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形象与书法文化（一） ——王岳川教授与《艺术天成》杨洋主编的访谈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01-05

 

杨洋：王教授，您好，请先谈谈中国书法，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真正了解的还是不多。您就阐述一下您的“文化书法”的思想。

  王岳川：“文化书法”提出来的依据是从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或者后现代文化阶段，现代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它是颠倒权威，打倒经典，消减内容，不要精神等等，用一句比较学术的话来说，叫精神的平面化、价值的边缘化。这种风气从美国传遍了欧洲，也传到亚洲，到了中国，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开门开窗全盘吸纳西方，书法界就出现了诸如：非汉字书法。其实，书法的“书”字主要是文字的意思，不是读书的“书”。在我看来，书法是关于文字的写法，是书写的方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出现了非汉字书法就不要汉字了，就现在一个唱京戏的不唱京戏了，讲相声了，他还叫京戏大师，那是不可能的，它的本体没有了。

  文化书法还出现在三个方面，我简单地说。1、全盘西化。比方说书法行为主义，裸体书法，或者把一个女孩子倒过来抱着裸体用头发蘸着墨写书法，这种都是行为艺术，我认为是一种比较变态的艺术。2、民间书法。它反对的是“二王”传统，反对的是盛唐气象，比如说将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都pass，甚至反“宋四家”，什么苏、黄、米、蔡也不过如此，把这些经典全部掏空了以后，就喜欢明清尤其是晚清。其实，晚清是中国最没落的时代，也是中国三百年来没有精神创造被“文字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一个时代，也是中国即将灭亡、灭国的一个时代，它的书法一定衰败之下，所以抛弃了汉唐气象、魏晋气象和宋明气象以后，所谓的中国书法往往问题很大。有人说敦煌写经好，我上次专门在电视片《敦煌书法》谈到了，敦煌写经生是必须考试的，没达到考试合格水准是没有资格写经的，不是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来。由此看出，今天有一种反文化倾向，一种是西化倾向。还有一种介乎于两者之间左右摇摆，可以把它叫做商派书法，一切以拍卖多少钱，买多少钱一平尺为准。

  杨洋：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性作用。艺术品大肆削弱了本身的文化属性，而片面追求商品价值。

王岳川：对，将书法过分市场化。它也有一些经典在里面，也有一些西方的现代派在里面，也学了一点民间的书风在里面，但是它的目的不在于书法本身。在于这三派还有很多延伸派，比如说后现代派，有行为艺术派，有书法主义，有波谱艺术，民间书法有美术书法，民间书风，流行书风等等，那么商派书法也有很多很多的分支，在这么多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书法研究所，这个也是在纠正北京大学一百年来或者九十年来所犯的一个重理轻文，更藐视艺术的错误。

1918年蔡元培任命，沈尹默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差不多在九十年前，其后二三十年代就不了了之，然后到了五十年代北大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文理综合大学，而且以理为主，艺术就看不见了，到了我到北大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北大有一个艺术教研室，它的任务是给全校讲点音乐欣赏、美术欣赏、雕塑欣赏、建筑欣赏，很差。

这么大一个北京大学，竟然一个教研室来承担美誉。蔡元培的德智体美劳、以美誉代宗教早就落空了，北大早就不实行了，所以我当时就想一定要重新振兴北大的审美教育，所以才成立了书法研究所，成立了以后，有一个所，必须有一杆旗帜，必须有一个底链，所以按照我们的办学方针、办所方针，后来就提出“文化书法”。第一跟那种全盘西化的反文化书法对着干，第二跟反精英的，打着民间旗号的野路子对着干，不管有多少人想威胁我，我完全不在乎。这个工作做了六、七年以后，初见成效

什么是文化书法？这是峙立最多的，我在最早成立的时候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一下：

文化书法它首先是一种书法，这种书法是一种继承经典的书法，所以我在实践上定了十六个字，文化书法，首先要“回归经典”。它跟认贼作父，认继父为父的人不一样，或者是杀了父亲走野路子的人不一样，和那种完全走市场的也不一样，它是回归经典。文化书法我首先定位了十六个字，在形式、风格，就是作为书法来说定了十六个字，一共四句话。

一、回归经典。因为一般人说回归传统会遭到攻击，因为传统有好的、坏的，有僵死的传统，经典不是，经典是一个民族，永远生生勃勃、美好上升的，代表了新生的方向的东西，就像恩格斯说古希腊永远是人类的童真，说中国很多古代的思想家是人类的智慧者等等，这就是回归经典。

  二、走进魏晋。走进去，魏和晋，魏认为是魏碑，晋是晋帖，当然魏跟曹魏集团也有关系，但是从风格上来是北方，晋就是南方，所以说南北，所以说魏不管是三国的魏也好，南北朝的北魏也好，或者说魏碑也好，代表了北方雄奇的这么一种风格，而晋，东晋，不管是浙江绍兴，还是江南都代表是南方的春雨江南。所以走进魏晋就表明了我们既喜欢雄奇的书风，也习惯优美的书风，既喜欢北碑的粗犷、摩崖石刻的宽阔、大，也喜欢王羲之的手札，一封小信那种的优美，八面出风，阴阳相背，铁画银钩，也喜欢这样的。

