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形象与书法文化——王岳川接受杨洋的采访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0-11-15

　　杨洋（《艺术天成》主编）：作为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我想先请您谈谈当代中国书法走向，尤其想请您阐述一下您多年前提出并不断产生影响的“文化书法”。

　　王岳川：“文化书法”提出来的依据是从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或者后现代文化阶段状况，现代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它是颠倒权威，打倒经典，消解内容，不要精神等，用一句比较学术的话来说，叫精神的平面化、价值的边缘化。这种风气从美国传遍了欧洲，也传到亚洲，到了中国。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开门开窗全盘吸纳西方，书法界就出现了诸如：非汉字书法。我固执地认为，书法的“书”字主要是文字的意思，不是读书的“书”。书法是关于文字审美书写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非汉字书法不要汉字是与书法本意背道而驰的，如同一个唱京戏的不唱京戏了而讲相声，但他还叫自己是京剧大师。本体没有，已然错位。

　　文化书法坚持文化对于书法的重要性，在三个方面对现实书法中非文化现象加以纠偏：1、全盘西化的。比方说书法行为主义、政治pop，裸体书法，如把一个女孩子倒过来抱着裸体用头发蘸墨写书法，这种都是行为艺术，是一种比较变态的做法。2、民间书法。它反对的是“二王”传统，反对的是盛唐气象，比如说将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都pass掉，甚至反“宋四家”，说什么苏、黄、米、蔡也不过如此，把书法经典全部掏空了以后，抬出明清尤其是晚清书法大加追捧。其实，晚清是中国最没落的时代，也是中国三百年来没有精神创造被“文字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代，也是中国即将灭亡灭国的一个时代，其书法一定是衰败之相。可以说，抛弃了汉唐气象、魏晋气象和宋明气象以后，所谓的中国书法的明清化倾向问题很大。有人说敦煌写经就是好，以此来边缘化经典小楷。我上次在电视片《敦煌书法》着重谈到，敦煌写经生是必须经过严格考试的，没达到考试合格水准是没有资格写经的，不是什么人都来抄经。由此看出，今日书法界有一种明显的西化倾向和反文化倾向，还有一种介乎于两者之间左右摇摆的商派书法倾向，一切以书法拍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一平尺为准，书法文化精神相当淡漠。

　　杨洋：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性作用。艺术品大肆削弱了本身的文化属性，而片面追求商品价值。

　　王岳川：对，将书法过分市场化会使书法的丰富性成为单一性，精神性成为平面性。从此，书法违背了自己审美文化的境界诉求，其目的不在于书法本身，而转向书法之外的权力话语和市场博弈。在于这三派还有很多延伸派，比如说后现代派，行为艺术派，书法主义，波普艺术，民间书法，民间书风等，商派书法也有很多很多的分支，就不一一标明了。

　　杨洋：那么，您可以总结一下您提出的文化书法的精神内核和基本形态吗。

　　王岳川：文化书法提出的前提是这个世界反文化的书法太多，反汉字的书法太多，反审美的书法太多，因此文化书法旗帜鲜明地张扬书法的文化内涵，它要求坚持文化书法的人以文化为本位，尊敬文字，尊敬语言，尊敬笔墨，尊敬珍惜书写的生命高雅状态，而不是把书写弄成酒醉饭饱剔着牙打着嗝，狂写一种一种酒肉书法，一种杀气腾腾的书法。历史上有人曾质疑禅宗的合法性，说它没有什么了不起，它跟过去的佛教没有什么不一样。但在我看来，禅宗告诉你禅定的生活方式，就是简而又简损之又损——禅的生活就是充满一种问询和追问生命意义的生活，而不是穷奢极欲的消费主义生活，是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的顿悟，而不是弱水三千取六千瓢饮的疯狂，是九取一收的生命感悟和珍惜——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中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体认本真自我。还有质疑者提出文化有很多定义，难以确定。要去掉书袋说定义的话，“文化”的定义在西方所有的字典当中有两万六千多种解释。我认为一言以蔽之，文化主要是一种生活形态和精神生活方式。，我提出“文化书法”有几重含义：

