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重建与书法文化价值——王岳川教授接受《艺术天成》主编杨洋的访谈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01-06

 

 

杨洋：王老师，您在学术界和书法界的知名度、影响力都非常高，艺术造诣也很高，想对您做一个访谈。

王岳川：好的，谢谢。

杨洋：您最近与言恭达、陈振濂、孙晓云、黄惇、管峻等一起获得“2012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同时，担纲策划并作为专家在中央电视台大型文化片《书法五千年》中阐释中国书法的文化魅力，并在中央电视台《文明之旅》畅谈“书法的人文情怀”，说明您在中国书法界的学术影响和艺术影响力正在扩大并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王岳川：我除了出版了三十多部学术著作以外（图片 王岳川学术著作），认识到仅仅是书本传播思想是不够的，因此更加重视电视文化传播功能，所以在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文明之旅”等栏目讲演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书法文化。这样传播自己的学术和艺术主张直接而迅捷，效果很好。至于当选“2012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我看成是社会对北大书法的逐步接纳和认同，仍需不断努力。

杨洋：您在多年前与季羡林先生、金开诚先生多次在“两会”提案要求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终于在去年有了结果。最近看到您在人民出版主编了一套20本的中小学书法教材，可见您不仅努力呼吁开设书法课，而且进入书法教学实践领域。

王岳川：是的。在教育部发出中小学开设书法课通知以后，我很快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一套由我担任主编的教材。现在这套中小学书法教材《书法》二十本已经出版，即将送教育部通过审查，这样就可以送到全国中小学生的课桌上，让上亿的中小学生开始练习书法。

杨洋：我注意到，您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不辞辛苦到西部甘肃青海书法教育基地去授课，并出席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常州会议，又与言恭达副主席及台湾书画家在海口举办“海峡两岸书法艺术交流展”，又与中书协苏士澍副主席参加全国政协文化交流团赴台访问展出。尤其是，您的一幅作品在北京饭店拍卖中价格很高。说明您不仅在书法理论和教学中影响很大，而且书法作品也获得社会评价体系的良好反映。

  王岳川：谢谢。在其位谋其政。担任中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当然得好好做事，努力在书法教育方面摸索一些经验，使得书法在人的审美教育中具有更有效的文化影响力。至于我的作品参加拍卖已经不是第一次，我参加了台湾、香港、大陆的多次慈善拍卖，所有款项都捐给了慈善机构用作给残疾儿童治疗费用和西部贫困儿童书法教育费用。这次书法作品拍卖所得，将用于拍摄我的大型文化片《发现东方》。

杨洋：您的爱心令我敬重。今年是北大书法所成立10周年，我注意到，北大书法所十年来招收了三届书法研究生近二百人和访问学者70余人，出版了十几部教学和学术研究著作。有良好的社会反响。

王岳川：德不孤，必有邻。北大书法所创立十周年，十年来遭受了很多风风雨雨和有意误读，我们终于走过来，而且会走的更好。我们有更多的计划，在后面我会详细道来。

杨洋：好的，作为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我想先请您谈谈当代中国书法走向，尤其想请您阐述一下您多年前提出并不断产生影响的“文化书法”。

  王岳川：“文化书法”提出来的依据是从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或者后现代文化阶段状况，现代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它是颠倒权威，打倒经典，消解内容，不要精神等，用一句比较学术的话来说，叫精神的平面化、价值的边缘化。这种风气从美国传遍了欧洲，也传到亚洲，到了中国。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开门开窗全盘吸纳西方，书法界就出现了诸如：非汉字书法。我固执地认为，书法的“书”字主要是文字的意思，不是读书的“书”。书法是关于文字审美书写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非汉字书法不要汉字是与书法本意背道而驰的，如同一个唱京戏的不唱京戏了而讲相声，但他还叫自己是京剧大师。本体没有，已然错位。

  文化书法坚持文化对于书法的重要性，在三个方面对现实书法中非文化现象加以纠偏：1、全盘西化的。比方说书法行为主义、政治pop，裸体书法，如把一个女孩子倒过来抱着裸体用头发蘸墨写书法，这种都是行为艺术，是一种比较变态的做法。2、民间书法。它反对的是“二王”传统，反对的是盛唐气象，比如说将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都pass掉，甚至反“宋四家”，说什么苏、黄、米、蔡也不过如此，把书法经典全部掏空了以后，抬出明清尤其是晚清书法大加追捧。其实，晚清是中国最没落的时代，也是中国三百年来没有精神创造被“文字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代，也是中国即将灭亡灭国的一个时代，其书法一定是衰败之相。可以说，抛弃了汉唐气象、魏晋气象和宋明气象以后，所谓的中国书法的明清化倾向问题很大。有人说敦煌写经就是好，以此来边缘化经典小楷。我上次在电视片《敦煌书法》着重谈到，敦煌写经生是必须经过严格考试的，没达到考试合格水准是没有资格写经的，不是什么人都来抄经。由此看出，今日书法界有一种明显的西化倾向和反文化倾向，还有一种介乎于两者之间左右摇摆的商派书法倾向，一切以书法拍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一平尺为准，书法文化精神相当淡漠。

  杨洋：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性作用。艺术品大肆削弱了本身的文化属性，而片面追求商品价值。

王岳川：对，将书法过分市场化会使书法的丰富性成为单一性，精神性成为平面性。从此，书法违背了自己审美文化的境界诉求，其目的不在于书法本身，而转向书法之外的权力话语和市场博弈。在于这三派还有很多延伸派，比如说后现代派，行为艺术派，书法主义，波普艺术，民间书法，民间书风等，商派书法也有很多很多的分支，就不一一标明了。

