三个层次：知识型——古典经典，输出从先秦到王国维时期两千年的经典；对话型——指二十世纪康梁王开始到季羡林时代，他们经历了欧风美雨以后的新的思想；生态型——指东西互动的当代文化生态，如建筑、舞蹈、艺术等等。我们过去留学生总是拿出一本书送给老外，这种形式是单一的无效的。我在日本时曾经拜见一个教授，这位教授拿出一捆中国书法和绘画。他说，当代中国的书法不行了，我一看就是赝品。还有一些三流书法，把自己的很差的作品送给讲究艺术品味的老外，人家怎么会看得起。我说，但是应该到故宫和中国美术馆看看中国的真东西。
其实，中国的文化不是不行，翻译问题较多。首先翻译的对象是什么？把我们的东西放在他们的架子上，他们也不看，可是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看。日本在1985年提出文化输出的概念，要改变经济大国的印象，在政府巨大财政支持下，把史学、哲学等大量的著作翻译成西文。十五年后，西方人对日本有了更深的了解，印象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而目前中国官方似乎没有对此做出过太多的努力。文化是分三个层次的，目前的所谓输出只注重最低层次的实用文化，如京剧的变脸、杂技、气功、武术、民俗，但是却无情地抛弃了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思想文化就是经史子集，艺术文化比如古琴、编钟也无人问津。人类文明在某些方面是可以交叉的，西方现在有《探索》（discovery），我们也在拍中国的《探索》。把我们的编钟、古笛和当代性生态艺术都展现出来，让西方看到历史的中国和今日中国同样有魅力。
我们从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大国，直至文化大国，没有准备是不行的，但是中国的文化至少还存在下面一些问题。
其一，文化的虚无主义。自己就总是认为自己不行，从心里就把自己打败了。
第二，文化的标准刻度太低。我认为将来是“文图时代”，而不会成为完全的图象时代，一位学生做硕士毕业论文，关于《论语》的研究，他看的不是孔子的《论语》，却是蔡志忠的漫画，他可以短平快地把主要内容掌握。可是《论语》的“仁者爱人”的核心理念，漫画却是无法表达的，只能在卡通人物的嘴边用箭头指向一个方框，文字标明“仁者爱人”。同时我们争论中国的文化是应该普及还是提高？我认为应该提高，我们就是太缺少大师级的人物，跨学科的过度提倡也降低了精品。
第三，缺少有文化输出胆识的人。人们把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电视大型文艺节目上了，再也没有时间看朝霞，看日落，对哲学也失去了兴趣。人们面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惊奇，有位诗人说，当一年四季的温度都定在26度的时候，用空调来完成；当一年四季的风都关在窗外的时候，用窗子来完成；当一年四季的光线都是柔和的时候，用电灯来来完成，这样人就变成了墙内的囚徒，有一定的道理。今天的人很少有人面对苍穹而惊叹，但是我们应该惊叹。我们茫茫的宇宙中你认为有一个太阳系还是多个太阳系，有一个宇宙还是有几个宇宙，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不深奥呢？哲学没有了惊奇，文学也就不惊奇了，人们也就只好惊奇于“人咬狗”的新闻了。
第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文化可持续发展今天变得空前重要，是一个极大的课题，我们应该重视它。
第五，缺少文化输出的资金。唐代玄奘的成功是因为得到了唐太宗的大力支持，而我们今天面对文化资金总是格外地匮乏。我想应该多多借助海外和民间的资金。
作为个体是很卑微的，人无论世俗生活有多么幸福，总是要死的。我们是六十亿分之一，何其渺茫，我们总是会感到越来越大的“无名”的威胁。钱钟书曾说，战国时代的人不是老人，我们才是，因为我们不但知道战国还知道晚清，我们比孔子老多了。为了中国，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虽然只能像愚公一样始终相信“巍峨的高山是永恒”，但如果我们把握住自己的有限能力，就能让我们的无数个有限对抗无限而成为无限。
五、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问答录
问：王教授您好，尽管您在讲座的开始提到了，今天的讲座悲观色彩要浓一些。但是从您的讲座中，谈到中国的文化时，我觉得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您设立了一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它是要达到与其它文化保持相互交融、相互平等的地位呢？还是发展一个中国核心文化，从西方的核心主义变成东方核心主义？
答：中国不能成为东方的核心主义，它只能是用西方比较成熟的国际公认形式，装入中国的内容。刚才你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认为我是一个悲观底色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我们做的事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霍金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提出一个观点，说人类活不过这一千年，主要因为地球过度开发、资源耗尽和权力竞争，他认为这些是恐龙死亡的绝对原因。所以人类，特别是美国准备向外星移民。我曾经开玩笑，美国都在向外星球移民，而中国的学生还在拼命地学外语，要到美国去，是不是太傻了。（笑声）
问：王教授，我想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很多教授说中国的文化没有了，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衣饰了，然后我注意到辜鸿铭先生过去整天都穿着马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教授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比如每天上课穿一身马褂？（笑声）
答：我认为穿什么已经不重要了，王国维脑后面留一个小辫子的时候，那仅仅是一个符号。我的看法是关键问题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我觉得穿马褂的人，他们谈的是腐儒的问题，空想的问题。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些知识考古学家一定要知道，中国文化有哪些已经死亡了？有哪些文化中的碎片需要整理？有哪些学要发扬光大？这不是靠穿马褂就能解决的。
问：我想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发现东方的出发点是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想改变自己呢？还是以改变中国在西方被扭曲的形象为目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是这两个出发点都有的话，会不会出现一种尴尬的情况：中国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传统，却不能进入西方文化的视野中，仍然得不到西方文化的重视，结果是仍然没有人聆听东方文化的声音？
