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被世界看的中国艺术和批评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01-02

 

被世界看的中国艺术和批评

 

王岳川

 

一种真正的思考，总是将自己的置之于国际文化大视野之中，去思考中国文化身份艺术身份问题，所触及的学术前沿问题，往往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和理论眼光。学术的问题就是在似乎不见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有敏感的问题意识，关注现代性“身份书写”，以及对“中国性”问题探询。当下中国文论界思考的问题芜杂而宽泛，往往使人不得要领。这其中被世界看得中国艺术和批评或中国艺术和批评怎样被世界看，成为了一个重要后殖民文论问题被提出来，值得好好反思。

 

一  中国文艺被世界所看的文化身份

 

我注意到，整个20世纪西方文论流派众多而方法多出，但大抵上可以规约为三大流派。

一是德国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流派。这一流派使文艺研究发生的转折在于从创作转向了阅读，从作者中心转向了读者中心，导致在意义的阐释中已经不再注重作者本身的意义。读者成为阐释的主体，开始了意义的无尽阐释。创作者在创作完成后，作者就已不再重要，作品的意义在读者那里获得生命而逐渐展开。可以说，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强调的是意义增生和溢出原则。这种对原意丧失的漠视是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上帝已死”造成的，没有神圣原意导致了原创者不再重要，而意义的增生溢出和增补才是重要的，这样由原来的意义追求走向了引申义的求索。可以说，现代性中制度现代性问题和审美现代性问题被学术界重视，但是战争和艺术、战争和思想、战争和哲学、战争和意义的关系研究非常不够。

二是法国的解构主义文论话语。解构主义话语强调的是“差异性”原则，这是因为欧洲在面对美国的崛起尤其是二战以后的时候，出现了与美国同一性对抗的非同一性原则。所以，怀疑与颠覆霸权帝国话语成为整个解构主义的原则。于是，对差异的求索导致了文化上的“无意误读”和“有意误读”，并进一步使得意义的解释成为颠覆性的和反抗性的。如果一战是德国的解释学，二战是法国的解构主义，那么，一战、二战之后是冷战，冷战时期出现了英美的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

三，英美的文化研究强调的是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它利用了从作者到读者的解释学和从同一性原则到差异性原则的解构主义话语的思想资源，但在媒体的平面上滑行的时候文化研究变得浅薄和平庸。美国的大众文化以三片文化为代表。第一是大片，就是电影，杰姆逊认为它是典型的后现代。第二是薯片，就是饮食文化，现在已经全球化了。第三是芯片，微软的芯片，使得中国的文化操作方式都改变了。其实，“美国为对抗前苏联阵营的文化攻势并扭转自己在欧洲文化体系中的弱势地位，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50年建立‘文化自由大会’，并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动用马歇尔计划援欧资金的5％(约2亿美元)，以及洛克菲勒、福特和卡内基等160多个基金会的巨额资金，在欧洲宣扬‘美国文化’和‘美国艺术’，极尽打造之力。”在这种文化战略的氛围下，中国很容易认同英美的文化，认同英美的文化研究，认同大众文化，这也是文化研究火热的一个原因。

西方文艺理论经过了德国解释学、法国解构主义和英美文化研究之后，对于世界中国应该提出什么问题？提出什么思想？21世纪的中国能否成为继美国之后引起人类重视的一个话题？我曾经仔细研读过对获诺贝尔奖的作者们的总体评语，如对萨特、海明威的评语认为：他们说出了“人类的情感”。而一位华裔获奖的作家却只是说出“区域性的情感”。我想，难道东方人就不配说出“人类的情感”吗？难道东方人的情感中就没有“人类普遍性”吗？

我关注中国当代文论中的中国立场问题，“中国性”身份问题，因为里面潜在的问题是“中国性问题”——作为区域性问题有没有可能世界化或有没有资格世界化问题？有没有途径世界化问题？有没有世界化的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可能性就只能被其西方人全盘西化！这种全盘西化的世界化，是抹杀差异的后殖民话语霸权，在这种复杂的后殖民语境中，我们要关注的中国问题是谁在说？进一步在全球化语境中，注意谁在化？化的是谁？怎样被化？这些问题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当代中国文论问题很多，诸如：中国文论失语问题，当代文论因袭西方问题，文论批评的边缘化问题，中国文学在西方被看中变成“每况愈下”的处境，文艺理论批评创新能力缺失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与一个根本问题紧密相关，这就是中国文论在西方话语权力中的丧失文化身份问题！必须运用后殖民“文化身份”理论，洞悉全球化语境中谁在化谁？怎样拒绝被化？怎样从文化冲突逐渐达到东西方文化的和谐对话？同时关注中国文艺界的盲点问题，即：中国艺术在怎样被看？怎样被中国人自己看？怎样被西方人看？怎样被拍卖公司看？怎样被收藏家？怎样被里面的问题非常多。