杨洋：那么，您可以总结一下您提出的文化书法的精神内核和基本形态吗。

王岳川：文化书法提出的前提是这个世界反文化的书法太多，反汉字的书法太多，反审美的书法太多，因此文化书法旗帜鲜明地张扬书法的文化内涵，它要求坚持文化书法的人以文化为本位，尊敬文字，尊敬语言，尊敬笔墨，尊敬珍惜书写的生命高雅状态，而不是把书写弄成酒醉饭饱剔着牙打着嗝，狂写一种一种酒肉书法，一种杀气腾腾的书法。历史上有人曾质疑禅宗的合法性，说它没有什么了不起，它跟过去的佛教没有什么不一样。但在我看来，禅宗告诉你禅定的生活方式，就是简而又简损之又损——禅的生活就是充满一种问询和追问生命意义的生活，而不是穷奢极欲的消费主义生活，是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的顿悟，而不是弱水三千取六千瓢饮的疯狂，是九取一收的生命感悟和珍惜——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中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体认本真自我。还有质疑者提出文化有很多定义，难以确定。要去掉书袋说定义的话，“文化”的定义在西方所有的字典当中有两万六千多种解释。我认为一言以蔽之，文化主要是一种生活形态和精神生活方式。，我提出“文化书法”有几重含义：

其一，重在将书法变成人心中珍贵之境，变成我人们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变成生存环境中名家书写的流畅优美雄强的书法氛围。进而言之，文化书法强调书写的笔墨是其来有自、传承有序的，不以反“二王”而标榜自己的新潮，因为种“弑父”而寻找“继父”的所谓全盘西化虚无思潮早就过时了。

其二，文化书法反对将书法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消解掉，而剩下形式结构，似乎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其实，书法的“书”就是文字，书法的“书”就是内容，如果没有这一底线，就可以叫做画法，或者什么法都行，唯独不能叫做书法——只要有“书”法这个“书”字，就必须书写“字”，这个“字”就必须有“意”，这个“意”必须有神韵地传达出来而成为“法”。

其三，文化书法是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审美提倡，书法不是个人的关着门闭门造车，也不是裸体艺术家自己在屋里拿着墨往身上浇的试验，更不是反文化的反大众的，甚至是挑唆大众的，宠媚大众的反文化书法。书法是一种很重要的公共空间艺术，它不是小团体排外的一种利益驱动活动。书法是为了大众，为了提升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是“文而化之”的高雅艺术。

其四，强调书写的内容尽可能地要达到一种文化的高度。首先，书写内容上最好自己有足够的学养能够填词作诗甚至能做文写赋，如果达不到也要走进经典坚持书写经、史、子、集。真正的书法大家书写内容都是尽可能自己作诗作词作文，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东坡的《寒食帖》，乃至于米芾、王铎的诗和词，历朝的都是自己吟诵书写。当代启功和沈鹏也基本上自己写诗填词。但是更多的书家都是抄古人东西，本人也未能免俗。在去年出版的《王岳川书法集》里大部分写的是经史子集，但是我正在重新淘养我在国学方面气息，在今年出版《王岳川书法作品集》里面大量增加自己创造的诗词文赋。我想，我自己的努力别人似无可厚非，实在要厚非，我也不以为意。其次，就形式而言，文化书法尊重经典书法，经典书法以中国传统的历朝历代的经典为出发点，它对书写审美上的粗野、粗陋、粗糙都加以过滤；文化书法并不认同馆阁体，坚持过犹不及、不偏不倚，过分地馆阁我所不取也，过分地怪诞我所不取也。第三，文化书法的美学风格不讲求西化书法的“黑云压城城欲摧”，它不欣赏这样的西方式风格，但它支持选择这种风格的自由。我欣赏孔子的美学原则“子不语：怪力乱神”，对奇奇怪怪耸人听闻的东西暴力的东西、残忍的东西，还有乱伦的东西、乱国的东西，神神秘秘的东西，均不欣赏。我认为应还书法以本心，还书法以干净，还书法以清洁。文化书法坚守的书法高雅纯真，就像不喝阴沟水、吃地沟油，希望喝西藏拉萨的高原的纯净清水。文化书法的美学原则强调崇高和优美多元选择，你可以写碑的崇高也可以写帖的优美，甚至碑帖结合的处二者之间。但文化书法不赞成暴烈或者让人看了以后有跳楼自杀的感受的书法，更不欣赏萨特的美学原则“恶心”书法。文化书法拒绝恶心、拒绝残忍，拒绝贬低崇高和优美的东西，这是的美学原则。第四，文化书法的坚持提升大众“化大众”的诗意氛围，在与大众平等对话中共同提升彼此境界。在传媒时代不讨好大众，而是“化大众”——文而化之，春风化雨，犹如春草滋生的那种状态。书法家是平等待人的，是像孔夫子一样“道不远人”。“道”远人就不是道，只是邪门歪道。最后，文化书法坚持海外推进代表中国文化身份的中国经典书法。“学术者，天下之公器”，艺术不是为稻粱谋的工具！我将会怀着善良的心，为了二十一世纪大国崛起和文化软实力提升去倾心努力。文化书法是向海外传达中国文化“仁者爱人”的善意，传达中国面对西方霸权的一种坚贞不屈，传达中国永远不会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传达国际文化上的平等互动和取长补短。

文化书法纲领提到文化意味着：第一，后现代世界是反文化的世界，它要重新打出旗帜，张扬文化；第二，它认为书法的内容重要，它反对形式主义书法；第三，它强调书写美学风格的宁静致远，优美典雅，不偏不倚，中庸性的，合乎中国传统东方温文尔雅的传统的温良恭谦让的书法。有些人形式逻辑学勉强，但是辩证逻辑很差。文化书法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吁求，一个文而化之的呼唤。有人在咬文嚼字，我不反对，它可以让更理性规范，但是文化书法的文化启蒙和文化纠偏的意义谁也诋毁不了。

杨洋：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十周年了，当初成立的时候究竟有怎样的教学理念呢？

王岳川：在书法界山头林立，观念对立的复杂情况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对外想力求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对内纠正北大百年来所犯的重理轻文、藐视艺术的错误。

1918年蔡元培任命沈尹默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差不多在近百年中北大书法对中国书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引领之效。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北大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文理综合大学，而且以理为主，艺术就看不见了。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北大有一个艺术教研室，它的任务是给全校讲音乐欣赏、美术欣赏、雕塑欣赏、建筑欣赏等，实力非常单薄。蔡元培的德智体美劳、以美育宗教可以说落空了。我当时想，一定要重新振兴北大的审美教育，积极努力成立了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几年的教学，认识到一所大学必须有灵魂，一个研究教学体系必须有自己的精神旗帜，按照的书法教学方针和具体实践，提出“文化书法”的理念，意在与全盘西化的反文化书法对着干，与反精英打着民间旗号的书法路线对着干，与过度的书法市场化对着干。这个工作做了近十年，已经初见成效

