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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胜勋:“文化立国”与中国的文化立场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2-09-23
时胜勋
(北京大学中文系)
[摘要] 文化立国是世界大国的国家战略。文化立国需要树立新的文化态度和形成文化创新的当代意向。文化立国重视中国文化的价值立场。文化立国的立场不是玄想的立场,而是体现人文价值的立场。以文化新态度、文化创新的当代意向和价值立场为基础的文化立国从而成为中国文化未来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 文化立国;文化态度;文化创新;文化立场
一、文化立国与国家战略
“文化”成为当代核心关键词。在当代社会,军事、政治、经济的冲突日益尖锐,也日益隐秘,文化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另一种社会调节机制。文化调节对生活的意义主要在于让生活“和谐”。文化调节以一定的文化身份资源为基础,文化身份资源的缺失也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危机。比如在“日常生活价值观”、“艺术生活理念”和“思想生活人文观”等方面各自出现了自己的危机。一切文化的危机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根本的却是生活的危机。在当下,“文化身份”的提出不在于对文化自身的作用,而在于通过文化身份而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生活上的紧密联系,从而构建和谐的人类生活。基于文化身份重建的文化立国,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文化立国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一个口号和战略,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
美国作为世界上头号文化产业大国,每年出口的视听产品占全球市场的57.6%,其中音乐唱片占全球消费量的60%。美国电影产量虽然仅占全球的6%,但市场占有率却高达80%。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有72家是文化企业。【1】美国以其强大的文化产业体系向世界大规模推行着自己的文化价值。这种推行如此常见,但又如此深刻,使得许多民族文化产业迅速被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美国的文化标准左右了“非美国”的文化世界。
东亚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近又要走向文化大国。1995年,日本出台了《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提出21世纪的文化立国战略。李彦辉认为,日本的文化立国大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1.提出重新评价和确立日本文化的口号,鼓吹日本文化优越,以激发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其“政治大国”的目的服务。2.声称日本要以文化吸收国转为文化转播国。通过宣传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它的典范意义来提高日本文化的国际地位,以提高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身价。3.宣扬东洋文明,建立以日本文化为正统的东洋文化圈。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使亚洲国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也接受日本文化。【2】显然,日本文化立国有着其世界性的目的。
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国民政府新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推进计划”、“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当年,美国占42.6%,欧洲占33.9%,亚洲、南太平洋国家占19%,其中日本占10%,其他国家占有剩余的份额),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显然这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但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
国内的“文化立国”论者亦不乏其人。【3】实际上,中国以前的文化战略还没有上升到“文化立国”,仅仅停留在“科教兴国”层次上。2006年9月13日,中国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文化发展纲要,可以估计中国的“文化立国”战略正在启动。
不过,从文化的根本的人性价值看,文化立国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赚更多的钱,不在于更多人消费某一种文化,而在于使这个国家的人都成为有文化的人,也使其他世界的人能够从中获得精神陶冶和精神享受。文化对社会生活的调节才是文化立国的根本。
二、新文化态度的树立
文化立国是社会生活文化调节转向的一个必然结果。文化立国必须要有崭新的文化态度。树立崭新的文化态度对文化立国而是极为重要的。