　　其一，重在将书法变成人心中珍贵之境，变成我人们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变成生存环境中名家书写的流畅优美雄强的书法氛围。进而言之，文化书法强调书写的笔墨是其来有自、传承有序的，不以反“二王”而标榜自己的新潮，因为种“弑父”而寻找“继父”的所谓全盘西化虚无思潮早就过时了。

　　其二，文化书法反对将书法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消解掉，而剩下形式结构，似乎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其实，书法的“书”就是文字，书法的“书”就是内容，如果没有这一底线，就可以叫做画法，或者什么法都行，唯独不能叫做书法——只要有“书”法这个“书”字，就必须书写“字”，这个“字”就必须有“意”，这个“意”必须有神韵地传达出来而成为“法”。

　　其三，文化书法是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审美提倡，书法不是个人的关着门闭门造车，也不是裸体艺术家自己在屋里拿着墨往身上浇的试验，更不是反文化的反大众的，甚至是挑唆大众的，宠媚大众的反文化书法。书法是一种很重要的公共空间艺术，它不是小团体排外的一种利益驱动活动。书法是为了大众，为了提升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是“文而化之”的高雅艺术。

　　其四，强调书写的内容尽可能地要达到一种文化的高度。首先，书写内容上最好自己有足够的学养能够填词作诗甚至能做文写赋，如果达不到也要走进经典坚持书写经、史、子、集。真正的书法大家书写内容都是尽可能自己作诗作词作文，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东坡的《寒食帖》，乃至于米芾、王铎的诗和词，历朝的都是自己吟诵书写。当代启功和沈鹏也基本上自己写诗填词。但是更多的书家都是抄古人东西，本人也未能免俗。在去年出版的《王岳川书法集》里大部分写的是经史子集，但是我正在重新淘养我在国学方面气息，在今年出版《王岳川书法作品集》里面大量增加自己创造的诗词文赋。我想，我自己的努力别人似无可厚非，实在要厚非，我也不以为意。其次，就形式而言，文化书法尊重经典书法，经典书法以中国传统的历朝历代的经典为出发点，它对书写审美上的粗野、粗陋、粗糙都加以过滤；文化书法并不认同馆阁体，坚持过犹不及、不偏不倚，过分地馆阁我所不取也，过分地怪诞我所不取也。第三，文化书法的美学风格不讲求西化书法的“黑云压城城欲摧”，它不欣赏这样的西方式风格，但它支持选择这种风格的自由。我欣赏孔子的美学原则“子不语：怪力乱神”，对奇奇怪怪耸人听闻的东西暴力的东西、残忍的东西，还有乱伦的东西、乱国的东西，神神秘秘的东西，均不欣赏。我认为应还书法以本心，还书法以干净，还书法以清洁。文化书法坚守的书法高雅纯真，就像不喝阴沟水、吃地沟油，希望喝西藏拉萨的高原的纯净清水。文化书法的美学原则强调崇高和优美多元选择，你可以写碑的崇高也可以写帖的优美，甚至碑帖结合的处二者之间。但文化书法不赞成暴烈或者让人看了以后有跳楼自杀的感受的书法，更不欣赏萨特的美学原则“恶心”书法。文化书法拒绝恶心、拒绝残忍，拒绝贬低崇高和优美的东西，这是的美学原则。第四，文化书法的坚持提升大众“化大众”的诗意氛围，在与大众平等对话中共同提升彼此境界。在传媒时代不讨好大众，而是“化大众”——文而化之，春风化雨，犹如春草滋生的那种状态。书法家是平等待人的，是像孔夫子一样“道不远人”。“道”远人就不是道，只是邪门歪道。最后，文化书法坚持海外推进代表中国文化身份的中国经典书法。“学术者，天下之公器”，艺术不是为稻粱谋的工具！我将会怀着善良的心，为了二十一世纪大国崛起和文化软实力提升去倾心努力。文化书法是向海外传达中国文化“仁者爱人”的善意，传达中国面对西方霸权的一种坚贞不屈，传达中国永远不会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传达国际文化上的平等互动和取长补短。