杨洋：社会上还有些人对“文化书法”不太清楚，请您讲讲文化书法提出的原委和基本特征。

王岳川：是的，社会上对什么是“文化书法”还不明晰，借此机会，我想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一下：文化书法首先是一种书法理念和实践，强调北大书法教学的根本属性在于继承经典书法精神，我在实践上定了十六个字：“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

一、回归经典。因为一般人说回归传统会遭到攻击，因为传统有好的、坏的，有僵死的传统，经典不是，经典是一个民族，永远生气勃勃、美好向上的，代表了新生方向和走向，就像恩格斯说古希腊永远是人类的童贞，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是人类的童心慧眼飞智者等，这就是回归经典。

  二、走进魏晋。走进魏晋就表明了既喜欢雄奇的书风，也喜欢优美的书风，既喜欢北碑的粗犷、摩崖石刻的宽阔，也喜欢王羲之的手札的优美典雅，八面出锋，阴阳相背，铁画银钩，内擫外拓。

三、守正创新。今天的中国人天天讲创新，其实都在抄袭，我敢这么说，在中国的书法上抄袭西方人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波普艺术比比皆是，在书法上抄袭日本人的少字数，抄袭日本人的现代书法，抄袭手岛右倾等比比皆是，中国人真正独创性的东西却很少。那么不抄袭西方也不抄袭日本，把民间东西拿出来行不行？也不行，有些人认为拿出民间的、老百姓的东西就是好的，或者工农兵的就是好的，是错误的看法。孔子之前，《诗经》诗经不止305首，大抵有800多首，孔子删掉了500多首。孔子是罪人还是英雄？当然结论是后者。他为什么要删诗？当然是有自己的美学标准的。守正创新，反对的是守邪创新、守歪创新、守丑创新、守恶创新。是不是西方完全没有可借鉴的？也有，比如说在创新的时候吸收西方的粗犷的视觉冲击力，吸收日本少字数的，一幅字不要写那么多，就写两个字，就像油画的冲击力也可以，但是真正书法的功夫还是靠技近乎道。

四、正大气象，是对文化书法美学的要求，第一是“正”，正派、正脉、正宗、正路；第二是“大”，大不是说写的很大，是那种大胸襟、大眼光，大气象；第三是“气”，浩然之气；第四是“象”，观人观其象，有孔颜气象，有盛唐气象。我认为一个国家将衰败的时候，必有衰败之书，必有滥书，必有怪书。什么双手写书，舌头写书，脚丫子写书，甚至头发写书。而一个国家在振兴的时候，一定是正大气象。这十六字教学方针是对“文化书法”传承文化提出的要求。

  第二是从内容上的要求。现在一般人写东西都是抄抄唐诗宋词，我在他的诗歌风格没有定型的时候暂时也抄了很多唐诗宋词，但是有点不一样，从“经史子集”中摘出了很多话，文化书法的第一内容就是大的文化气象，强调的是内容必须经史子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话语，比如说像天地五行、依仁游艺、淡然无极、即心是佛等都是从儒家、道家、佛家的角度来写作，当然逐渐发展到要求文化书法的创作多写自己的诗词，这个角度来看是对内容的要求。写自己的诗词，这点是中国书法界今天的软肋。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做诗、填词、写书法，能及格的很少，那么今天很多人韵律不懂，基本落款格式不清，这是非常严重的文化缺失。文化书法使一批精通经史子集、精通琴棋书画、精通诗词歌赋的人来给书法界的薄弱环节补课。书法就这么多道道，书法绝非雕虫小技。

  总之，我认为要否认书法的文化，否认书法的文化中心性是徒劳的，也是无知的。刚才谈到了文化书法的形式方面的十六个字，也谈到了内容的要求，要做到这两条是很难的，但是也只有做好这两条才能在中国书法西化之势中发出中国的声音，才能在中国书法处于汉字文化圈劣势情况下，恢复汉字文化的影响力“再中国化”。