  三、守正创新。今天的中国人天天讲创新，在中国的书法上抄袭西方人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波谱艺术比比皆是，在书法上抄袭日本人的少字数，抄袭日本人的现代手法，抄袭首岛右沁等等比比皆是，中国人真正独创性的东西很少，我们可以看到，基本没有。还有一部分我们既不抄袭西方也不抄袭日本，把我们的孙二娘的东西拿出来行不行？也不行，因为孙二娘的东西可以用，但它不正，这个道理很简单，有些人认为拿出民间的、老百姓的东西就是好的，或者工农兵的就是好的，是错误的。从孔子开始删《诗经》我们学中文系都知道，诗经不止305首，诗经在孔子手上删掉了1700首，孔子是罪人还是英雄？当然结论是后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删掉1700首，2000首左右的诗经，孔子只保留了305首。所以守正创新，反对的是守邪创新、守歪创新、守丑创新、守恶创新。我认为我前面说的例子都是歪、恶、邪、丑的东西。但是，是不是西方完全没有可借鉴的？也有，比如说我们在创新的时候吸收西方的粗犷的视觉冲击力，吸收日本少字数的，一幅字不要写那么多，就写两个字，就像油画的冲击力也可以，但是真正书法的功夫还是靠写字和字之间的关系，是跑不掉的，如果简单的写一个字，写老虎的“虎”、“龙”，那就是很好的大书法了，未必。其实这样的书法，王羲之、王献之也写过，比如说兰亭里面有一块碑写的“鹅”，据说上面部分是王羲之写的，下边部分是王献之写的，那个碑就很大，差不多有两平米，你敢说少字数是日本人1943年创作的，那么中国王羲之在353年就创作了，所以守正创新的“正”很重要，现在守邪、守歪的很多。

  四、正大气象。是对文化书法美学的要求。柳公权才给皇上说心正笔正。“正大气象”，第一是“正”，正派、正脉、正宗、正路；第二是“大”，大不是说写的很大，是那种大胸襟、大眼光，大气象，一看这个人能看出来的，有些人低着头走路，看地上有硬币掉了没有，他就做不了大事；第三是“气”，浩然之气；第四是“象”，观人观其象，所以我们有孔言其象，有盛唐气象。我认为一个国家将衰败的时候，比有衰败之书，必有滥书，必有怪书。什么双手写书，舌头写书，脚丫子写书，甚至头发写书，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央电视台还使劲拍，而一个国家在振兴的时候，一定是正大气象，所以这十六个字是对文化书法提出的要求，这是从它走进经典，从写什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怎么个具体的看什么帖。守正创新，什么是正，正大气象的美学原则，都有文化书法的要求。那么那些小眯小眼，怪里怪气，邪恶不堪的东西都跟文化书法没关系。

  第二是从内容上的要求。现在一般人写东西都是抄抄唐诗宋词，王老师在他的诗歌风格没有定型的时候暂时也抄了很多唐诗宋词，但是有点不一样，我们从经史子集中摘出了很多话，所以文化书法的第一内容就是大的文化气象，强调的是内容必须经、史、子、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话语，比如说像天地五行、一人游弋、淡然无及、都是从儒家、道家、佛家的角度来写作，当然逐渐发展到要求文化书法的创作多写自己的诗词，这个角度来看是对内容的要求，有人跟我说内容不重要，书法就是形式，文化书法内容写的再好，字写的不好也不行，我就反问一句，我提的文化书法的“文化”是定语，在中文系的咬文嚼字当中宾词是“书法”，它是主语，前面是修辞它的，所以文化书法关键是书法。慢慢的过渡到写自己的诗词去，这点是中国书法界今天的软肋骨坐下，我们如果是按照大学的要求来做的话，如果把今天中国书协的理事、主席团，乃至于所有的学术委员会和展览委员会，乃至于一些著名的书法会员，现场做诗、填词、写书法能及格的很少，那么今天很多人的韵律不懂，基本的落款格式都不重要，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这就是没有文化的表象。如果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我们提出文化书法就没有意义，承认这个现实，文化书法就大有可为。它就是一批精通《经史子集》，精通琴棋书画，精通诗词歌赋的人来给书法界的薄弱环节补课，没有这个认识，我认为，所以范曾在中央电视台使劲说，谈很多的出经入史，纵横捭阖，很多人好像第一次听到，书法还有这么多道道，书法就这么多道道，书法绝非雕虫小技。

  我刚才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人认为书法就是形式，只要字写的好，什么都好，你文化书法再高，你诗词格律都还行，你填词也行，字写的不好不行，它是错误的理解文化书法，我现在谈的只要是书法作为主词，就告诉所有的人都是中国书协会员，他们都已经完成了书法的入门。就是说我们都是书法已经过关了，写什么、怎样写？现在是解决写什么的问题，毛主席有三个问题，为何写？写什么？怎样写？怎么写是不太重要的，他只是说你写成斗方、写成扇面、写成少字数，为什么写，我们就是为文化大国崛起而写。写什么，就要经史子集了。

  我举个例子，台湾著名的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有一次在他公馆门口闻到一阵阵的臊臭，就看见一群小孩在门口撒尿，很生气，上去就把小孩骂走了，回来以后还不解气，有拿了四尺整张的宣纸写了六个字：此处不可小便，于右任恶狠狠的题了自己的名字，写的很气象万千，让他的秘书贴出去。没事过来一个闲荡的人，一看于右任的书法还整张的，浆糊还没干，就揭下来就回去贴到屋里面，通知所有的好朋友都来看，说免费得到一幅四尺整张八平尺的于右任的字，而且还是他的精品，因为正是他火气冲云霄的时候，大家跑来一看，“不可随处小便”，还挂到你祖宗的牌坊，此处当然不可小便了，没文化，就变成了笑柄，他天天焦虑，日日发愁，字是好字，内容是不行，不能贴，人家也不欣赏，而且反过来嘲笑他的无能、无知、丑陋和少见多怪，后来来了一个文人说，我看你那么痛苦，头发都快白了，我帮你想想办法，拿剪刀来，稀里哗啦一剪，剪成六个字，装裱好，装裱好了以后变成“小处不可随便”。

  为什么汉字的魔方把它颠倒次序，从“不可随处小便”变成“小处不可随便”。我说为什么前者不能张贴，而后者可以，前面是一个很下作的或者是不能登大堂的东西，低俗的，而后者就变成了一个励志的，小处不可随便，大处更不能随便了。