文化立国需要对文化所立之根的文化遗产进行重新的检视。一般认为中国有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有一些事实却不得不说。我们的文化其实并不丰厚。比如,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过于成熟和漫长,而现代精神则明显积淀不足。再拿物质方面的文物而言,中国在世界上并不占优势。比如美国有约8000座博物馆,它的斯密森博物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历史博物馆藏品分别达1亿3000万件、8000多万件和1700万件,再如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也有700万件,而中国馆藏最多的故宫博物院也不过150万件。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为数也不多,截止2006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28项(包括双重遗产),意大利40项,西班牙37项,法国29项。有5000年历史且面积同整个欧洲相当的中国,其世界文化遗产数量还不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同时,文化遗产的背后利益不可不察。【4】另一方面,中国的世界遗产状况并不乐观,世界文化遗产的商业利益和旅游效益被过多重视,导致“以旅游养文化”的奇怪局面。实际上,中国文化遗产战略不是申请更多的世界文化遗产,而是营造良好的保护氛围和遗产意识。此外,中国的文物盗窃活动极为猖獗,晚近20多年,被挖古墓约有20万座,每年流失海外文物约1万件。中国文物文献保护也有很多问题,经费不足,人才不足,技术不足。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陆建松曾指出,文化遗产面临着五大威胁,即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破坏、建设性破坏、开发性破坏、修复性破坏和环境破坏。【5】可以说,文化遗产,不论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或者是实物和非实物形态的,并不是保护一下就一劳永逸的。文化遗产需要重新检视,什么是文化遗产,中国到底有多少文化家底,文化遗产究竟对人类有何作用,等等问题,都需要做出新的思考和行动。
20世纪,中国盛行文化拿来,但20世纪的文化拿来并不是“文化立国”,而是“文化救国”。在文化立国的意义上,文化并不是用来拯救一个国家,而是用来塑造一代新人。文化立国正在“立人”,而不在“救人”。其实,在1907年,年轻的鲁迅在其《文化偏至论》中就意识到,中国“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6】救人只在求其存,而立人则在求其发展。文化立国的发展意识大于文化救国的危机意识。实际上,解决国族问题不在于单纯的救,而在于用发展来救,也即文化救国必然走向文化立国。
文化立国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吸收不是一个饥饿之人的饥不择食,而是补中国文化之失,在于营养的均衡。国家的救亡主要在于经济、政治和军事,而国家的发展则主要在于文化。文化救国正如同用外来的水来救自家的院子的火,火是灭了,但自家院子也不再是自家院子模样了。文化立国则用外来的水滋养自家田园,但并不否认自家水不好。文化立国的根本在于不是用水来灭火,而是用水来养,使木茁壮成长。在这个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文化之水理应济家园之木,人文之心。
而且,只有在文化立国的基础上,文化遗产才能得以重视。实际上,在20世纪文化救国的浪潮中,文化也仅仅是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是被视为火的或者社会前进的障碍,所以,传统文化的坚持者也把西方文化看作是必须阻挡的“洪水猛兽”。现在,中国经济崛起,国家救亡的任务也转变为国家复兴,文化立国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文化立国才能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一视同仁。没有这种崭新的文化态度,外来文化就还如洪水猛兽般会淹没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还将在“中西体用”间挣扎。
三、文化创新的当代意向
文化创新对社会调节的意义的文化立国基本价值归宿。如果文化立国仅仅是对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而言的话,那么,文化立国就是没有目标的。文化立国的目标在于通过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综合吸收而获得一种“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的提出并不基于文化自身,而是基于文化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实际上,既有的文化成果对社会生活有着充分的调节功能,特别是人伦关系。在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的时候,提出文化创新的更本的动机在于:文化调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文化创新是一个以时间为指向的战略。传统文化固可以调节中国,但时代有所变迁,外来文化固可以调节时代,但地域有所差别。当代中国的文化就是用于调节“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文化。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已经不同于古代,一个是其现代性,包括生活内容的丰富化,生活的快节奏,一个是世界社会生活交往的频繁。文化创新不仅在于对现代的社会生活作出说明,也在于对国际化的社会生活作出说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是商业化的、经济化的、流动化的社会生活,是诸多生活理念消亡和新生的社会生活。对待这种进行时的生活,我们颇感陌生和不适应。对此的说明和指引无疑是需要文化的巨大心力投入的。