　　文化书法纲领提到文化意味着：第一，后现代世界是反文化的世界，它要重新打出旗帜，张扬文化；第二，它认为书法的内容重要，它反对形式主义书法；第三，它强调书写美学风格的宁静致远，优美典雅，不偏不倚，中庸性的，合乎中国传统东方温文尔雅的传统的温良恭谦让的书法。有些人形式逻辑学勉强，但是辩证逻辑很差。文化书法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吁求，一个文而化之的呼唤。有人在咬文嚼字，我不反对，它可以让更理性规范，但是文化书法的文化启蒙和文化纠偏的意义谁也诋毁不了。

　　杨洋：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十周年了，当初成立的时候究竟有怎样的教学理念呢？

　　王岳川：在书法界山头林立，观念对立的复杂情况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对外想力求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对内纠正北大百年来所犯的重理轻文、藐视艺术的错误。

　　1918年蔡元培任命沈尹默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差不多在近百年中北大书法对中国书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引领之效。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北大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文理综合大学，而且以理为主，艺术就看不见了。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北大有一个艺术教研室，它的任务是给全校讲音乐欣赏、美术欣赏、雕塑欣赏、建筑欣赏等，实力非常单薄。蔡元培的德智体美劳、以美育宗教可以说落空了。我当时想，一定要重新振兴北大的审美教育，积极努力成立了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几年的教学，认识到一所大学必须有灵魂，一个研究教学体系必须有自己的精神旗帜，按照的书法教学方针和具体实践，提出“文化书法”的理念，意在与全盘西化的反文化书法对着干，与反精英打着民间旗号的书法路线对着干，与过度的书法市场化对着干。这个工作做了近十年，已经初见成效

　　杨洋：社会上还有些人对“文化书法”不太清楚，请您讲讲文化书法提出的原委和基本特征。

　　王岳川：是的，社会上对什么是“文化书法”还不明晰，借此机会，我想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一下：文化书法首先是一种书法理念和实践，强调北大书法教学的根本属性在于继承经典书法精神，我在实践上定了十六个字：“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

　　一、回归经典。因为一般人说回归传统会遭到攻击，因为传统有好的、坏的，有僵死的传统，经典不是，经典是一个民族，永远生气勃勃、美好向上的，代表了新生方向和走向，就像恩格斯说古希腊永远是人类的童贞，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是人类的童心慧眼飞智者等，这就是回归经典。

　　二、走进魏晋。走进魏晋就表明了既喜欢雄奇的书风，也喜欢优美的书风，既喜欢北碑的粗犷、摩崖石刻的宽阔，也喜欢王羲之的手札的优美典雅，八面出锋，阴阳相背，铁画银钩，内擫外拓。

　　三、守正创新。今天的中国人天天讲创新，其实都在抄袭，我敢这么说，在中国的书法上抄袭西方人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波普艺术比比皆是，在书法上抄袭日本人的少字数，抄袭日本人的现代书法，抄袭手岛右倾等比比皆是，中国人真正独创性的东西却很少。那么不抄袭西方也不抄袭日本，把民间东西拿出来行不行？也不行，有些人认为拿出民间的、老百姓的东西就是好的，或者工农兵的就是好的，是错误的看法。孔子之前，《诗经》诗经不止305首，大抵有800多首，孔子删掉了500多首。孔子是罪人还是英雄？当然结论是后者。他为什么要删诗？当然是有自己的美学标准的。守正创新，反对的是守邪创新、守歪创新、守丑创新、守恶创新。是不是西方完全没有可借鉴的？也有，比如说在创新的时候吸收西方的粗犷的视觉冲击力，吸收日本少字数的，一幅字不要写那么多，就写两个字，就像油画的冲击力也可以，但是真正书法的功夫还是靠技近乎道。

　　四、正大气象，是对文化书法美学的要求，第一是“正”，正派、正脉、正宗、正路；第二是“大”，大不是说写的很大，是那种大胸襟、大眼光，大气象；第三是“气”，浩然之气；第四是“象”，观人观其象，有孔颜气象，有盛唐气象。我认为一个国家将衰败的时候，必有衰败之书，必有滥书，必有怪书。什么双手写书，舌头写书，脚丫子写书，甚至头发写书。而一个国家在振兴的时候，一定是正大气象。这十六字教学方针是对“文化书法”传承文化提出的要求。