  所以我有一次我问一个老爷子，如果你就认为书法就是笔写的好的话，那于右任的字前面就可以帖，前面写的更好，后面剪切六个字以后，气象就不那么流畅了，这就是书法的魅力，为什么这些人要去提倡书法，而不提倡不写字的黑白线条，就在于文字是通身的，跟心灵是相通，所以要否认书法的文化，否认书法的文化中心性是徒劳的，也是无知的，甚至我认为是别有用心的。所以刚才谈到了文化书法的形式方面的十六个字，也谈到了内容的要求，要做到这两条是很难的，但是也只有做好这两条才能挽救中国书法的颓败之势，才能挽救中国书法在汉字文化圈当中处于守势，才能挽救汉字文化圈当中去中国化以后，中国本土不仅去中国化，而且去经典化的一种颓败，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杨洋：第二个问题。

  王岳川：第二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主编了《书法文化大观》。当时也很巧妙，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江蓉编辑部主任找到我，说请王教授主编一本《书法文化大观》，我说要多少字。她说它是国家“八五”重点项目还是“九五”重点项目忘了，一共十本，有《中国佛教文化大观》、《道教文化大观》、《儒学文化大观》、《建筑文化大观》、《音乐文化大观》、《美术文化大观》、《书法文化大观》，我当时就表扬她，说的很好，因为书法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当中归纳为美术卷，在所有的美院系统书法是归为美术，所以说书法没有独立的，我说北京大学率先把书法从美术圈里面独立出来，既有美术文化大观，又有文化书法大观，我说我来主编没有问题，后来主编完了以后，我就邀请金开诚先生，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知名度也比我高，想93年、94年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怕镇不住脚，后来请金先生出来，金老师说我没尽寸功得其名不好，我说没关系，您现在还可以提提问题，他看完以后大惊失色，他说我还不知道书法有这么多道道，250万字，它囊括了书法和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然后出来了以后，最初反响很小，由于人们不相信北京大学能出书法书，第二这个部头太大，250万字，当时就卖100多块钱一本，95年的书价一般是10几块钱，卖100块钱的书，一般的读者，书法界穷朋友们看都不会看，但终于有一些单位把它买来做礼品，送老板，因为它是精装大开本，100多万字，图文并茂，然后是出口转内销，2000年我从日本回来，2001年收到韩国对我的邀请，说我们就邀请《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的主编王岳川，当时他们认为我快70了，最后看到我以后有点吃惊，说你是不是王岳川，是不是有重名的，我说我查了一下网上，重名的没有，后来就邀请我去，邀请我去以后，他们实话告诉我，这本《中国书法文化大观》成了韩国、日本他们的书法“圣经”，就是说只要你玩书法，案头必须要有这本书，我才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北京大学笑咪咪地告诉我已经印了七版了，被谁买走了？被老外买走了，所以说韩国和日本一车车拉走，而中国人不买。

  杨洋：太贵了？是因为价格的原因？

王岳川：太贵，或者认为什么是书法文化大观，你说这个草书怎么写？这笔怎么拐，这墨蘸多少水，加多少素墨，告诉我技术我买，中国人的鼠目寸光比比皆是。比如说写这个字，怎么临颜真卿，怎么临柳公权，那卖的很快，这样的厚重的文化书只有老外买，结果我去了很多海外的韩国、日本的工作室，每个人都向我提问，这一段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我非常感动。所以当时感觉中国文化的贫困，马克斯曾经写过一篇哲学的贫困，我觉得中国是文化的贫困。

有人居然说，书法一下笔与文化无关。后现代下笔反文化、非文化和诋毁文化的东西比比皆是。有些写书法专门“八病”，蜂腰鹤膝，比如说寸丁鼠尾，他专门写那种，他还告诉我，我把所谓的败笔写到一幅中就变成正笔了，我瞅到极限了，那岳飞就变成坏人，那秦桧就到极限便成好人了，就有这种书法，这个逻辑是不通的，所以当时谈到书法文化大观的时候我很感动，后来回国以后，我送了沈鹏先生一本，没过几天给我写了封信，说你做了对中国书法切实的推进，而且是过了若干年以后日益显出你意义的一本书。后来我请林岫副主席到北大来给我们的研究生讲课，讲课过程当中我送了他一本，他回去翻了以后，第二、三天给我打电话，说岳川这本书很重要，还要几本。

这个书法文化还是有局限性，因为当时的视野不宽，主要分四个方面，一个是中国书法史，从古文字开始，到甲骨文，一直到魏晋时期的书法字诀，一直到现代，李叔同、于右任都写到了。第二个是书法理论，或者换言之是书法文化，书法与兵家、书法与道家、书法与佛教、书法与建筑、书法与文学、书法与音乐等等，就是它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大的流派，小的艺术部类。第三是中国书论史，从蔡庸以前怎么评论书法的。书论史，第三是中国篆刻的史论结合，把篆刻包括在书法，后面附录有70多万字，附录了中国历代书法的著作，书法的名言警句我们也编出来等等。那么它还是仅仅局限在一国之内，一国的史和论，一国的文化和它的关系，没有书法的国际，后来2002年出版了《发现东方文化输出》这本书，我奔走于列国，短短的10年之内，我去到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传播文化，我慢慢感觉到国际书法很重要，因为废除汉字的声音还有中国书法被硬笔代替的很急迫，因为我不是很想像中石先生、启功先生以感恩他的恩师不一样，北大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具有那种大文化气象的东西，所以它敦促我们要具有更高的国际眼光，就是大国崛起、文化衰败，我们的经济崛起，文化没有复兴，这是中国的失败。