文化创新在于使中国国民意识到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危机与希望,如何从这个大变动时代抓住自己的机会。一切因循守旧都无助于文化创新。没有文化创新,社会生活就如一潭死水。文化创新要对这个时代作出细致入微和引人入胜的说明,就如同《红楼梦》对封建中国的说明,就如同《城堡》对现代西方社会的说明一样。文化创新对社会生活的说明无论抽象还是具体,都务必将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充分全面的展现出来,它的危险,它的方向。一部不关注当代现实的作品就不可能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们看到大量的作品,但很少看到“大作品”。我们看到现实的纷扰,却很少看到通向理想的路标。
现代社会是流动的、复杂的社会,流行着多元价值观。文化创新因此要对这个社会生活的价值观作出批判性说明。文化多元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潮,但文化多元却不能拒绝批判。因为,人类的生活不是追求“更多的生活”,而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在此意义上,丰富的生活并不比单纯的生活更多什么内容。任何打着“文化多元主义”的旗号从事兜售各类陈腐没落文化的行径都是文化创新所不能接受的。曾子言“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苏格拉底也曾申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申辩篇》38A),其对现代社会生活而言依然有意义。“文化多元主义”如果没有经过批判反思,或者合法性论证,它对这个社会就不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社会生活的交往是互通有无,相互交换。文化创新对于社会生活而言,其重要性在于提供了交往性的“资源储备”。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特产”的民族,其国际化的社会交往势必处于劣势。因此,文化创新要进一步丰富社会生活交往性的资源。这种资源包括文化遗产,包括改造后的外来文化,但最重要的是当代文化的新成果。国家的自豪感主要来自于文化的巨大成就,但在中国,文化固然一片繁荣,但没有高度和深度,特立独行的思想大师寂兮寥兮,众人都在咀嚼流行生活观念;润物无声的艺术大家屈指可数,众人都在消费粗制滥造的艺术;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各自为政,众人只为生计奔波;文化流派的此起彼伏很难再现,而只是一个又一个封闭的圈子,如泡沫一般变大,然后破裂;叱咤风云的社会活动家慢慢远去,勾心斗角成为人际交往的潜在话语。这些反衬着中国经济日益崛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如果我们再次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克隆的、肤浅的老大帝国的旧影子,这难道不可悲吗?
在竞争日益强烈的时代,中国文化如果要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而应看到,世界文化中缺乏中国文化。文化立国也必然走向文化生态意义的“文化输出”。【7】文化的基本功能是社会调节,当这个社会缺乏了文化中介,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就没有身份。没有了文化身份,国际交往就不可能深入。文化输出是文化心态的革新。由于中国已经不再是天下,而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不能“坐而论道”,而应“起而行之”。
文化输出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调节是极为重要的,首先在于世界能够了解一个全面的文化,并增进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文化输出的国际性调节是当代的文化生态主义的重要支持力量。文化输出的前提是文化立国,文化输出的任务是建立健康的中国文化身份,而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中国与世界的积极交往。“文化生态主义”超越经济的进口和出口,而达到文化世界的“新陈代谢”。中国文化需要吐故纳新,世界文化亦需如此。世界文化的互动不仅有利于各国文化的成长,也有益于世界文化的发展。
四、中国文化的价值立场
文化立国是战略和眼光,它需要行动的保证,身份的价值立场就是文化立国的基本行动保证。文化身份的价值立场就是坚持从文化出发,对人类社会及其个体进行基本的人性展示和人文塑造,从而充分发挥文化的社会调节功能。
在社会生活中,文化可以区分人,又可以联合人。区域性是发挥了区域优势和专业优势,但不意味着去拒绝世界和整体。区域性是实施操作方面,强调特色和具体的落实性,世界性则是从整体眼界上着眼的,强调综合性和发展的方向性,二者的有机结合将有效促进文化的发展。世界性不仅指“世界文化”,也指“文化世界”。前者是指“区域文化”走向全球的“世界文化”,即从中国文化到世界文化;后者是指专业文化走向综合的文化世界,即从不同文化分支到总体文化。文化要具体落实到地区和部门,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和整体。区域性避免空洞无物的世界整体,世界性则有效遏止地域上和专业上的封闭和孤立倾向,并促进各区域间、各专业间文化的合作、交流、吸收和繁荣。这一“分”一“合”正是文化调节的基本体现。因此,文化的价值立场不能不兼顾区域性和世界性。