答：关于发现东方你提出了两条，一个是中国确实是被误解了，不管是古代的东西还是现代的东西，我们需要整体性输出完整性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就是说，发现东方确实是中国很多古老的东西已经过时，我们发现的东方是现代化洗礼之后的东方，而不是先秦的东方、魏晋的东方。发现东方仅仅是为了减少误解，当你面对强权的时候不要沉默，要发扬那种传教士精神，到了澳门口等了七年进不来，直至死在那里。发现东方是我们的心态，文化输出是我们的实践。会不会存在尴尬，我认为任何文化之间的争论都会有尴尬。要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东方，不要让他们觉得中国人永远是野蛮的。我认为当前重要的还是整理和输出，至于创造和转化还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问：您认为输出文化的立脚点是什么？是不是可以有阳春白雪也可以有下里巴人呢？
答：这个想法值得我们思考。我的想法中下里巴人的东西可能会少一些，因为我们已经输出了很多的东西了。比如有些人说我们景泰蓝技术泄密了，鼻烟壶也泄密了。我家里有一个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转型时期的彩陶，它所展示的历史气息我认为是蛐蛐罐和景泰蓝所不能比拟的。我还是觉得中国先秦的大气，到晚清玩蛐蛐罐和鼻烟壶的时候已经荡然无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的东西不是重要的，我们尽可以借助西方任何的成熟的形式。但是内容我说不好，内容应该是全面的。我相信，中国从汉代就开始了跟西域的对话，文化不是单一的，它是几个力量组成的平行四边形，按照合力的方向发展。
问：您刚才说到海外汉学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以西方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可是我们从小到大受的都是西式的教育，过着西式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能够保证看待自己的方式不是西式的呢？换句话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用中国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呢？
答：不应该认为在什么地方生存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可能是在中国生存具有西方思想，也可能在西方生存却有中国思想。但是它有两个前提，首先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以无数个体的总和来发展，而是以某一群体的人的超越性思考来发展的，也就意味着有限的思考是无限的。所以历史不是继承，历史不是镌刻，历史是遗忘。从先秦到现在我们能记得历史上的几个高官或者学究？我们现在大概记不得春秋时期的一位“重臣”，但是我们记得孔子。当你的思想与社会某一点契合时，它就有可能成为放大的思想。在海外思考中国问题，当这种思考与中国的“运”、“气”相连的时候就有用；在中国思考西方问题，也可能会错位，也可能把握到真切的东西。
问：您觉得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有好的文化，我们的优势在哪里？世界最需要的是我们的什么？
答：这只有我们自己来寻找。输出的应该是好东西，输出文化是为了减少分化，是希望西方了解我们。我在国外生活了两年，与邻居都没有任何交往。可是有一天，当我忧郁地拉着二胡《二泉印月》的时候，一位美国青年却敲开我的房门，要拜我为师。我说：“你们的钢琴、小提琴不是比二胡高级多了？”他说：“音乐不在于炫技，而在于打动你心灵的东西。”
问：您说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您说的“东方”和“文化”都是指的我们古代的东西。但是文化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您认为我们现在的文化已经半盘西化了，但是这其中还有我们东方自己独立的思想，希望方式并不是完全西方式的。我们在保存原来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应不应该更加创造我们现在的文化，就是把目光不只是投向以前，而且放在现在和将来的文化发展上？
答：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文化输出的层面是多方面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包括。还要强调的是发现东方是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东方，如果没有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不会进步的。你的说法我是同意的。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是将来文化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我们要注意的是任何选择都不要造成文化上的歧视和消极性。
问：我想就文化输出的形式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读康德和黑格尔，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需要西方文化，我们与日本不同，西方对日本是不了解和不歧视。但是西方目前对我们是轻视和排斥的，我想翻译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吧？
答：基督教在唐代的时候叫景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教派是前仆后继。唐代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当时景教有什么资本可以向我们输出呢？但是他们输出了。今天的丽江虽然是不比北京现代，但是确是老外最爱去的地方。任何一种差异性的文化总会有某些东西触动到他们的，而且思想史不象科学一样是跨越式的，而是累积式的，不要因为人微言轻而不言。形式上，书是最好的，我们也要综合其它的方式，我们正在录制发现并弘扬中华文化的DVD节目。
问：作为学者，您以什么状态做这些事情，行动的底线是什么？
答：谈起当代知识分子我就伤心，当知识分子变成“知道分子”时，就少了思想的分泌。我提出“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不是想标新立异，也不想出名，只是想在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背景下做一些文化的传递。相信做事要有平常心，要深信有意义。也许你今天做的微乎其微，但是慢慢地总会让西方知道中国不仅有川剧变脸、故宫、景泰蓝，还有别的一些更高明更具有精神性的存在。谢谢大家。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等。当代中国书法“文化书法”理论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