所以我在北大出版社，2007还是2008年？2008年出版了《文化书法研究丛书》得到了北大出版社帮助，当时出版的七本书，我自己占了四本，可见我那种狂热的工作，一本是《书法文化精神》，强调的是进一步延伸《书法文化大观》，强调书法文化精神，文化是一种精神，应和了钟白华先生提出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到哪里去了？第二本书是叫做《书法身份》，书法是有身份的，就像我们的指纹，我们的名片，我们的身份证一样，在一个国内可以不要身份，我们的同族，但是面对国外的时候，高鼻子、深眼睛、黄头发、白皮肤不一样了，它是有身份的，我们看个狗和猫，一个是京狗、一个是巴狗都不一样。第三本书是《中外名家书法讲演录》，是上下卷，跟陈默贞还有点关系，这个是我的访问学者做了很多的组织和整理工作，我出了四本，剩下三本是我聘的几个科的教授，一个是曾来德，他那本书也不错，他那本书的名字《书法的立场》，他也用了一个比较现代的词，立场，就是说书法是有立场的，还有刘正成的《书法艺术概论》，还有金开成教授的一个论文集，大概是《书法艺术论》，这套书出来以后，没想到好评如潮，北大出版社本来是看我的面子给出的这套书，他说我们都出学术书，像你们这种书法书，卖不卖得掉？有几个人看？结果现在昨天、前天去北大开会的时候，碰见编辑部主任了，告诉我说岳川兄太好了，印第四版了，你想想才两年时间就印到四版了，比所有的北大出的学术书还卖的好，它有一个慢慢、渐渐被大众认可的过程，他说光是你的那几本书都印了三万册了，我还是很高兴的，我说我今天夏天，最晚秋季还要交六本书，就是《美国书法史》、《欧洲书法史》、《东南亚书法史》、《港澳台书法史》、《日本书法史》、《韩国书法史》一共是六本。《美国书法史》我已经找好了人，他已经写了一半了。《欧洲书法史》两个人写，《东南亚书法史》两个人写，到这个地方跟这本书的作者已经谈过两次，日、韩的两本已经快结稿了，那么这6本书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书法界的第一，过去从来没有写过这种，但是也可能会遭到一些误解，就是美国有书法吗？没关系的，我们也可以叫做《美国书法传播史》，是中国人传播的，十八世纪带出去，因为传播史是书法史很重要的部分，它到了二十世纪以后，各个大学和美术学院都教书法，所以比如说两个美国的博士到三个月还是两个月，看了书法网站，到北大来访问，其实写的很好，还是一个黑人，法学博士，他就酷爱书法。

  杨洋：以前从来不会？

  王岳川：对，现在是以此为道，甚至还想读书法博士。你想想他难道不能成为一个美国书法史的一部分吗？我们为什么今天可以写沈鹏、欧阳中石、王庸都是活着的人，为什么这个美国鬼子就不能写呢？还有一个白人，就喜欢写那个依仁游艺、厚德载物论语的东西，贴到墙上很温馨，他不写那些中国很怪怪的。包括有一次我去写书法，有的人说写三个字，说发大财，我说我不能写，写到王老师就没文化了，我说书法是有所不为还是有所为？ 为什么发横财、发大财不能写？为什么厚德载物可以写，我就想这就是文化的东西。这套书出来以后，我相信社会会出现重新认识书法的国际地位、形象，会更加珍惜书法，尊重书法，而且尊重海外的传播，最近书法江湖攻击欧阳中石，还有荼心石（音），就是我那个《美国书法史》的作者，说因为一个标题很坏的，叫做是又一个书法的混混，用了“混混”两个字，这是对书法研究的不懂。他认为人家写的不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说你要说人家“混混”，先把英语过关，对不对，人家是在美国用英语教授书法，您先别谈别的，你把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用英文说一遍这五个词，第二，人家年年授徒，已经上千个了，而且这些学生都分到各大美术博物馆，他对今后中国的书法进入西方、美国的展出非常重要，你居然说人家是“混混”，这是第一。第二，人家在美国拿到学位，你把你的学位给我看看，美国不是越南、老挝不认学位，美国是肯定认的，那你就没有资格说人家是“混混”，反过来只能说你是一个起心不良的一个家伙，第三别人的书法被美国各个大的博物馆收藏了你就不开心了，你有什么好不开心的？中国人能走出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次清理中国的书法家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个骗子书法家出去随便乱画，号称是轰动一时，然后人家紧急开会，把中国书法全部清理出来，就是你们瞎写的东西，我们全部清除出去，那么人家的字没被清理，还在里面呆着，写的李大钊题的肩担道义，我认为应该表示敬佩，相当于我们一个运动员在国际上获了奖，就使劲骂他，我认为这个人就启心不良，就不是好人，我认为是良心大大的坏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前面做的《书法文化大观》，是把书法重新回到文化，然后出了《书法文化丛书》是让书法的身份和精神出现，现在开始谈到国际书法，让书法有一种国际视野，这才是中国书法的正统。

 

杨洋：王教授，当今中国艺术处于困惑之中，主要是什么原因？在书法界有何表现？

王岳川：我从事西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二十几年。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有发言权。我认为这是一个精神降解的消费时代：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名牌政治、波普艺术表明在当代世界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美国负面文化获得完胜。可以说，在对外文化霸权中，美国快餐文化导致的整个社会群体急功近利、麦当劳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消极影响，使美国文化比欧洲文化更具有整体文化扩张或侵略的主动意识。在当今世界文化中普遍弥漫着一股美国霸权文化下的文化世俗化、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搞笑主义的后现代痞子风气。这种风气进入第三世界中国以后，迅速和一些文革主义——反精英、反经典、反文化的痞子文化，就是文革的那种打倒孔家店，打倒专家教授的疯狂结合起来，变成本土的一种奇怪的世俗化文化景观。为害为烈。

可以说欧洲的油画才500百年，中国的纸上绘画2000多年，但油画将中国绘画颠覆掉了。美国要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引领者，他不可能在纸面和布上油画超越，他们把欧洲过去的达达主义乃至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全都收录到美国，无限地放大。现当代艺术几乎都是这样，不需要去写素描，不需要面对一幅《蒙娜丽莎》油画像达芬奇那样画四年，人们只是搞笑地用猴子或者裸人在画布上拖一拖就可以一夜成名，炒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大画家。甚至有人在《蒙娜丽莎》的油画上画两只小胡子表示他是男的，同性恋等等。以丑为美，创造大量的“恶心”的艺术（萨特语）。