杨洋：听了您的阐释，我相信更多的人会理解文化书法的真正意义。但是，有人会提出，有学问有文化，不一定就能写好书法啊。

王岳川：所以，学者就应该艺术化，书法家应该文化化。这种双向迈进的过程，是中国学术和书法互动的良性过程。文化书法意味着书法不是通过一种直接的方式来表现个人所拥有的文化或者学识，而是要将学识或者文化转化成一种心性、精神符号，并通过线条笔墨把它表现出来。其实，学者写的字写得不好的比比皆是，大美学家宗白华，大美学家朱光潜，还有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都喜欢写书法，但是从专业角度看，他们都达不到专业性水平以上。我提的是“文化书法”，不是说只要是一个大学者，他的字就一定能写好，只要是个高官，只要是个部长，他的字就一定能得到更多意义的，不行的。从古代来看，写得好的人，他们有一种共同性，就是学而优则仕。王羲之不是专业书法家，他是右将军。颜真卿也不是专业书法家，他是大将。苏东坡也不是专业书法家，他是杭州市市长。郑板桥也不是专业书法家，他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一个县长。包括黄山谷，甚至所谓“刷字”的职业书法家米芾，也是在皇帝周围行走的人。那么大学者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的字也没有达到专业以上，他们学问那么大，但他们的书法仅仅处于神、妙、逸、能四品中的能品。包括哲学家冯友兰，也不是职业书法家。学问大、官位高，并一定成为一个书法家。但是文化书法要求的是这两条都要达到一个均衡值：如果你是一个学者，那么你的技法上必须达到专业以上；如果你是一个书法家，你必须在文化上达到文人高度。你连唐诗三百都背不了，《古文观止》都读不通，那就只能表明你是一个写字匠。当然，“文化书法”四个字中“书法”是主语，“文化”是修饰书法的定语，需要注意书法技法的重要性，因为毕竟写的是“书法”，”文化”是内在于书法之中而不是游离于其外的。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新美学原则。技法是一个书法家的基本功，在书法上叫做初级阶段，“池水尽墨”后的高技法仍然是书法基础，打个比方，现在必须把英语学到八级，能达到在国际会议上流畅发言的程度，但是你发言的内容震撼人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你发言的声音的甜美。如果忽略这一点就会本末倒置，你可以是英语播音员上去发言，但讲出来的东西鹦鹉学舌，有什么意义呢？技法是一个书法家必备的最基础的东西。王羲之池水尽墨，钟繇也是池水尽黑，努力打下建造书法大厦的深厚技法地基。中层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要达到经史子集无一不通，琴棋书画万般皆备，而且将人格精神中喜怒哀乐传描出来，要不就写不了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写不了颜真卿的《祭侄稿》，写不了王铎的连绵草，他们的情绪那么强烈，使书法充满个性。最高的水平是领时代审美风气之先，这就是王羲之得开风气之先。王羲之完成从汉魏隶意朴质书体到娇美流变书风的蜕变，其书法舍弃秦汉的丰碑巨额而走向尺牍简札的清逸，传达出晋人尚志气平和、不激不厉的审美神韵，崛起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书法出现了全新的审美趣味，即由汉代隶书楷书的厚重宽博转变为魏晋以降的崇尚清瘦神骏的书风。到唐代又由魏晋清瘦尚韵的书风转变为崇尚雄强丰腴的书风，表现为宽阔舒放、气度轩昂，在展示个性特征时又具有法度规矩。唐代尚法的书风中仍有“求奇”的艺术追求，即在楷书上追求严正整饬，而在行书上追求抒情写意，在草书上追求浪漫狂放。

我为什么经常讲启功的书法，为什么启功书法会成为文革后一个新的美学原则？就在于文革杀气腾腾的书法结束了，终于让人拨开黑云见到青天，风轻云淡的书法成为一个新美学原则。一个书法家，如果不领略到时代审美风貌这一点，只能被时代所抛。今天中国成为大国崛起的时候，再也不可能写颓败的书法，那种无病呻吟的书法，以至于那种黑云压城、杀气腾腾、酒肉气的书法。书法最底层最坚实的低级阶段是笔法、结构、章法、墨法。中层关注自己的人格襟抱，情感高雅。高层关注时代精神境界，思考的是“道”，而不是思考的“技”。书法一定是技进乎道，如果是道进乎技的话，那就是反文化的书法。

杨洋：明白了文化书法的精神禀赋和价值诉求，我想问问文化书法对当今流派林立的书坛有什么启示意义呢。

王岳川：近些年来，书法界将眼睛盯着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书法，在商业层面更注重其拍卖价值，从而将书法与金钱的关系更为刺目地凸显出来。在艺术层面片面抬高“怒笔木强”、“武夫桀颉作气势”的犷悍怪诞书法，而遗忘了更为经典的魏晋书法韵味及其文化精神传统。书法真正人文自觉时期是在魏晋时期，韩国、日本的书法都是受中国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现在他们对书法的热情大大高于中国，对书法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大大高于中国，国家和社会对书法的拨款资助力度也大大高于中国，显示出巨大的书法国际差异性。

中国当代书法流派众多：传统派、现代派、少字数派、后现代派、行为艺术派、装置艺术、流行书风、学院派、非汉字的书法主义（又称“书象派”）、文化书法等，说明当代书坛已经进入“书法战国时代”，而其中最主要的方向是被西方拉走的，即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极端影响，而其背后则是一种中国书法的民族虚无主义。可以说，当代书法过分商业化和怪异化现象是值得反思检讨的，如所谓书法实验或先锋书法、行为艺术书法实践之类。前卫书法主张取消书法的文字载体，依赖线条和墨像来传达一种书法理念。行为艺术中的书法实践将书法定义为“笔墨在纸上的运动”，书法偏离了它的原有含义和内在规定性，成了一种事件性行为。这里牵涉到很多问题，不仅有书法传统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文化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混为一谈的问题，中国“书法性”的内核问题，中国书法全球化的问题。

在中国新世纪书法创新上，我强调守正创新之路，是在“正”上面的“新”，其所表现出的基本美学特征是“正大气象”！所谓“正”是强调对中国书法传统书法的精神把握，所谓“大”意在标举大气磅礴的雄浑书风。这当然有别于时下一些书法小巧之风，小风格、小趣味、小噱头。所谓“气象”既有孟子的“浩然之气”，也有孔颜“忧道不忧贫”的大气象。进一步说，“守正创新”的要求书法发展方向正，走书法未来发展的主流道路。当代中国书法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影响较大，传统经典流失较多。一些书法家感到很迷茫，因此，一味西化地将中国书法加以降解，甚至走到反经典非经典的地步，这些现象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而且是整个东亚的文化和艺术普遍现象。其文化话语是一种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误区导致的文化不自信，书法不自信。

当代书法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我们应该在走进经典中重新体认发掘书法经典的当代意义，进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只有那些坚持“守正”——从经典中升华出新的书法境界，“创新”——将中国书法经验逐渐世界化而成为人类的审美经验的书法大家，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书法乃至世界书法的未来。

杨洋：王教授，当今中国艺术处于困惑之中，主要是什么原因？在书法界有何表现？

王岳川：我从事西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二十几年。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有发言权。我认为这是一个精神降解的消费时代：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名牌政治、波普艺术表明在当代世界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美国负面文化获得完胜。可以说，在对外文化霸权中，美国快餐文化导致的整个社会群体急功近利、麦当劳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消极影响，使美国文化比欧洲文化更具有整体文化扩张或侵略的主动意识。在当今世界文化中普遍弥漫着一股美国霸权文化下的文化世俗化、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搞笑主义的后现代痞子风气。这种风气进入第三世界中国以后，迅速和一些文革主义——反精英、反经典、反文化的痞子文化，就是文革的那种打倒孔家店，打倒专家教授的疯狂结合起来，变成本土的一种奇怪的世俗化文化景观。为害为烈。