文化可以使社会生活具有鲜活的个性,又具有“天人合一”的精神秉性。个体性是区域性的具体化,而宇宙性是世界性的进一步提升。文化的最小单位是个体,没有个体的活动,文化就成为纯粹的文本。文化对个体而言,主要是个体的修为和操守。由道德自律、自我意识、超越意识、社会责任感、文化使命感等为要素的个体修为就是将文化的因素内化到自身的精神世界中和日常行为中,以此使个体成为文化的个体,坚守个体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身份立场的宇宙性是指个体与宇宙大化(生命、社会、自然)的“敬畏-亲近”关系。个体不是极度膨胀的个体,而是敬畏宇宙、亲近宇宙、守护宇宙的个体。宇宙性使个体、社会和人类将逐渐意识到“天地不仁”(《老子》第五章),自己不再妄自尊大,不再以无限的冲突解决问题,唯有“敬畏-亲近”才能化解危机。
文化从来塑造着彼此差异的一群人,这一群人的生活交往不是排他性的,而是人类性的。大凡讨论文化,民族性必是一个具体的落脚点。文化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等形成了文化的民族性。中国文化的立场不能丢失民族特色,民族的是中华民族的,包括汉族和其他全部少数民族。但民族性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立场,固然只有民族的才是人类的,但如果没有一定的人类性的“文化共识”,不同民族文化如何相互欣赏?所以,文化的人类性不是指文化的民族性被取消,当然科学应该是超民族的,而是说民族文化间的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吸收、共同繁荣,也即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态度。文化上没有抽象的人类性,只有具体的民族性。西方将自身文化的民族性上升为人类性从而贬低其他民族是非人类性,这是民族自大的表现。非人类立场不是与民族立场相对,而是与反人类、反社会的文化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和沙文主义等立场相对,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立场也是反民族的。它们危害民族文化,也危害人类文化。只有人类立场和民族立场的相辅相成才有利于文化的共同繁荣。
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文化也以知识的形式存在着,如何将这种知识性的文化转变为生活性的文化,是文化调节的重要任务。以客观、公正、平等、全面、审慎为特点的知识性立场是理性地理解和维护多元差异的文化生态。知识立场是反思、批判的立场,注重换位思考和自我清理,将自己设立在处境上,不被中心所束缚,不执意强调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超越“自我/他者、中心/边缘、殖民者/被殖民、黑人/白人、有能力的/残废的、异性恋/同性恋和男性/女性”的对立。【8】实际上,目前许多文化偏见和误解就是出自非知识的立场,沉醉在文化的巨型想象中,不愿意全面理解其他文化。知识立场是认识文化的原则,但文化不仅是认识的对象,还是实践活动的内容。这个实践主要是指生活实践,也就是说,文化围绕着人的生活世界,她不仅亲切感人、活泼动人、人文化人,而且批判、抗争、催人奋进。文化偏离了生活立场,就成为少数人的技巧和权力,不再具有生命力和震撼力。生活性拒绝文化的非生活化,诸如博物馆化、游览化、生活异化(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的)等,这些都是对生活世界的剥离。文化过程是“嵌入在本身可被分析的生活世界、生活空间和生活经验”【9】中的,那些无法落实、无法还原和无法回归到生活世界中的文化也就成为假的和空的文化。
江山代有才人出,正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化。文化缺乏独特鲜明的时代性,人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人的发展无从谈起,也正是“文化前瞻性”的缺失,这一恶性循环无疑预示着文化调节的“老化”。中国应获得的文化身份应该是现代的文化身份。具有现代性的“现代人”不是对古代世界的迷恋,而是用辩证、吸收、阐释的眼光重新审视古代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更主动地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力和存在形式”。【10】现代立场也是对当下自我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代立场致力于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把握和对时代精神的捕捉。现代立场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普遍认同的立场,也是人们所能达成的文化共识,一切文化成果和文化活动都应该在现代的尺度上加以衡量。但文化在不断发展,现代也将成为过去,不能因为现代而遗忘了未来。真理越出半步就成为谬误,现代固步自封也将成为落后的、不合时宜的。因此,在文化的价值观上要采取前瞻立场。前瞻立场就是面向未来,以可持续、生态的理念去积极发展人类文化、不断完善文化尺度。
当“文化身份被视为一种前景,一种未来,一种前景设想”,“它同其他民族发展的前景的关系可能更具可塑性。前瞻性为对话和协商留下了余地,也为获得相互重合的共识创造了空间。”【11】中国文化要有“面向未来”的气魄,不断反思和阐释以往的成绩,不断超越和提升现在的境界。唯此,中国文化的身份才可能有持久的有效性和无限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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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章原发表于中国政治学专业核心期刊《理论与改革》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