由于中国埋头搞经济而缺乏文化站战略，导致中国文化贫嘴化、生命缺钙化、价值空洞化、精神低俗化。有媒体说得好：“作弊、拼爹、买粉丝貌似侥幸过关，但躲不过病肉、毒姜、地沟油；欺诈、秀下限貌似无事，但你躲不过贪污、腐败、不作为。若个体精于闪躲迎合，集体将成为人渣，“他人即地狱”。”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说，当今世界在美国POP艺术带领下，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病1％，艾滋病1％，自杀率1％。

在贫嘴化的时尚中，人们的艺术偶像从“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转变为“赵小李”(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后，人们大踏步地从“小资”堕落到“屌丝”，时代现状裹挟的蛮力很可怕，一层层地剥落人的尊严和耻感文化，最终到了“裸奔”，从中完全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的降解。

书法界的表现与文化界同步，简单地说，其一，跟西方现代风，而不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有深刻的研究和洞察，导致很多人盲目而做无用功。其二，反对经典一味张扬世俗，与中国书法文化的发展背道而驰。其三，书法经济甚嚣尘上，消减了书法文化重量。

往深里说，这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动辄对问题产生极端性思维——非左即右，非白即黑。所以中国文化总是处于拨乱反正、矫枉过正的过程中，总是处在对西方文化崇拜—批判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没有深度剖析和理性分析。为跟风，一些中国的水墨夹杂狂怪书法，按照西方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拼贴艺术、概念艺术去做，变体为书法后现代主义、书法行为主义等等。原则就是：你是优美的，我就恶心丑陋的；你是典雅的，我就是嬉皮式搞笑的；你坚持书法的正大气象，我就坚持与中国传统命脉相违背的东西。……当然这种牛劲和西方大量财团乃至于中国拍卖市场的怂恿和一些美院系统紧跟西方美术风有关系。我记得曾与一位中央美院副院长对话，他最初还颇为美院和西方现代派辩护，对话到一半时，他突然意识到问题严重。他说这个问题得好好反省。我说一个理论家思考全球化中的中国问题，一定要有中国身份、中国立场、中国文化指纹，没有这一切你画画得再西化，中国人不会认同，西方人一个经济危机就把你抛弃了。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美国梦做的最大的民族。当代书法家受西方的影响并且创作的丑、怪，只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肤浅抄袭。从我认识的中国书家其外语能力和思辨能力还没有显示出能走进西方现代精神维度，他们对西方历史文化认识恐怕还没有真正进入，其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和欠缺的综合能力很难说受到西方的正能量影响。

在我看来，在世界全盘西化的文化病态和价值虚无中，东方的书法应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为了群体和睦、人类和谐、世界和平而站出来。东方书法绝非写字，而是通过线条的运动表现出一种心灵的修复，重塑生命的心电图，其意义绝不能小看和自我轻贱。国人要有一种坚强的文化自信、书法自信，相信自己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契机，而且一定要把本民族优秀的文化提升到国际化的高度，同西方平等对话。西方是非汉字系统，现在全世界有7千多万人学汉字，学了汉字他们会更加理解书法，就书法的国际地位而言，中国书法现在的国际地位值得关注。尽管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去中国化”——不写汉字，不写书法，甚至将书法西化美术化。但是，随着中国国力增加和国家的和平崛起，世界将会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未来的中国汉字和汉字书法将有重大发展，并将逐渐成为全世界人民接收和欣赏东方抽象艺术和文化的解读密码。

在我看来，书法之所以看似简单却颇不易把捉论列，就在于书法不仅呈现为某种艺术审美形态，而其深蕴着文化哲学精神。只有深刻地实践体验，再迭加上升华的哲学思维，才能反观到书之道的微言大义，才能真正领悟书法之道与人格之道紧密相关。我想，在中国书法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应该重新检讨中国书法的精神价值取向维度，从书法行为艺术和全盘西化的书法盲视中走出来，重新“走近经典”“走进魏晋”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但仅仅走近经典是不够的，要使中国书法成为中国文化的话语形象，必须发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源。

杨洋：当今书法派别林立，各有主张，其中一些夸诞书法展，大众很难接受，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岳川：这个问题可分成两个角度看。

首先，书法审丑之风从国内文化的角度，看是中国文化失败主义、文化自卑主义的表现。为什么一些书家会出现这种丑和怪的创作方式？我想主要是跟时代的巨变是有关系的。对于书法创作我认为还是要有精神境界的，要干净、更要准确到位，不要搞得一张纸脏兮兮的丑陋。高雅的艺术在纸面上流淌的是文雅的、舒心的、平正优美的气息，古人所说的“书卷气”，而不是往脏丑的方面夸张。书法的主流像历届书法大展展出作品和获奖作品，实际上说明文化导向存在问题。因为在前几届的国展中，受时下流风影响，作品幅式很大字也大，创作时用笔下力太大太狂，这样的作品已经占据了一些展览大部分的空间。有时候看完一个展览后感觉很疲惫，整个展厅的作品那种气息都是冲动、混乱、暴躁。中国书法的美丽精神正在流失。这说明书法家在创作上已经走到另外一条路上了。一味强调视觉冲击，这种冲击效果过后留在内心的感觉是很空洞无聊的，当我们没有意境可以回味，作品不能作用于我们心灵的感动，那么，它存在的生命力就很短，有时候就是在展厅中作品就已经死了，影响几天后就消失殆尽。但是，它们负面导向作用又显得非常强大，许多人去看了这样的展览之后，看到这种的作品居然可以获奖，也开始模仿这样的粗狂的创作方式，推波助澜，各省书法发展方向就变了。你写的很粗野，我就写的比你更粗野，你写很粗壮，我就写的更粗壮，书法内涵并没有得到更深挖掘和体现，反而遮蔽在浅薄的形式结构的狂躁中。