可以说欧洲的油画才500百年，中国的纸上绘画2000多年，但油画将中国绘画颠覆掉了。美国要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引领者，他不可能在纸面和布上油画超越，他们把欧洲过去的达达主义乃至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全都收录到美国，无限地放大。现当代艺术几乎都是这样，不需要去写素描，不需要面对一幅《蒙娜丽莎》油画像达芬奇那样画四年，人们只是搞笑地用猴子或者裸人在画布上拖一拖就可以一夜成名，炒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大画家。甚至有人在《蒙娜丽莎》的油画上画两只小胡子表示他是男的，同性恋等等。以丑为美，创造大量的“恶心”的艺术（萨特语）。

由于中国埋头搞经济而缺乏文化站战略，导致中国文化贫嘴化、生命缺钙化、价值空洞化、精神低俗化。有媒体说得好：“作弊、拼爹、买粉丝貌似侥幸过关，但躲不过病肉、毒姜、地沟油；欺诈、秀下限貌似无事，但你躲不过贪污、腐败、不作为。若个体精于闪躲迎合，集体将成为人渣，“他人即地狱”。”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说，当今世界在美国POP艺术带领下，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病1％，艾滋病1％，自杀率1％。

在贫嘴化的时尚中，人们的艺术偶像从“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转变为“赵小李”(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后，人们大踏步地从“小资”堕落到“屌丝”，时代现状裹挟的蛮力很可怕，一层层地剥落人的尊严和耻感文化，最终到了“裸奔”，从中完全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的降解。

书法界的表现与文化界同步，简单地说，其一，跟西方现代风，而不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有深刻的研究和洞察，导致很多人盲目而做无用功。其二，反对经典一味张扬世俗，与中国书法文化的发展背道而驰。其三，书法经济甚嚣尘上，消减了书法文化重量。

往深里说，这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动辄对问题产生极端性思维——非左即右，非白即黑。所以中国文化总是处于拨乱反正、矫枉过正的过程中，总是处在对西方文化崇拜—批判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没有深度剖析和理性分析。为跟风，一些中国的水墨夹杂狂怪书法，按照西方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拼贴艺术、概念艺术去做，变体为书法后现代主义、书法行为主义等等。原则就是：你是优美的，我就恶心丑陋的；你是典雅的，我就是嬉皮式搞笑的；你坚持书法的正大气象，我就坚持与中国传统命脉相违背的东西。……当然这种牛劲和西方大量财团乃至于中国拍卖市场的怂恿和一些美院系统紧跟西方美术风有关系。我记得曾与一位中央美院副院长对话，他最初还颇为美院和西方现代派辩护，对话到一半时，他突然意识到问题严重。他说这个问题得好好反省。我说一个理论家思考全球化中的中国问题，一定要有中国身份、中国立场、中国文化指纹，没有这一切你画画得再西化，中国人不会认同，西方人一个经济危机就把你抛弃了。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美国梦做的最大的民族。当代书法家受西方的影响并且创作的丑、怪，只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肤浅抄袭。从我认识的中国书家其外语能力和思辨能力还没有显示出能走进西方现代精神维度，他们对西方历史文化认识恐怕还没有真正进入，其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和欠缺的综合能力很难说受到西方的正能量影响。

在我看来，在世界全盘西化的文化病态和价值虚无中，东方的书法应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为了群体和睦、人类和谐、世界和平而站出来。东方书法绝非写字，而是通过线条的运动表现出一种心灵的修复，重塑生命的心电图，其意义绝不能小看和自我轻贱。国人要有一种坚强的文化自信、书法自信，相信自己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契机，而且一定要把本民族优秀的文化提升到国际化的高度，同西方平等对话。西方是非汉字系统，现在全世界有7千多万人学汉字，学了汉字他们会更加理解书法，就书法的国际地位而言，中国书法现在的国际地位值得关注。尽管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去中国化”——不写汉字，不写书法，甚至将书法西化美术化。但是，随着中国国力增加和国家的和平崛起，世界将会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未来的中国汉字和汉字书法将有重大发展，并将逐渐成为全世界人民接收和欣赏东方抽象艺术和文化的解读密码。

在我看来，书法之所以看似简单却颇不易把捉论列，就在于书法不仅呈现为某种艺术审美形态，而其深蕴着文化哲学精神。只有深刻地实践体验，再迭加上升华的哲学思维，才能反观到书之道的微言大义，才能真正领悟书法之道与人格之道紧密相关。我想，在中国书法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应该重新检讨中国书法的精神价值取向维度，从书法行为艺术和全盘西化的书法盲视中走出来，重新“走近经典”“走进魏晋”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但仅仅走近经典是不够的，要使中国书法成为中国文化的话语形象，必须发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源。

杨洋：当今书法派别林立，各有主张，其中一些夸诞的书法展，大众很难接受，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岳川：这个问题可分成两个角度看。

首先，书法审丑之风从国内文化的角度，看是中国文化失败主义、文化自卑主义的表现。为什么一些书家会出现这种丑和怪的创作方式？我想主要是跟时代的巨变是有关系的。对于书法创作我认为还是要有精神境界的，要干净、更要准确到位，不要搞得一张纸脏兮兮的丑陋。高雅的艺术在纸面上流淌的是文雅的、舒心的、平正优美的气息，古人所说的“书卷气”，而不是往脏丑的方面夸张。书法的主流像历届书法大展展出作品和获奖作品，实际上说明文化导向存在问题。因为在前几届的国展中，受时下流风影响，作品幅式很大字也大，创作时用笔下力太大太狂，这样的作品已经占据了一些展览大部分的空间。有时候看完一个展览后感觉很疲惫，整个展厅的作品那种气息都是冲动、混乱、暴躁。中国书法的美丽精神正在流失。这说明书法家在创作上已经走到另外一条路上了。一味强调视觉冲击，这种冲击效果过后留在内心的感觉是很空洞无聊的，当我们没有意境可以回味，作品不能作用于我们心灵的感动，那么，它存在的生命力就很短，有时候就是在展厅中作品就已经死了，影响几天后就消失殆尽。但是，它们负面导向作用又显得非常强大，许多人去看了这样的展览之后，看到这种的作品居然可以获奖，也开始模仿这样的粗狂的创作方式，推波助澜，各省书法发展方向就变了。你写的很粗野，我就写的比你更粗野，你写很粗壮，我就写的更粗壮，书法内涵并没有得到更深挖掘和体现，反而遮蔽在浅薄的形式结构的狂躁中。