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按照西方模式放弃中国经验，我们把它称之为被驱逐的他者。它已经放弃了中国经验，力求按照全球的主流思想去做。但这可能吗？我经常想，美国的经验和英国的应验，他们的全球化经验和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稍读一下现代史就知道了。美国的美术经验和欧洲的美术经验和中国的美术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按照西方模式放弃自己的结果，就是变成了香蕉人，外黄里白，外面是黄皮肤，里面是西方的白色。但这种做法，我认为值得质疑。第二种，是按照差异性原则，保持民族文化指纹，形成中西的对抗或对话，甚至可以说，互为他者，你认为我是他者，我认为你是他者；你认为我不入流，我认为你更差；你认为我是部落主义，我还认为你是霸权主义。这种中西交流史上出现的问题形成典型的冷战模式。所以，一拨人吁求重视差异的美好想法，那么进入第三种，将中国性世界化。

就是说，我们的世界性原来是被逼的，我们的边缘化是被全球的现代性和全球化所造成的，但是当我们中国慢慢通过现代化复苏起来，我们现代化的痛苦经验，一个世纪的痛苦经验，我们差不多八千万人的痛苦经验难道还不值得世界现代性关注吗？所以将中国性世界化的努力在论文中若隐若现。这种努力当然是很可贵的，也是很微弱的。因为它所替代的立场是他者的他者，你看我是他者，我看你是他者，你对我而言，是他者的他者，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因过分强调中国性而丧失一部分国际性。但我尊重这种选择，这种选择提出三个问题：未来的世界是同质化还是多样化，他选择的肯定是多样化；未来的文化应是单边主义还是多元主义，它强调的肯定是多元主义；未来的美术究竟是应该强调文化身份还是文化统一性，它强调的肯定是文化身份。

我关注他开篇说的意味深长的东西，关于希克。我最近刚写了一个长篇文章批评希克。希克的五大问题跟美国思想家杰姆逊提出的问题是相同的，杰姆逊2003年在华师大一个会上，公开提出没有中国的现代性，全球现代性就是美国现代性，所谓全球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化就是基督教化。看了这篇文章，我约了4个教授写了一整篇批评文章，结果这篇文章遭到很多杰姆逊的追寻者的反对。但时过境迁，杰姆逊给我打电话来，他说经过四年他发现他错了，他到中国来，准备和我再长谈一次。在我看来，我们可能是杰姆逊和西方人的学生，但我们更尊重真理。

回到我们的本题，这个本题就在于前面的问题，希克的问题：“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否有特定的风貌？”我们马上会问，中国艺术家的什么作品，是中国画作品，是中国的写意，大写意，水墨还是中国的油画，装置，行为艺术以及什么，因此，他的问题马上成为一个必须具象化的问题，就是是中国的西式作品，中国西式作品中的古典油画作品或中国西式作品中的现代装置作品，或是后现代行为艺术作品，拼贴艺术作品，新历史主义作品……这种越是向西方臣服，越是完全挪用抄袭的作品越是没有中国性，这是肯定的。我们完全可以从马六明和张强的所谓trans 的书法作品看到，没有中国性，只有世界性。包括最近屠新时美国一位书法家用30多个美国裸体女人进行中国书写，我当时就对屠新时说，你这种做法可能很国际化，但让中国书法蒙羞，我不认同这种东西。那么，是否会有与世界主流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当然会存在的。

第二，他说的问题是中国艺术家因为住在中国有另外的兴趣，另外的感知和表达方式和另外的情感，这个“另外”，潜存的说中国不配或不需要有另外的东西，因为这是个全球化和美国化掌舵的时代，我突然想起，我们中国唐代的时候，按照今天联合国的一份文件指出，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3％，比今天的美国占全球的百分比还要高。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当时的中东人、欧洲人完全变成唐代人的身份，这是不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表达另外的感知和情感是他们当然合法的权益。今天是个男权社会，因此让所有的女性都变成了男性。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有差异的话，这个差异还会继续存在吗，我认为将来的差异在德里达、福科和拉康的努力下，还会进一步加深，因为我不相信通天塔最后会造成，因为上帝让人采用不同的语言，这个通天塔最终是造不成的。

