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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刚:从“为学之序”到“斯文复崇”的书院教育嬗变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0-12-14
从“为学之序”到“斯文复崇”的书院教育嬗变嬗变
——古代书院书学教育的国学特质及当下鉴思
李青刚
(成都砚心书院 四川成都 610213)
[内容提要] 古代书院教育在“六学”中产生了“书学”专业学科门类,其书学教育的国学特质与人文传承,蕴含着启迪当代的特色化教育理念。书院教育走过了从古代“为学之序”到现代“斯文复崇”的社会嬗变。以古代书院书学教育为指引,探究文化自信与文艺繁荣下的高校书法学科教学,实现从“写好字”(文化技能教育)到“学好书法”(审美人文教育)的观念转变,尊崇“以人为本、以古为师、以德育人、以艺养心”的国学教育理念,构建富含中国人文特色的高校书法教学模式。
[关键词] 古代书院 书学教育 国学特质 高校书法
书院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古代教育文化机构,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古代书院集结了千余年仁师贤达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书院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后逐步成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书院是古代学者发展学术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深耕之所,同时也是传承人文理念和教书育人的重要阵地。书院教育提倡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独立自主的培养模式,因时而设的学科门类,促进了我国古代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人文学科的发展打下了重要根基。特别是古代书院书学教育国学特质与人文理念,对新时代中国高校书法专业学科特色教学提供了重要了启示和借鉴。
一、古今书院教育功能的嬗变与创新
(一)古代书院与中国大学教育的续联。传统书院的主要功能集中于:敬天法祖、传授学问、培养士子、刻书印书。贯穿始终的核心是学理探究和人才培养。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宋代的程朱(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新儒学、明代的王湛(王阳明和湛若水)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都与书院息息相关。时至今日,社会继承和新建书院、高校增设书院越来越多,书院的教育形式使得传统中国的教育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发展成为以文化传播与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育和补充专业学科的高校教育的重要机构,这是书院由“内化教育”直接转变为“外化教育”的重要方式,也为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和内涵丰富奠定了基础。作为舶来品的中国大学教学体制,受时代因素影响,虽然经历了几重曲折革变,但多年来一直在探索“中国式”人才培养模式,也从未完全放弃对传统书院教育的借鉴和吸纳。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也可以照搬,因为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大学文化的构建需要在充分挖掘包括书院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中国大学文化呈现出中国内涵、中国精神和中国特色。
(二)古今书院教育功能的时代创变。宋代书院的重要创建者朱熹在《中庸章句》中,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称之为书院的“为学之序”,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重要理念。传承至今,已成为国内多所大学的校训。清末国门打开,西学东渐,以教授西方科技为主的新式学堂兴起,传统书院得以改制,转型为近代学校。再到今天,传统书院在高校与社会中再次回归并被推崇,新的书院在全国各地兴建,迎来了书院的复兴之势,书院精神、书院文化成为了中国式特色教育中的重要财富。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国大学的联合创办,亦是近年来中国书院文化的对外拓展的缩影。书院的功能也已演化为传统国学的传承、历史文化的探学、人文精神的继承、文化艺术的传播等“斯文复崇”的新阶段,其背后是新时代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下文化自信的显现。