这几年情况稍好一点，因为这几年又回到魏晋二王的路子来了，这是一种审美的趣味的调整，有时候感到疲劳会逐渐地转向，会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现在的作品给我们的感觉就比较清新、秀美还有文雅，现在这种书法创作的潮流觉得就更接近文人书法的味道。当然如果是这样一直写下去，在审美方向能又太保守了，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二王的书法临摹的非常像，他们创作出来的也是非常逼真，但如果都是这样子，又让人感到过于小巧了些。从书法的审美意义上说，书法的形式是不断转变的，不断有新的形式出现。但不管有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整件作品比较洁净，就是像很清新的露水，更让人欣赏，因为这种清洁可以提升我们对艺术的喜爱，而不是厌恶的。那么弄一个粗糙、丑陋的，实际上就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审丑的环境里，让人感到他的丑有些恶心、反感，甚至讨厌，甚至就会形成一种误导，就是中国的书法艺术难道就是这个样子？难道就是以丑的面目出现的吗？书法的的怪僻、低矮、丑陋气是学术界美学理论上需要辨识清楚的问题。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把正大气象具体化，正视经典书法的文化含金量，不欣赏萎缩的可鄙的书法形态。我一直想守正创新的那个“新”还是很重要的，光“守正”不创也不行，比起古人说的话还是没有出息。古人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探索，还在努力地去寻找新路，那么今天更需要这样去做。

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书法教育中人文精神缺乏和技术主义大泛滥。人文精神和人文修为的缺乏导致高等书法教育中更急功近利地走向技法的训练。所以，高校培养出来的匠人很多，大师愈来愈少见，尤其是很多艺术家觉得在厚重的基本功和精神层面已经很难超越前代大师，只好转向抄袭过来的行为艺术，一种“反抗的文学”（马尔库塞）。行为艺术实际上是把空间的张力变为时间的流动，行为过程一刹那就结束，它改写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发展了后现代的过程观理念是有道理的，但是过多地掺入了“政治波普”的东西，比如用一种话语权对抗另一种话语权，实际上是使用后现代的形式完成现代的命题。行为艺术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在操作过程中过于想达到艺术之外的反道德东西。进一步看，一些艺术家缺乏相关的历史文化感、缺乏民族国家感，以自我为中心，以游戏心态对待严肃的艺术，把事实真实的一面歪曲虚化了，产生了诸多不良游戏心态，也助长了年轻一代逆反心理。可以说，注重文化与书法的内在关联，是我对书法在当今世界的意义的重新解读，意在从西化的形式主义书法的盲视中超越出来，追求书法文化温润的人格内涵、恢宏的意义表达、美妙的诗意呈现和广博的人间关怀，以空灵、高迈、宏大、温馨构筑人类艺术精神生态。我们一定要注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看中国，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换言之，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这就告诉我们，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地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暴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我认为文化输出和物质输出还不一样，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如果我们输出了像赵本山、小沈阳等以骗为核心的忽悠文化，那就很危险了。如果把这样的低俗文化输出去，那就变成了中国的灾难。

实际上，书法文化在中国文化重新崛起的新世纪，已经超越了技法层面的有限意义，而具有了中国文化形象的象征意义。近些年来书法文化的蓬勃兴起，表明中国作为书法原创国重兴国粹、再创辉煌的文化自信力。每当在国外看到一幅书法，我都有一种由衷的激动，似乎找到文化根基般的感动和充实。中国书法代表了东方文化当中最具有特色的、最具有亲和力的一方面。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书法本身已变成一个国家文化自觉和自信的重要表征，中国应该向世界展示东方汉字的毛笔书写文化的独特魅力。

  杨洋：您曾经说过，中国当代书法应注意书法本体性中的“书写性”，尽量减少书法的“制作性”。请详言之。

 王岳川：我认为书法的本体是“书写性”，它是中国人唯一在这个世界机械化境况中徒手线书写的艺术。如今，桥是直的，飞机航线是直的，跑道是直的，高楼大厦是直的，唯独书法是充满变化的手工徒手线的纠结，它是保存人本质力量的精神艺术。书法八面出锋，阴阳向背，点化之间，性情毕现。如果说书法是有文化的话，书法就是一个文化人最完善的心电图，他做其他事情都可能一板一眼，都可能是戴上了人格面具、官帽子，唯独他作为书法家的时候，像怀素一样“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完全是敞开心扉，舒散怀抱。洒脱怀抱的文人书法的波澜，是他用毛笔在平和心境中潇洒自然地呈现出来的。

 而书法的“制作性”违背了书法的本体性，将书法的人文情绪“匠人化”了，将神思灵感的书法精神“逍遥游”变成了“纸上画”。书法丧失了人文书写的“惊蛇出洞”的飘逸境界，而变成了挂在树梢上的“僵化死蛇”。其实，今天的书法出现种种的疾病、症候，是书法家精神生态出了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书法用笔、章法、墨法问题。书法家的人格，书法家的内心世界精神心态衍生出一大堆的垃圾，他无法把那些垃圾排出体外，排出他的怀抱，于是书法生病了，书法家不健康了！有些书法家热衷于制作书法，毛笔写完了以后凉半干，弄到洗手间把它上面多余的墨冲掉；又半干，再在上面写一次，半干，再用水冲刷；浓墨加上淡墨，云山雾罩地做出来了。这有点像工匠画，还有些像装修工人。后还有人往墨汁里面加了很多化工原料膨胀剂，兑在墨水里面，发泡以后写到纸上就迅速扩展，自然大大膨胀，视觉效果很冲击。结果是什么呢？古代纸张纸寿千年，用膨胀剂写字以后纸寿只有三年了，三年之后纸就纷纷扬扬，在化学碱的作用下变成碎片。我想这样做完全丧失了艺术创作的体验性和神骏性，丧失了“庖丁解牛”那种人与物合一的高峰体验，而变成一个匠人的手工活，不断地去在化学品中生产着短命的写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诸多怪现象不能继续下去了，不管他打着什么时髦“旗号”，打着什么“主义”都不重要，艺术说千道万还是人性境界的真实体现。其实写字用一个“写”来表达是很恰切的，就是写，没有其他附加的条件和方式。现在的一些作品尺幅越来越大，能不能写那么大，当然可以写那么大，但是大要看效果是好是坏。有的是幅尺很大，但是精神容量很小。我们回过头看一下，那些魏晋的作品，不过就一尺见方，这样的作品却显示出一种很大的气象。这不仅仅是技巧，有很多的深刻精神内涵在里面。现在的创作尺幅求大、工艺材料求多，实际上已经走到另外一条路子上了。因为你附加的条件多了以后，一件很大的作品就是能看出作者的一种不自信，他的书写中间，整个精神流动过程不是连贯一气呵成的，而是颠三倒四的。现在这种势头还没有减弱下来，可以看出有很多的创作者是误会了这个“大”的含义了，把这个“大”归结于是物质上的大，如果是这样的理解的话，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没办法写出那种正大气象里面“大”字来。