第四个问题在你自己的作品中，你是否有意识采用中国模式，这个问题是比较微妙的，如果过分采用中国模式就会成为机会主义，过分采用中国的政治模式，就会成为一种冒险主义，如果过分采用中国的艺术元素，像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就会成为投机主义，我认为关于中国性的问题不能是有意识和无意识，我倒很欣赏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呈现。

第五个问题关于中国性的争议是否纯属无聊，我认为在未来50年，这个问题不光是不是无聊，而是相当有聊。因此，在我看来，艺术无国界，我们知道蒙娜丽莎代表的不是意大利人的惊喜而是人类的惊喜。但是蒙娜丽莎是国际性的，但达芬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国际性的人，我只知道他是意大利人。《格尔尼卡》强调战争的残酷性和人类对和平的期望，所以它是国际性，但我认为，毕加索肯定不是国际人，他是西班牙人。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一个力求将其身份和文化指纹抹掉的人可能是个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可以成千上万去做的。所以，这篇论文应做的问题是，把中国的艺术形象中，需要做个前提，考察现代性500年以来，中国艺术形象发生怎样的变化，它最初是怎样的形象出现，为什么出现中国画散点透视和西方焦点透视之争？为什么清宫画中会出现西方传教士的画，为什么中国会完全放弃或者李小山写出《中国画的死亡》之后出现的情况。

我认为应该建立个谱系，中国5百年以来确实经历了千年未有的巨变，中国美术形象艺术形象的讨论不能够脱开这个历史。论文的余论很微弱，思考行笔匆忙，归纳缺乏序列，在结论中没找到更好的理论依托，所以显得比较单薄和脆弱。所以提两个问题：1、把前提，问题的产生谱系写出来，2 、余论做重点的突出。

 

二  文化艺术争论背后的文化话语权问题

 

从五四开始，我们就经常是对问题进行研究，关注问题没有错，但是逃脱问题，就有问题了。西方人有一种视野，促使中国必须 要去往这个国家的身份上去改变它的那个企图，改变它的那个身份的编码，甚至是带有一种迎合力的东西，所以，促使了相当一部分人，感觉到这个正好可以是拿到，他们所希望的，西方背景这种东西，但西方背景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分析，因为，如果中国是一个很凶恶的，甚至很残暴专制的，它往后缩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也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它今天是渴求变化，苛求能够加入世界大话语之中的时候，他有一种调整自我姿态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要注意了。哈贝马斯、福科，本来就是专业的知识分子，他对本行本来就是最好的，他代表公众世界发言，他发言的结果不是邀请任何人，不管是第三世界，第二世界，还是第一世界，他都不需要了，他只是一个客观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本身做出个合乎逻辑的一个历史性的表示，像赛义德。所以，中国人变成了一种，带有一种非常强的功利性目的。对问题的阐释，其实是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某种声音可以被放大，它不惜歪曲事实本身去发言。