(三)古代书院书学教育的当下鉴思。古代书院以诸子学术思想和当朝文教政策为主,其书学教育虽非“经、史、理、文”独立门类中的重点,其教育形式也并非为书学教育而量身定制,但以传统文化为载体的书院教学,随之科举考试形成的互动影响,书学教育贯穿于古代书院教学的全程,使其隐形成为书院教学的必备内容。在弘扬传统文化、厚植文化自信的当今时代,理清古代书院书学教育的内涵、机制、特色,并联探究古代书院的书学教育与新时代高等学校书法学科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化古为今,取精去糟,实现中国传统国学的复兴传承,对新时代我国高等书法学科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二、古代书院书学教育的国学特质与人文传承
(一)以儒理为根基,注重“为学之序”的学养修炼。书院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思想及文化源流密切相关,而且与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连。书院是儒学研究和传统教育的重要形式,其创建者大都为当时的宿学鸿儒。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所以能够名留史料,离不开建院兴院之儒理大家:应天书院是北宋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的讲学之所,嵩阳书院是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二兄弟的播道之地,白鹿洞书院由南宋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家朱熹整顿复兴,岳麓书院经南宋教育家张拭主教建树声名遐迩。办学宗旨决定着办学方向,决定着“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隋初,国子学与太学并立,专门研习儒家经典,“书学”入列官学学府;入唐以后,官学倡导“六学”并举,其中“书学”得到发扬,专门培养书法方面的专业人才,书院亦开始将“书学”作为教育门类,此举乃唐代创举,对后世书学教育影响深远;宋代开始,书院“以德育人”办学宗旨的确立,将道德品质作为生徒培养目标的核心要求,直接而集中地体现儒家教育理念的规制。如宋代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讲学,把办学宗旨具体化为《白鹿洞书院揭示》(见图1),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对生徒提出“五伦”( 君臣应忠、父子应孝、兄弟应悌、夫妻应忍、朋友应善)、“为学之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人格教育。特别是要求生徒在修身方面,要做到“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严格自律”;在处事中要做到“正其义,不谋其利,先义后利,克己节欲”;在接物之中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诸求己”。可见,“三要”(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是儒家思想在古代书院千年传承的重要体现,也成为了后世书法践履者“修身立品”“人书合一”“书文同耕”精神的典范。
(二)熟悟经典书论,强调法书正统授学。虽然书学教育在古代书院的教学工作中并非独立重点,主要功用是记录传习和科举应考。许多书院有不少碑刻作品,亦是看中碑刻文学价值,当时其书法艺术价值并非重点推崇。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能否写好楷书成为进入仕途的重要条件。在“科举重书”政策驱使下,书法教育直接偏重科举制度的要求,“书学”作为“六学”之一成为专业科目。把书法作为工具使用的书院教育,要求生徒熟悟经典书论,多把蔡邕的《笔论》《九势》作为书法运笔规则;把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用笔赋》作为书写技巧的典范,把姜夔的《读书谱》、丰坊的《书诀》、刘熙载的《书概》等作为书法技法的指导标准,大力推崇。另外,重视经典法书及历代书法大家代表碑帖的正统临摹训练,随时代转换传承深入,书院书学教育越来越强调用笔、结体、章法。唐代书学以文字学为主要学习内容,在教师、生徒、内容、学制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促进了书法专业的普及,该时期的大批书法名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等一些高水平的书法家,其学书之路受书院书学教育影响颇深。