  杨洋：您是书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在书法教育方面您肯定也有跟多的想法？您对目前中国书法教育怎么看？

王岳川：首先，中国书法教育没有横向沟通，首先是教育部和各个高校的教育脱节。我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港澳台他们都有很正规的书法教育和考试制度，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小学生必须写书法，而中国的小学是兴趣小组，没有这门课程，即使您作为校长强调我们这个学校开设书法课，也只是说纳入一个课外学习小组，或者是有一个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不作为考试内容。我说的是东亚国家和周边的港澳台不一样，教育部去年同意中小学开设书法课，但书法教师奇缺，有令难行。我很担心，在今天人们写钢笔字、电脑字的时候，书法将在10年到20年会被教育部彻底从小学当中绝迹，今后文盲比比皆是，离开电脑就不能写字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其次，各大学和中学的书法教育的零散化、零乱化，比方说美院系统的教学和师院系统的教学不一样，师院系统的教学北师大和首师大又不一样，南师也不一样，西南师范大学也不一样，重师也不一样。综合性的大学，自从北大成立书法所以后，山西大学、深圳大学等等也成立了书法所，但各自为政，处于教材零乱、教学理论零乱、教写字的好坏没标准不清的局面。

第三，书法评奖评委组成单一化。中国音协的入门，如果钢琴没九级，没去获得女高音、男高音的歌唱奖你是进不去的。但是书协只要老干部退休了，或者某某人投资了一百万，就可以顺理成章变成中国书协会员。其拿笔的时候错字满篇，指出来他还不认，我真是叹为观止。书法界底线最低，教育制度是乱的，教材、教法、教纲是乱的，而教学入门的底线是乱的，谁都可以入，书法界就变成人人都可以称为的书法家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要纠正起来我认为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还是应该由上面的人来做。

我建议当务之急在书法教育方面做几件事：

  第一，成立中国书法考级委员会，挂靠到文化部或者是教育部都可以。就是说音乐诸如二胡、钢琴、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笛子、长笛都可以考级，凭什么书法就不能考级，为什么书法就不是一门科学，所以我认为是可以制订的。有了考级委员会不管多么牛的人，先考级，而且一定要考二胡一样，拿一把琴，你在隔壁拉，我们五个评委都在这房屋听。书法拿上来前全部把名字盖住，然后再评。评价的风格流派应该各派正弦分布，比例恰当。这个事情做起来也不难。

  第二，成立中国高校书法协会或者是研究会。统一三套马车的教材、教法和教师队伍，比方说我们教文艺理论的、教古代文学史的没有博士学位是不行的，有了博士学位还不行，他只是讲师，还得经过培训，书法行只要会写字，获过什么奖就感觉不错。必须有教师培训资格证书才能担任教职。

第三，严重的问题是改变书法展评委的基本构成，中国书协和所有的省书协等等，展出很多，但是我建议应该吸收相当部分大学的书法家、大学的书法理论批评家，减少评审过程当中的追风。我认为书法应该百花齐放，本来就五体书，本来就有很多的写法，我认为从考级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三个方面把住了一个底线和标准，把它科学化。进一步说，书法评委处在书法文化链的高端，起着“书法指挥棒”的作用。我们对书法界的问题澄清应该在评委问题上下功夫——谁有资历担当评委，评委的组成应该是多种的，而不应该是就几个写字的，他必须是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文化重镇的人集体组成。我有的时候很感慨，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青歌赛，都找了余秋雨。不管对余秋雨有多少批评，但起码余秋雨不是唱歌的。就连唱流行歌曲的都知道找几个文化人，甚至还让不懂唱歌的文化人来考考他们的文化。我们的书法最文化了，写的是古文，是经史子集里面保留中国文化经典名句的钻石，可是却评得没有文化，导致民族书法越写越丑，越写越让难受，感到集体恶心。当把住了展览高端入场券和推选高端评委这两个关口，书法其他的疑难杂症我估计会慢慢化解，过分拘谨的那种东西也会慢慢消失。

只有这么做了，我认为中国书法才不愧为作为书法原创国，才会无愧为作为新世纪大国崛起当中的书法文化建设，否则还是会萎靡不振二十年。书法教育把这几个基本的东西做好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回到书法教育的正规，认认真真去学，至于怎么教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它有一整套的教学规则。