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问做偏的一个原因，也是不能出大师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历数一下。中国的真正的一批做学问的，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学术自律，学术规范和他们学术的底线，促使他们不能轻言亦言，不能随便超出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内，去说些自己也不懂的，或去邀承别人的一种，浪费了别人。它就而去，或某个范围权威人的话语。这就使得有一部分人非常的活跃，活跃的近乎于一种变态。今天就是有一部分人还是严格来说，胡适他们当中的，注意问题，或者主义，而没有注意真正的思想和大的文化。我认为，把握住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大脉的人，才真正懂得未来。才懂得问题的底线，和问题的来源以及问题的走向。相反，它只是注意一个不断炒做的结果，让大家感觉到缺乏了一种深沉，缺乏一种和谐的那种接受的话语，那种失真导致了那个群体被关注，而真正的不失真的，高宝真的声音被掩盖了，这是学术界的一大悲哀。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很多人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什么是思想史，学术史，什么是中国，把中国走出泥潭，而走向真正的国际大话的与圈子之内的，既有一种我和你的，正面的，客观的，甚至是作为公正者的，人与人的对话的，那种东西，而不是炒作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如何从一种政治的无意识当中走出来，变成一种学术和思想的一种无意识，一种学术和思想的自律，这很重要。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刊物的问题。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把所有的刊物看作我“亲切的家园”，我的声音只要是正确的和客观的，我可以在所有的刊物上去发表，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的阵地，所以，这一次，他们发表他们的那个，我没有认真的去读，他们是，他是发表在他们阵地上的，带有非常鲜明壁垒、对抗和战斗的意识，这也是我们的学术少了国际性的与国际并轨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客观、谦和和自律，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一种说得不好听，就叫做“山头刊物”，只要我们几个人把握了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在国内还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就用这种影响，无限的放大这种声音，使得其他的声音无法发声，这是一种极其不正确的一种学术方法。我认为，这种方法，也是他们反对那种正直的中心主义的话语的相反相承的东西。它和反对方法去作对。所以，在我看来，他的这种，……，也攻击过他，说去和德国电视台去讲个性，是的。他说，德国的所有的平台，我都可以用它。我没有阵地，因为，我的声音是公正的，但是，谁的声音，他只有在一个阵地上发声，而缺乏了公正，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觉得，二十一世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在国内发言，在国外的时候，我们不能发言，是不是一定要把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爷爷，把你们的祖先都抹黑了，或者说，把第四代，或者第五代抹黑了，才能出现这一代。我不太同意，就是有一种说法，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是尸体史，坟墓，我不同意。我认为，每一代人，当时的特定的，文化，或者经济环境中，作出他的分析，学术实际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公正。那么，在这个方面，可能是，中文，可以坐下来，可以说，探讨一个超越政治狭隘的立场和政治的一个图谋之后的，我认为是中国的说话的方式，入思的方式和言说的话语的方式，需要认真思考。

那么，我们这批文化学家，应有自己独特的那种高端的话语平台的，同时，自己多少可以艰辛的著作着积累型的那种眼光和判断力，所以，我认为，这个事件的本身，不在于 这个电影，而在于发言，应该有着怎样的立场，这个立场是对内，对其他领域的学者，对外，是对国际上的呼应。我认为，这我们是应该做到的。

像赛义德，他对若干重大的国际问题，哈贝马斯，关于人的……，还有很多问题，但中国知识分子，你去做了什么，疑古派，当时领中国五四之风头，对中国古代的东西加以怀疑，但是，只过了差不多不到八十年，今天回头看疑古派，错误百出，错误千出，他们所做的学术建树，是非常……，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反省。

学术是非常的严谨的，他就像瑞士钟表店的那钟表师一样，一厘一毫都不差。那个瑞士钟表师不敢告诉你，我的一年差一分一秒，你的表，差了一天一夜了，你还告诉你的表是好表，那是不可能的。太去追究当下的那些伪问题，当下的所谓的热点，把他学术的基本的客观和他那学术的真正的身份丧失了。中国现代时期是已经告诉中国人。中国现代史值得认真清理了，我们今天已经走出现代性当中的很多的问题，像王国维，现在，日本人抓住王国维就不放，说他抄袭东西不是一二本了，但是，当时，他的后学为他辩护，说当时做学问就是抄袭，连翻带蒙，带侃，但是，他们现在，国外就不那么认为。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现代性的过程中，一方面，就是去从西方人那拿到手术刀，一方面要找到瘤子，我就一刀杀下去，割去东西来，今天，这种做法，还在继续，这种，我觉得值得思考。

学术黑哨也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如果缺乏那种公正性，一个基本的规则，他可能吹黑哨。学术黑哨也是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其实我们国家，做大的想法，内盛开出新……。他想的就是个人道德完美后，制度再坏，我也可以做清官。把这个事情做好。

做七品的我把七品做好，做五品我可以把五品做好，三品，三品做好，皇上，我是绝品，我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西方不承认，他认为，制度不好了，在……，我这个就做好了。