在书学教育的带动下,基于经典书论和正统法书的熟稔学习,书院书学教育逐步强调艺术审美与文化应用,伴随产生于隋代、完备于唐代、改革于宋代、鼎盛于明代的科举制,在促进书法教育体系的传承和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三)“因材施教,随人指授”的学规学风。书院从明代起,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仁达先贤认为,书院学风应遵循“有修无规,离经得道”“因材施教,随人指授”的师承学风。明代理学名士林文俊《九华山甘泉书院田记》载:
书院经、史、理、文四学分校,分门讲授。有令诸生环听讲书,间日则分班回讲者;有诸生质疑,由学长、经长、堂长而及副讲、主洞,逐级递升者;有明白解答、详明指示者;有略加肩示,令其自悟者;有当头一喝,促其猛省者;有随事点拨,随处体认者;有反复辨难,导其梯进者;有请大师升堂讲说,当堂质疑者,不一而足。
可见,书院师者以生徒为本,为生徒量身定制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不仅以渊博的学识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的高尚品德感染学生,使学术思想得以传承和发扬。以“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为誉的岳麓书院,同样注重对生徒因材施教和师德教化培养,传承着以文化人、传道授业、兼济天下的思想与精神。这得益于乾隆年间王文清山长手定的《岳麓书院学规》,对书院学风进行严格规定,其中:
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时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学规》强调在书院学风约束下,生徒要做到知行合一、思辨结合的师承学习。文笔通俗而富含哲理,易读易记,也易接受,因而受到生徒的拥护和自觉遵守。乾隆十三年(1748年),其受业弟子出资将学规勒石(见图2),至今存于岳麓书院讲堂。这种师承学风,虽并非为“书学”专门总结,但在同期作为“以文载道、以字载理”的书院学习,依然成为了后世书院书学教育潜移默化的经典。
(四)诗赋文学创作,丰富了书学的人文特质。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国艺术的魂。苏轼曰:“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诗是内容,书是形式,其文是魂,其书为体,所以说“诗为书魂”。诗赋文学创作是古代文人志士的必备能力,其与书法创作的完美结合,成就了传承至今的不朽名篇。王羲之《兰亭序》、怀素《自叙帖》、苏轼《黄州寒食帖》、颜真卿《祭侄文稿》、孙过庭《书谱》、黄庭坚《松风阁诗帖》、米芾《蜀素帖》、杨凝式《韭花帖》等都是文书皆佳的上品。诗赋文学是古代书院的学习重点,而诗赋文学是书法创作的载体,脱离诗赋文学的书法创作得不到认可。隋唐以来,书院教育着力诗词歌赋创作能力的培养,培养了大批同时代的文人。同时期产生的书法家往往是诗人或文学家同于一身,他们的书作存在于他们所书的诗词、文章或信札之中。作为接受书院教育的贤士文人,提笔三思:先是写什么内容,然后是怎么写、最后是写成什么样子。唐德宗贞元年间书法理论家韩方明《授笔要说》曰:
欲书,当先看所书一纸之中,是何词句,言语多少,及纸色目,相称以何等书,令与书体相合。或真、或行、或草。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内容是书法创作的先导。诗赋文学的繁荣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古代书院教育体系中,从唐代到清代,“试帖诗”创作成为科考(童试、乡试、会试)重点被推崇,促使书院对诗赋教学达到了顶峰,极大丰富了书院书学教育的人文特质。
(五)国学名篇抄诵,固本培元纳吐精华。经典名篇是众多著作的精华,具有永恒的价值。经典著作之所以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既源于这些著作本身具有的不朽价值这一内在因素,又源于施教者反复强调从而形成教材这一外在因素。古代书院把经典名篇的诵读抄写,作为生徒固本培元、纳吐精华的传承之道,为书学文脉的发展起到了传承作用。古代书院除了最基本的《大学》《中庸》《论语》、《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左传》等四书五经经典名篇外,各地书院在不同时期都为生徒量身定制了更深层次的精读识诵和反复抄写的教本。如清朝时期,广州双桂书院要求生徒学习唐代以前要宗《文选》,唐代以后要宗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名家名篇(见图3);台湾海东书院要求生徒研习“试帖诗”时,取前代《国秀集》《中兴间气集》《近光集》以及近代《玉堂集》等;湖南澧阳书院学规提出:“不读程朱书者,理不精;不读汉魏唐宋文者,气不厚;不读唐律、不临古人碑版者,诗字皆俗态”;四川锦江书院学规规定,为了应付科考诗赋,要研读抄写《文选》《文苑英华》《唐人试帖》《历朝应制诗选》《凤池集》等。熟读和抄写经典著作是书院教育的不二法门,对书院人文教育起着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而人文教育恰是书法创作的内涵所在。要想入为文堂,书法有所成就,必须诵读抄写国学名篇,从中汲取丰富养料,才能“下笔有思,落字有神”。