这几年情况稍好一点，因为这几年又回到魏晋二王的路子来了，这是一种审美的趣味的调整，有时候感到疲劳会逐渐地转向，会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现在的作品给我们的感觉就比较清新、秀美还有文雅，现在这种书法创作的潮流觉得就更接近文人书法的味道。当然如果是这样一直写下去，在审美方向能又太保守了，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二王的书法临摹的非常像，他们创作出来的也是非常逼真，但如果都是这样子，又让人感到过于小巧了些。从书法的审美意义上说，书法的形式是不断转变的，不断有新的形式出现。但不管有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整件作品比较洁净，就是像很清新的露水，更让人欣赏，因为这种清洁可以提升我们对艺术的喜爱，而不是厌恶的。那么弄一个粗糙、丑陋的，实际上就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审丑的环境里，让人感到他的丑有些恶心、反感，甚至讨厌，甚至就会形成一种误导，就是中国的书法艺术难道就是这个样子？难道就是以丑的面目出现的吗？书法的的怪僻、低矮、丑陋气是学术界美学理论上需要辨识清楚的问题。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把正大气象具体化，正视经典书法的文化含金量，不欣赏萎缩的可鄙的书法形态。我一直想守正创新的那个“新”还是很重要的，光“守正”不创也不行，比起古人说的话还是没有出息。古人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探索，还在努力地去寻找新路，那么今天更需要这样去做。

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书法教育中人文精神缺乏和技术主义大泛滥。人文精神和人文修为的缺乏导致高等书法教育中更急功近利地走向技法的训练。所以，高校培养出来的匠人很多，大师愈来愈少见，尤其是很多艺术家觉得在厚重的基本功和精神层面已经很难超越前代大师，只好转向抄袭过来的行为艺术，一种“反抗的文学”（马尔库塞）。行为艺术实际上是把空间的张力变为时间的流动，行为过程一刹那就结束，它改写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发展了后现代的过程观理念是有道理的，但是过多地掺入了“政治波普”的东西，比如用一种话语权对抗另一种话语权，实际上是使用后现代的形式完成现代的命题。行为艺术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在操作过程中过于想达到艺术之外的反道德东西。进一步看，一些艺术家缺乏相关的历史文化感、缺乏民族国家感，以自我为中心，以游戏心态对待严肃的艺术，把事实真实的一面歪曲虚化了，产生了诸多不良游戏心态，也助长了年轻一代逆反心理。可以说，注重文化与书法的内在关联，是我对书法在当今世界的意义的重新解读，意在从西化的形式主义书法的盲视中超越出来，追求书法文化温润的人格内涵、恢宏的意义表达、美妙的诗意呈现和广博的人间关怀，以空灵、高迈、宏大、温馨构筑人类艺术精神生态。我们一定要注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看中国，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换言之，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这就告诉我们，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地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暴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我认为文化输出和物质输出还不一样，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如果我们输出了像赵本山、小沈阳等以骗为核心的忽悠文化，那就很危险了。如果把这样的低俗文化输出去，那就变成了中国的灾难。

实际上，书法文化在中国文化重新崛起的新世纪，已经超越了技法层面的有限意义，而具有了中国文化形象的象征意义。近些年来书法文化的蓬勃兴起，表明中国作为书法原创国重兴国粹、再创辉煌的文化自信力。每当在国外看到一幅书法，我都有一种由衷的激动，似乎找到文化根基般的感动和充实。中国书法代表了东方文化当中最具有特色的、最具有亲和力的一方面。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书法本身已变成一个国家文化自觉和自信的重要表征，中国应该向世界展示东方汉字的毛笔书写文化的独特魅力。

    杨洋：您曾经说过，中国当代书法应注意书法本体性中的“书写性”，尽量减少书法的“制作性”。请详言之。

   王岳川：我认为书法的本体是“书写性”，它是中国人唯一在这个世界机械化境况中徒手线书写的艺术。如今，桥是直的，飞机航线是直的，跑道是直的，高楼大厦是直的，唯独书法是充满变化的手工徒手线的纠结，它是保存人本质力量的精神艺术。书法八面出锋，阴阳向背，点化之间，性情毕现。如果说书法是有文化的话，书法就是一个文化人最完善的心电图，他做其他事情都可能一板一眼，都可能是戴上了人格面具、官帽子，唯独他作为书法家的时候，像怀素一样“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完全是敞开心扉，舒散怀抱。洒脱怀抱的文人书法的波澜，是他用毛笔在平和心境中潇洒自然地呈现出来的。