　　第二是从内容上的要求。现在一般人写东西都是抄抄唐诗宋词，我在他的诗歌风格没有定型的时候暂时也抄了很多唐诗宋词，但是有点不一样，从“经史子集”中摘出了很多话，文化书法的第一内容就是大的文化气象，强调的是内容必须经史子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话语，比如说像天地五行、依仁游艺、淡然无极、即心是佛等都是从儒家、道家、佛家的角度来写作，当然逐渐发展到要求文化书法的创作多写自己的诗词，这个角度来看是对内容的要求。写自己的诗词，这点是中国书法界今天的软肋。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做诗、填词、写书法，能及格的很少，那么今天很多人韵律不懂，基本落款格式不清，这是非常严重的文化缺失。文化书法使一批精通经史子集、精通琴棋书画、精通诗词歌赋的人来给书法界的薄弱环节补课。书法就这么多道道，书法绝非雕虫小技。

　　总之，我认为要否认书法的文化，否认书法的文化中心性是徒劳的，也是无知的。刚才谈到了文化书法的形式方面的十六个字，也谈到了内容的要求，要做到这两条是很难的，但是也只有做好这两条才能在中国书法西化之势中发出中国的声音，才能在中国书法处于汉字文化圈劣势情况下，恢复汉字文化的影响力“再中国化”。

　　杨洋：听了您的阐释，我相信更多的人会理解文化书法的真正意义。但是，有人会提出，有学问有文化，不一定就能写好书法啊。

　　王岳川：所以，学者就应该艺术化，书法家应该文化化。这种双向迈进的过程，是中国学术和书法互动的良性过程。文化书法意味着书法不是通过一种直接的方式来表现个人所拥有的文化或者学识，而是要将学识或者文化转化成一种心性、精神符号，并通过线条笔墨把它表现出来。其实，学者写的字写得不好的比比皆是，大美学家宗白华，大美学家朱光潜，还有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都喜欢写书法，但是从专业角度看，他们都达不到专业性水平以上。我提的是“文化书法”，不是说只要是一个大学者，他的字就一定能写好，只要是个高官，只要是个部长，他的字就一定能得到更多意义的，不行的。从古代来看，写得好的人，他们有一种共同性，就是学而优则仕。王羲之不是专业书法家，他是右将军。颜真卿也不是专业书法家，他是大将。苏东坡也不是专业书法家，他是杭州市市长。郑板桥也不是专业书法家，他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一个县长。包括黄山谷，甚至所谓“刷字”的职业书法家米芾，也是在皇帝周围行走的人。那么大学者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的字也没有达到专业以上，他们学问那么大，但他们的书法仅仅处于神、妙、逸、能四品中的能品。包括哲学家冯友兰，也不是职业书法家。学问大、官位高，并一定成为一个书法家。但是文化书法要求的是这两条都要达到一个均衡值：如果你是一个学者，那么你的技法上必须达到专业以上；如果你是一个书法家，你必须在文化上达到文人高度。你连唐诗三百都背不了，《古文观止》都读不通，那就只能表明你是一个写字匠。当然，“文化书法”四个字中“书法”是主语，“文化”是修饰书法的定语，需要注意书法技法的重要性，因为毕竟写的是“书法”，”文化”是内在于书法之中而不是游离于其外的。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新美学原则。技法是一个书法家的基本功，在书法上叫做初级阶段，“池水尽墨”后的高技法仍然是书法基础，打个比方，现在必须把英语学到八级，能达到在国际会议上流畅发言的程度，但是你发言的内容震撼人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你发言的声音的甜美。如果忽略这一点就会本末倒置，你可以是英语播音员上去发言，但讲出来的东西鹦鹉学舌，有什么意义呢？技法是一个书法家必备的最基础的东西。王羲之池水尽墨，钟繇也是池水尽黑，努力打下建造书法大厦的深厚技法地基。中层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要达到经史子集无一不通，琴棋书画万般皆备，而且将人格精神中喜怒哀乐传描出来，要不就写不了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写不了颜真卿的《祭侄稿》，写不了王铎的连绵草，他们的情绪那么强烈，使书法充满个性。最高的水平是领时代审美风气之先，这就是王羲之得开风气之先。王羲之完成从汉魏隶意朴质书体到娇美流变书风的蜕变，其书法舍弃秦汉的丰碑巨额而走向尺牍简札的清逸，传达出晋人尚志气平和、不激不厉的审美神韵，崛起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书法出现了全新的审美趣味，即由汉代隶书楷书的厚重宽博转变为魏晋以降的崇尚清瘦神骏的书风。到唐代又由魏晋清瘦尚韵的书风转变为崇尚雄强丰腴的书风，表现为宽阔舒放、气度轩昂，在展示个性特征时又具有法度规矩。唐代尚法的书风中仍有“求奇”的艺术追求，即在楷书上追求严正整饬，而在行书上追求抒情写意，在草书上追求浪漫狂放。