三、当下高校书法教学对古代书院书学教育的探究与鉴思
盛世国强,文脉兴畅。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到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发布,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文艺工作提出的明确方向,给新时代书法人书写文化自信提供了舞台,也给高校书法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教学目标。
书法作为中国之国粹,五千年文化之传承,中华文化之精髓,经过了数千年的积淀,在新时代的中国,再次成为文艺的主角之一。在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置书法专业(本科、硕士、博士)、书法系、书法学院的大环境下,再次让书法焕发出新的光芒,书法人赶上了学书法的最好时代。同时我们也看到,高校书法学科不仅要立足于文化技术教育(写好字),更要体现传统国粹文化的人文审美传承(学好书法)。学好汉字、传承书法,已成为关系到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民族凝聚力提升甚至国家文化安全的大事,同时也是新时代高校专业书法人才(高校书法学科建设者、书法专业教师、书法专业学生)的重要使命。那么,新时代高校书法学科教学如何形成专业特色?如何探索更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国书”之脉?我们以古代书院书学教育为引进行探究和反思。
(一)敬畏传统经典,唤起对中华国学的追溯认同和学习热情。古代书院是社会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更是中华国学的传承载体。强化对传统文化的有序传承,在很多古代书院的学规、讲义、师者著述里皆有体现。思想深刻、意义丰富、文辞隽永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品行境界、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产生了恒久而深刻的影响。上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积极倡导开展国学教育,延续传统创办书院。著名思想家马一浮先生创办复性书院,大力培养民间自由研究国学的理性,彰显了他以民族国家为大任的教育理念;著名爱国将领唐生智先生在湖南东安创办耀祥书院,制定了“树人第一,植道德为大本”的办学宗旨,以“好学、力行、知耻”为校训,体现了新型书院的务实风格;教育家钱穆创立香港新亚书院,将知识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融为一体,是儒家教育理念与时代实践相结合的典范;1984年由著名学者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和汤一介等联合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保存完好的古代书院建筑、碑刻、文物、藏书等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成为今天重要的国学研究基地。高校书法专业学生要学好书法,必须从中华国学经典入手,方能登得堂奥。高校书法教学不能仅限于课纲上的临摹教学、创作训练、理论研究等内容,应有效地将古代书院的礼仪文化、诵读文化、诗词文化、节气文化、雅集文化等中华国学精髓在书法教学中得到唤醒。让学生启智性接受“先正衣冠,后明事理”“作揖拜师,六礼束修”“沐手净心,心无旁骛”等传统文化形式。形式是为了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继承,让学生回归传统,体验古人的敬畏之心,唤起对中华民族国学文化的追溯、理解和认同,让学生成为国学文化与爱国教育的传播者。