   而书法的“制作性”违背了书法的本体性，将书法的人文情绪“匠人化”了，将神思灵感的书法精神“逍遥游”变成了“纸上画”。书法丧失了人文书写的“惊蛇出洞”的飘逸境界，而变成了挂在树梢上的“僵化死蛇”。其实，今天的书法出现种种的疾病、症候，是书法家精神生态出了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书法用笔、章法、墨法问题。书法家的人格，书法家的内心世界精神心态衍生出一大堆的垃圾，他无法把那些垃圾排出体外，排出他的怀抱，于是书法生病了，书法家不健康了！我曾经看过一个书法家，我很虚心地向他请教，他那些奇奇怪怪的作品怎么弄出来的。他想了想告诉我，他那六尺整张的黑黑压压的大字怎么弄出来的：毛笔写完了以后凉半干，弄到洗手间把它上面多余的墨冲掉；又半干，再在上面写一次，半干，再用水冲刷；浓墨加上淡墨，云山雾罩地做出来了。我说你这个有点像工匠画，还有些像装修工人。后来，他又告诉我，现在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材料，不用做这么多的手续了，就是往墨汁里面加了很多化工原料膨胀剂，兑在墨水里面，发泡以后写到纸上就迅速扩展，自然大大膨胀，视觉效果很冲击。结果是什么呢？古代纸张纸寿千年，用膨胀剂写字以后纸寿只有三年了，三年之后纸就纷纷扬扬，在化学碱的作用下变成碎片。我想这样做完全丧失了艺术创作的体验性和神骏性，丧失了“庖丁解牛”那种人与物合一的高峰体验，而变成一个匠人的手工活，不断地去在化学品中生产着短命的写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诸多怪现象不能继续下去了，不管他打着什么时髦“旗号”，打着什么“主义”都不重要，艺术说千道万还是人性境界的真实体现。其实写字用一个“写”来表达是很恰切的，就是写，没有其他附加的条件和方式。现在的一些作品尺幅越来越大，能不能写那么大，当然可以写那么大，但是大要看效果是好是坏。有的是幅尺很大，但是精神容量很小。我们回过头看一下，那些魏晋的作品，不过就一尺见方，这样的作品却显示出一种很大的气象。这不仅仅是技巧，有很多的深刻精神内涵在里面。现在的创作尺幅求大、工艺材料求多，实际上已经走到另外一条路子上了。因为你附加的条件多了以后，一件很大的作品就是能看出作者的一种不自信，他的书写中间，整个精神流动过程不是连贯一气呵成的，而是颠三倒四的。现在这种势头还没有减弱下来，可以看出有很多的创作者是误会了这个“大”的含义了，把这个“大”归结于是物质上的大，如果是这样的理解的话，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没办法写出那种正大气象里面“大”字来。

  杨洋：您是书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在书法教育方面您肯定也有跟多的想法？您对目前中国书法教育怎么看？

王岳川：首先，中国书法教育没有横向沟通，首先是教育部和各个高校的教育脱节。我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港澳台他们都有很正规的书法教育和考试制度，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小学生必须写书法，而中国的小学是兴趣小组，没有这门课程，即使您作为校长强调我们这个学校开设书法课，也只是说纳入一个课外学习小组，或者是有一个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不作为考试内容。我说的是东亚国家和周边的港澳台不一样，教育部去年同意中小学开设书法课，但书法教师奇缺，有令难行。我很担心，在今天人们写钢笔字、电脑字的时候，书法将在10年到20年会被教育部彻底从小学当中绝迹，今后文盲比比皆是，离开电脑就不能写字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其次，各大学和中学的书法教育的零散化、零乱化，比方说美院系统的教学和师院系统的教学不一样，师院系统的教学北师大和首师大又不一样，南师也不一样，西南师范大学也不一样，重师也不一样。综合性的大学，自从北大成立书法所以后，山西大学、深圳大学等等也成立了书法所，但各自为政，处于教材零乱、教学理论零乱、教写字的好坏没标准不清的局面。

第三，书法评奖评委组成单一化。中国音协的入门，如果钢琴没九级，没去获得女高音、男高音的歌唱奖你是进不去的。但是书协只要老干部退休了，或者某某人投资了一百万，就可以顺理成章变成中国书协会员。其拿笔的时候错字满篇，指出来他还不认，我真是叹为观止。书法界底线最低，教育制度是乱的，教材、教法、教纲是乱的，而教学入门的底线是乱的，谁都可以入，书法界就变成人人都可以称为的书法家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要纠正起来我认为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还是应该由上面的人来做。

我建议当务之急在书法教育方面做几件事：

  第一，成立中国书法考级委员会，挂靠到文化部或者是教育部都可以。就是说音乐诸如二胡、钢琴、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笛子、长笛都可以考级，凭什么书法就不能考级，为什么书法就不是一门科学，所以我认为是可以制订的。有了考级委员会不管多么牛的人，先考级，而且一定要考二胡一样，拿一把琴，你在隔壁拉，我们五个评委都在这房屋听。书法拿上来前全部把名字盖住，然后再评。评价的风格流派应该各派正弦分布，比例恰当。这个事情做起来也不难。

  第二，成立中国高校书法协会或者是研究会。统一三套马车的教材、教法和教师队伍，比方说我们教文艺理论的、教古代文学史的没有博士学位是不行的，有了博士学位还不行，他只是讲师，还得经过培训，书法行只要会写字，获过什么奖就感觉不错。必须有教师培训资格证书才能担任教职。

第三，严重的问题是改变书法展评委的基本构成，中国书协和所有的省书协等等，展出很多，但是我建议应该吸收相当部分大学的书法家、大学的书法理论批评家，减少评审过程当中的追风。我认为书法应该百花齐放，本来就五体书，本来就有很多的写法，我认为从考级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三个方面把住了一个底线和标准，把它科学化。进一步说，书法评委处在书法文化链的高端，起着“书法指挥棒”的作用。我们对书法界的问题澄清应该在评委问题上下功夫——谁有资历担当评委，评委的组成应该是多种的，而不应该是就几个写字的，他必须是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文化重镇的人集体组成。我有的时候很感慨，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青歌赛，都找了余秋雨。不管对余秋雨有多少批评，但起码余秋雨不是唱歌的。就连唱流行歌曲的都知道找几个文化人，甚至还让不懂唱歌的文化人来考考他们的文化。我们的书法最文化了，写的是古文，是经史子集里面保留中国文化经典名句的钻石，可是却评得没有文化，导致民族书法越写越丑，越写越让难受，感到集体恶心。当把住了展览高端入场券和推选高端评委这两个关口，书法其他的疑难杂症我估计会慢慢化解，过分拘谨的那种东西也会慢慢消失。

只有这么做了，我认为中国书法才不愧为作为书法原创国，才会无愧为作为新世纪大国崛起当中的书法文化建设，否则还是会萎靡不振二十年。书法教育把这几个基本的东西做好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回到书法教育的正规，认认真真去学，至于怎么教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它有一整套的教学规则。