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制度性好了，是不是这个道德极其败坏，他在这种制度下的演说都是正确的。反过来，这个人的言说，他的内身达到了很高的修为了，但是，在外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还能做一个真正的好卒。那么，这个例子可以看，这一波人，他所谓的一种在外在这种制度的，公众话语层面上的，他说的是连续的话，这是你看到的，像余虹的叫做“……”，“知识共同体”，还是什么共同体，这样的话，他其实就是说，我认为，在外在话语权力上，具有了形式上的完满，比如那种客观性，或者是一种制度性，还有个人的独立思考，公众层面上，就容易把一个事情变成为自己涂脂抹粉，圈子里的自己的情绪的一种宣泄，这是个，但这个问题呢，刚才余虹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有没有所谓心灵的绝对心灵的，那种公众之声，有没有这样的作为裁判的最终 的，终极裁判。我们不是全称的知识分子，我们只是第三种人，我们只是发现了对手当中的一个错误，指出来而已。这就是，胡塞尔说的要“面对事情本身”。

 

三  中国文艺批评的创新精神缺失

 

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方面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可以说遭遇的危机更加复杂而严峻。当代中国文学遇到一个空前的危机，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危机，也在于整个世界缺乏中国文学。中国在不断崛起的同时，文化特别是文学批评如果没有跟进的话，那将是很危险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原创性将遭到重大挑战。我们只能直面当前文学创造的市场化庸俗化现象，进而思考如何重建文学批评的问题。

 

（一）本土文学批评的浮躁

第一，西方流派多而本土批评少。我看到很多作品和批评话语，都是按照西方的心理分析、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网络批评到现在的生态批评，一个一个地消化，唯独缺少启发中国本土的批评精神，这种批评精神日渐沦落。反过来关注本土民生问题少，电影有《三峡好人》，但我不知道在小说诗歌领域关于三峡的作品有多少，但迄今为止我只参加过美术界在成都的一次展览，有十位画家和艺术家对三的“175”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文学界很多人可能没有思考。

第二，关注数量多而质量少。我经常收到一些作家寄来的小说，一次就是两三本长篇，但仔细翻阅后，几乎都是网络写作，一日千里、每天八千字往前写。据我所知，今天许多作家开始用录音笔写作了，每天一杯清茶，心情极佳，坐在那里就用录音笔开始录；或者两三个人坐在一起杜撰一段电影剧本那些贫血的非议所思的故事，然后请打字公司帮他们整理出来。这样的小说、写作方法和曹雪芹截然相反。有一个学生问他的老师：为什么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成了千古名画，而我的画四年都卖不出去呢？老师问他，你画了多长时间，他说一天。老师说，你知道达·芬奇画了多长时间吗？四年。那你反过来试试看，当你画四年的时候，你的画一天就卖出去了。

第三，诺贝尔情结多，而文学的本质思考、本真面对少。在我看来我们批评家总是成了预测家，总是在讨论张三、李四或者王五谁获得诺贝尔奖的机率大，我不清楚为什么批评家热衷于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相反，文学究竟是什么，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成堆，却很少有人去思考。

第四，对文学的表扬和吹捧多，而深刻地剖析和批评少。中国的文学批评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学表扬学。我认识一位著名批评家，最近看了他的批评文章，发现20篇文章里有19篇都是在表扬。美术界的批评也是如此，过去美术界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现在美术批评家变成了策展人、合谋者，和美术家一起合谋对作品的解释，其实，我们的批评家某种程度上不是也变成了合谋者？和作者一起设下了批评的圈套。

第五，网络炒作多而批评界理性共识少，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网络一言不合，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唾沫能把人淹死，反过来批评界的理性共识越来越少，几乎看不到批评家在某个共同问题上具有共同的权威性，相反，我今天看到的是各说各的、各自为战，而且几乎是不表态主义。

第六，作家反批评多而批评权威少。就像王朔那样的作家，不出山则已，一出山就搅得天地变色，批评家的权威话语权，正在被作家的反批评剥夺。今天你敢去问问，谁能有当年的别林斯基那么大的精神震撼力？他在世的时候，其批评使得当时那些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作家只能把自己作品塞在抽屉里不敢发表。别林斯基刚刚去世，这些妖魔鬼怪全都拿出来发表了。今天没有一个批评家有这样的魅力，“在”与“不在”和作家没有关系，作家写什么和批评家没有关系，作家写作的时候连眼皮都没有瞟一下批评家。中国批评家的地位权威正在丧失。