(二)充分融合“四文”教育,摆脱“应技”教育的束缚。书法是中国文化精神上的高迈境界,高等书法教育更离不开文字、文学、文化、文人四个“标签”。如果把书法比作一棵大树的话,文字是树之根基,文学是树之养料,文化是树之气质,文人是树之观象。文字、文人是具象的,文学、文化是抽象的。书法界公认的“三大行书”能著称于世,同样也离不开这四个身份标签。古代书院书学教育与经学、史学、子学紧密结合,以心性和人格培养为起点,体现精神濡染和品行教化的价值。高校书法教育不只是单纯的书写技法培养和训练,应将析字解字、书法溯源、诗词赏析、审美教育、传统文化、文人士风等充分融入,这关系到民族文化基因的培育和文化自信的树立。高校书法教学不能完全按照其他学科的传统“应技”教育模式,要以文字的形成渊源、诗词文化意境、名胜碑帖访学、古今书家传记梳理、书学理论源流、文房文化研究等作为切入点,关注学生学习中的兴趣点、思考点、创造点,鼓励学生在书法学习中主体参与,大胆解读,真正培养学生建立认知学习、探索学习、理解学习、终生学习的观念。
(三)重构课程及教材,跨学科开展个性化联动教学模式。早期的书院书学教育虽然没有单独的书法教学设计和安排,但师生课业抄录、教材誊写、教学演示、科目考试等都需要书法作为基础支撑,充分保证了书法的学习时间。唐宋二朝“以书取仕”作为选录官员的方法之一,使书法作为独立的课程受到重视,为书院设立书法教学课程奠定了基础。元明时期,书院对书法的教学从学习方法、临习对象、学习时间以及作业数量都进行了规范,书法成为其他学科学习的起点,推动了书院书法教学的学科化进程。清朝书院倡导“文”与“字”、“字法”与“性情”兼修并重,随着文教政策以及学术思想的深入,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书法专门人才。当前高校书法教学应借鉴古代书院“开门办学、触类旁通”的教学理念,不能仅局限于本校、本专业、本课目教材,应广泛涉猎更多人文学科门类,定期召开文学、哲学、史学、美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师资联动教学研讨会,联合多学科教师定期为学生推荐课外读物清单,联合多学科师资力量协同编写适合本校书法学科的个性化、特色化的专业教材,建立书法学科与其他跨学科融合对接的开放式联动教学模式,不断丰富高校书法的学科内涵。同时,在教学及专业实践安排上,可为学生组织跨高校书法交流夏(冬)令营、跨地区高校书法专业师生交流展、跨校区引进优质书法教材、优秀师资与精品课程等方式,建立地区性书法学科学术与教学联动机制,让书法专业走出“闭门造车”“不相往来”的自闭困境。
(四)“技法”与“心法”结合,突出学生的人格教育与审美情趣。古代书院书学教育中推崇的古人书论(多集中在笔法、章法、墨法),显然在今天很难让学生理解透彻,那怎么办呢?心性的开悟是书法教学的最大价值。明朝书院的倡导者王阳明提出“明心见性”的观点,在今天来看,其实就是把书法“技法”与“心法”结合,突出学生的人格教育与审美情趣。陈振濂先生指出:写字是技能教育,书法则首先是“美育”。技能教育紧盯着操作规则,而“美育”则首先关注并定位审美对象。李刚田先生也曾撰文指出:学习书法要做到“工匠的手,诗人的心”,技法上取法乎上,但一定要将‘真、善、美’的传统文化精髓内化于心,不能只靠灵性(炫技)创作,更需要人文修养积淀。可见,书写技能的知识是智商可以达到的,而人格教育集智商、情商、对人性的理解和所持的立世态度等众多内容。高校书法的教学目标不能把学好书法停留在“写好字”的初步阶段,更不是培养一出校门就能以“书法家”为业的一群人。而是教会学生必须用“文化人”角色不断提升自己,从“心法”入手,愿在书法之路上不断探索,在书法学习中逐步达到艺术领悟、审美判断、创新变化等成长与进步,这些都需要在老师的教学引导下,学生在书法学习中内心感受并表现出来,是学习书法的自我领悟。这样才能在创作中兼容并蓄,触类旁通,融性情(感性)与哲思(理性)于笔墨,回归书法本体和传统文化正脉,创作出属于自己独立艺术面貌的“代表作”。
四、结语
平波漫流,势至必达于海;深根厚植,时到自可昂霄。今天,当面对高等教育全球化时,我们不仅需要追赶世界优秀高等学府的步伐,更需要重温和继承我们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古至今,中国书院教育从“为学之序”到“斯文复崇”的嬗变,贯穿始终的是书院书学教育国学特质的传承和创新,这对当下中国高校书法专业学科教学有重要意义。古代书院不仅是“师授生学”的教学机构,也是古代士人研究学术、传承文化、实施教学的重要基地,为中国传统国学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书法是中国数千来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用西方美术视角的学术理论、教学方式、审美思维等来解读,无异于缘木求鱼,舍近求远。新时代高校书法教学的责任,是培养懂文化、有情感、会审美、能创造的人,古代书院书学教育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和借鉴。当前高校书法教学应该引导学生提升品行学识,践行美学规律,承续中华文脉,陶铸时代审美,构建高校科学的书法学科特色教学模式,把“以人为本、以古为师、以德育人、以艺养心”的传统文化教育理念落到实处,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德艺精修的优秀艺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