　　我为什么经常讲启功的书法，为什么启功书法会成为文革后一个新的美学原则？就在于文革杀气腾腾的书法结束了，终于让人拨开黑云见到青天，风轻云淡的书法成为一个新美学原则。一个书法家，如果不领略到时代审美风貌这一点，只能被时代所抛。今天中国成为大国崛起的时候，再也不可能写颓败的书法，那种无病呻吟的书法，以至于那种黑云压城、杀气腾腾、酒肉气的书法。书法最底层最坚实的低级阶段是笔法、结构、章法、墨法。中层关注自己的人格襟抱，情感高雅。高层关注时代精神境界，思考的是“道”，而不是思考的“技”。书法一定是技进乎道，如果是道进乎技的话，那就是反文化的书法。

　　杨洋：明白了文化书法的精神禀赋和价值诉求，我想问问文化书法对当今流派林立的书坛有什么启示意义呢。

　　王岳川：近些年来，书法界将眼睛盯着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书法，在商业层面更注重其拍卖价值，从而将书法与金钱的关系更为刺目地凸显出来。在艺术层面片面抬高“怒笔木强”、“武夫桀颉作气势”的犷悍怪诞书法，而遗忘了更为经典的魏晋书法韵味及其文化精神传统。书法真正人文自觉时期是在魏晋时期，韩国、日本的书法都是受中国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现在他们对书法的热情大大高于中国，对书法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大大高于中国，国家和社会对书法的拨款资助力度也大大高于中国，显示出巨大的书法国际差异性。

　　中国当代书法流派众多：传统派、现代派、少字数派、后现代派、行为艺术派、装置艺术、流行书风、学院派、非汉字的书法主义（又称“书象派”）、文化书法等，说明当代书坛已经进入“书法战国时代”，而其中最主要的方向是被西方拉走的，即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极端影响，而其背后则是一种中国书法的民族虚无主义。可以说，当代书法过分商业化和怪异化现象是值得反思检讨的，如所谓书法实验或先锋书法、行为艺术书法实践之类。前卫书法主张取消书法的文字载体，依赖线条和墨像来传达一种书法理念。行为艺术中的书法实践将书法定义为“笔墨在纸上的运动”，书法偏离了它的原有含义和内在规定性，成了一种事件性行为。这里牵涉到很多问题，不仅有书法传统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文化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混为一谈的问题，中国“书法性”的内核问题，中国书法全球化的问题。

　　在中国新世纪书法创新上，我强调守正创新之路，是在“正”上面的“新”，其所表现出的基本美学特征是“正大气象”！所谓“正”是强调对中国书法传统书法的精神把握，所谓“大”意在标举大气磅礴的雄浑书风。这当然有别于时下一些书法小巧之风，小风格、小趣味、小噱头。所谓“气象”既有孟子的“浩然之气”，也有孔颜“忧道不忧贫”的大气象。进一步说，“守正创新”的要求书法发展方向正，走书法未来发展的主流道路。当代中国书法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影响较大，传统经典流失较多。一些书法家感到很迷茫，因此，一味西化地将中国书法加以降解，甚至走到反经典非经典的地步，这些现象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而且是整个东亚的文化和艺术普遍现象。其文化话语是一种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误区导致的文化不自信，书法不自信。

　　当代书法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我们应该在走进经典中重新体认发掘书法经典的当代意义，进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只有那些坚持“守正”——从经典中升华出新的书法境界，“创新”——将中国书法经验逐渐世界化而成为人类的审美经验的书法大家，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书法乃至世界书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