（二）中国文学形象的区域化与缺席化

最近肖鹰教授和陈平原教授就顾彬等汉学家对于当代文学形形色色的介入问题发生了争论。我问的问题不是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介入，而在于中国分享了多少关于世界文学的话语权？国际汉学界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介入，导致了对于批评话语权的争夺。为什么西方汉学家比我们还要着急，难道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吗，这里面隐藏了什么问题？我和顾彬也很熟悉，包括其他我认识的汉学家，他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状况都非常着急。我的看法是，全球化时期中国已经毫无例外地进入了世界话语圈，中国正在从一个区域性的、局部的形象，变成世界性的形象，而我们的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科技、军事、经济正在走向世界，而我们文学、文化的创新和影响力却仍然是局部性和区域性的。

萨特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当时授奖辞说：他代表了一种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前沿问题的一种思考。而东方、包括日本，包括高行健这样的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往往是：代表了本地区经验的一种阐释。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具备世界意义，缺乏对人类经验和人类痛苦的高层次反思了。这导致了东方民族的声音在世界上变成了次等文化的声音。

在东方，大国崛起当中的文化亲和力正在萎缩，中国的文学形象和其他艺术形象形成反差。今天在世界上主要代表中国形象的就是电影，但中国的电影形象并不佳，不管张艺谋的“大红灯笼”为谁挂，还是奔走于黄土高原的宝鸡妇女说的方言，这些在西方文化中都是一种不佳形象；然后就是美术形象，最近张小刚等先锋派画家的作品突然从美国的一个外交官或者希克收藏时的100、200美金升值、暴涨，能拍卖到2200万人民币，今天的拍卖行非常热闹，代表了世界的中国形象。还有音乐形象，一些先锋艺术家，包括女子十二乐坊在西方和东亚都是一种“走出去的”形象。

但是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今天的文学形象，能够像电影、绘画、音乐甚至长安街上的坟墓、体育馆“鸟巢”那样的建筑形象在西方的出现。我想，明年奥运会后，体育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更会进一步冲击中国的文学形象。那么中国文学究竟怎样面对世界？我认为文学形象国际化的过程中，其力量、品牌需要重新确认。我们应该让世界知道，这个世界不仅仅有诺贝尔奖，占据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同样在关心人类问题，文学的价值关怀不仅仅是区域性的问题。

 

（三）中国思想的炒作化与肤浅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文学批评的建构没有找到一种中国式的思想，甚至有人在诋毁中国思想，相反，于丹们却拿着中国古典思想炒作。我认为中国的央视、CCTV利用其高端话语权，严重干扰了中国学术界的评价机制和运行机制，严重干扰了中国思想产生的秩序。

我曾经在央视面对了一次主持人的话语暴力。主持人极力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名字我忘了）吹捧成最有前途的未来女作家，我看到主持人恨不得跪在那个女孩面前问：你今后想怎么发展，是不是想去读一下王岳川教授他们的北京大学？那个女孩回答说：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可以去一下。问她今后怎么创作，答曰：可能稍不留神就写出一部《红楼梦》。我当时非常愤怒，但主持人剥夺了我的时间，告诉我最后只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我上去以后说了三点：第一我们北京大学不会收你这样的学生；第二我不认为你能写出《红楼梦》，充其量你会写出自己的第一次初恋，你的生活底蕴就局限于此；第三我认为人类的创作模式有四种，第一是写人与自我，就写自己下半身的那点事情，只是圈内的三流作家；第二写人与他人，写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瓜葛，因此是局部性、区域性的作家；第三写人与社会，代表了民族的根的作家，可以称之为二流；而只有写出天地人神，写出世界性的、对人类命运思考的人，才是一流作家，托尔斯泰就是那样的作家。我说，您就是那种写人与自我的那点私生活的作家，要成为伟大作家是不可能的。结果在播出时候，把我这一段全部剪掉了，因为我没有话语权。

今天，央视一个有初中或者高中文化水平的制片人，就可以把所有“不行”炒作成“行”，把“行”说成“不行”，钱钟书到今天也无可奈何。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我看到中国当代批评的声音太微弱，我们的学者太掉书袋，许多批评家连作品都没看，上来就说我先谈三点，因此盲人摸马、夜半临池的状况非常严重。人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断撒谎，人类就成了撒谎的动物。这个世界，一个谎言需要十个谎言去圆它，十个谎言就需要一百个谎言去圆它，那人类就变成了绝妙的撒谎动物。中国人越来越精明，但失去了理性上的绝对性。

文学创新和文学批评创新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今天很多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当创新成了老生常谈，变成一个标签的时候，也许中国文学和批评都会失效，这恰恰是我的忧虑所在。