杨洋：书法的“技近乎道”对今天的重建“美丽中国”的书法文化有何意义？

王岳川：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书法家人格魅力和内心境界和书法紧密相关，告诉人们书法技法需要人文精神提升才能成为书法杰作，告诉人们作为初级阶段的书法技术需要“与道相通”才能进入书法的历史记忆，告诉人们只有书法文化境界高远才能重建“美丽书法中国”。当代人急功近利的作品往往写得极为张狂，叫做是切割空间、视觉冲击力，已经把书法的本体忽略掉了。我想起这么一个事，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关的时候，白天奔波千里，已经非常艰难，晚上还灯下读书。他读的不是兵法布阵书，也不是刀剑技法书，他读的是史书《春秋》。你说奇怪不奇怪？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深明大义，读书精神薄云天，不读书俗不可耐，三天不读书就是一个俗人。再说王羲之，为什么我看王羲之诸帖，气象那么大？除了坦腹东床，傲慢权贵的大气象外，保持自己的真血性真情怀，有道法自然的风度——早年池水尽墨，晚年跪在父母亲墓前发誓永不做官，集中一切精力把书法写精。正是因为他有这样避离一切，蔑视诸侯，然后对自己书法放到人生最高点才成就了书圣王羲之。而今天的很多人，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大俗人，是一个没有什么品位的人，你还指望他的书法能出现什么奇迹？

 人的内在气象和他外在的书法表达有深层关系的，不然一部艺术史就完全可以重写，就完全可以写成一个阳奉阴违史！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只是我们很多的艺术家没有体会到关羽走背运的时候还夜读《春秋》，是让奸臣贼子惧！叹服他的凛然正气。王羲之在自己为官、择偶这么大的人生选择面前，如此坦荡的选择，他的境界当然就会大。现在人如果急功近利，天天围着金钱和权力转，他的书法必然表现出一个俗的境界。以为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装饰可以唬人，就像用化肥一样，又简单、又干净、又清洁，结果把土地碱化了。农民都知道，用农家肥才能长出生态美的庄稼，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清洁的山河。书法亦然！

技近乎道必须做到书法的正大气象。，有人总是认为正大比较容易做到，作到奇绝、奇巧是困难的，实际上正大是很难做到的。要做到“正”又不死板、不僵化是很不容易的；做到“大”，“大”不是字要写的大，而是气象要大，内涵要大，这实际上就不光是技巧所能解决的，这和一个人的人格、精神方面的浩然之气有很重要的联系。现在写的字，脱离了“正大”之后有一种很媚俗的趣味，江湖气味很重；“正大”的气息应该是比较朴素的，自然而然的，少人工刻意雕琢的。现在人工摆布的痕迹和匠气很明显，但“正大”实际上也说明了内心高远宽博的展示，自然而然的流露，不是刻意出来的。现在的书法朴素不够，花俏的成分太多。究其实，中国文化中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实际上都是很朴素，毛笔是用禽兽的毛做成的，笔杆是用竹子做成的，墨是松烟做成的，砚台又是石头雕成的，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很朴素的工具把自己内心很自然的表现出来。正大气象的作品会给人一种鼓舞，一种感动、一种震撼。一个喜好书法的书法家也罢，书法爱好者也罢走上这条正大气象的道路的时候也培养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自己的格调更加高远，实际上写字就是自己性情的一种流露，“正大”这条路子应该是书法家不应放弃的道路。

“正大”的大不是说尺幅很大，我看过一个写了八尺整张的，但却觉得内心世界很小，艺术感觉很小，甚至他心灵空间都很狭小。相反我们看一方小的印，指甲盖那么大，可以说方寸之间给你感觉磅礴正气，那种汉代气象，这种气象也许可称为“平正”，“复归平正”的“平正”含义很深。今天做鬼脸的书法还有，做洋脸的书法还有，踏踏实实做本真的书法很重要。

杨洋：有人说书法是过时的古董，你对此持什么样的观点？

王岳川：有人说，书法是逸老逸少最后的晚餐。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书法不是过时的古董，是中国文化中有勃勃生机的高端文化载体。

 去年，我到法国的卢浮宫。一法国教授对我说，从卫星上高清晰度地拍摄法国巴黎市，照片跟100年前的巴黎一模一样。而从卫星上拍摄北京，它和100年前的北京完全是两个城市。100年，房子肯定漏了，坏了，怎么办？他说，在巴黎，房子修缮的时候政府管“五面”，管四面外墙和顶部外观。至于房子里边的大小、高低，则由居民自己做主。为了保持这种古典性、或者是古董性，浪漫的法国人可谓呕心沥血。相比较中国则唯恐与一百年前有任何关系，这是典型的文化不自信和文化失败主义作怪。

现在，书法在日常行政告示中消逝了，一个电子邮件就可以搞定；在亭台楼阁、商店招牌中消失了，只是简单地从网上下载一些方块字；从大学、中学正规的课堂中消失了，甚至从文人雅士中消失了。在我看来，书法不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不应成为现代社会的古董。书法在现代的社会生活，在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就像巴黎的时尚性和古典性的统一，是一种重要而有意义的文化。今天，我们应该激活书法的精神魅力。

近年来,我多次到韩国、日本和欧洲访问，对于中国书法在全球化时代的位置和意义有着切身的感受。2003年，在韩国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韩国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公开宣称“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的高丽纸写的”，我当场予以驳斥。2005年，在汉城举办的国际现代书法双年展上，一位韩国教授甚至提出：应当废除中国的“书法”、日本的“书道”等名称，全东亚都统一为韩国的“书艺”，以对应西方的“Calligraphy”词义。我同样对此加以反驳。这几次文化冲突对我的震动很大，深感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大国文化崛起中，书法不是小事，而是中国文化中最值得重视的文化之一。

在当今世界“人性”向“奴性”下移，自我认知趋于“精神矮化”的世纪，主体的人变得“屌丝化”。艺术从精神抵抗到麻木，然后成为技术合谋。需要人性复归和艺术精神重建。文化是我们的“生命指纹”，书法是中国的文化指纹。东方和西方艺术门类中都有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电影、建筑，但是唯有书法是东方艺术所独有的，在这个意义上，书法是向西方证明和体现中国形象的东方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文化书法本质上是对艺术本真的回归——明心见性、道不远人、依仁游艺、立己达人——以诊治现代性艺术的精神疾患。文化书法着眼世界，追求全球化时代中国书法的世界性价值和高端前沿意义，使书法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人类共享的世界性审美形式，使东西方美学共同构成人类互动的生态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