杨洋：书法的“技近乎道”对今天的重建“美丽中国”的书法文化有何意义？

王岳川：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书法家人格魅力和内心境界和书法紧密相关，告诉人们书法技法需要人文精神提升才能成为书法杰作，告诉人们作为初级阶段的书法技术需要“与道相通”才能进入书法的历史记忆，告诉人们只有书法文化境界高远才能重建“美丽书法中国”。当代人急功近利的作品往往写得极为张狂，叫做是切割空间、视觉冲击力，已经把书法的本体忽略掉了。我想起这么一个事，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关的时候，白天奔波千里，已经非常艰难，晚上还灯下读书。他读的不是兵法布阵书，也不是刀剑技法书，他读的是史书《春秋》。你说奇怪不奇怪？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深明大义，读书精神薄云天，不读书俗不可耐，三天不读书就是一个俗人。再说王羲之，为什么我看王羲之诸帖，气象那么大？除了坦腹东床，傲慢权贵的大气象外，保持自己的真血性真情怀，有道法自然的风度——早年池水尽墨，晚年跪在父母亲墓前发誓永不做官，集中一切精力把书法写精。正是因为他有这样避离一切，蔑视诸侯，然后对自己书法放到人生最高点才成就了书圣王羲之。而今天的很多人，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大俗人，是一个没有什么品位的人，你还指望他的书法能出现什么奇迹？

  人的内在气象和他外在的书法表达有深层关系的，不然一部艺术史就完全可以重写，就完全可以写成一个阳奉阴违史！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只是我们很多的艺术家没有体会到关羽走背运的时候还夜读《春秋》，是让奸臣贼子惧！叹服他的凛然正气。王羲之在自己为官、择偶这么大的人生选择面前，如此坦荡的选择，他的境界当然就会大。现在人如果急功近利，天天围着金钱和权力转，他的书法必然表现出一个俗的境界。以为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装饰可以唬人，就像用化肥一样，又简单、又干净、又清洁，结果把土地碱化了。农民都知道，用农家肥才能长出生态美的庄稼，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清洁的山河。书法亦然！

技近乎道必须做到书法的正大气象。，有人总是认为正大比较容易做到，作到奇绝、奇巧是困难的，实际上正大是很难做到的。要做到“正”又不死板、不僵化是很不容易的；做到“大”，“大”不是字要写的大，而是气象要大，内涵要大，这实际上就不光是技巧所能解决的，这和一个人的人格、精神方面的浩然之气有很重要的联系。现在写的字，脱离了“正大”之后有一种很媚俗的趣味，江湖气味很重；“正大”的气息应该是比较朴素的，自然而然的，少人工刻意雕琢的。现在人工摆布的痕迹和匠气很明显，但“正大”实际上也说明了内心高远宽博的展示，自然而然的流露，不是刻意出来的。现在的书法朴素不够，花俏的成分太多。究其实，中国文化中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实际上都是很朴素，毛笔是用禽兽的毛做成的，笔杆是用竹子做成的，墨是松烟做成的，砚台又是石头雕成的，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很朴素的工具把自己内心很自然的表现出来。正大气象的作品会给人一种鼓舞，一种感动、一种震撼。一个喜好书法的书法家也罢，书法爱好者也罢走上这条正大气象的道路的时候也培养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自己的格调更加高远，实际上写字就是自己性情的一种流露，“正大”这条路子应该是书法家不应放弃的道路。

“正大”的大不是说尺幅很大，我看过一个写了八尺整张的，但却觉得内心世界很小，艺术感觉很小，甚至他心灵空间都很狭小。相反我们看一方小的印，指甲盖那么大，可以说方寸之间给你感觉磅礴正气，那种汉代气象，这种气象也许可称为“平正”，“复归平正”的“平正”含义很深。今天做鬼脸的书法还有，做洋脸的书法还有，踏踏实实做本真的书法很重要。

杨洋：有人说书法是过时的古董，您对此持什么样的观点？

王岳川：有人说，书法是逸老逸少最后的晚餐。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书法不是过时的古董，是中国文化中有勃勃生机的高端文化载体。

 去年，我到法国的卢浮宫。一法国教授对我说，从卫星上高清晰度地拍摄法国巴黎市，照片跟100年前的巴黎一模一样。而从卫星上拍摄北京，它和100年前的北京完全是两个城市。100年，房子肯定漏了，坏了，怎么办？他说，在巴黎，房子修缮的时候政府管“五面”，管四面外墙和顶部外观。至于房子里边的大小、高低，则由居民自己做主。为了保持这种古典性、或者是古董性，浪漫的法国人可谓呕心沥血。相比较中国则唯恐与一百年前有任何关系，这是典型的文化不自信和文化失败主义作怪。

现在，书法在日常行政告示中消逝了，一个电子邮件就可以搞定；在亭台楼阁、商店招牌中消失了，只是简单地从网上下载一些方块字；从大学、中学正规的课堂中消失了，甚至从文人雅士中消失了。在我看来，书法不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不应成为现代社会的古董。书法在现代的社会生活，在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就像巴黎的时尚性和古典性的统一，是一种重要而有意义的文化。今天，我们应该激活书法的精神魅力。

近年来,我多次到韩国、日本和欧洲访问，对于中国书法在全球化时代的位置和意义有着切身的感受。2003年，在韩国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韩国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公开宣称“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的高丽纸写的”，我当场予以驳斥。2005年，在汉城举办的国际现代书法双年展上，一位韩国教授甚至提出：应当废除中国的“书法”、日本的“书道”等名称，全东亚都统一为韩国的“书艺”，以对应西方的“Calligraphy”词义。我同样对此加以反驳。这几次文化冲突对我的震动很大，深感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大国文化崛起中，书法不是小事，而是中国文化中最值得重视的文化之一。

在当今世界“人性”向“奴性”下移，自我认知趋于“精神矮化”的世纪，主体的人变得“屌丝化”。艺术从精神抵抗到麻木，然后成为技术合谋。需要人性复归和艺术精神重建。文化是我们的“生命指纹”，书法是中国的文化指纹。东方和西方艺术门类中都有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电影、建筑，但是唯有书法是东方艺术所独有的，在这个意义上，书法是向西方证明和体现中国形象的东方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文化书法本质上是对艺术本真的回归——明心见性、道不远人、依仁游艺、立己达人——以诊治现代性艺术的精神疾患。文化书法着眼世界，追求全球化时代中国书法的世界性价值和高端前沿意义，使书法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人类共享的世界性审美形式，使东西方美学共同构成人类互动的生态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